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制度演进分析：马克思与科斯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企业制度论文,科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在科斯之前没有企业理论，企业理论是自1937年科斯发表《企业的性质》一文之后，才成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的。事实上，马克思在其经典著作《资本论》中就对企业的起源、企业的本质、企业的规模、企业的形式、企业内的资本结构、企业的监督、股份公司的管理和经理薪金以及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等作过深刻的阐述。本文不准备全面阐释和比较马克思和科斯的企业理论，而只就研究的方法及企业的性质、起源和企业制度的演进等方面进行初步的分析，以期为我国的企业制度创新提供有益的启示。
经济分析方法与企业理论
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动态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互作用的过程，换言之，也是一个由于技术与制度变动而导致的资源配置状态演化的过程。西方经济学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分析，历来遵循两大不同的主线：技术分析与制度分析，前者以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为代表，后者即制度学派在当代则以科斯及其后继者的理论为典型。科斯甚至将其所拓展的理论冠以“生产的制度安排”之名，经济学分析允许抽象分析，同样也允许进行局部分析，但局部的抽象分析总是以假定某些经济因素的不变为前提的，因而，在技术分析学派那里，“制度安排”可以是外生变量，技术创新或如熊彼特所说“创造性的破旧，足以使经济发展获得强大的动力”。同样，在制度分析学派的视野里，当技术水平既定时，如何来安排最为完善的制度体系来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是他们研究的兴奋点。
虽然西方学者的分析多少也注意到技术创新的制度效应（诱致性制度变迁）以及制度创新的技术效应，但仍属于静态分析，或至多是比较静态分析，难以展示导致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之间是如何从整体上交互作用的。同时又易使人片面地理解经济发展的全部过程。例如，科斯及其后继者运用交易费用分析方法，论证以纯粹的市场制度来安排生产可能会碰到在巨大交易费用障碍基础上来说明企业的起源及其性质，这样，技术创新显然未被充分重视。同时，即使我们承认企业是有效的市场替代物，但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在人类经济史的长河中，真正的企业诞生于何时？它又是如何产生的？企业的产生不仅没有从总量上使市场缩减，反而使市场的疆域扩张，又何以解释？显然，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任何局部的比较静态的抽象分析所无法解决的。
相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始终坚持以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辩证方法来揭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与西方经济理论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根本区别。马克思的企业理论长期以来不为人们所重视，而恰恰是它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分析方法的成功运用。马克思首先把企业制度的起源与演进置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之中，指出企业制度的演进受制于资本主义总体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又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路标”，在企业制度的每一次“革命性”跃迁的背后，技术或曰生产力的变化都是其深刻的根源。同时，以企业制度演进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具体生产关系的变化又深刻地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说，马克思揭示了经济发展诸因素之间相互对立统一的运动关系，矛盾的每一次相对解决，为后续矛盾提供了前提和解决的途径。马克思所展示的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至股份公司这一企业演进的每一次实质性变化均反映着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矛盾运动。在简单协作形式中，所有矛盾都至少处于“萌芽”状态，而随着后续每次“技术”或“制度”因素的“追加”，企业演进的矛盾被不断赋予新的特性及反映方式。
马克思与科斯的经济分析方法受制于它们各自不同的研究目的或课题。对于科斯而言，他所面临的一个具体问题，是在市场价格机制配置资源存在巨大交易费用时，如何寻找其替代物？他所遵循的逻辑思路是这一替代物至少要使生产过程（或生产要素与雇主的结合过程）之内的契约关系趋于稳定和正常，接下来的就是“行政协调”原则以及剩余索取权利的确立。而在马克思那里，如前所述，其所面临的研究课题是揭示资本主义总体生产关系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企业制度的演进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很显然，这比科斯理论的研究课题要宽广复杂得多，这就不能仅仅依赖于抽象的静态分析，而要更多地运用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换言之，科斯从其所论课题出发，可以先行假设若干既定条件，经过逻辑演绎，在得出结论之后，再来看一看，发展起来的企业概念是不是与现实世界中的情况一致。这种遵循假设—推理—实证的静态分析方法是由其研究目的决定的。而马克思从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消亡的规律出发，当然不能依赖先验的命题和假定的条件，而是遵循历史—逻辑—实证的经济分析方法来揭示经济现象。所以，马克思的分析方法对经济运行的本质揭示得更为深刻。
