论中国富人从财富到质量_forbes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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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 2002年富人排行榜调研方法

第四年度的中国富豪排行榜上新添34个名字,其中为首的是上海地产的叶立培,跃居第六位。2000年的中国富豪排行榜还留有29人,1999年排行榜则只剩下8人。对于私人企业主来说,这4年的确有太多变数。

要入围今年的中国内地富豪前100名排行榜,首先必须具备的条件是:个人资产达到8400万美元(去年的标准是6000万美元,2000年是4200万美元。1999年只需600万美元)。这一标准的制定,除了与中国私有行业的增长速度有关,更是中国媒体更加强大、更多企业上市、更多新人浮出水面,以及更多甩掉“红帽子”的企业出现(很多企业在名义上归政府所有,但实际上是企业家自行管理)的结果。

我们对于中国内地人士的定义是:在中国长大的人,无论他的国籍或所持护照如何。我们的评估方式基本延续了去年的,只是在H股的金额计算上,今年我们采取了五折的做法,因为H股股价不是自由浮动的。与去年一样,我们还以市场价格对在国外上市的企业进行了估价。在深交所和沪交所,股票发行企业的股份也不是自由浮动的,因此我们计算的是纯资产,虽然不是太理想,但是可以使得各个企业处在统一的衡量基点上。因为市场公开信息太不完全,也不是太可靠,我们选择了一种统一的估算方法。我们集中在9月30日那天估算,使用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是8.3。

我们还对企业家接管上市公司的日期作了记录,我们认为对于他们的商界生涯来说,这是一个分水岭。

虽然有些人的粤语名更为人所知,但为了防止姓名混淆,我们将所有的名字都以拼音标注,比如我们把LarryYungChiKin写成LarryRongZhijian。

工作组由RupertHoogewerf牵头,此前他在伦敦和上海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有着7年的工作经历,他成立了中国富人排行榜公司,正在进行第四年的修订。他的小组成员包括:LilyChenBing、EdwardWangHeng、JamesDingJian、DavidZhangJun。

排行榜公布前后的争议

在《福布斯》排行榜公布之前,《浙江经济报》就刊登了这样的文章,标题为:中国富人“命悬”福布斯?其内容如下:以前以上排行榜为荣,而今惟恐避之不及。从爱之到避而远之,美国《福布斯》又一轮“中国首富排行榜”即将诞生前却在中国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境地。为避逃税嫌疑,富人纷纷对《福布斯》避而远之。富人逃税是今年关注率最高的经济问题之一。今年7月刘晓庆因涉嫌逃税而被捕,诸多富豪被列入征税的重点追踪对象,由公安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开展的针对涉税违法犯罪活动的专项治理行动目前仍在进行中。而之前《福布斯》“制造”的一批富人如牟其中、仰融、刘晓庆等的纳税问题都在“光环”下被暴露得清清楚楚。

直接将富豪排名与逃税嫌疑挂上钩的,是今年初某媒体将去年“中国私营企业纳税百强”名单与排行榜进行对比。一时间,“富人排行榜”成了富人头上的“紧箍咒”,看起来漂亮,戴起来头痛,甚至对其避而远之,“该露脸的机会也不敢出来”。过去,国内企业家都以能上《福布斯》的富豪排行榜为荣,但今年由于上了《福布斯》国内富豪排行榜的人都成了当地税收部门的重点监察对象,最近《福布斯》为了新一期排行榜寻找候选人时,被盯上的企业家都非常恐慌,不是避而不见,就是列举各种理由来证明自己“不够上财富榜的资格”。

税务官员说“排行”

单纯纠缠在“排行”的是与非中显然是没有意义的。更重要的是,这一全球著名的“排行榜”,对富人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有关税务部门负责人说,富豪排名榜并不能完全反映个人所得税的交纳情况,这里面有税法和税制方面的问题。即使排名准确无误,富豪也未必是纳税最高的人群。

目前,中国内地富豪大多数是由于持有一家或者多家企业的股份,或者大量不动产而显得身价不菲,但在持有期,这部分资产并没有为个人带来收益,他们是不需要为此缴税的。

事实是,我国对于高收入行业和个人的税收检查正在加强,福布斯排行榜所引发的争议仅仅是这项措施的一个反映。我国的税收征管力度从去年就开始明显加大,只是去年重点是国内一般的企业和个人,今年的重点却似乎转移到了外资企业、国内明星和富豪。对排行榜的争议不仅体现了中国富人心态的变化,也显示了中国税收制度正在趋于完善。

富豪排名备受争议

胡润,中国富人的“制造者”,这位30多岁的英国会计师,现任《福布斯》的中国地区调研员,眼下正在做第四年度的“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

事实上,胡润在1999年第一期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出台后就一直引发争议。批评者质疑名录的准确性和权威性,支持者则盛赞胡润将中国富豪带进了世界的视线。

2000年,被排在美国《福布斯》“中国50首富”中第32位的浙江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曾愤而指责《福布斯》乱排名,认为《福布斯》排名所依据的主要数据不准确,只是一厢情愿,不具权威性。而今年,也有一些不愿透露名称的企业对即将出炉的“排行”表示质疑。

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的商务领事张海洋在他的书中说:“即使胡润和他的同事们统计手段无比科学,但也只能统计水面之上的冰山大小,如被调查者的企业规模、销售收入和个人证券资产等,水下部分只能靠推算。这就是《福布斯全球》和胡润的无奈。”

榜单公布后,《北京青年报》也刊出了这样的标题:富豪榜席位引发争议(胡润认为资本运作高手可能聚集更多财富)。援引了两篇报道,原文如下:

据《羊城晚报》报道,10月25日,“2002年度《福布斯》中国首富排行榜”今天公布,来自广东的富豪抢得17个席位,在数量上首次超过上海(14位),跃居内地各省市之首。

据悉,在“广东军团”今年的上榜富豪中,有10位是“新星”,与地产经营有关的也有10位。在得知自己上榜后,大多数广东富豪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都用了同一句俗话:“枪打出头鸟”。同时他们一再强调不要透露他们的身份,因为他们认为,《福布斯》的排名将给他们今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一位从事旅游行业的人士得知自己上了富豪榜,第一反应不是高兴,甚至也不是惊讶,而是大发雷霆:“我非常反感这件事,不了解这个排行榜是什么人在运作?!我肯定没有提供过任何信息参与这种评选。”创维的董事长在香港接受记者专访时也表示,福布斯所称其拥有8700万美元资产,至少是夸大了八倍,远远超出了他的实际资产额。

《福布斯》中国调研员胡润表示,作为中国真正的富豪排行榜,这个排名也许有些误差。

“对所有的富人来说,要找出前100位,我们能够有50%就很不错了。”他同时认为,“那些有钱而低调的人还是挺多的,特别是广东人。”

据《杭州日报》报道,共有7位浙江企业家今年被挤出了《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胡润方面说:今年在广东、上海“发现”了大批“隐藏较深”的企业家,第100名的门槛一下从去年的6000万美元,提高到今年的8500万美元。因此,今年新上榜的企业家有34位,超过了1/3。

