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年妇女的经济地位状况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老年论文,妇女论文,地位论文,状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建立以来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1970年代后期国家全面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中国拥有世界规模最大的老年人口。在老年人口中，中国老年妇女的增长速度和规模也是各国中最快、最大的。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特别是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妇女解放作为新中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原则得以在全国推行，这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中国妇女的生存状况。随着人口群体的自然更替，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女性逐步步入了老年妇女的行列，成为当今中国老年妇女的主体。作为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全面转型和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亲历者，当今中国老年妇女的生存状况如何，这是值得中国社会老年学和妇女研究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也是我国老年社会政策的制定者们不应该回避和忽视的重要议题。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思路
(一)国外老年妇女研究的概况
Toni M.Calasanti和Kathleen E.Slevin在其合著的《社会性别，社会不平等和老龄化》(Gender,Social Inequalities,and Aging)一书中提出，社会性别的三种研究方式奠定了绝大多数老龄研究学者的工作的基础，它们分别是：
1.加入女性
这是第一种社会性别分析的方式，是对妇女呼吁在学术研究中更多地包含女性的最初回应，是在现存的研究模式中加入女性，而把男性当作暗含或明确的参照群体的策略。这一策略可以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到女性，但是却把女性作为男性了的附属。例如，研究女性的退休经历所提出的问题和假设都是建立在研究者对男性经历的理解基础之上，而不是对女性生活的复杂性之上。女性的经历没有成为探索的中心，社会性别也没有被当作一种内在于社会发展的、影响男性和女性生活经历的社会结构来探讨。“加上女性”的方式关注到了不平等的权力群体之间的差异，但这一方式也忽略了权力的动态性，而这是导致那些差异性的根源所在。这一缺陷削弱了我们有效改变干预政策的能力。
2.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变量
将社会性别纳入到传统老龄研究的第二种方式是把它作为一个人口学的或解释变量来处理。这样的研究可以揭示出许多社会性别差异(例如在收入、退休、满意度、自尊或者职业等方面)，并引发在这些方面的讨论。但是在这种研究方式下，社会性别是被概念化成一种结构的、而不是关联的工具。换而言之，社会性别不是以不断重塑男性和女性的社会组织和身份认同的特征出现(Glenn1999)，相反，社会性别是一个固定变量，可以用来解释那些有重要意义的因素和过程。它的影响可以被控制并相对“排除”其他变量，如教育程度、收入或者职业的影响。这类研究忽略了社会性别结构的复杂影响，比如男性和女性在获得“不同的”教育或者在同样的职位上有不同的经历的。此外，在社会性别问题上的理论忽略，导致了这类研究结论忽略了男女之间关系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3.社会性别：仅仅涉及女性
第三种方式，则把社会性别作为仅仅是和女性相关的问题，它常常和前两种方式交叠在一起，它暗示只有女性才“有”性别问题，或者只有女性的生活才受到社会性别的影响。比如，在早些时候，当我们在谈到家庭问题时，往往只问及女性而不问男性，这就使得社会性别关系被模糊化了。又如，当我们在探讨家庭劳动分工对于退休满意状况的影响时，也是着眼于女性——似乎男性的退休满意状况和他们在生活中是否承担家庭劳动无关。
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方式反映了近数十年来社会科学研究者对社会性别看法的改变。这些方式不是一种线性的发展，它们之间不是相互排斥的。在国外现在的研究中，这三种方式都可以找到。
尽管社会性别的研究对许多学科都产生了影响，包括对社会学本身。但是，女性主义的视角在老年学中的应用还是非常欠缺的，即使是在那些专门针对老年妇女的研究中也一样(Hooyman 1999)。
随着社会性别在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不断发展，西方的社会性别研究者或者女性主义的学者开始将社会性别与种族、民族、阶级以及性取向等诸多的与社会权利关系相关联的因素连接在一起，并以此来剖析老年群体的生存状况。这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理解老年人口在生存状况方面存在的社会性别差异，并为制定消除或改善其差异状况的源头性干预措施提供政策支持。