企业的起源与性质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社会资本的分析是以个别资本分析为前提和基础的。他的个别资本分析或微观经济分析，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分析。马克思认为典型意义上的企业在本质上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而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资本同时雇佣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1〕由此可见， 企业的起源取决于分工与协作的发展，但更为重要的，也是本质的体现，是要有一定数量的雇佣工人、生产资料和最低资本限额，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一定量这一起码的条件。因此，马克思认为企业的产生，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协作产生的技术条件，简单协作是最原始的内部分工形式，也是企业的最初形式。协作这种技术条件在封建的手工业中就已经存在。协作是由小生产转化而来的，促成这种转化的是对个体小生产者生产资料的剥夺。尽管这种剥夺是用血与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但这种剥夺为协作的产生提供了必要条件，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在马克思看来，个体小生产向协作的转化也就是向社会化生产的转化，从简单协作，发展到分工协作和以使用机器为条件的协作，因而体现了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认为协作“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2〕他认为这是一种由协作本身产生的生产力。 所以协作产生的原因在于它可以导致比个体生产更高的效率，或节约生产成本。马克思还指出，“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所产生的各种一般职能，一个单独的提琴手是自己指挥自己，一个乐队就需要一个乐队指挥”。〔3 〕马克思在这里所阐明的是一旦劳动成为协作劳动，就必然产生内部分工体系和与之相适应的决策机制。二是资本积累的绝对最低额度。即由小业主转化为资本家，剩余价值量必须使资本家能够脱离生产劳动，以全部时间从事占有和实现剩余价值。同时，这个剩余价值的数量界线又是由一定量的雇工人数提供的。剩余价值的最低限额也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个体的小生产，而是要雇佣相当多的工人在一起的大生产。三是资本对利润的追求及对社会生产力的无偿占有。资本之所以要把工人组织成社会劳动形式，这是因为协作能产生社会生产力。而且，协作产生的生产力又能为资本所占有，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时，资本家才愿意组织企业这种生产形式。所以，马克思认为，企业这种现代经济组织形式，是资本追求和实现利润的最佳形式，因为它通过一组稳定的契约关系，既节约了生产费用，又保证了资本的生产和利润的实现。而企业的产生又是以资本对社会生产力的无偿占有，资本家利润的实现及一定数量的雇佣工人，生产资料和最低资本限额为条件的。所以，企业在本质上是生产力社会化的一种形式，它能节约生产成本，形成更高生产力的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同时，它又是资本占有和实现利润的一种组织形式。
科斯是研究资本主义企业的，他认为企业组织的起源是由于效率方面的原因。他认为，企业的显著特征是作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也就是说，企业和市场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方式。“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指挥着生产，它是由一系列市场上的交换交易来协调的。而在企业之内，这种市场交易被取消，复杂的市场结构连同交换交易被企业家这种协调者所取代，企业家指挥生产。显然十分清楚的是以上两者是可以相互替代的协调生产的方法”。〔4 〕“建立企业有利可图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最明显的成本就是所有发现相对价格的工作”。“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企业家……可以以低于他所替代的市场交易的价格得到生产要素”。〔5 〕科斯认为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资源配置要花费交易成本，如果不直接通过市场机制，而是通过一个经济组织即企业，并由一个权威即企业家来配置资源，就可以节约交易费用。“正如我多年所指出的，企业，就是作为通过市场交易组织生产的替代物而出现的，在企业内部生产要素不同组合中的讨价还价被取消了，行政指令代替了市场交易，那时毋需通过市场要素所有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就可以对生产进行重新安排”。〔6 〕所以科斯认为企业出现的原因就在于交易成本的差别，即企业的行政管理成本低于市场的交易成本。而企业的性质，一方面是一种协调生产的手段，是一种层级组织；另一方面，是为个人之间的一种契约关系充当连接点的法律虚构。值得注意的是，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以“企业家”和“生产要素”来说明企业的起源，而生产要素又特定为劳动力。他并未像马克思那样认为企业存在可以产生剩余价值，而是以节约交易费用来证明的。
其实，市场要解决的是商品交换，而企业要解决的是组织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生产。各种生产要素的取得要通过市场，企业可以减少前后道工序的市场交换，所以，只有生产要素之间的市场交换才能为企业组织的扩大所代替。因此，科斯的理论可以解释企业扩大的原因，而对企业产生的原因并没有马克思阐述的深刻。