今年下榜的7位浙江企业家去年的排名都在50名以后。7位中最高的是排第54位的宁波华茂集团徐万茂,去年被认定的资产是8.7亿元人民币。但原因并非仅此一项,讲究实干的浙江企业家们怕树大招风不愿上榜,可能是更重要的原因。在确定排行榜的同时,胡润准备将今年进入排行榜的100位企业家的详细情况编辑出书,记者曾参与部分采访工作,对企业家们噤若寒蝉的反应有切身感受。

胡润认为,隐藏较深的资本运作高手可能聚集了更多的财富。地址位于浙江金华西市街111号的金华信托,正是中国股市鼎鼎大名的资本“大鳄”,其董事长葛政更是长袖善舞,他几乎从不在媒体上露面。受胡润之托,记者找到金华信托的办公室金主任,一听要进《福布斯》排行榜,他坚决拒绝,没有一点商量余地。

许多实业家同样不愿参与。位于富阳的富通集团是中国光纤产业巨头,其董事长王建沂2001年被《福布斯》中国首富榜排为第99名。富通集团总经办陈伟强告诉记者:其实去年他们就不同意进排行榜,今年当然更不愿意了。

同时,《经济观察报》也刊登了“如何正确看待民营企业家‘原罪’”的读者来信,内容如下:

如何正确看待民营企业家的“原罪”

(武汉

程广帅)论及中国民营企业家害怕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福布斯》的富人名单中的原因,贵报将其归结为“在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中的确弥漫着一股不喜欢富人的气氛,抑或是拥有正确财富观的人太少”。这一点本人不敢苟同。如果单从某些媒体上出现的仇富的言论而得出“拥有正确财富观的人太少”这样的结论,我认为是比较片面的。

我的经历告诉我,大部分农民和下岗工人对待富人的心态是很平和的。那些怀有仇富心态的人无非是某些以前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是在社会转型期丧失自身利益从而怀有不满情绪的一部分人。同时,社会转型期的主要受益者就是这些民营企业家们,这当然成为了那些人批判的靶子。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家当中确实存在偷税漏税及贿赂政府官员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不法行为。

(厦门

林建高)这段时间,民营企业家们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网上对民营企业家的评论很多,多数人对他们财产的正当性提出质疑,还有一些人开始翻起旧账,拷问起他们的“原罪”来。相当一部分评论透出一种仇富的危险倾向,很是让人担忧。

我们确实应该看到,民营资本从开始问世,便夹杂着诸如投机倒把、行贿官员、偷漏税之类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客观地看待这种“原罪”。我们不妨对民营企业家可能普遍涉及的问题进行一一过滤!

首先是投机倒把的问题。很多在改革开放之初开始资本积累的早期民营企业家,因为投机倒把的问题受到过处罚。站在今天的高度,回过头来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只能摇头苦笑,那是荒唐时代的产物:流通有无,搞活市场,满足百姓生活所需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进监狱啊!从法学的角度看,当时的关于投机倒把的规定,是一条活脱脱的恶法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那些因投机倒把问题而受过这样那样处罚的民营企业家大可挺直腰杆!

其次,再来看看行贿官员的问题。首先必须承认,行贿是一种严重违法犯罪的行为。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真的一点合理的成分都没有吗?某位经济学家说过一句话:行贿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润滑剂。在那个卖几个鸡蛋都是投机倒把的年代,国有资本(很多媒体更愿意称其为“权力资本”)一统江山,绝大部分的行业市场准入的大门对民营资本都是紧闭的,民营企业家们真可谓是夹缝求生啊!他们行贿,更多的是想争取生存空间和参与的机会。行贿是违法犯罪,那么逼着他们去行贿的体制是否也应该承担一些责任呢?

再次,就是偷税漏税的问题。偷税漏税是可耻的,理应受到谴责,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其背后的问题。我们在强调公民纳税义务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对私有权进行法律保护。可我们的法律又做了什么呢?迄今为止,我们在宪法或法律中仍找不到“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字眼,我们对公民的私有权保护仅限于财物,而不包括生产性的资产。顺便多说一句,这也是目前大量民间资本外逃的主要原因。

如果我们能用宏观的大历史的视角来考察民间资本、民营企业家在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中所起的作用,我们对其的种种不是也许便能更宽容看待了。中国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史,是中国民营资本的发展史,也是民营企业家的成长史。姑且不论民营经济为国家经济总量增长、税收、就业、市场繁荣等许多方面作出多大的贡献,单是其效率就是国有经济不能比拟的。以民营经济为主体的非国有经济用社会三分之一的资源,创造了三分之二的财富,而我们的国企却刚好相反。

社会分析

平均年龄46岁(2001年:45岁),最年轻的是徐明,31岁;最年长的是尹明善,64岁。

不超过3个人能用英语交流,但是很多企业家的子女在国外受教育,能用英语交流。

至少有20个人正在或者已经学习了工商管理硕士课程、MBA或者EMBA。

38%的人没有完成高等教育,福布斯美国400首富排行榜中有131个人没有完成高等教育。

2%的人(2001年:6%)在国外学习过,后来回国发展。

3%的人(2001年:7%)是女性,福布斯美国400首富排行榜中11%是女性。

有1/3的企业是家族企业,企业高级管理层中有超过1名的家族成员。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白手起家,福布斯美国400首富排行榜中有150人是继承资产。

至少有5个人拥有足球俱乐部,4个人拥有高尔夫球场,1个人拥有摩托车队,1个人拥有篮球队。

行业分析

从事基础建设和房地产行业的最多,50%的企业家涉足或者以房地产为主业。精确数字是:47位投资房地产,8位从事基础设施建设,6位投资建筑材料,4位投资公用设施,其他6位投资于能源电力、建筑工程和木制品。

地理分析

总部:30%的企业总部在东部,25%在南部,19%在北部,13%在西部,7%在东北,6%在中部;其中有16%(2001年:9%)的企业总部设在广东,14%(2001年:14%)在上海,9%(2001年:14%)在浙江,10%(2001年:12%)在北京,7%(2001年:5%)在香港。

民营企业发展分析

资产总额达190亿美元(2001年:180亿美元)今年排名第100位的企业家拥有8500万美元的资产(2001年:6000万美元),排名第50位的企业家拥有1.45亿美元(2001年排名第50位的是1.1亿美元,2000年排名第50位的是4200万美元,1999年排名第50位的拥有600万美元)。

吴鹰的UT斯达康公司是排行榜中

去年纳税最多的企业,纳税金额达1.5

排行榜中的企业去年纳税总额超过10亿美元。

相比去年,本年度排名上升最快的是郭广昌和周正毅,均来自上海。上升主要是因为今年了解了更多他们所持有的股份的信息。

在2002年的排行榜上,有34位企业家新上榜,排名最前的是叶立培。比较2000年的排行榜,前50位的还有29位留在今年的排行榜上。比较1999年的排行榜,50位首富中只有9位还在今年的排行榜上。

