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现代的中国女性散文——兼及梁琴、郑云云的散文创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散文论文,中国论文,走向论文,女性论文,郑云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长期以来，模式和模式所带来的文本流行，导致的是散文创作的千篇一律和文本意义的普遍丧失。直至八十年代，当小说、诗歌、戏剧、电影、音乐、美术等几乎所有的艺术品种均以撞击传统的再生般姿态和形式步入现代，唯有散文“还停留在唐文宋韵的小桥流水止步不前”（注：韩小蕙《太阳对着散文微笑》，《文学报》1991年11月28日；）。杨朔、秦牧、刘白羽式的“美文模式”仍在沿续，其过分诗化的遣词造句带来语言的矫饰，而“首章标其目、率章显其志”的理念八股也未绝迹；另一类寄情山草木水虫鱼、闲谈文化古今的所谓闲适与幽默的“小品模式”也在承袭，这类散文是新文人写的旧散文，是对旧散文的摹仿与旧人格的伪装。散文在日积月累的矫揉造作中失去了其“自由天成”、“鲜活自然”的本性，散文的真实面目已经模糊，于是散文开始被看作是“一种多余的文体：情节性比不上小说，人物的真实性、生动性及反映生活的迅捷性比不上报告文学，抒情性比不上诗歌，犀利机智比不上杂文……散文正走向死亡”（注：黄浩《当代中国散文：从中兴走向末路——关于散文命运的思考》，《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此话自然有些危言耸听，其实在八十年代一批老作家老学者的忆人怀旧之作中，散文个性的复苏已始见端倪。这些老一辈的作家学人在饱经沧桑、历练人生之后的历史反思中，在那个特定的修复传统、渴求思想的年代，开始迸发出一股“抒真情”、“说真话”的勇气，如巴金疾呼：“把心交给读者”，把散文“当遗嘱写”（《随想录》）；王西彦也高喊：“我手写我心”，“散文的灵魂是真诚”（《散文的灵魂》）。其典范之作便是巴金的《随想录》，该书是作家燃烧着灵魂“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此类散文还有丁玲的《“牛棚”小品》、杜宣的《狱中生态》、王西彦的《炼狱中的圣火》、陈白尘的《云梦断忆》、杨绛的《干校六记》和黄秋耘的《雾失楼台》等。尽管这些散文大多依旧保持着传统文人散文兼具纪实与说理的特点，并常带有些许控诉“文革”苦难的政治功利色彩，但散文作为一种心灵倾吐的“真”的艺术重又找寻到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散文“自我”的真正回归是九十年代的事，虽然有些姗姗来迟，但“恰恰因为足以放眼并汲取兄弟文学体裁‘文体革命’之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而占据更为有利的时代制高点”（注：陈旭光《当代散文：文体的革命》，《文学自由谈》1994年第1期；）。 一大批中青年作家面对散文的沉寂和危机，开始思索散文的出路，呼吁散文的变革。如斯妤已清醒地认识到：无论是十七年的“三家模式”，还是现代文学史上的“百家手法”，都已不够，甚至不能很好地反映当代人的精神世界……使创作主体思想日益丰富、深刻和敏锐，才能和这个时代日益丰富复杂的心灵相称（注：韩小蕙《太阳对着散文微笑》，《文学报》1991年11月28日；）。赵玫也一直在呐喊：“没有叛逆没有冲击就永远不会创新，没有叛逆和创新意识，你就永远不会发现五彩变幻的世界”（注：赵玫《我的散文观》，《天津文学》1986年第5期；）。 王英琦则说：“我们这些捣鼓散文的人，该干的事却是如何抓住良机，不被上涨的行情涨昏了头，真正把散文从老套子中解放出来，开始散文创作的新纪元”（《散文三昧》）。这些作家随着自身才识智慧的增长，人生阅历的丰富，开始孕育着“散文革命”的崭新思想意向，激荡着鲜明的现代创新意识。