(二)中国老年妇女研究的总体概况
1980年代中后期中国人口老龄化研究起步之初，中国老龄研究的学者们便开始关注到老年群体中所存在的显著性别差异，但由于缺乏分性别统计数据，有关老年妇女的研究主要是简要的状况描述和粗浅的定性评述。进入1990年代以来，老龄人口的调查数据逐步丰富，社会性别开始被作为一个人口学的或解释变量纳入到老龄研究中，这些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有关中国老年妇女社会地位和角色的较为零散的定量研究分析成果。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极大地推进了社会性别的分析研究方法在中国的普及。这两方面为此后开展专题性的、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老年妇女研究奠定了基础。
目前国内较有影响的老年妇女研究举措主要有：2000年中国老龄科研中心实施的“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专设了“老年妇女”研究专题；《人口研究》在2001年设立专题论坛对中国老年妇女问题进行多维度的探讨；中国最高学术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中国妇女研究所也对老年妇女研究进行了资助；2004年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承担了联合国人口基金关于老年妇女社会政策支持体系的理论研究课题；2005年上海市社科院在上海地区开展了老年妇女社会支持政策的干预性研究项目；2006年社会性别与老龄化研究列入了中国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名录之中。这些举措无疑将推动我们对老年妇女研究的开展。
相对于庞大的老年妇女群体和她们所面临的丰富而复杂的社会问题而言，我国在老年妇女研究方面依然十分薄弱和欠缺。有关老年妇女的研究在妇女研究和老龄研究中还处于边缘地位。从1979～2006年7月26日，中国核心学术期刊收录的文章中以“妇女”为主题的论文有8649篇，以“老年”为主题的研究论文共有3014篇，而以“老年妇女”为主题的仅有82篇。并且，这82篇中只有50篇是真正以老年妇女为研究主体。这些文章主要集中在人口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期刊上，或散见于医学、宗教、经济类的刊物中。以老年妇女的经济地位状况为议题的文章有8篇，其中只有4篇是以数据为基础的实证分析，其余的均是以理论阐述为主，少有数据资料的运用。
本文希望通过对现有分性别老年人口经济地位状况数据的系统整理和分析，将我国老年妇女历史和现实的经济地位状况呈现出来，从而为深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奠定一个较为坚实的基础。
(三)对中国老年妇女经济地位状况分析的思路
获得良好的教育、医疗保健和参与家庭之外的社会工作，被视为维护和保障女性社会地位的三个重要支点。老年妇女生存状况是建立在自己整个生命周期中累积起来的教育资本、健康资本和经济资本基础之上的。本文将主要通过近些年来老年妇女群体在经济领域所占有和分享资源、权利的实证数据，来展示中国老年妇女群体经济状况的现状和变化。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社会政治经济的剧烈变迁，加剧了老年人口内部的分化，使得不同年龄组老年妇女的生存状况有很大的差异。通过对不同时期老年群体的调查数据的对比分析，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时代变迁对老年妇女群体生存状况变迁的影响。
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使得生活在城市和农村的老年妇女的生存状况有着非常显著的差异，实证数据表明，在很多领域，老年群体在城乡之间的差异大大超越了性别之间的差异。因此，笔者将尽可能地利用分城乡、分性别的数据，从城乡和性别两个分层维度来窥视老年妇女的经济地位状况。
二、中国老年妇女的基本人口特征
(一)规模庞大，增长快
中国正经历着快速的人口老龄化，老年人口规模急剧增长，老龄化程度持续上升。60岁以上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将由2000年的10.5％增长到2050年的29.9％，老年人口的规模也将从1.29亿左右增长至3.94亿。其中，女性老年人口将从6693.7万人增加到21645万人，翻3.2倍左右，增幅超过男性老年人口的增长。(参见图1)据预测，2010年至2030年间，中国老年妇女人数处于增长最快的时期。到2050年，老年妇女人数大大超过老年男性人口，老年人口性别比将下降到82.2％①。
资料来源：刘金塘，中国老年妇女人口的变化趋势，《人口研究》2001年第5期。
(二)高龄人口女性化趋势突出
2000年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的性别比为95。以70岁为界线，之前，男性老年人多于女性老年人；之后，女性老年人多于男性老年人。② 80岁以上年龄组的性别比即使在2010年最高的时候也仅为60左右，2050年80岁以上年龄组老年人口的性别比仅为54左右。(参见图2)