落榜者分析

35个落榜者中有16位是因为财富没有达到今年7亿元人民币的最低标准(今年最后一名孙甚林的财富价值是7.04亿),他们属于不进则退,退出排行榜可以视作正常原因。而前19个则不同程度地存在财富大幅缩水情况。其中原因多种多样。

最突出的无疑是几个最具知名度而且引起资本市场极大震荡的几家“有问题”的民营企业。排在第二位的杨斌因为其资本市场信息披露问题引发财富不实并导致欧亚农业在香港股市股价大跌,最后又因为其逃税问题被辽宁警方监视居住———他的财富缩水因监管问题而发,是资本市场正常调整的结果。

与之相类似的还有去年排名第20位的顾雏军。一年前他因为控股科龙而声名大显,但因为格林柯尔所暴露出的问题使得他的资产同样大幅缩水,最后跌出排行榜。

排名第三的仰融的问题则复杂得多,他营造的庞大资本帝国是在顷刻间土崩瓦解。

同样因为资本市场导致财富缩水的还包括美尔雅集团。去年以9.5亿财富排名第47位的美尔雅老总罗日炎因为在内地股市上的糟糕表现而落榜,但公众也有理由怀疑罗日炎进入金融市场是否有盲动之嫌疑。在中国脆弱的富人排行榜中,任何一个没有充分准备的企业行为都有可能导致其财富缩水。

用胡润的话说,这当然是因为管理问题,运气不再是最重要的。胡润在一份附加的报告中尤其强调了“至少有20个人正在或者已经学习工商管理硕士课程,MBA或者EMBA”,这说明管理已经成为中国富人财富增值的重要手段。

但企业选择哪个行业还是会对他的财富产生影响。中国市场不成熟表现在,一方面企业起伏波动大,另一方面某个行业也会因为某种原因而发生整体性的动荡。

今年受冲击最大的似乎是药业和保健品市场。涉足保健品和药业(包括生物科技)的富人中共有9人落选,占总共35个落榜者的1/4还多。而2001年上榜的涉足此行业的不过只有13家,可以说大半落选。

房地产及相关配套和基础设施产业是去年上榜最多的企业,也是今年排行榜中最有实力的一群,但从落榜者名单中可以看出房地产业是起伏不定的,他们中的大部分还缺少足以让自己在市场中站稳脚跟的实力。同样有9家相关企业成为落榜者。

IT和高科技方向的投资与药业一样成为财富的杀手,这与全球化的大背景有很密切的关系,去年上榜本来就已经萧条的不多的11家中有6家成为今年榜下的牺牲品。

但与IT领域密切相关的通信行业在中国表现似乎还未与国际接轨,除了去年排名第99位的杭州富通今年因为资产实力不济退出排行榜之外,其它几家电信设备商还在榜上风光。

区域经济究竟有多大影响力

以一个城市为单位,上海还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最具竞争力和财富增值最快的地区,上海的财富增值和机会还是最多的。从去年榜上无名到今年窜升到第六位的叶立培,以及排名上升最快的郭广昌和周正毅都来自于上海,新班富豪中有四位来自上海,这也是最多的一个。

人们挂在嘴边的所谓“上海的活力”在这一排行榜上似乎也得到证实。东南沿海除广东来自于福建、浙江和江苏的有11位新入榜者,而广东在新增富豪中无疑是最风光的,该省有10位新富豪上榜,其中东莞和南海占了一

半。其它沿海地区只有3位。同样是沿海的天津、辽宁则有一批人落榜,这说明沿海地区正在分化。依赖出海口做外贸生意以及因之而来的“得风气之先”并不能保证其可持续的发展。

区域优势当然很重要,新上榜者中中西部地区只有5人(其中西部只有一人,来自重庆),但分化的沿海地区则说明在依赖先天优势保持所在区域高速发展之后,下一步面临的可能是公共管理部门如何营造一个好的环境来为当地经济服务。这几乎是一个老生常谈并经常被误读的问题,每个地区都有各自的问题,比如这次最突出的天津(4人)与辽宁(4人,包括在辽宁折戟的仰融华晨控股),当地政府有必要分析本地富人大幅下滑是否与当地对民营经济的环境有关。

富人的社会责任感

富人尤其是上榜富人的社会地位当然比普通人要高出许多,与之对应的则是其所担负的社会责任感。我们注意到新上榜的几位富豪是因为其出任公共职务而引起《福布斯》的注意,排名48位的张荣坤和苏志刚是因为分别担任上海工商联副主席和广州工商联主席,排名58位的张玉其则是因为出任东莞市工商联主席。

相应还有一批富人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而“十六大”代表无疑对富人现状来说更能表现出中国富人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延迁。

《福布斯》今年首度把纳税和雇佣员工数量列入调查范围,与这些富豪所拥有的庞大财富(总额190亿美元)相比,这两个数字相加同样是让人肃然起敬:据现在能援引到的《福布斯》提供的部分数字,其纳税总额7.7亿美元(36人数据,100人总额按胡润提供的数字是超过10亿美元),其雇佣员工达到43万人(73人数据)。

富人的财富年限和“暴富”原因

从现在的资料上看,至少有30位富人(有部分富人没有提供其公司创办年份)是在1989年后开始创办为他带来巨额财富的企业的,这说明他们的原始积累中可能没有当年“双轨制”所带来的财富。这是中国新一代民营企业主的共同特征,他们利用政策空隙所赢得财富的机会比起他们的前辈来说要少许多,当然按通常的说法,他们犯下“原罪”的可能性也随之低许多。

胡润在那份附加的报告中,提到“几乎”所有的人都是白手起家,而福布斯美国400首富排行榜中有150人是继承资产”。这一方面说明中国富人群体的年轻,另一方面也说明财富增加的难度。

与此相关的是有39人的年龄在31岁到40岁之间,从年龄上分析他们的财富增加主要发生在最近十年。除胡润特意强调的有5人在海南地产潮中完成原始积累之外,他们的财富来源和赢取财富方式显然要丰富得多。

富人的财富突然增值而入榜的原因同样可以证明中国富人财富增值的多样化。这其中除了前面提到的因为富人成为公众人物而引起关注进入调查视野之外,还包括公司上市。去年的杨斌,今年的王传福(排名41位)都是因为公司在香港上市而导致财务公开成为上榜人物。

排名58位的刘根山则是因为在2002年10月刚刚从新世界发展中收购一家香港上市公司而进入调查范围,其财富据称应该比《福布斯》目前确认的数字还要高。

这里引发争议最大的是排名37位的沈文荣,这位前张家港市委副书记、“十六大”和全国人大代表因为沙钢改制而成为新科富豪。据记者电话采访其本人,他坚决否认这种算法,称其改制并没有完成,即使完成也不会像现在《福布斯》所认定的那样占有20%的股份,他自称“有可能是1%”。

