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左联期刊的非常态表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表征论文,常态论文,期刊论文,论左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交织着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非常态社会中存在的，当时中国社会中大众传媒的生存境况是：“从出版界到银幕到剧场，从画家的调色板到无线电播音台，革命的与反革命的斗争处处在决荡，在扩大！”① 这样的社会性质和传媒生存境况，导致了左联期刊的一系列非常态表征。
表征一 左联期刊严重偏离了传播学关于期刊的定义
目前传播学关于期刊的较为完整的表述是：“面向大众，定期或不定期成册连续出版的印刷品。刊期往往在一周以上，半年以内，有固定名称，以卷、期或年、月顺序编号出版，每期版式基本相同。”② 而左联期刊严重偏离了这个定义，这种偏离主要是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造成的。
首先，左联期刊基本上是以地下状态存在的，根本谈不上“面向大众”的公开出版。在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下，即使是没有明显政治背景的“中间人士”主持的传媒，只要同情革命，发表左翼作品，都会有生命危险，1934年11月《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被暗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而左联期刊则是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文化团体——左联的宣传阵地，带有鲜明的左翼色彩和革命倾向，所以国民党对左联期刊的查禁也就变本加厉了。只要看一看《前哨》创刊号即“纪念战死者专号”的诞生过程，就可以明白所谓的“地下状态”达到了何种程度。当时上海白克路一家小印刷所的老板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愿意接受印刷任务，但是提出了一系列苛刻条件：印刷费要翻好几倍；不准印报头和照片，以免在印刷过程中万一被人看见；从排版到印刷必须在一个晚上完成；在印刷过程中必须有左联的人留在印刷所，以便发生状况时有人出头去顶；印好之后必须把成品(其实是半成品)立即搬走，不能在印刷所停留片刻③。这样的苛刻条件只能反映出当时承印左联期刊的危险之大。期刊印出来以后，也不能公开出售，而是秘密发行，主要是通过盟员亲自分送或邮寄到外围和中间作家的手中，同时通过文学群众组织、各学校、工人区域的文学研究会组织秘密的发行网。可以说，左联期刊从编辑到排版、印刷再到发行，都不是公开面向大众的。
其次，左联期刊在国民党严酷的“文化围剿”之下，根本谈不上连续出版。许多左联期刊的创刊号就是其终刊号，也就无所谓“刊期”、“固定名称”和“每期版式”了。下面是关于左联期刊出版期数和期刊种类的统计表④：
表1 左联期刊出版期数与种类
2-10-16-
出版期数(期或辑)
1
不详
1015 60
期刊种类(总计46种) 16
25 2 1 2
表1的统计清楚地显示出，在左联的46种期刊中，已经明确仅出版了1期的达到了16种，约占左联期刊总数的34.8％，也就是说，至少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左联期刊的创刊号就是其终刊号。而在连续出版的期刊中，出版2期以上10期以下的达25种之多，约占左联期刊总数的53.2％。出版10期以上15期以下的仅2种，而只有一种期刊出版达到了60期。