在未来的数十年中，中国女性老年人口的高龄化将进一步加深：80岁及上的高龄老年妇女在整个老年妇女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将由2000年的11.0％上升到2050年的21.7％。
(三)老年妇女的地域分布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虽然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依然生活在农村地区，但比例有了显著的下降，老年人口的地区分布也一样。1982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中有80.8％生活在农村地区，1990年为75.11％，2000年降到了65.83％。老年妇女人口的地域分布状况也和总体的趋势一致，都是以农村为主，有65.76％的老年妇女生活在农村地区。
由于农村青年人口大量向城镇迁移，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程度要高于城镇地区。2000年，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城镇为9.68％，农村达到10.92％。据预计，农村人口老龄化速度将持续高于城镇，“银发浪潮”对农村带来的压力更大。
三、中国老年妇女经济状况
在衡量妇女经济地位时，是否有稳定、独立的经济收入是最核心的指标，对于老年妇女也同样适用。以下我们将以分城乡、分性别老年人在经济收入来源、收入水平、消费支出等几个方面来展示中国老年妇女的经济现状和变迁。
(一)主要经济来源
已有的对老年人经济来源的研究表明，家庭其他成员供给、自己的劳动收入、退休金是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生活来源。(杜鹏，武超，1998)总体而言，当前中国女性老年人最主要的生活来源依然是家庭成员，占6成左右。但相比10年前，这一比例下降了13.7个百分点；而其他收入来源的比例则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退休金的上升最多，增加了9.4个百分点。(见表1)
表1 1994、2004年中国分城乡、分性别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
资料来源：2004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年；1994年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引自杜鹏，武超：《中国老年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分析》，《人口研究》1998年第4期。
相对而言，城市老年人的经济独立性较农村老年人强。退休金是其主要的生活来源，其次才是家庭其他成员供给和自己的劳动收入；而在农村，则是家庭其他成员供给为第一来源，其次才是自己的劳动收入，只有极少数农村老年人是依靠退休金生活的。而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女性老年人在生活主要来源上对家庭其他成员的依赖都要显著高于同地域的男性老年人。不同性别和地域的老年人口在主要生活来源上的差异是我国的城乡二元体制以及社会性别劳动分工模式造成的结果。
在城市地区，随着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越来越多能够享有退休金的人口加入到老年人口的队列。2004年有一半多的城市老年妇女以退休金为生活主要来源，比1994年增加了18.1个百分点，相应的以家庭其他成员供给为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则下降了17.1个百分点，其经济独立性逐步提高，她们对子女的依赖程度较镇和农村的要低很多。但与同地域的男性老人相比，由于在中青年时期女性的社会劳动参与率还是相对较低，因此步入老年后，城市老年妇女还不得不更多地依赖家庭成员的供给，自身的经济独立性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激励竞争，导致了城市老年人口整体的经济参与率下降，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依靠自己劳动作为晚年主要生活来源的比例均呈下降趋势。
在农村地区，老年妇女依旧主要靠家庭成员提供生活来源，但较之1994年，这一比例下降了9个百分点，而自己劳动收入所占的比例则上升了6.5个百分点，占到了22.7％。同时，由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障网络的覆盖面还极小，只有极少人的生活主要来源是退休金。自己劳动收入农村老年妇女的主要生活来源中所占比例的提高，这可能是由于作为子女的中青年农村劳动者大量涌入城市务工，老年妇女不得不填补农业劳动力流动导致的缺口所致。
相对于农村老年男性，农村老年妇女承担了大量无酬的家务劳动，而在能够换取现金的其他经济劳动中参与率相对较低，这强化了人们对农村老年妇女经济依赖性强的偏见。2000年城乡调查显示，农村老年妇女的劳动参与率为32.9％的，老年男性为65.9％③。只有28.2％的农村老年妇女自己还参与耕种和经营个人承包土地，农村老年男性的这一比例则为57.6％。农村老年妇女在家庭经济生产活动中参与率低，就减少了她们对家庭经济的显性贡献率，进而降低了她们在家庭决策和利益分配中的地位。在农村，老年妇女“在家里办大事时，花钱自己说了算”，“在家庭中当家作主”的比例分别为27.3％和30.9％，分别远远低于男性老人近30个百分点。并且，绝大多数农村老年妇女都没有住房产权，这更加强化了她们对配偶和子女的依赖。