但无论是否改制结束,还是股份比例如何,改制的结果可能会在未来相当长一个时间里成为胡润重点关注的对象———因为这可能是产生中国新富的源头。

财富就是社会责任

在一片争论和质疑声中,今年的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正式问世。这份由前安达信会计师、32岁的英国人胡润和他的助手们完成的排行榜是对中国内地富豪的第四次解读。此次解读与前三次的最大区别是,纳税成为胡润们十分关注的问题之一。

尽管凭借个人的努力,胡润和他的助手们无法得到中国富豪们纳税的真实数字,但是胡润还是决定依靠企业自己提供的数字来为第四次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榜来作一次新的注解。胡润的调查显示,今年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中的企业去年纳税总额超过10亿美元,其中位列第47位的海归人士吴鹰的UT斯达康公司纳税金额高达1.5亿美元,是今年上榜的中国内地富豪中纳税最多的企业家。

41岁的吴鹰的故事被胡润解读为一个中国学生终于实现其财富梦的故事,靠仅有的27美元成长为今天在纳斯达克拥有市值达17亿美元的企业的企业家。今天吴鹰90%的业务在中国,在中纳税达1.5亿美元,在其2700名员工中有2400名在中国内地。

在有一些富人致富却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想方设法偷税漏税的今天,吴鹰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个企业家,首先应该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借助于吴鹰,胡润重新诠释了成功的定义。他认为,作为一个富人,你的成功不仅仅意味着你有多少钱,也包括你对社会的贡献和责任,如交纳更多的税,解决更多的人就业,带动技术进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以及高度的社会责任感。

在胡润的排行榜中,他列出了他所能得到的中国内地富豪们的纳税情况。他认为,众多企业纷纷提供的纳税状况表明,中国的民营企业大多数在纳税方面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虽然今年有人因为纳税等问题被囚,但这不是中国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主流,不具有代表性。他强调,实际上,去年的排行榜上只有一个人遇到了税务问题。从胡润的福布斯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上,人们不难发现,前两年上榜的一些富豪现在已经从排行榜上消失了。对此,胡润表示,经过这两年的不断修正,今年留在排行榜上的众多富豪还是具有一定的财富品质,这不是说这些人的财富很干净,而是说他们的财富是比较真实的,比较接近他们的真实财富状况。因此,今年如果能够继续留在排行榜上,应该说是很不容易的。

应该说,胡润的排行榜价值就在于他揭示了中国不断壮大的富人阶层的存在,以及中国不断成长的企业家阶层的财富状态。

《福布斯》新贵:叶立培

“其实去年我们就已经发现了他,但是来不及把他写上去。”10月23日上午,《福布斯》中国首席调查员胡润在接受《经济观察报》记者采访时,解释了为什么去年榜单上没有叶立培的原因。这同记者今年年初采访胡润时的说法一致。当时胡润说,在上海发现了一个资产很雄厚的富豪,从事房地产,但是从来没有在媒体上曝光。

胡润终于把叶立培加进了他的名单中,而且一下子把他列为今年“《福布斯》

100中国大陆富豪榜”的第六位;在新入榜的35名新富豪中,叶立培位居第一。

在《福布斯》有关叶立培的介绍中,只有短短的140多字:“叶立培曾经是一名数学教师,在1979年移居澳大利亚。在那里的10年中,他通过做食品加工和贸易积累了0.12亿美元。正当1989年深圳房地产价格开始滑坡的时候,他大胆地在那里进行了大手笔的地产投资。从90年代初开始他重点投资上海房地产。仲盛集团目前正在开发10万平方米面积的房地产项目。集团一共有200名员工。”

《福布斯》统计表明,叶立培的财富为5.4亿美元,折算成人民币是44.6亿元。统计依据是仲盛集团的净资产。虽然叶立培今年已经58岁,但依然无愧于“富豪新贵”的称号。

10月24日下午,记者试图采访叶立培,遭到其办公室人员的拒绝。办公室的傅小姐对记者说,他们的老板坚决不同意上榜,而且“他们公开的资料没有经过我们的肯定,我们也不知道他们的资料从哪里来”。

通过一个与叶家相熟的人,记者得到了叶立培的公子叶茂青的答复。“无所谓,我们就专心做好自己的企业,”其它的他不愿多谈。叶茂青因为曾经和著名影视明星赵薇谈恋爱,而比他的父亲在媒体中更为人所知。

前些年,关于叶茂青的外公是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的说法一直传得沸沸扬扬的,这一说法最近已经遭到叶家的否认。但叶家并没有公开辟谣,估计也和叶立培的低调有关。

事实上,10月23日,就在《福布斯》名单公布的前两天,仲盛集团还在要求《福布斯》方面修改有关叶立培的内容,因为他们认为,有关叶立培“第一桶金”和其它的说法与事实有误。

有关叶立培“第一桶金”的来源从来没有一个公开的说法,对叶的认识只能通过“仲盛集团”来进行。

在《福布斯》的介绍以及很多公开资料中,都以“仲盛集团”来称呼叶立培的公司。而据记者从多方面的了解,仲盛其实在国内和海外都没有注册“集团”这样的名称。叶立培对外的称谓是仲盛集团的董事长,但“集团”只是一个统称,而并非一个实体。

叶立培的投资主要集中在房地产。根据房地产业相关人士提供的资料,目前在叶立培名下控股的企业有多家,包括:香港中颖发展有限公司、香港仲盛有限公司、仲盛房地产(深圳)有限公司、仲盛房地产(上海)有限公司、北京新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还有在澳大利亚注册的SuperOcean(Australia)PTLLimited等。

叶立培最近在上海的大手笔,是开发位于浦东陆家嘴的超高层甲级写字楼———上海银行大厦。上海银行大厦由上海银行和上海莘盛发展有限公司共同投资兴建,建成后也将成为上海银行的总部。而上海莘盛是又一家由叶立培控制的企业。

上海莘盛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97年10月27日,属于国内合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出资方有三家企业,其中上海仲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出资4750万元,占95%,绝对控股,上海峰麟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瑞莘贸易有限公司分别出资125万元,合计占5%。

而上海仲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12月31日,属于中外合资企业,控股方是一家名叫“东方明珠实业有限公司”的外国企业,共出资2730万美元,控股70%,其他股东包括“夏优投资有限公司”(外国企业),出资975万美元,占25%,上海中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企业)出资195万美元,占5%。

上海莘盛和上海仲安的法人代表都是叶立培。由此可以认为,叶立培通过掌控海外的“东方明珠实业有限公司”展开运作,进而控股上海仲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继之控制上海莘盛发展有限公司,并最后通过上海莘盛来展开上海房地产的产业运作。