左联期刊的不能公开出版和出版次数之少，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国民党的查禁，但是，这与左联期刊同人办刊时自觉或不自觉的“革命理念”也是不无关联的。在1930年底的左联执委会讨论办期刊的事宜时，本来有一种意见是主张放开手，办一个合法公开的刊物，内容可以灰色一些，多样化一些，约稿的对象可以广一些，找一个同情左联而又能在社会上公开活动的人来做名义上的主编。但是，“讨论的结果，决定仍办个秘密刊物。”⑤ 这就是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结果因为《前哨》创刊号是纪念左联五烈士的“纪念战死者专号”而被查禁了，第2期不能再原样出版了。一共只出版了8期的左联期刊《北斗》也是因为“太红了”而遭到了查禁，其实，在左联的一系列期刊如《萌芽月刊》、《拓荒者》、《世界文化》、《文化斗争》、《巴尔底山》等被查禁以后，之所以选择丁玲来做《北斗》的主编，就是因为丁玲“不太红，更可以团结一些党外的人。”并且冯雪峰还特意叮嘱丁玲“《北斗》杂志在表面上要办得灰色一点”⑥。所以，开始几期的《北斗》上不仅发表左联作家的文章，也发表冰心、叶圣陶、郑振铎、徐志摩等非左联作家的文章，《北斗》可以说是左联为扩大左翼文艺运动，克服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而办的第一个刊物，或者说第一次重大的努力。但是，这种好的势头并没有延续下去，在第三期以后，丁玲“忙别的去了”，《北斗》又红了起来，那些“中间”老作家的文章绝迹了，查封也就接踵而至了。
国民党的外部查禁和左联期刊自身的“红色追求”，导致了左联期刊的不能公开出版和出版数量之少，从而使左联期刊严重偏离了传播学关于期刊的定义，成为一种具有非常态表征的大众传媒，这实际上是左联期刊的发展受到严重制约的表征，其突出特征就是单种左联期刊出版次数一般很少，但是先后出版的左联期刊种类却为数众多。茅盾在分析1934年何以成为“杂志年”的三个理由后指出：“杂志的发展恐怕要一年胜似一年。不过有一点也可预言：即此所谓发展绝不是读者人数的增加而是杂志总数的增加。”⑦ 茅盾这种中肯的分析自然是包含左联期刊在内的。
表征二 部分左联期刊创刊或终刊并不与左联的成立或解散一致
一般来说，是在一个团体或组织成立以后，再来选择一种适合的传媒来作为该团体或组织的宣传工具，而当这个团体或组织解散以后，隶属于它的宣传工具也就会随之停止工作。但是作为左联“喉舌”的左联期刊与左联之间却没有这种一致性。众所周知，左联的成立时间是1930年3月2日，而左联的解散则是在1936年初的1、2月间，以此为标准，部分左联期刊的创刊与终刊并不是严格与左联的成立或解散同时。有一部分左联期刊在左联成立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有一部分在左联解散以后才创刊；有一部分在左联解散一段时间以后才终刊(当然更多的左联期刊是在左联解散以前就终刊了，这种情况在前面已论及，不再赘述)。
表2显示了在左联成立之前就创刊了的四种左联期刊，出现这种非常态表征是因为左联作为左翼作家的联盟组织，本身就是参与革命文学论争的后期创造社、太阳社和鲁迅以及在鲁迅影响下的作家停止论争、联合协作的产物，左联成立以后，这些社团流派所办的期刊有的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左联期刊，可以说是左联期刊的前身。如《大众文艺》是后期创造社创办的期刊，由郁达夫和夏莱蒂编辑；《萌芽》是鲁迅主编，冯雪峰、柔石、魏金枝助编的期刊；《拓荒者》是太阳社出版的期刊，由钱杏邮、蒋光慈主编。这些期刊随着它们所属的社团流派融入左联这个联盟组织而成为左联的期刊，实际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习惯于把它们的创刊时间当作是它们作为左联期刊创刊的时间。
表2 创刊于左联成立之前的左联期刊
期刊名称 大众文艺 萌芽 拓荒者文艺研究
创刊时间 1928.9.20 1930.1.1 1930.1.10 1930.2
成为左联 第二卷第一卷
期刊时间 第三期第三期
第三期第一期
这里，我们把创刊和终刊于左联解散以后的左联期刊一起来探讨。如果说左联期刊在左联成立之前就有存在是顺理成章的话，那么表3、表4所显示的这两种反常现象又如何解释呢？我想，我们之所以把这些在左联解散以后才创刊和终刊的期刊还称为左联期刊，是因为左联的解散其实是“形散神不散”的缘故，也就是说，左联在形式上虽然解散了，但是左联的精神传统仍然得到了有力的延续。
表3 创刊于左联解散之后的左联期刊
期刊名称夜莺 东方文艺 令丁 文学丛报文学界 现实文学浪花 今日文学小说家 文艺科学
创刊时间1936.3.5 1936.3.5 1936.4.1 1936.4.11936.6.11936.7.11936.7.5 1936.9.51936.10.5
1937.4.10
表4 终刊于左联解散以后的左联期刊
期刊杂文生活东方文学 现实今日 文艺
夜莺令丁文学界浪花小说家
名称质文知识文艺丛报 文学文学 科学
终刊1936. 1936. 1936. 1936.1936. 1936. 1936. 1936.1937.