可见，马克思与科斯的有关企业起源和性质的探讨，基本质区别在于分析的方法和出发点不同。马克思是从纵向层面上来探讨企业的起源，将企业的存在置放在一个宏大的资本主义总图景中来分析，而科斯是从横向层面上来探讨企业的产生的。马克思对企业的分析，包括两个方面，即资本主义企业财产关系的分析和资本主义企业经济运行的分析。他把资本主义微观经济组织形式和资本主义微观经济运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比只分析某一个方面的西方经济理论具有更大的适用性。马克思和科斯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和出发点虽然不同，但他们得出的结论并不矛盾，而是可以相互补充的。第一，马克思的分析其实也可以称为“生产的制度安排”，但其背后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作支撑，而科斯是把市场交易费用的节约作为企业取代市场机制的最主要动力。第二，就资本与劳动（或企业家与生产要素）的关系而言，生产资料（资本）与劳动的结合，在马克思笔下也是一次性结合，也是以内部管理代替一次又一次的市场交易。如前所述，科斯在这方面也与马克思的论述相类似。第三，撇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质，从一般意义而言，一方是剩余价值，一方是交易费用的节约，两者的分析结论其实一致，即企业的产生，劳资契约的一次性完成，均可以带来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也是企业性质的一般之所在。
企业制度的演进
马克思仍然遵循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分析方法，而科斯则沿着交易费用分析的路径探讨企业的规模。马克思的分析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的方法，他从简单协作（企业的萌芽）——工场手工业（初级企业）——机器大工业的工厂制（典型企业）——股份公司（现代企业）的分析，清晰地展示了企业（制度、规模、效应）演进的宏大图景。
简单协作是现代企业的萌芽形式，但从劳动过程讲，协作即劳动社会化，它展开了单个劳动者不能展开的集体生产力，因而创造了这种生产力。工厂手工业与简单协作的技术条件相比虽然没有根本的区别，但从劳动过程来讲，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是简单协作的展开，它带来了新的优越性在于生产进一步的社会化，并且生产力的两个要素也发生了变化——劳动的专业化使劳动者只从事局部劳动，他的片面性手艺迅速熟练和提高，工具的专门化不仅提高了劳动的效率，而且为手工工具过渡到机器准备了技术条件。运用专门工具的局部的专业化的劳动者在分工总机构中的按比例地分组和组合，创立了社会劳动的一定组织，使生产进一步社会化，这样就同时发展了新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因为数量较多的工人受同一资本指挥，既是一般协作的自然起点，也是工场手工业的自然起点。反过来，工场手工业的分工又使使用工人的人数的增加成为技术上的必要。随着资本的可变部分的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也必须增加，建筑物，炉子等共同生产条件的规模要扩大，原料尤其要增加，而且要比工人人数快得多的增加。由于分工，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一定劳动量在一定时间内消耗的原料数量也就按比例地增大，或者说，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因此，分工协作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企业制度的演进，同时也为资本创造了获取更多利润的条件。
分工深化造成的巨大生产力和资本对利润的无限追求，直接推动着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的转化，机器工业取代工场手工业是经济史上的伟大革命，因为以使用机器为条件的资本主义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典型形式。机器的使用使劳动过程的两个因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一步发生变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工场手工业中是从劳动力开始（分工使劳动者成为局部工人），在大工业中则是从生产资料开始（手工工具转化为机器），机器的发展又以机器制造业为其技术基础。
机器使生产的技术条件彻底改变，它以生产力代替人力，以自然科学代替手工经验的成规。机器的使用突破了手工劳动的局限性，使劳动生产力大幅度提高。机器的使用还会进一步改变社会劳动组织以适应新的技术条件。“因此，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为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7 〕与机器大工业这种技术基础相适应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制度得以最终确立，而它又带动了整个社会生产方式的革命，因为，国民经济是个有机的整体，工业部门的生产方式变革，必然引起和带动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例如，机器在纺织行业的革命就要求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又要求交通运输业的革命，而交通运输业的革命，又需要制造出庞大的机器，需要制造庞大机器的机器。机器大工业的强大扩张力，既征服了手工业，又征服了农业，它力图改变一切领域。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革命。”〔8〕正是由于现代工业技术基础的革命， 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从而也推动了企业制度的演进和企业规模的扩大。
资本主义初期，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由个别资本所控制，形成了大量单体企业，当时股份制企业还只是个别现象。马克思指出：“还在资本主义生产初期，某些生产部门所需要的最低限额的资本就不是在单个人手中所能找到的。这种情况一方面引起了国家对私人的补助，……另一方面，促使对某些工商业部门的经营享有合法垄断权的公司的形成，这种公司就是现代股份公司的先驱”。〔9〕