至于为什么不用上海仲安房地产公司,而用上海莘盛来运作地产,很可能的原因是上海莘盛属于内资企业,而上海仲安属于外资,在拿地块、享受政策等方面,上海莘盛出面更合适。

上海莘盛除了上面提到的上海银行大厦外,还有一个大项目就是位于上海四南部的大型楼盘———名都新城。楼盘请来赵薇做形象代言人,销售势头非常好,目前已经开发到第二期。

另据上市公司上海天宸股份有限公司(天宸股份,600620.SH)资料显示,上海仲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和天宸股份的第一大股东上海仲盛虹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叶立培哥哥叶立润控股的企业)是关联企业,上海仲安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仲盛房地产(上海)有限公司曾经单方面为天宸股份提供担保3亿元人民币。

而叶立培在上海运作房地产的另一条线路是仲盛房地产(上海)有限公司(简称“仲盛上海”),这家公司是叶立培在上海打开房地产大门和壮大的元老。

仲盛上海成立于1993年2月26日,法人代表叶立培,注册资本3235万美元,是完全的外商独资企业,出资方是香港仲盛有限公司,出资100%。

为仲盛在上海扬名立腕的位于上海虹桥开发区的豪宅区“名都城”,就是出自仲盛上海。名都城既有高级公寓楼,又有别墅,被很多知名人士争购。赵薇在其中拥有两套别墅,林忆莲也住在这里。而后来叶立培开发的虹桥高级办公楼———仲盛金融中心,也是出自仲盛上海。

而据天宸股份年报介绍,“仲盛集团”总资产超过100亿人民币,该集团仅在上海开发的楼盘就超过100万平方米,除了以上的房产项目,还有位于上海市中心南京西路的办公楼南证大厦,以及西郊花园别墅。

而另一家同样用“仲盛”名字的企业也不可忽视———上海仲盛虹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仲盛虹桥”)。这家企业比仲盛上海成立更早了半年,成立时间是1992年8月18日,现在的法人代表是叶立培的哥哥叶立润,注册资本高达2.5亿人民币,属于国内民营企业,目前的出资者均是自然人,其中叶立润出资2亿,占80%,周月华出资5000万,占20%。仲盛虹桥因为1999年9月通过收购天宸股份的法人股,而进入人们的视线。目前叶立润已经成为天宸股份的法人代表和董事长,仲盛虹桥已经完全掌控了天宸股份。

而有意思的是,以前的一份资料显示,仲盛虹桥法人代表曾经是叶立培。而天宸股份当时由仲盛虹桥入主后,董事的名单中也有叶立培,但他后来又悄然退出。

回到10年前,1992年,叶立培48岁,离一般上海人退休的年龄相差不远。当时,重新杀回上海的他,望着上海西部那些待开发的荒芜土地,不知道有没有看到,10年后他会在上海建立如此大的家业。

主题三 财富的品质

10月25日凌晨,上海富民路巨富大厦的一个房间里,胡润和他的四个助手几乎彻夜未眠。

大洋彼岸,刚刚印行的《福布斯全球》登有他们4个月以来的工作成就———2002年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在几个通宵达旦的工作日后,他们头一回长舒了一口气,同时又有点忐忑不安。

在“富民”路“巨富”大厦里做富人调查,这确实是一个巧合,但似乎也意味着“富”字,在现在的中国,是一个足够调动感官注意力的字眼。正如胡润本人所说,在一个年人均收入不足850美元的国家里,8400万美元的“富豪门槛”是不能保持安静的。

阳光下的财富

“财富品质”是胡润在做这一期排行榜时常使用的关键词。他在接受采访时强调:“我们更加注重财富的内在品质,希望排行榜中的财富品质愈来愈高。”

助手王衡对这一词汇的解释是:财富的品质也就是财富的真正价值,换句通俗的话说,就是他们的企业值这么多钱。

而胡润有更形象化的一个比喻:阳光企业家和阳光资产。

其实外行人并不太容易理解这个概念,但是连续做了4年的胡润调查小组却有一点体会:今年的排行榜中有34个新面孔,仅有29人从2000年的排行榜、8人从1999年排行榜保留下来。这一方面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中的新旧更替,同时也意味着上榜企业家经历着揭开面纱的考验。

“这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王衡说,“也许最初的排行榜做得比较空,但是经过一年一年的筛选,我们在寻找真正有品质的企业家,让真正的企业家积淀下来,鼓励他们的发展。”他们对真正企业家的理解是:能够代表财富、运用财富,并且创造财富。

企业家品质

在《福布斯全球》刊登的调查报告里,胡润用“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中国俗语解释他所遇到的困难。尽管他对国内的媒体称刘晓庆等人的案件对他的调查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他多次在调查报告中提到中国目前正在加强对重点纳税人的监管。他特别强调道:大多数在这个名单上的人都是负责任的纳税人。

也许,在遭受了很多质疑之后,聪明的胡润开始用“财富的品质”来强调他选中的富豪们。王衡说,去年的排行榜上只有杨斌一人出了问题,这在美国也是正常的事,安然、安达信这样的大公司也难免会出问题。这并不是计算方法上的问题,只能说他们的钱“味道不是很好”。

当记者追问,“财富品质”在某种意义上是不是“企业家品质”,王衡说,这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他们追求的是,每一个上榜企业家,其财富都是“阳光下”可以公开的财富。

这个富有激情的年轻人说,排行榜是一项做不完的工作,从1999年他们做这项工作至今的发展趋势看,财富与做人应该是趋向一致的。

所以,他们在调查中引用了刘永好的一句话,要想成功,你必须有企业家精神。

关注民营企业的发展

“我们在为企业家做排行,但是我们翻遍了《辞海》和《汉语大辞典》,都没有发现‘企业家’这个词的定义。”王衡这样说道,“我觉得,胡润在带领我们开创一个新天地,也许我们正在做着给中国企业家定义的工作。”

曾经在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过一年中文的胡润,以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解认为:在宋朝和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两次“井喷行情”之后,中国民营企业家们的第三个黄金时代已经到来。

从数字上可以看出中国的民营经济几年来的蓬勃发展。今年,榜上企业家的资产总额达到190亿美元,2001年为180亿美元,排名第100位的企业家拥有的资产由2001年的6000万美元增加到了今年的8500万美元。排名第50位的企业家拥有1.45亿美元资产,而在首次排榜的1999年,同样位置的数字是600万美元。

胡润从1999年开始做排行榜时,就表达了他的初衷,把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介绍给世界。今年,他又强调了排行榜的又一层意义:为更多的尚未创业而打算创业的年轻人提供前人的经验。

他的助手说,透过企业家的财富数字,胡润看到了更多更深的他所欣赏的东西。

《福布斯全球》杂志现任CEO蒂姆西·福布斯说,我祖父尝试真正去创办一份报道人物的杂志之前,商业报道只是一堆枯燥的数字而已,媒体很少会注意数字背后的人物。

调查小组向媒体透露,28日他们将出版系列丛书的第一本,这套系列丛书是在排行榜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企业家的创业经历和企业精神。