散文观念的变革必然带来散文的转型。九十年代，中国的散文如花绽放，出现了“或许是新时期文学的最后一次会战”（注：周涛《散文和散文理论》，《散文选刊》1993年第7期；）。以赵玫、刘烨园、 黑孩、周佩红为代表的“朦胧散文”，以积极的情绪和潜意识的随意流动，代替了以往先验的理性柜架和清晰准确的意义表达，首先开始了对散文文体的自觉探索；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一改散文轻俏抒情的面目，将目光投向历史与文化深处，使散文开始承受起重大的心灵情节，周涛、张承志、史铁生等人的文化散文则投注一种生命的极致体验，高扬主体人格豪迈的英雄主义理想和激情，形成当代散文一股难得的阳刚之流；以曹明华、胡晓梦、戴露、老愚、于君、冯秋子等为代表的“新生代散文”，以青春独白或背白的方式，表达了一代人的共同意志和心态；以苇岸、曹晓东、洪磊等人为代表的“后现代散文”，则透露了向“后现代主义文学“借鉴并实施艺术转化的“主体革命”意向；此外，诗人身份的庞培、张锐锋、王小妮、周晓枫、杜丽、钟鸣等人的散文写作，以诗的质感开始赋予散文全新的抒情个性……一个个散文新秀不断涌现，一种种新的散文文体呼之欲出，它们或细腻高雅，或奇诡峭拔，或轻灵洒脱，或激越奔放，或沉郁苍凉，无不是灵魂面对自然、面对家园、面对人生的种种真情展露。这些个性生动的“新散文”的贡献就在于以现代的敏锐与偏执，探索散文独立的文学品格，其焕发的创造力给当今散文注入了生气，共同构成了纷呈迷人的散文新景观。对此，青年女作家韩小蕙惊喜地描述为“太阳对着散文微笑”，她说：“一颗被冷落在文学深宫里的明珠，如今被大众捧在蓝天白云之下，明丽的阳光照耀着，它熠熠闪着动人的光芒——这颗明珠就是散文”（注：韩小蕙《太阳对着散文微笑》，《文学报》1991年11月28日；）。
当然，九十年代商业大潮的强悍冲击，同时也造就了另一股“大散文”之流。所谓大散文，即认为散文乃一切文章，它所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引起刻意包装的“快餐散文”的肆意泛滥以及诸多“小男人、小女子”散文的风行一时，它们的生产者不再是“为自我而文章”，而仅仅是为“商业”而文章，七情六欲，吃喝拉撒，无所不入文；意境平庸、精神贫弱、眼界狭窄，则是其共同特点。此种情形鲁迅先生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已指出过：“茶话酒谈，遍及小报的摊子上”（《小品文的危机》）。这些迎合大众口味的众声喧哗的通俗散文，只是对媚俗时尚的屈从，并非今天的文学主流。
“新散文”的蔚然大观使人们看到了散文的希望，其中固然有着社会认同心理、文学自身发展等各种各样的契机，而本文所关注的则是：以张洁、张抗抗、赵玫、唐敏、王英琦、斯妤、叶梦等为代表的“女性散文”的崛起，正以走向现代的品格和精神，成为今天散文勃兴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散文冠之以“女性”的称谓，首先基于“女性文学”这个大前提。之所以打出“女性文学的”旗号，丝毫不意味着要和传统文学分庭抗礼，抑或封闭在性别的小世界中，“而是试图召唤起一支新的文学队伍——妇女作家群，以女子特殊的生活体验和女性创作风格，去有意识地丰富以男性作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学”（注：李小江《夏娃的探索》第 253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它仅仅意味着一种个性，一种声音，一种色彩，一种差异。