1936.6 1936.9 1936.11
时间11.10
10.55.158.1
8.2 8.159.1512.1 4.10
左联驻“国际革命作家联盟”代表萧三寄给左联的一封信，传达了中共驻共产国际关于扩大文艺界联合战线、解散左联的决定，因而左联的解散形式上合法，但程序上却不合法，没有在左联领导层经过充分讨论，更没有充分尊重鲁迅先生的意见⑨，所以左联虽然在形式上是解散了，但是左联的精神传统并没有在短时间内消散，这种精神传统事实上仍然是左联解散以后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精神核心。茅盾心中的左联就不是局限在1930年到1936年这个时间段里面的，而是覆盖了整个20世纪30年代，因而他有“左联十年”的提法：“实际上左联的十年……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并且成为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中坚。”⑩ 当年夏衍为劝服鲁迅同意解散左联也说过：“我们这些人在新组织里面，这就是核心。”这句话虽然是夏衍为打消鲁迅的疑虑而说，现在看来倒无意中成为了左联精神能在左联解散以后得以延伸的准确预言。一部分左联期刊在左联解散以后才创刊或终刊，就是左联精神传统生生不灭的有力证明。这些期刊无论在编辑者、撰稿者还是期刊特色都无不延续了左联期刊一贯的战斗风格，它们仍然是30年代后期中国左翼文学的重要阵地。这些期刊在左联解散之后的后续存在，无疑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鲁迅关于解散左联的真知灼见。
表征三 处于“地下状态”的左联期刊，却成功传达出了时代进步的声音
置身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那样的非常态社会中，左联期刊始终是处于“地下状态”的，但是它们却成功地充当起了传达时代进步声音的大众传媒，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态表征。
总的说来，左联期刊之所以成功充当起传达时代进步声音的大众传媒这一角色，是由于期刊这种大众传媒的特性决定的。孙中山曾说：“求其移风易俗，感人之深者，日报之过目易忘，不如杂志之足资玩索也。”而当代传播学学者则从专业的角度指出：“杂志解释及忠告功能最急切的功效，常见于深化改革。探讨时代思潮的杂志，可以加强既有的思想体系价值，或引进向既有价值挑战的新观念，而一般性的杂志也多为社会改革的先锋。”左联期刊相对于当时有限的传媒工具而言，它们所独具的如下特点使之能够以无与伦比的优势充当起时代进步声音的传声筒这一角色：
第一，可读性强。左联期刊的刊期一般为半月或一个月，在文字上可以有较充足的时间去推敲，因而比报纸和广播的文字要更精炼、更具感染力一些。而且左联期刊的撰稿者，大多是堪称语言大师的著名作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郁达夫等，或是后起之秀的作家如丁玲、冯雪峰、柔石、叶紫、张天翼等，他们在左联期刊上发表的文学作品或翻译作品，具有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如鲁迅的《为了忘却的记念》、柔石的《二月》等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品，可以说是文学画廊中永恒的经典；鲁迅亲自主编的左联期刊《十字街头》发表的杂文和歌谣，都是当时人们所喜闻乐见的文字；而最先披露左联五烈士被害消息的左联外围期刊《文艺新闻》，在当时肯定是千万人关注的焦点。
第二，指导性强。左联期刊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翻译和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宣传党和左联的纲领文献，这样的使命不是报纸和广播能完成好的，因为期刊能翔实、系统、周全地介绍理论性较强的内容。左联期刊所刊载的理论文章是和现实斗争紧密相连的，具有相当强的指导性。如发表在《文学导报》第1卷第3期上的左联执委通过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这一新决议，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痕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份由冯雪峰起草、瞿秋白修改、茅盾润色而成的文件，在1931年11月发表，其指导意义是巨大的，“它已经基本上摆脱了‘左’的桎梏，开始了(左联)蓬勃发展、四面出击的阶段”。这一决议对于纠正当时左联的“左”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从此以后，左联集体上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等幼稚作法几乎没再出现。
第三，实用性强。期刊的传播对象较之报纸和广播要少一些，这也就意味着期刊的受众相对而言更为集中，更为明确，特别宜于表达较为艰深的观念和较为细致严谨的材料，可以连续数期对同一问题进行全面探讨，也可以在同一期中提供适当的篇幅对问题的各种不同意见进行充分的讨论。如1932年开始的文艺大众化讨论和1934年开始的大众语和拉丁化的论争，就主要是在《文学月报》、《大众文艺》、《太白》等左联期刊上进行的。另外，期刊的内容具有很强的持久性，读者不必急于一次读完，可以反复阅读和思考，并且由于期刊是装订成册的，纸张质量要比报纸好，这样就便于读者长期使用和互相传阅。这就是左联期刊的受众数量不是很大，但是影响却很大的关键原因。