他们似乎想强调,排行榜关注的不是财富数字,而是从人文的角度解读中国富豪。

对话胡润

最大困难是渠道不畅

记者:你认为编制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胡润:首先,我们要“听说”一些名字,然后才能去调研这个名字后面的企业的情况。目前,这当中没有一个畅通的渠道。

记者:你们此次一共考察了多少位企业家,实地接触和采访的大约多少人,所有人都给你们反馈了吗?胡润:一开始,列入我们考虑范围的大约有1000多位企业家。经过初步筛选,我们对300多位企业家进行了重点调研和考察。相比以前,今年考察的对象最多最广。

上榜的100位企业家,我们都与他们有过联系。其中有一半的人,我们对他们进行过采访,包括实地去调研过他们的公司和进行比较详尽的电话采访。

独立调研不受情绪影响

记者:今年对排行榜的批评好像特别多,这影响了你的情绪吗?胡润:没有。我们做的是一项独立的工作。从去年开始,就有批评的声音。我们只是坚持自己的原则,做独立的调研,

不会因为批评多而停止我们的工作。但我们很关注批评。

记者:我听说有一些企业家不愿上榜,对你们也不那么友好。在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否就不去勉强别人了呢?胡润:是有一些企业家表示不愿上榜。但我们的工作并不因为他的想法而停止。如果我们通过一些公开的企业信息披露,或者公开的媒体报道,获知该企业家的资产值得我们调研,我们还是会坚持做研究工作。他上榜与否或者排名前后并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

记者:我听说还有人主动打电话来争取上榜。这样的电话多吗?你们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胡润:不算多,今年我接到过两个这样的电话。其中一位我们调查下来,其资产不够排行榜的最低限度,另外一位已经列入我们今年的首富名单了。

记者:企业家对排行榜表现出了比较复杂的心态,你认为其原因是什么?

胡润:我认为主要是他们担心舆论对其评价的不确定性。有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情况———今年有位广东的企业家,一开始我们与他联系的时候,他反复跟我们强调,不希望上榜,并且还发传真来告诉我们,他的资产其实很少。但是过了一个月,他突然又跟我们联系了,说他的企业经过有关部门的审计,资产状况良好。他表示,上次的传真不可信,他可以重新提供有关他资产状况的证明。他前后态度180度的大转弯,让我们奇怪。追问下来,他告诉我们,因为当地有关部门的领导支持他进入这个排行榜,觉得这对企业、对地区经济都有意义。

希望“阳光企业家”上榜

记者:有人评论说,排行榜上的富豪并非是最有钱的人,还有人更深藏不露,你对此怎么看?

胡润:我一直强调一点,我们调研的是民营企业家,希望打开一扇窗,让世界来了解中国民营企业,看看中国的经济舞台上正上演着怎样振奋人心的大戏———虽然可能看不到全部,但至少可以看到最有代表性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希望排行榜上的企业家是“阳光企业家”,其资产也是“阳光资产”。如果该富豪其人和其资产都见不得阳光,我们根本没有调研的必要。

记者:我注意到,今年你们对企业家的税收都做了调查,这是受舆论的影响吗?

胡润:你可以这么说。但事实上,我们希望提升排行榜所代表的资产质量。所以,我们今年对企业家的个人所得税以及企业所得税的缴纳情况都做了调查。其实,虽然很多人说富豪逃税现象严重,但据我了解,去年排行榜上的富翁只有杨斌涉嫌逃税问题。刘晓庆只是出现在1999年的排行榜上,2000年及其以后的排行榜上,她就被“除名”了。

有惊喜也有遗憾

记者:你考察了这么多中国民营企业,你对他们的总体印象如何?胡润:我因为编制排行榜,对中国民营企业以及民营企业家做了连续4年的跟踪。他们每一年都有新变化,让我惊喜。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和壮大已是不争的事实。当然,也有很多不完美的地方。

记者:你觉得这些不完美的地方主要体现在哪里?

胡润:很多企业还是家族式管理。上市公司在企业经营机制上比较靠近现代企业制度,其他企业在企业管理上还很不规范。

记者:你接触了那么多民营企业,哪家企业和哪位企业家让你印象深刻?胡润:德隆是我造访过的民营企业中为数不多的引进了大量的高级人才,包括很多高水平职业经理人的企业。这些人才很多具有国际化的眼光和水平。

还有新疆广汇的孙广信,今年刚40岁,乌鲁木齐有1/4的人住在他开发的楼盘里,这是国外的企业家想都不敢想的。刘汉元、徐明、杨澜,他们都让我印象深刻。

胡润领跑中国财富品质《福布斯》

2002年度的排行榜又公布了。这是胡润编制中国内地富豪榜的第四个年头,也是他最受关注和议论的一年。事实上,胡润在1999年第一期中国内地富豪排行榜出台后就一直引发国内媒体争议,现在关注的热点已由富人转向排行榜,甚至胡润本身。仿佛是为了回应这种关注,胡润于11月2日在京发布了独家主编的“胡润·中国·财富系列图书”,财富书系的第一本书就是《福布斯2002年中国百富》。

李约瑟和胡润都有一个难题在北京四和轩,一个以素白为基调的西式餐厅,记者见到了胡润,窗外就是故宫,斜阳下的中国红有些炫目。一个英国人,要主编一系列封面是中国红的书,解释一个古老国家几千年都没人解释的事,谙熟中国象征手法的胡润喜欢把自己置于某种戏剧情景中,而且常常有好的创意。

胡润喜欢提及李约瑟,都是英国人,一个写了《中国科技史》,一个立志要为中国第三次民营企业潮(前两次一次是在宋代,一次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写出《中国财富史》,而且李约瑟和胡润都有一个未解的难题。

学术界曾有这样一个引起广泛关注且热烈讨论的话题———“李约瑟的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的疑问,让世人为拥有悠久文明的中国不能执近代科学牛耳而叹息,而百思不得其解。

今天,有一个难题也深深地困扰着胡润,为什么美国富豪们引以自豪,趋之若鹜的《福布斯》富人榜在中国却遭到如此的质疑与不配合!中国富豪出现回避排行榜的集体无意识。最近《福布斯全球》为了新一期排行榜寻找侯选人时,被盯上的企业家都非常恐慌,不是避而不见,就是列举各种理由来证明自己“不够上财富榜的资格”。即便上榜,也称自己毫不知情,比自己有钱的多着呢,一副打死我也不承认的样子,甚至更有情绪激动者要与之对簿公堂。这恐怕是与“李约瑟的难题”一样令胡润相当困惑的难题。

中国人可以说“富”

1999年,当英国青年胡润开始对中国富豪财产进行统计,试图作出一个中国富豪排行榜的时候,连他自己都没有信心。在跑了中国23个省、市、自治区,查阅了100多份报纸杂志后,胡润推出了一份粗糙的中国富豪排行榜,并顺利地找到了买主———《福布斯》。名单刚一问世,质疑、谴责之声就铺天盖地而来。甚至有媒体说,这是一份十分“好笑”的名单。资料不准确、关注范围狭窄、计算方法错误,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福布斯》公布的排名的确存在缺陷,遭人质疑倒也事出有因。“此前没有人对中国富豪们的财富构成进行过统计,我们只能根据可以掌握的公开资料进行统计和分析。”实际上,英国青年胡润和他的同事们即使统计手段无比科学,也只能统计水面上的冰山大小,如被调查者的企业规模、销售收入和个人证券资产等,水下的东西只能靠推算。