散文，该是最适合女性的，它是这样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文体，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和方法去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表露自己充满个性的心灵世界，即便是“有破绽也无妨”（鲁迅《怎么写》）。而在漫长的以男性活语为中心的社会中，男人一直是书写者，女人常常是被书写的，“散文章法的自由，则可以使处于边缘文化的女人有效地抗拒菲勒斯中心主义话语霸权的逻辑。而处于被压抑的精神，在任意的倾诉中缓解内心的焦虑”（注：柯灵《〈人生和艺术〉总序》，转引自1993年4月8日上海《新民晚报》。）。
在中国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文化禁忌将女性紧锁深闰，她们不仅在社会上无职业无知识无名位，就是在家庭中也是无主体无话语无人格，这使她们根本就没有机会掌握起码的文字，遑论阅读与写作。虽然在诗词领域也曾留下女性的歌咏，但那只是鲜有的些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才女和一批与文人广泛接触的沦落风尘的艺妓，由于其思想的相对自由，得以在诗词这种简约、短小的形制中，借助隐喻、象征等修辞手段和大量的意象传达被压抑的自我，她们所表现的主题仅是有限的闰怨离愁。而散文的直白与相对的长，则使女性难于在父权制文化的严密禁锢中，有效地保护自己。留下来的也就是《女诫》之类冠冕堂皇的说教和一些零零星星的尺牍片言，而根本不可能有直抒胸臆和尽吐衷曲的性情文章。
女性散文的兴起，是近代女权思想昌盛的结果。西风东渐，女学在中国也风行一时，这使一部分先觉女性掌握了文字与知识，最先成为那个时代性别群体的文化代言人。尽管“男女平等”已进入语言象征秩序，但在实际生活的各个领域还只是一个神话，而写作散文则可以使处于边缘文化的女人们，瞬时找到一种直接渲泄情感、舒展被压抑的自我的最佳方式。而且，女性散文从一开始便以其特有的敏感、细腻的笔触，采用“倾诉体”、“自传体”等方式，展示着女性对人生理想的追求与幻想、激情与感伤，表现了一种至真至纯的人性美。当女性发出了属于自己的作为男性对立面的另一半声音，历史的缺憾便由此而被照亮。但令人悲叹的是，在此后漫漫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中，女性散文从总体上看一直未能超越五四女性散文传统，是时代政治功利因素的强大影响，加之女性自身积淀着太多传统文化的落后因子，尤其是对男性话语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与因袭，使女性消磨了个性，失落了自我。
直至九十年代，女性散文才得以在思想的裂变中走向现代。所谓“走向现代”，无疑意味着一种创新与变革，它有着两个层面的内涵——
一是在思想层面上重塑现代女性人格与精神。这首先见之为一种鲜明的现代女性意识，已强烈地贯注于众多女作家的散文创作之中。女人是什么？这是一个不可能不受到男权中心文化偏见的污染、至今仍难以界定的问题，但女性于迷惘和执著中一直在追问着、寻觅着。如果说以往的女性散文多是在“倾吐”的层面上，呼唤女性意识的觉醒，关注在男权秩序中女性应有的风范；那么九十年代的女性散文则呈现出另一种创作态势：女性敢于指向“自我”深层精神世界，表现内心生活的“绝对真实”，如唐敏的《女孩子的花》和筱敏的《狐媚十》等，表现了对女性精神处境和历史命运的深入探究；黑孩的《重返旧时光》和皮皮的《瞬间》等，则表露了更为年轻的一代人，对自我的细腻体验。