第四，技术上的要求不高。期刊的技术要求和报纸差不多，只要懂排版印刷就可以，不像运用广播传媒还要懂无线电技术，而左联时代的排版印刷技术比无线电技术要普及得多。所以当左联期刊在国民党的查禁之下能做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左联扬长避短地运用期刊这一传媒作为制胜武器，从而使左联期刊发挥了与其生存境况极不相称的历史性作用。
表征四 左联期刊在国民党软硬兼施的“文化围剿”中竟得以生存并且畅销
左联期刊在国民党当局的全面封杀查禁中得以生存下来并且很畅销，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这对于一种传媒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非常态的表征。
国民党对左联期刊的查禁与对左联的“围剿”是同步进行的，查禁措施可以说是空前的严酷。左联成立才两个月，国民党宣布查禁的书刊就达到了228种，后来竟然超过了700种。这是当时左翼出版界最暗无天日的时候，也是鲁迅感叹“花树已萧森”的时节。左联成立刚半年，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就有取缔左联等革命团体的函向中执委密呈，国民党中执委秘书长陈立夫立即密函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政府会同上海市党部宣传部“严密查拿究办”。之后，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张群有专门的执行报告，报告称：“敝部分饬本市各书局暨印刷同业公会，凡有此等反动组织之刊物，一概不得代售及承印，并派敝部职员袁清平再行前来接洽，拟请贵府暨淞沪警备司令部派员会同严密侦查。”到1934年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再次达到高潮，当时几乎所有的左联期刊都被查禁，2月底，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布，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令，查禁“反动书籍”149种，鲁迅等28名作家的著作，一律禁止印刷、出版和销售，禁令声称：“查上海各书局出版共产党及左倾作家之作品，为数仍多。兹令调查，其内容鼓吹阶级斗争者，计一百四十九种。为此特印送该项反动刊物目录一份，即希严行查禁，并勒令缴毁各刊物底版，以绝根据。”国民党当局还成立了专门的“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左联期刊的出版因此变得更加艰难了。
对付左联期刊这样的进步出版物，国民党除了采用“查禁”这一手硬的方法外，还有软的一手，那就是也搞所谓的文艺运动，也创办自己的期刊，来进攻以左联期刊为代表的进步文化阵营。早在1930年6月，国民党当局就策划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其发起人是这样一些角色：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长朱应鹏，国民党上海党部常委、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队长兼军法处长范争波，CC派头目、上海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右翼文人王平陵、傅彦长等，真正的后台老板是CC派的陈立夫、陈果夫，其宣传工具主要是这样一些期刊：《前锋月刊》、《前锋周报》、《文艺月报》、《现代文学评论》等，提出“文艺的最高意义，就是民族主义”，攻击左翼文学将“陷入必然的倾灭”。在“文化围剿”口号推出后的短短几个月内，国民党当局就授意创办了《民族文艺》(《国民文学》)、《进展》、《前途》、《华北月刊》、《文化建设》、《铁血》、《动力》、《政训导报》、《读书顾问》、《干》、《文艺半月刊》、《文化新闻》、《党言》、《新生活》、《人言周刊》、《社会月报》等刊物，闹哄哄地弹起了“文化剿匪”的邪曲和“民族文学”的滥调，并且动员原有的右翼报刊加入围剿的行列，《新垒》、《建国月刊》、《青年评论》、《社会新闻》、《大晚报》等也参加了这一狂潮。
左联期刊在国民党当局软硬兼施的“文化围剿”能得以生存并且畅销，这种非常态表征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
第一，这是人心向背所决定的。如前所言，左联期刊充当的是传达时代进步声音的大众传媒的角色，人民大众需要这样传达自己心声的宣传工具，人心的向背首先决定了一种传媒的兴衰成败。人心所向的左联期刊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大众的欢迎，而且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刻也是得道多助。身为国民党将官的宣侠父其实是中共地下党员、左联的秘密成员，正是他的帮助，左联建立起了“在白色恐怖的年月里唯一的、自己的出版机构”——湖风书局，左联的重要期刊《北斗》和《文学导报》就是由湖风书局负责出版的，这两份期刊因为发表了鲁迅、瞿秋白、茅盾等作家的大量文章和刊载左联的重要决议和行动纲领而成为了左翼作家的重要阵地，《文学导报》还成为了左联工作的指导性期刊。