《福布斯》杂志只对两个国家的富豪单独排名,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在不可能做到完全市场化的前提下,当中国民企老板群体中的首富们的财富可以公开并予以量化,当这种量化结果允许在各种媒体上刊登时,本身就昭示着中国社会改革的成果和开放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

财富代表着一种品质

财富是每个人都愿意追寻的目标,在新近出炉的《福布斯2002中国百富》一书中,主编胡润先生就是要给人们重新树立正确认识财富的观念,了解财富的根本意义,通过中国富人来体会财富,使公众了解到富人榜以外的财富。

当记者问这位对创富的故事有极大兴趣的调查员的财富观的时候,胡润思索了很久,因为对他来说,“这是个很大的话题。”这个思维越来越中国化的英国人极力捕捉着最准确的词汇。“财富不是钱,它代表着一种品质,在国外富人早已脱离暴发户或挥金如土的概念,他们是社会的中坚,他们积极纳税,解决了很多人的就业,热心各种捐助,受到社会的尊敬,并影响了很多人。比如,比尔·盖茨决定把自己的财富只留1000万给子女,其余全部用做成立一个基金会,他的做法就使一批人受到震动。”

胡润讲了一个故事,在英国有几个人合伙创业,失败后,很快又聚集在一起,不是互相慰藉、发牢骚,或是准备东山再起,而是把自己的经历拍成了一部纪录片,是失败的经历,告诉大家我们是怎么失败的,然后又回到各自的生活轨迹中去。实际上,在成熟的社会,创富的过程不仅仅意味着对金钱的追求,而是在创富的过程中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

胡润提出了一个财富英雄主义的概念,他的下一本书叫做《财富品质》。他力图告诉人们财富是一种品质、是一种方法,我们每个人可以不像那些富豪一样有钱,但我们可以像他们那样去奋斗,去学习,去使人生变得更有价值。

采访到最后,特别想套用一句话:如果你恨他,就让他去创富,因为创富的过程会使人受尽磨难;如果你爱他,也让他去创富,因为创富的过程会让他得到无上的满足和升华。

中美百富榜八大发现

福布斯中国百富榜破译财富人物“蓝色基因”

“中国百富财富/学历指数”编制办法

1.首先依据百富排行榜进行评分:第一位100分,第二位99分……依此类推,第100位1分;

2.依据学历将百富划分为六个子群体,即博士/硕士/MBA、本科、大专、高中、初中、小学,并计算六个子群体在总体中的比例;

3.分别计算六个子群体的评分总和,得到六个数据;

4.分别用六个数据除六个子群体在总体中的比例,即可得到“中国百富的财富/学历指数”。

10月24日问世的福布斯中国百富榜引发的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新闻热点,而是一场“财富风波”了。新闻媒体和社会大众对于此事的解读方式,与对2000年、2001年百富榜的关注方式大为不同。有消息称,数位不愿曝光的富豪不仅极为反感,而且极度贬斥。“胡润不是福布斯员工”、“是胡润排行榜还是福布斯排行榜”之类的质疑也纷纷见诸报端。为此,美国哈佛大学MBA陈宇华女士特地对中美两国百富榜进行了比较,并发现了中美两国企业家群体所具有的“蓝色基因”。

发现之一:财富成长与学历没有高度关联

福布斯中国百富榜给了我们一张比较简单的财富地图,我们可以借此解读中国企业家的素质基因。而福布斯美国百富榜,给了我们比照分析的一个好机会。哈佛中国教育研究中心创立了“蓝色基因”新素质教育理论。

哈佛中国教育研究中心创立伊始,即发起以“蓝色基因”为主题的素质教育公益工程。“蓝色基因”工程计划在未来5年时间,使得中国亿万家庭都能够快速全面地认识和掌握素质教育的基本思维与方法。作为“蓝色基因”工程的龙头,前期推出《蓝色基因———新素质教育蓝皮书》一书。“蓝色基因”理论认为,现代人才必须具备八大能力,包括自律、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合作开放、自信乐观、责任感、执著追求、理性务实等。

上面的图表是我们统计、编制的一个“中国百富财富/学历指数”。简单地说,这是以2002年度中国百富为研究总体、设计的一个用来衡量正规学历教育对中国百富财富积累贡献程度大小的指标。

这个指标的数值越大,就表明该阶段的学历教育对财富积累的贡献程度越大,反之则越小。

于是,我们就可以得到上面的这幅中国百富的财富/学历指数图。基于此图的一个直观结论就是:正规的学校学历教育对中国百富财富积累的影响是把双刃剑。

发现之二:美国百富低学历赛过高学历

另一个更大、更重要的问题是,对于追求财富的人们而言,透过这一指数可以寻找到哪些切实可行的启发性措施呢?这一问题在以“应试教育”为实质任务的中国教育领域,是否能够引发足够的关注,并有效促进社会大众教育观念的良性转变呢?美国富豪当中,低学历、辍学的人更多。学历高低差异与财富高低差异的正相关关系还没有中国富豪表现得那么明显。

发现之三:中美百富实力相差极为悬殊

中国百富的所有财富加起来,赶不上美国百富前10名乃至20名当中的任何一个。中国企业家至少有20个人正在或者已经学习了工商管理硕士课程、MBA或者EMBA。直接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很低,不超过3个人能用英语交流,但是很多企业家的子女在国外受教育,能用英语交流。38%的人没有完成高等教育,福布斯美国400首富排行榜中有33%没有完成高等教育。中国企业家百富当中2%的人(2001年:6%)在国外学习过,后来回国发展。3%的人(2001年:7%)是女性,福布斯美国400首富排行榜中11%是女性。中国企业家百富有1/3的企业是家族企业,企业高级管理层中有超过一名的家族成员。

发现之四:蓝色基因是中国百富成功的核心素质

中美百富榜的比较、分析说明:学历并不是最重要的,真正的素质培养、能力锻造以及持续不断的知识积累才是关键,很多中国、美国企业家都把终身学习、开放合作、创新求实等“蓝色基因”作为企业和人生发展的第一信条。同时,如果我们分析中国百富的个人信条、做事方式,也会发现很多与蓝色基因理论高度吻合的核心素质。

发现之五:新一代中国企业家第一特质是学习能力

远大空调集团总裁张跃,以2.05亿美元资产排名第26位。1989年创业的时候只有25岁。张跃的座右铭是:“要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识。当然这里不是指那种很刻板的知识,还包括生活方式的认知和品位、感受,这是决定一个人是否幸福的重要方面。要在知识中找到美感,体会到享受。”