这种对“自我深处”的寻找，显然是回归女性本体的努力。与此同时，女性开始清醒反思自身命运的历史根源，她们要说明的，已并非“什么是女人”，而是将锐利的笔锋指向“男人”以及“男人一贯主宰的历史”。如匡文立在《历史与女人》中看到：“中国怎么回事？历史上数来数去，扬名的女人除了坏娘娘就是好妓女！”她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男人在女性鉴赏上，打根上便存在着南辕北辙的两套心思。理性上，是天然认同保障着男性利益的以‘德’为核心的女性人格结构；本性上，又是没治地倾向于‘尤物’”。而韩小蕙在其《不喜欢做女人》中，更是心以一种反讽的笔调尖锐地指出了男性文化传统对女性的禁锢与束缚：“太古老的故事本不必说了。可谁知，这故事竟是这样的古老，以至于演绎到今天，似乎还没有进入第一章。面对21世纪的晨曦，女人们根本就没有了生活的激情，因为她们不仅没能挣脱柴米油盐的樊篱，反而又增添了一种更可怕的世纪病——女性精神贫弱症。”她将五千年的男性文化规范比作一把利刃，女人都是插着这把利刃带着伤口生活，终于有一天，”我不知哪来一股力气，突然把刀拔了出来，看着伤口汩汩地冒出鲜红的血，我不管不顾地喊出心里面最真实的话：‘不喜欢做女人……’。世界一直是以男性中心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女性只是这个男性中心世界的附属品，这无疑是现代女性所不能容忍的，她们对男权传统文化的种种痛切质询，不啻是为了实现压抑在无意识底层的欲望，还在于以绝决而勇敢的现代批判精神，重新塑造自我：“新好女人最大的特色不是贤良淑德，而是独立自主，自给自足，是否从一而终不重要，最重要是跟自己喜欢的人一起；新好女人野心勃勃，不要结婚，不要孩子；新好女人懂得赚钱也懂得花钱；新好女人不会给变心男人三次机会；新好女人自己有应酬，有自己的社交圈子；新好女人知道女人最大的成就不是找到归宿，而是不用求男人”（张小娴《透视爱情》）。这正是新时代女性追求人格独立的宣言。
其次表现为不再囿于自我的狭小天地，而开始关注一些具有现代意义的命题。当这个世界四处充溢着商品、金钱的气息正变得世俗不堪，当人充满劳绩已日渐冷漠，当诗情失落诗意不再，女性用生命的痛苦表达了自身作为“精神被放逐的现代人”的时代苦闷，在斯妤的《正午》、筱敏的《消失》、王英琦的《乡关何处》、鹿子的《生命的漂泊》、韩小蕙的《有话对你说》等作品中，出现了前所鲜见的死亡、漂泊、孤独等主题，而在苏叶的散文及斯妤的“荒诞系列作品”中还明显表露出一种“黑色的感觉”，即以反历史反现实的审美意识，去嘲讽、恶谑历史与现实生活中种种“黑色”的存在，这些散文是经历了“文革”痛苦的一代人，在与历史和自己作告别时一种虚无而悲愤的心态的反映，其终极意义是以历史反观现实的文化反思，个中贯穿着激烈的文化批判精神。此外，王英琦、吴丽嫦等的许多描写大自然和乡土风情的篇章，表露出女性走出灯红酒绿的都市之后那种种返朴归真的意绪，以及渴望重建精神家园的深层意识与情感；岑献青的《永远的灵魂》、王英琦的《大唐的太阳你，沉沦了吗》、韩小蕙的《兵马俑前的沉思》等作品抒写了女性对历史、对民族精神的独特沉思和深切的文化情结；马丽华的《藏北游历》等一系列真情写高原的作品，更是以女性走出城市走向高原的大无畏和大意境，展示出丰富的异地风光和民俗现象，这在“五四”以来的女性散文中，无疑是绝无仅有的；张洁的《此生难再》、铁凝的《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高红土的《黄土如诗》、徐坤的《灵魂在沉思默想中寻找光明》等作品，以女性自身的体验和感悟，表现出对生命的高尚与高贵的追寻；张洁的《鹦鹉流浪记》、唐敏的《等雪》等作品，则透露出对已成为全人类意识的环保问题的热切关注等等。