左联外围期刊《文艺新闻》的主编袁殊原曾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所办期刊的宗旨原本为“集纳主义”，即不偏不倚，不左不右。左联五烈士悲壮就义后，他冒着生命危险同意了冯雪峰关于在《文艺新闻》上发表关于左联五烈士消息的提议，在《文艺新闻》第3期上以“读者来信”形式发表的《在地狱或人世的作家》，是中国新闻界最早关注左联五烈士的消息，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接着又在第5期发表了《呜呼，死者已矣！》的“读者来信”，详细披露了左联五位作家被秘密杀害的情形，虽然有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这样的同乡“保护”，但是袁殊的胆识和勇气仍不能不为世人所钦佩。
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深情地说：“我希望谈左联历史，不要忘记这几位外国同志”。他所指的外国同志是日本的内山完造、鹿地亘、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美籍德国记者史沫特莱、美国人伊罗生等人，这些“外国同志”利用他们的特殊身份，有力地支持了左联包括左联期刊的斗争。如左联的机关刊《北斗》创刊号的封面图案——《牺牲》，就是鲁迅从通过史沫特莱介绍认识的德国进步版画家珂勒惠支寄来的作品中选出来，这是一个母亲悲哀地献出自己儿子的画面，表达了鲁迅对左联五烈士的沉痛纪念和对反动统治的强烈抗议，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而据茅盾回忆，伊罗生则利用《草鞋脚》的出版，直接向国外读者介绍了左联期刊：“我们研究了选题的范围和选目，以及介绍左翼期刊的内容。鲁迅因为要写序言，就推我拟出选目的草稿和左翼文艺期刊的介绍。”《草鞋脚》出版时在书的后面专门介绍了《萌芽》、《拓荒者》、《巴尔底山》、《前哨》、《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等一大批左联期刊。而内山完造则利用他的内山书店享有“治外法权”的便利，在国民党通缉进步作家、查封书店、禁售左翼期刊的困难时期，为左联期刊在查禁最严的时候提供了对外销售的窗口。
第二，这是读者的阅读心理决定的。左联期刊传达的是人民大众的呼声，这一点首先就与绝大多数读者的阅读心理是相吻合的。同时国民党的严密查禁又更加强了民众对于左联期刊的同情心和好奇感，左联期刊并不仅仅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充当“针对当权者孜孜不倦的揭露者”，除了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外，左联期刊还以大量的作品、理论和活生生的事实展现出代表时代前进方向、代表正义的左翼力量在困境中生长、壮大的情形，所以左联期刊在当时是对读者具有很强吸引力的一种传播媒介。左联期刊先后出版了近50种，而且只要有机会出版发行，就肯定是读者抢购的对象。1936年1月20日出版的《海燕》月刊，第一期两千册，当日即告售罄。鲁迅还满怀喜悦地特意将此事记入了日记中。
相对于左联期刊在有段时期的“花树已萧森”，在国民党的权力庇护下培植起来的官办期刊和“走狗”期刊，可谓是“为数众多”，据统计，1936年国统区的报纸期刊有1763家，其中有三分之二为国民党党、政、军所办，还有些与国民党有关系的所谓民办刊物没有计算在内。但是数量是不能说明问题的，用茅盾的话来说，这些是“谁都不要看的小刊物”，其目的、其性质、其内容都决定了这些期刊被社会淘汰的命运。如臭名昭著的《前锋月刊》停刊前的一期，仅仅销出了3本，这与左联期刊的畅销有天壤之别。这也说明当时的广大读者还是有相当强的鉴赏力的，正如萧三所言：“官方刊物不管如何异样翻新，读者一见即知为羊头狗肉。”
第三，市场因素有力地帮助了左联期刊的绝处逢生和层出不穷。如前面所言，左联期刊拥有吸引读者的魅力，也就意味着左联期刊拥有在传媒市场上占优势的竞争力。虽然国民党空前严厉的查禁政策破坏了当时的传媒市场，影响了供求关系，但任何一个市场都有着庞大的网络，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国民党那种“格杀勿论”式的查禁，打击的不仅仅是左联期刊，也同时危及了国民党集团内部某些人的利益，这就迫使国民党的政策不得不有所调整，从而给左联期刊带来了某种生机。1934年国民党的查禁达到高潮时，上海市不少书店纷纷关门歇业，无奈之下，由国民党元老邵力子任董事长的开明书店领衔，联合上海26家书店先后两次向上海市党部“请愿”：“为此迫切联名呈请钧部俯鉴商店等困苦情形，乞赐转呈中央党部，将此次查禁大宗出版物，重行严密审查。”上海市党部看在邵力子的面子上，放宽了对书刊的查禁标准，解禁了59种书目，其中37种属于“内容均无碍者，暂缓执行”。可见，虽然是在30年代那样的非常态社会中，政治权力的威压并不能完全左右市场供求关系，国民党当局的严厉查禁也就并不能完全阻止读者市场对左联期刊的需求。