19世纪下半叶，是资本主义走向垄断时期，也是企业制度由工厂制向现代公司制演进的重要时期。大工业生产力本性的发展客观上要求突破单体企业制而采取现代公司制。马克思指出：“一个独立的工业企业为进行有效的生产所必须的资本最低的限额，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这种情况在竞争中表现为只要新的较贵的生产设备普遍得到采用，较小的资本在将来就会被排除在这种生产之外。只是在各个生产部门机器发明的初期，较小的资本才能在这些部门独立执行职能。另一方面，像铁路之类的规模极大的企业，不变资本占的比例异常巨大，……资本在股份形式上的巨大结合，在这里也找到了直接的活动场所。”〔10〕马克思认为通过资本积累来扩大企业规模是非常缓慢的。“积累，即由圆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量的组合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现在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11〕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迅速发展和企业规模的日趋扩大，个别资本家手中的有限资本不足以创办规模巨大的企业，客观上要求把分散在社会私人手中的资本集中起来，形成巨额的股份资本，这样就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股份公司。在这一过程中，信用对资本主义股份经济的建立起了巨大的作用，它一方面通过银行、交易所等把社会上的闲散资金集中起来，加速资本的集中，另一方面，通过发行和买卖股票，促进股份公司的发展。因此“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12〕恩格斯在整理马克思《资本论》第3 卷手稿的过程中， 对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产生情况也作了说明， 他指出自1866年经济危机以来，股份公司在资本主义各个地方到处开始设立。首先是工业企业逐渐变成了股份公司，与此同时，商业中也出现了股份公司，在英国银行和其它信用机构也是这样。在农业方面也有同样的情形，随后一切国外投资都主动采取股份形式。为了便于流来流去的大量货币资本得到使用，现在“在以前没有设立过有限公司的地方，到处都设立了合法的新式有限公司”。〔13〕至此，资本主义社会完成了工厂制向现代公司制的演进。
在马克思看来，企业制度的演进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决定企业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它又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演变的表现。“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1.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了。同时，这种以前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成为公司的企业。2.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14〕恩格斯也指出，股份公司是生产社会化的形式。他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越来越把生产力当成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潮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把大量生产资料推向如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预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15〕所以，企业制度的变迁与规模的扩大不是主观的产物。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工厂制，到股份公司制的确立，其改变和进化的只是社会协作的形式。而协作社会形式演进的推动力又在于生产力和经济关系的进化。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企业制度由简单到复杂的变迁，而企业制度每向前演进一步都显示了它比前一种企业形式有更高的效率，并能适应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科斯及其后继者是在企业规模这一层面上来分析企业演进的，其分析演变的原则是采用边际交易费用分析法。科斯认为企业的组织协调代替市场协调能防止机会主义行为和降低交易成本。但企业的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即企业并不能无限制扩大，因为“即使撇开收益递减问题，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成本似乎也可能大于在公开市场上完成交易的成本”，“随着被组织的交易的空间分布、交易的差异性以及相对价格变化可能性的增加，组织成本和失误带来的亏损似乎也会增加。当更多的交易由一个企业家来组织时，交易似乎将趋向于既有不同的种类，也有不同的位置，这为企业扩大时效率趋于下降提供了一个附加的原因”。〔16〕所以企业规模的扩大是有边界的，其原因也在于交易费用。因为，当企业扩大时，企业内部追加的管理费用也会上升，甚至会超过市场交易费用，因此，企业不能无限制地扩大其规模。而企业的边界是指当企业扩大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企业内部所费的交易成本等于市场进行这项交易所费的交易成本，即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行政管理成本相等时，企业规模便不会再扩大，此时，为企业的最佳规模，而超过了这一点，就会引起总成本的上升，因而是缺乏效率的。所以，科斯认为企业无论是横向扩大，还是纵向扩大，其最主要动力都来自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规模大小都取决于市场交易成本与企业内部交易成本之间的均衡。值得注意的是，科斯承认企业这一最佳规模是“动态”的，最佳规模决定原则是所谓“滚动均衡”原则，其后的原因是什么呢？除了降低交易费用，那就是“创新”、“技术变革”，即“一切有助于提高管理技术的变革都将导致企业规模的扩大”〔17〕这实质上正是生产力发展这一原动力。美国企业史学家钱德勒也运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和统计数据进一步论证了科斯的观点。他认为，当管理上的协调比市场机制的协调带来更大的生产力、较低的成本和较高的利润时，现代工商企业就会取代传统企业。