不难看出，今天的女性散文正以其敏锐的观察力、清晰的思考力和细腻的表现力，体验人生，放迹自然，评价历史，观照文化，探寻现实，其眼界之高远、胸襟之阔大、内容之丰富、思想之深邃，均已开始超越传统而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是在形式的层面上寻求新颖的艺术趣味和技巧。如果说以往的女性散文大多表现为一种温柔清纯和惆怅感伤的情致，那么九十年代的女性散文则开始寻求建立属于自己的艺术风格，显示出女性所独有的、各异其趣的创造性。王英琦柔中有刚，颇有几分男儿的壮美与豪迈之气；唐敏于淡淡的哀愁中弥散着一股很深的忧虑；苏叶富于瑰奇的想象，阴柔中吐属着忧伤的清芬；斯妤曲中见曲，寓讽喻于奇幻；筱敏以想象的奇诡语言，形成了神秘的喃喃自语风格；韩小蕙柔肠缠绵而又笔力敏锐；叶梦以对遥远神启的领悟，显示出一种充分女性化的方式；曹明华则将青春的活泼洒脱和充满灵气的真诚和谐地统一为一体……今天的女性散文，越发使人感受到新奇、独特而妙不可言，包含着新异的思想和奇特的体验，更生动地显示着女性风格的创造意识。这些别样的艺术趣味，在很大程度上又得益于女性对各种现代派的艺术手法和技巧的借鉴、融会。这个时期的女性散文的创作手法，除传统的叙事、议论、描写之外，或通过象征变形，以实现寓意的超越建构新的艺术世界；或采用意识流手法，表现心灵宇宙的丰富性；或运用荒诞技巧，寓真于诞，折射出人生世相；或创造幽默，寓庄于谐，表现生活的复杂性。此外，有的还出现了小说一样的虚构情节，有的像电影蒙太奇一样错杂闪回，有的如梦幻般捉摸不定，有的套用戏剧的三一律，有的时空交错，有的黑白颠倒……这些新散文的艺术探索也许并不十分成功甚至存有隐患，但却表现出对传统创作模式的突破和走向更为开放和多元的艺术体现。
总之，九十年代的女性散文，表现出将散文从商业化与世俗化拯救出来的努力，在更深的层次上展示着纵横的人生、繁复的生活和变幻的命运，其明晰、峭拔而个性生动的现代文体创造风格，洗脱了以往散文的庸俗气息和功利因素，为散文增添了全新的审美情趣，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容
三
女作家梁琴、郑云云被称为“江西散文二秀”。她俩均是出生于五十年代并在浩劫岁月中度过青春年华的“一代女儿”，均曾经历过苦难与坎坷、憧憬与奋斗，散文成了她们挖掘不尽的不平凡岁月的珍藏。梁琴说：“我之所以拿起笔，是因为人生的波涛扫过我的心胸。我将童年的梦、少女时代的憧憬、涉世的感遇、人生路上的际逢，写成了一篇篇散文”。这些散文先后结撰为《叶影》（1991）和《回眸》（1994）两个集子出版，曾先后荣获首届冰心杯文学奖、全国精短散文大赛奖和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等，它们和梁琴的名字一同闪现于文坛而为人注目。郑云云起步稍晚，迄今为止也已出版两本散文集《金色的骆驼毛》（1992，与人合集）和《用笔签约》（1996），她写作散文，则是出于对生命的热爱，是为了记录“生命之旅中令我激动的瞬间”，为了倾吐“我对生命的热情和梦幻”。可以这么说，在当今时代文化面临着深刻的失落与艰难的重建的苍茫时分，梁琴和郑云云十年来一直矢志不移地苦恋着文学，这使她们都成为这个寂寞的文坛上的一个精神守望者，甚或坚毅的圣战者。写作散文对于她们而言，不仅是温柔的倾诉，更是一种精神的追求。一如梁琴心爱的句子：“我不会因为活得艰难就丢弃了信仰，我要守住一种源于清洁的精神”，一如郑云云庄严地用笔和自己签约：“不要让你的精神世界成为极地，不要让迟钝和冷漠毁灭了你的生命之旅”。正是这种源于精神的一往情深的真诚写作，使她们的散文终能在这个浮云乱飞渡的时代不为世俗名利所染，而以自己的从个性和色彩在今天的女性散文之园占一席之地。