第四，左联作家的斗争策略保证了左联期刊生命力的延续。面对国民党对左联期刊的围剿，左联作家采取了无私奉献、迂回出击、遍地开花的斗争策略。办左联期刊，不仅无所谓报酬，而且时刻有生命危险，但是左联作家们抛弃私利，不顾危险，热情高涨地投入到了左联期刊的筹备、排版、印刷、发行和销售的工作中。据袁殊回忆，《文艺新闻》的所有工作人员，自始至终不拿任何薪水，完全是尽义务，而且所有给《文艺新闻》的投稿，包括名人在内，都从未付过稿酬，作者也完全是“尽义务”。左联期刊的经费，大部分来源于左联作家自己的稿费，如鲁迅就常常资助左联期刊，并且每个月都坚持交盟费20元，是“办机关杂志用的”(11)。左联期刊《文学新地》出版时，鲁迅还出过两百块钱(12)；一部分取之于国民党，如《前哨》的创刊，其经费就是由在国民党军队中做地下工作的宣侠父想办法资助的，楼适夷后来回忆起此事时，仍掩饰不住自豪之情：“当时国民党反动文人造谣说左联受到卢布的津贴，卢布当然是没有的，左联的经费除了有些作家用自己的稿费支持外，有部分倒是取之于敌人的。”(13) 有一部分是由左联期刊同人千方百计筹措而来的，“有时印了一期还没有下一期的印费，有时版子排好了，还没有买纸的钱，主持人就会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跑当铺”(14)。还有一部分来自读者的捐助，如《文学导报》和《文艺新闻》的读者就自动捐款建立了期刊基金。左联在1934年元旦制定的《两个月计划》中关于财政活动的计划有两个，一是“执行二百元出版基金募捐活动”；二是“从1933年12月份起，实行普遍地征集盟员费，按照联盟员的经济状况，每人纳费标准自两角到二十元以上”(15)。可见鲁迅当时每月20元的盟费是按最高标准交纳的。
左联作家为对付国民党的压制，有时不得不采取迂回出击的策略，而对于左联期刊来说，这种策略就是不停地出版新的刊物，一种被禁，换个名称又出另一种，让查禁者防不胜防。因白色恐怖严重，《前哨》从第2期起改名为《文学导报》继续印行；《文化月报》出版1期被禁以后，第2期又以《世界文化》之名出版；《浪花》被查禁后，从第3期起改名为《今日文学》继续发行。层出不穷的左联期刊表现出了高超的战斗技巧和旺盛的生命力。另外，左联所到之处，左联期刊往往如影相随，有左联的地方，就有左联期刊。《文艺月报》、《文学杂志》、《科学新闻》等刊物就是随着北方左联的成立而出现的，北方左联的盟员还以个人名义创办了《泡沫》、《浪花》、《今日文学》、《文学导报》、《榴火文艺》、《尖锐》等刊物；左联东京分盟成立以后，也先后创办了《东流》、《杂文·质文》、《新诗歌》等期刊；青岛左联成立后依托报社办起了《春笋》、《汽笛》两个周刊；左联广州分盟出版了《广州文艺》周刊，还和社联共同出版了秘密刊物《新路线》；甚至当上海左联成员马宁于1931年3月流亡到马来亚之后，与当地的共产党人一起建立了“马来亚普罗文学艺术联盟”，出版了机关刊物《马普》和对外期刊《南洋文艺》。
可见，左联期刊虽然有过“花树已萧森”的困境，但到底还是“遍地开花”了。
第五，查禁者自身黔驴技穷。人心所向的左联期刊在政治上是正义的，在经济上有读者市场的强烈需求，在内容上更是符合当时读者的阅读心理，再加上左联期刊同人各种策略的出色运用，这样，仅仅靠强权暴政武装起来的国民党的武力压制和“文化围剿”都只能造一时的嚣张，面对左联期刊这样生命力非常顽强的传媒，国民党的查禁显得那样幼稚和无力，他们对左联期刊的查禁，有时是毫无理由的，有时会强加一些莫名其妙的罪名，茅盾曾生动地将国民党的查禁措施比喻为“程咬金的三斧头”，徒显其不学无术和色厉内荏。下面是部分被国民党查禁的左联期刊及其罪名一览表：
表5 部分被国民党查禁的左联期刊及其罪名
期刊大众艺术文化沙仑世界文艺前哨北斗生活文学
名称文艺斗争文化新闻知识丛报
左联外 中国文 鼓吹阶 宣传普 宣传阶 反动文 反动文 助长赤 鼓吹全 每期几
围刊物 总机关 级斗争 罗文艺 级斗争 艺刊物 艺期刊 焰摇撼 国武装 乎都有
罪名刊 人心救国， 鲁迅的
提倡拉 文章
丁文
表5所列，仅仅是被国民党强加了所谓“罪名”所查禁的那一部分左联期刊，从这些罪名来看，是极为幼稚和荒唐的，连“提倡拉丁文”、“每期几乎都有鲁迅的文章”也成了加以查禁的理由。但是更多的时候，国民党当局是连这样的遮羞布也都不要的，大部分的左联期刊是连什么罪名也没有就被禁了。这本身就显示出查禁者本身在道义上的捉襟见肘和手段上的粗暴拙劣。
国民党黔驴技穷的查禁不仅没有能扼杀左联期刊，有时还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935年6月，原本气焰嚣张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却因漏审了刊登在《新生》周刊上的谩骂日本天皇的文章，全体7名委员集体遭到撤职查办，臭名远扬的“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就这样寿终正寝、销声匿迹了，这就是所谓的“新生事件”。这对于左联期刊来说，无疑又是一次发展壮大的大好机会。
表征五 左联期刊作为联合阵营，有时却“以友为敌”，有时内部甚至“势不两立”
无论是应对“论敌”的挑战，还是主动出击，左联期刊无不显示出强大的团体作战的实力。在与“新月派”的论争中，《文艺新闻》、《萌芽》和《拓荒者》等左联期刊组成了左联强大的火力网，鲁迅在《萌芽》第1卷第5期上发表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更是予梁实秋以致命的一击；在对“第三种人”的批判中，在左联期刊《世界文化》上发表的冯雪峰的《“第三种人”的问题》和《文学》上发表的鲁迅的《又论“第三种人”》仍然构成了批判的中坚力量。总之，左联期刊在集中火力、一致对外这一点上，是极具战斗力的。
但是，另一方面，左联内部始终未能克服的“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弊端不可避免地为左联期刊带来了负面影响。“关门主义”使左联期刊没有团结到本应该团结的力量，有时甚至“以友为敌”；“宗派主义”使左联期刊阵营内部出现了“分化”的倾向，有时甚至是“势不两立”。左联期刊作为同一性质的联合阵营，不仅没有联合可以联合的力量，而且连自己的阵营都出现了分化，出现这种非常态表征确实令人费解，但是又不难理解，茅盾就一针见血地指出：“左联未解散之前，就已经屡次和宗派主义、关门主义作斗争，左联解散以后，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并未绝迹。”(16)