尽管目前中国老年妇女的生活来源较之10年前，自主和独立的程度有了改善，但相比男性老年人退休金、家庭成员和自己的劳动收入三分天下的状况，她们的经济依赖性依然还很强，特别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老年妇女。2000年调查显示，由于缺乏独立稳固的经济来源，农村老年妇女担心没有生活来源的比例达到32.3％，担心生病没有钱治病的比例达到49.3％，接近一半。男女老人在主要生活来源上的差异也导致了老年妇女感觉自己晚年生活缺乏经济保障的比例明显高于男性老年人。(李建民等，2003)
(二)收入及消费水平
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老年妇女的平均经济收入水平明显低于男性老人。在城镇，老年妇女的月均收入为490.04元，仅为男性老人的51.7％；而在农村，老年妇女的月均收入仅为123.95元，为农村男性老人的68.3％。农村老人的绝对收入水平均远远低于城镇老年人。
调查显示，城市中无经济收入和月平均收入200元以下的老年妇女比例高达36.1％。农村比例更高。(参阅表2)以2000年全国城市居民可支配月平均收入和农民月纯收入的1/2为贫困标准，城乡贫困老年妇女比例分别达到40.3％和50.5％，高于男性老年人27.9和12.1个百分点。
表2 2000年分城乡、分性别低收入老年人口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编著：《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3年。
城市老年男性的月均个人零花钱消费(不含饮食费)为174.98元，是城市老年妇女(116.72)的1.5倍；农村男性老人每月平均个人零花钱消费(63.31)是老年妇女(39.29)的1.6倍。仅有5.8％的农村老年妇女存了养老钱，农村老年男性是9.8％，城市女性是22.2％。(徐勤等，2003)
(三)个人资产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是男性为主、男性优先的继承制度和传统分配习俗，男性在家庭财产占有方面的优势普遍存在。通常，家庭的储蓄账户、房产证等都在男性家庭成员的名下，老年妇女的家庭财产继承权得不到有效保障。一些农村妇女的土地承包权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这些都进一步加重了农村老年妇女对家庭成员的经济依赖程度。
在中国，城市地区老年人的住房产权拥有率要远远高于农村地区，这与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的儿子结婚父母就要逐渐转让住房产权的习俗有关。但是在同一地域内，女性老年居住在非“自己或老伴”名下房屋的比例都要高于男性老年人。年龄越高，老年人拥有住房产权的比例越低，并且无论在哪个年龄组，老年妇女“寄人篱下”的比例均高于男性老年人。是否拥有住房的所有权，对于稳固和维护老年人在家庭中的地位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老年妇女较低的住房产权所有率使得她们更容易在家庭赡养纠纷中处于弱势地位。
表3 2000年分城乡、分性别老年人现住房产权所有人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编著：《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一次性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3年。
四、中国老年妇女经济地位的形成原因分析
(一)城市老年妇女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一直采取政策鼓励女性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之中，引发了中国妇女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深刻变革。广大的城镇妇女从主要从事无酬家务劳动的家庭主妇转变为了可以获得有酬薪金的社会劳动者，这种角色的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她们的经济地位。
在城市地区，妇女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社会劳动参与率有了很大的提高。2003年，中国城乡妇女就业人数达到3.37亿，占当年总就业人口的44.8％；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中女性的比例从1949年的7.5％增长到了2004年的38.1％；其中，在城镇就业的妇女达到1.14亿，占城镇就业人口的43.0％。中国城镇妇女的社会劳动参与率甚至高于一些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发达国家。(蒋永萍，2006)城市妇女能够享有退休金的比例也在逐渐提高。但是，由于女性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我国的生育保障制度不完善、幼儿托养机构以及家务劳动社会化程度不高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女性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依然处于相对弱势。较之男性，妇女更多地集中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太完善的非正规职业岗位，整体职业层次也相对较低。女性在生命的中青年时期的积累无疑会影响到她们步入老年后的社会经济地位。