先说梁琴的散文。迥异于痛楚的、负累的同代人，梁琴既不是风花雪月的歌者，亦不是社会寓言的书写者；她不曾隐忍地退避，不曾绝决地抗拒，更不曾激烈地颠覆。在她的散文中，她只是以一种“沧桑看云”的平和的心境去触摸、去感悟生命中真实饱满而记忆深切的丝丝缕缕、牵牵绊绊。她追忆往事，在逝去的光阴中抒写对于现实生活的种种感触，思索生存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她描摹人物，善于从一些平凡而普通的人物身上挖掘人格印痕，以反思历史、领悟人生；她抒写亲情，礼赞童心，缅怀母亲，充满温柔的情愫且情感真挚；她还写自己闲适的生活，尴尬的生存，向人坦露了一个善于自我调侃、自我解嘲的充满幽默味的“女人世界”。她写进散文的大多是些轻淡的、微末的东西，是一个女性对往昔生活的顾盼回眸，是生命绿叶的斑驳投影，但梁琴的才华就在于她能从平常琐事中发掘出美好的情致，写出人本质深处那种令人动情的纯真或悲哀。正如她所表白：“我不故作深刻，我追求和谐，我只想以我的率其，我的洗尽铅华的生命本色，奉献给读者”。她的散文以率真、简捷、活泼、自由的抒写成就的是一个自己的世界，充溢着女性的宁静与美好。梁琴的散文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文士茶》、《过“一线天”》、《雨中语》等“闲适小品”，因缺少新意及艺术表现欠缺而呈现一般化。
再看郑云云的散文。由于有着相同的人生经历，她的散文和梁琴一样都诉说了共有的一段历史、一种命运和一份情怀，所不同的是，她在感慨世事的颠沛与悲苦的同时更多了一份对纯贞情感的咏赞（如《一个男人和女人新褂子的故事》）和对美好理想的向往（如《铅铅堂记》）。郑云云散文中绝大部分篇章是那些描绘自然与山水的作品。那些旅游札记性质的文字，不是一般性地介绍游历经过、景点状况，而是抓住一些触动她情感的内容来抒写，并总能把自己对于生活、人生、生命的种种感受思考融会进去。泰山的壮美、腾王阁的瑰伟、三峡的雄奇、三亚的旖旎、桃溪的灵秀、大漠的浩瀚、高原的广袤和小城的清幽等种种自然景物，在她笔下都充满了生命的律动、灵气、情趣、韵味、思想和激情，她总能从中发掘出独特的感受甚或一些惊人的感触，这是因为自然山水对她而言，有“一种忧郁的感动。它其实更接近于生命的本质”，她“仅仅是想寻找一种和我灵魂贴近的东西”。在语体层面上，郑云云清丽凝练且满含情韵的文字，使她的散文充满了诗意抒情的色彩。
综上所述，梁琴的散文和传统意义上的散文表现出因承关系，而郑云云的散文更注重表现多样风格和技巧，如《爵士乐手》抒写自己对“响遏行云”的尘世音乐的激动，一改女性温柔的手笔，充满雄浑豪迈之气；而她的《并非圆梦》也可明显地看出意识流与象征主义的成分。梁琴、郑云云还在散文之园辛勤地探索着，我期待着她们奏出更美的乐章！
四
中国现代散文名家柯灵在谈到散文时说：“寸楮片纸，却是以熔冶感性的浓度，知性的密度，思想的深度，哲学的亮度。一卷在手，随兴浏览，如清风扑面，明月当头，良朋在座，灯火照人”。此话道出了散文写作的真谛，即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散文，是那些冲破散文陈腐的说教、平庸的幽默，浅薄的抒情，融学识、智慧、才情、文采于一体的具有现代语体创造风格的篇章。散文灿烂的未来应具有这样一种非凡而独立的品格，即精神的独创性、情感的震撼性和表达的优美性。散文唯有直抵人性深处，展现丰富心灵，重塑现代人格与精神，才能真正承担起拯救人类灵魂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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