其实，被左联关在门外的那些人是非常关注左联和左联期刊的，例如与左联关系密切的《文学》就是郑振铎和傅东华这样的非左联人士负责主编的，不过，这已经是1933年7月的事了。又如前面提到过的左联期刊阵营与新月派梁实秋的论争、对“自由人”胡秋原的批判和否认“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的存在等，其实都是关门主义的表现，左联成员林焕平后来检讨说：“论争中的有些观点，今天看来，显然是欠妥的。”(17) 左联的“关门主义”对于扩充左联期刊的力量来说，不能不说是个重大失误，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
左联内部的“宗派主义”也损害了左联期刊的健康发展，这一点突出地表现在左联后期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上，原先一同作战的左联期刊竟然因为“两个口号”之争分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阵营。而引发这场论争的导火线是胡风在左联期刊《文学丛报》第3期上发表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一文，而胡风本人在此之前就已经被左联内部某些人怀疑有“政治问题”，况且他在文章中只字未提鲁迅对“两个口号”的意见以及“两个口号”本身的关系，所以他这样的文章一出来即被群起而攻之。随着论争的白热化进行，左联期刊迅速分化成两个阵营：《夜莺》、《现实文学》、《文学丛报》等支持“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夜莺》还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特辑”；而《文学界》、《光明》、《质文》等则支持“国防文学”口号，也相应地在《文学界》出了“国防文学特辑”。这就使得论争的火药味越来越浓，完全超出了正常的文艺论争的范畴，而具有了敌我矛盾的意味，如徐懋庸就曾这样上纲上线地质问胡风：“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呢？”(18) 茅盾在《文学》第6卷第4期上发表了《中国文艺的前途是悲观的么》、《悲观与乐观》、《论奴隶文学》三篇文章批驳徐懋庸的观点，因为徐在文章中指出，谁不赞成“国防文学”，谁“就要担负使中国文艺衰亡的责任”(19)，可谓“霸气凌人”。
由于宗派主义的顽固性而导致左联期刊阵营的分化，还表现在徐懋庸编辑的《文学界》对于鲁迅和茅盾二人文章的处理上。鲁迅为了斥责托派分子的挑拨和阐明自己对“两个口号”的意见，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两篇文章，冯雪峰希望它们在论争双方的期刊上发表出来，以尽快平息论争。《现实文学》和《文学丛报》很快就分别发表了出来，但是在茅盾将这两篇文章随同自己写的《关于〈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交给徐懋庸编辑的《文学界》后，令他失望的是，《文学界》没有刊登《答托洛斯基派的信》，《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虽然发表了，但是排在后面，在茅盾文章后面的《附记》中也没有一句话是表示赞成鲁迅关于两个口号可以并存的意见。茅盾只好又写了一篇《关于引起争论的两个口号》，再次强调两个口号可以并存。《文学界》在发表这篇文章的同一期上，同时发表了周扬的《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一文，全盘否定了茅盾的观点，并反对两个口号并存，称茅盾“滥用了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名词”。茅盾的恼火是可想而知的，他“直觉地感觉到了宗派主义的顽固”。周扬后来的检讨也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即使我们不知道是鲁迅叫他提的，也不应该跟他争论，……就错在宗派主义，因为是胡风提的，所以就跟他争。”(20) 这种事后诸葛的检讨似乎为时已晚。
由于“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存在，导致了左联期刊的“以友为敌”和内部分化，这对属于同一阵营的左联期刊来说不仅是一种非常态的表征，更是一种无法弥补的遗憾。