相对完善的退休制度只存在于城市的正规就业之中，并且，中国的退休制度是带有性别差异的，比如，公务员的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5岁；企业职工的退休年龄是：男性55，女性50。城市地区这样一种性别、职业差异的退休制度，当初制定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女性和体恤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企业工人，但是，女性比男性更早地退出工作岗位，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性员工的职位升迁，从而进一步影响到其工资水平以及享受相关的各种福利待遇方面。最终，使得女性退休人员在退休后所享受到的退休金额度整体低于晚退休的男性职工。这一系列不利因素层层叠加和逐步累积，最终导致了城市老年女性在经济地位和状况上的劣势。
(二)农村老年妇女
农村老年妇女在经济状况方面的劣势更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而与新中国建国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制度以及中国的社会性别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受地域(农村)和性别(女性)双重劣势(double jeopardy)叠加的影响，绝大多数农村老年妇女的经济状况处于分城乡、分性别的四个老年群体中最为弱势的一个地位。
城乡二元体制使得农村女性缺少参与社会有酬劳动的机会，她们绝大多数人在晚年都没有退休金。同时，由于传统的性别分工，农村老年妇女即使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也一直在家里从事无酬的家务劳动，如做饭、料理家务、照看孙子女、喂养家禽等，直到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但是由于这些家务劳动难以用货币衡量，不能直接体现为对家庭现金收入的贡献。这在目前这样一个整个农业也在向市场化发展，货币成为衡量价值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工具的情况下，老年妇女的劳动价值被极大地忽视了。农村老年妇女被不假思索地视为对家庭经济生活“无贡献”的成员和对其他家庭成员的经济“依赖”很强的角色。
五、小结
尽管，从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老年妇女的经济状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在逐步改善，尤其是生活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城市地区的老年妇女，她们拥有稳定独立经济来源的比例在扩大，她们对家庭其他成员的经济依赖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在逐步减弱。但是，无论是中国的城市还是农村，老年妇女的经济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都要显著低于老年男性，老年妇女的个人资产状况也显著少于男性老年人。中国老年妇女的经济地位依然处于较为薄弱的境地，特别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老年妇女。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05)曾对世界各国老年妇女的社会地位状况作出了这样的评述：“传统上，女性承担了照料小孩和老人的担子。随着寿命的延长和人口老龄化，照料老人所需的时间和资源越来越超过年轻一代的能力。对于年迈女性而言，在劳动力市场一直受到歧视、养老金不足以及社会支持不足所产生的积累效应经常意味着晚年的贫困潦倒和低生活水平。一生营养和生殖健康的不足可能会导致慢性病——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年迈女性尤其如此。”这一评述对中国老年妇女的实际状况而言也是非常贴切的。
由于“老年人的劣势——优势——状况不是年龄的直接后果，而是他们在生命历程中所处的那些社会性别、种族和民族以及社会阶级等社会位置的阶层的结果”(Arendell and Estes 1991)。因此，改变老年妇女经济状况的劣势地位，不仅仅是一个退休养老金制度改革完善的问题，而更是一个需要在所有的社会公共政策中吸纳性别平等意识，对男女两性所承担的各种劳动予以公正的评估和回报的问题。
注释：
①刘金塘：《中国老年妇女人口的变化趋势》，《人口研究》2001年第5期。
②《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上册)，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年。
③全国老龄委：《老龄工作干部读本》，北京：华龄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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