发现之六:创新能力决定企业制高点

以8500万美元排名第98位的重庆力帆集团老总尹明善的说法是:创新,让我们一开始就站在了较高的起点上。初尝创新甜头,我自创了座右铭:只有过时的思路,过时的技术,没有过时的市场。我认为创新不是为了被动适应市场,而是开创一个新的市场。只要企业走在需求的前面,就没有饱和的购买力,创办企业才会成功。

发现之七:责任感是企业安身立命的法宝

以8700万美元排名第95位的唐山建龙实业有限公司张志祥在谈到一个人对下属的责任感时说:像我们搞钢铁的

是没有回头路可走的,我把这么大的资金投入进去了,我走掉是不可能的事,企业除非不做。但是,如果我不想搞企业的话,我那12000名员工上哪儿去呢?我心里有不踏实的感觉。这些人我不都认识他们,他们都认识我,他们会来找我,这种社会责任感是必须承担的。因此,一个企业要想占领市场,就必须替消费者负责到底。

发现之八:财富的气质就是执著追求

以1.8亿美元排名第33位的陕西金花企业发展集团总裁吴一坚对“苦难”的执著追求颇为感人。他说:“我是用自己的经历悟出了‘苦难是最好的老师’这个道理。苦难能使人学到许多有用的东西,得到真正的锻炼,人往往在越困难的时候意志越坚强,奋斗的目标也越清晰。”透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财富背后的素质基础、能力结构以及超乎常人的努力,是每一个企业家能够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

主题四 《福布斯》无法完成的任务

32岁的英国会计师胡润被福布斯选中操作这个被中国人认为“注定会失败”的项目。“我做这样的排名是想告诉人们,在他们周围存在着机遇,每个人都可以变得更有价值,市场经济可以给你很多机会。我在完成中国媒体没有做的事情”,不论受到怎样的怀疑,胡润总是坚信自己的选择正确无疑。他主持的“中国大陆富豪榜”已经四度发榜,但这个在欧美受到推崇的排行榜在中国本土毁誉参半。数据不准确、关注范围狭窄、计算方法错误,是对这一排名的主要指责。现实中,富豪榜还被视为查税指针,一些被光环笼罩的富豪也由上榜开始走向自己的滑铁卢。由于牵涉利益纠葛,有上榜的民营企业家要和胡润对簿公堂,而一些没有上榜的富豪也要向胡润“讨说法”。种种戏剧性因素给“中国大陆富豪榜”注入了太多娱乐色彩,谈资之外,立意严肃的商业话题被演化为一场财富秀。

中国富人有多少钱?这是个他不愿意说,你也查不清的难题。由于金融实名制刚刚开始实施,个人收入资料和个人信用资料残缺不全,结构性调整和制度缺陷形成天然帷幕,重重包裹地下财富。即使是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处长程学斌也承认:“隐瞒收入与财富多寡呈高度正相关,收入越高,漏报的越多。从统计角度来量化这种漏报的概率,估计收入最高的20%那一群体,只有五六成的准确度。”程学斌是今年国家统计局进行中国城市居民家庭财产调查的主要设计者与领导者,他们试图准确地展现中国各阶层的收入状况,相比之下,胡润进行的个案调查应当具有更高的准确性。胡润说:“我们尽量做到100%,根据我们的方法,目前做到了80%-90%,我们希望的是用公开的消息,必须有客观的来源。而去年我们的准确率是50%-60%,就是100个人里有50到60人应该排上。”但许多中国人对胡润的自信嗤之以鼻,他们倾向认为真正的富人们,比如金融行业与国家批准的传销企业负责人,大约60%-70%的财富都是沉在水下,《福布斯》的排行榜挂一漏万。

这与《福布斯》在大洋彼岸的另一个排行榜完全不同,准确性的欠缺使人们有更多的理由对其进行口诛笔伐。因为缺乏正确的财富心态以及相关的透明政策,围绕“富人榜”展开的口水战更像一场闹剧,这使胡润期待中的排行意义大打折扣。其实更有力的反对是针对调查行为本身。据说《福布斯》提供的20万美元包含了胡润及其团队的所有费用,有经验的人士认为这些资金根本无法支撑整个庞大的调查项目,至少无法使之做到更全面翔实,而指望胡润的七人团队在几个月时间里给那些潜滋暗长的中国富豪准确地贴上适合的序号,确实是个奢侈的想法。更像笑话的真实事件是,当某调查员听到朋友随口说起某人身价8亿元后,当即表示,这人能进排行榜。虽然胡润还有后期调查等一系列手段,但这从另一角度向人们传递了关于排行榜的幕后信息。

在许多中国专家的眼中,胡润以及福布斯是属于“无知者无畏”的类型,在一个充满变化、缺乏透明的体系中给富人排位,更多时候胡润只能在自己创造的天地里自娱自乐,“中国大陆富豪榜”的信息来源包括:中文版的杂志和报纸,上海、深圳、香港及美国证券交易所,国家授奖人员名单,中国人物年鉴,全国人大委员名单,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公布的统计数据以及部分面谈。这是在现有条件下胡润所能选择的惟一可行的方案。在批评者的声音里,亦无法提出其他更有建设性的方式。

与那些珍视信用,看重品牌、管理的外国富人不同,中国富豪的最大财富在于无形的关系网。社科院研究员张厚义一直做私营企业研究,他观察的结果是:“中国公认的富人阶层———私营企业主,最看重的是关系,在朋友里排第一位的是政府官员,其次是银行职员,这些关系甚至比商业机密还重要。”社会学者用“社会资本”一词来概括这一现象,很多时候,它与弥漫中国甚至东亚地区的“人情传统”一脉相承。世界银行研究他们的资金在亚洲的运作情况,发现非常有作用但一直被忽视的是社会资本。

富豪们对社会资本的投资方式主要的是“实物投资”与“会证投资”,更为透明的“公益活动”模式因为效能低下而被舍弃。普遍实物投资包括:让别人使用自己的豪华轿车,同时提供各种报销方便。而会证投资则有高级俱乐部、高尔夫球会的“会员证”,还有比较时髦的EMBA总裁班。社会资本的投资,是一个难以进入的系统,学者们试图对其进行量化的愿望难以实现,在某种程度上,关系网的密度以及能量是更真实的财富指标。

社会资本的回报是中国富豪水下财富的主体,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而崛起的地产富豪私下里都承认:“没有关系,绝对拿不到项目。”平时的感情积累可能在关键时候能让他们以低成本得到梦寐以求的资源,但他们从未想把这些摊在阳光下。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资本与腐败的边界咬合在一起,罪与非罪只是一线之隔,并且在很多时候个人无法掌握,于是逃避、隐藏成了可以理解的做法。

这是更接近真相的部分,但却无法量化进而排行,胡润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当法律、体制无法制造适合的空间,趋利避害的心理只能促使富豪们把财富埋藏更深,至少现在,排列最精确的“中国大陆富人榜”,还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使是《福布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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