被誉为传播学奠基人之一的政治学者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Dwight Lasswell，1902-1978)认为大众传媒的传播过程有三种功能：一，监视环境，揭示那些会对社会及其组成部分的地位带来影响的威胁和机遇；二，使社会的组成部分在对环境作出反应时相互关联；三，传递社会遗产(21)。左联期刊作为非常态社会中非常态的大众传媒，同样具有这样的功能。首先，左联期刊充当了对当时社会环境的监视者，揭示了国家、民族的危机，批判了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它们出色地完成了恩格斯提出的期刊所负的使命：“把社会肌体的所有弊端提交自己的读者裁判”；其次，左联期刊的感召力使广大民众在反抗恶劣生存环境时“相互关联”了，它们所营造的舆论氛围和所达到的传播效果，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最后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最后，左联期刊给后来者留下了不朽的思想遗产。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那样的非常态社会中，作为大众传媒的左联期刊所具有的非常态表征，其实也是很正常的事，其非常态表征是其所处的非常态社会所赋予的。穿透血与火的历史魅影之后，左联期刊无疑证明了拿破仑的著名论断：世界上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刀枪和思想，从长远来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战胜(22)。
(本文系汕头大学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左翼文化研究”子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1931年11月15日出版。
②许清茂：《杂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6页。
③(13)(14)楼适夷：《记左联的两个刊物》，《左联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172页，第171页，第170页。
④本文关于左联期刊划分与鉴定的根据是《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版)、《左联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4年12月版)和《中国现代文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⑤⑧(16)(19)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9页，第310页，第90页，第318页。
⑥丁玲：《关于左联的片断回忆》，《左联回忆录》(上)，第161页。
⑦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250页。茅盾认为1934年之所以会成为杂志年，成因有三(避开国民党的文化压迫不谈)：一是读者的“脾胃”，广大的读者爱吃“消闲的零食”；二是出版家营业上的无路可走，“好销的书不好出，好出的书不好销，于是只剩下杂志一条路还可捞几个现钱”；三是想办杂志的人多了，这些人中间有想借办杂志扩大个人(或他那一派那一系)的影响的，有的是“想借办杂志之名而行‘卖身’之实”的，也有的是“借杂志的名目企图和一些游离分子吊膀子的”。
⑨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57页，第87页。
⑩夏衍：《懒寻旧梦录》，第206页。
许清茂：《杂志学》，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出版，第18页。
阳翰笙：《在纪念“左联”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的发言》，《左联回忆录》(上)，第24页。
《三十年代反动派压迫新文学的史料辑录》，《新文学史料》1985年第3期。
《三十年代反动派压迫新文学的史料辑录》续二，《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中)，第268页。
萧三：《萧三给左联的信》，《三十年代左翼文艺资料选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205页。
《三十年代反动派压迫新文学的史料辑录》续二，《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袁殊：《对〈文艺新闻〉及〈记者座谈〉的回忆》，《传播学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93—94页。
(11)徐懋庸：《徐懋庸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83页。
(12)任白戈：《我在左联工作的时候》，《左联回忆录》。
(15)《两个月计划》，《文学生活》1934年1月6日第1期。
(17)林焕平：《左联杂忆》，《左联纪念集》，百家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18)徐懋庸：《“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光明》第1卷第1期。
(20)赵浩生：《周扬笑谈历史功过》，《名人与冤案——中国文坛档案实录二》，群众出版社1990年版。
(21)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210页。
(22)〔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下)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