从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和科斯都认为，无论企业组织还是企业制度的演进，其原因都在于经济效率提高的要求。经济效率的提高表现为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之和的降低。两种成本之和的水平与所涉及的协调机制有关。当一项交易在一种协调机制下进行所引起的成本高于在另一种协调机制下进行的成本时，后者就将替代前者；当两个场合的成本相等时，替代就不会发生。由此也决定了企业组织扩张的界限，从而决定了企业的效率边界和两种协调机制结合的边界。马克思对企业制度演进的分析，既分析了企业产生的技术因素，也分析了企业存在的制度因素。尤其是企业制度演进对社会发展的作用，马克思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他在企业制度演进的每一个阶段，都给出了其效应分析。而在科斯及后续者那里并未详加涉及。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在特定环境下如何设计更为“科学”的企业组织制度，来减少管理费用，维持或扩大企业规模。
综上所述，马克思与科斯在企业制度演进的分析上其共同点在于：在企业演变过程中，均注意到生产力发展对企业制度的推动作用，但科斯并未具体进行分析，马克思则给予了深刻的论证。两者的差异在于：一是立场及出发点不同，马克思通过企业制度演进的分析，得出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及企业规模扩大将导致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本身，而科斯对企业的分析是寻求企业的最佳规模。二是马克思分析了企业演进的社会效应，而科斯并未论及；三是马克思采用的是历史的宏观的分析方法，而科斯则采用了微观“技术”分析方法；四是就企业最佳规模问题，马克思未详加论证，恩格斯在整理《资本论》手稿时认为，资本主义最终将成为唯一的股份公司，而在科斯笔下，企业的最佳规模不是无限的，它取决于市场交易费用与企业内部的行政管理费用的比较。
启示
马克思关于企业制度的思想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它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科学的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正确对待科斯理论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获得有关企业改革和企业成长的诸多启示。
1.企业制度的选择对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但企业制度的选择并不是主观想象的产物，它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发育程度，较高的企业形式具有更高的效率并能适应更高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所以，我国国有企业制度的改革在具体实施时，应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不同层次和市场发育的不同程度，对企业进行分类改革，采取相应的企业制度，而不能笼统地讲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企业制度尤其是组织制度的变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但我们更应注重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如何设计更为有效的组织制度，既节约交易费用，又降低管理费用，使企业规模得以扩张。从与世界经济接轨及我国企业的长远发展看，我国企业的组织结构应大力发展M 型结构（多元结构）。M型结构是一种分权与集权相结合， 而更强调整体效益的公司结构。而且它已成为现代大公司结构的主流形式。它通过企业内部组织和市场的相互替代，最大限度地克服了X非效率的影响， 形成了集权程度较高、突出整体优势、具有较强战略研究、实施功能和内部交易协调能力的现代化的企业制度。
3.在企业内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通过契约形式稳定下来，即通过契约，生产要素为获得一定的报酬，同意在一定限度内服从企业家的指挥。这种契约的稳定性保证了企业的生产。所以，我国的企业也应保持劳动关系的相对稳定。建立具有压力型与相对稳定型的政府调控的市场就业制度。并完善失业保障和再就业保障的双重社会保障体系。同时，应积极推进企业家市场的培育与发展，造就一支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有较高文化水准，掌握市场经济知识，精于经营管理的职业化企业家阶层，这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一项基本工程。
4.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构造所应遵循的原则应该是市场准则，或者具体化为“生产力决定”与“交易费用”决定原则。既要考虑到企业规模扩大，具有降低单位产品成本提高劳动生产力的作用，又能节约交易费用使企业效率处于最佳规模。
5.企业制度的变迁、规模的扩大还得依赖于金融结构与信用的发展，所以，我国的企业改革必须积极推进金融体制的改革，建立和完善产权转让市场、证券市场，重塑银行与企业的关系，积极推进产融结合，以促进企业制度的改革。
注释：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58、365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67页。
〔4〕〔5〕〔6〕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第3、7、158页。
〔7〕〔8〕〔9〕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23、533、343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92—293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396页。
〔12〕〔13〕〔1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498、1029 —1030、493页。
〔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7页。
〔16〕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第8—12页。
〔17〕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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