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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校的人才建设，对于一所高校的兴旺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当前，主要有哪些问题障碍着高校的人才建设呢？本文谈了三个问题：一、如何看待高学历和突出人才；二、如何看待人才的个性和短处；三、如何看待人才的流动。
关键词 高校 人才建设 问题
邓小平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要发展科学技术，人才又是第一位的。高等院校肩负着培养人才和直接进行科学研究的双重任务，因此，尊重人才自应是高校一切工作的重心。现在各高校的竞争，可以说主要是人才的竞争，谁拥有数量多、水平高的人才（即师资），谁就能在竞争中赢得主动，赢得长足发展。师资兴，则学校兴；师资衰，则学校衰，这已为许多高校的经验和教训所反复证实。
那么，在这场人才竞争的角逐中，有些什么共同性的问题障碍着人才建设呢？我个人以为主要有这样一些：
问题之一：如何看待高学历和突出人才？。
突出人才，主要是指某一专门领域的知名专家或某一学科的著名学者。对待这样的人才，应该格外重视，其理不言自喻。所以这里只重点谈谈高学历问题。
把人才与学历相联系，也是很自然的事，因为学历是人们学习文化科学经历的客观标志，它显示了一个人受培养程度之高低、知识积累之多少。如果否定它，就是否定学校，否定教育，否定社会文明与进步的进程，这显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不要学校，不要文化，提倡“白卷英雄”，器重“三担牛屎六箢箕”的文盲、半文盲，它所带来的文化断层和社会倒退的后果已经是够严重的了。因此，从一般意义上讲，只要不固守偏见，当今尊重学历也不构成什么问题了。
问题是学历是一个涵盖很广的概念，我们应该重视什么样的学历。小学、初中、高中、专科、本科毕业，是一种学历；学士、硕士、博士，虽是一种学位，但在广义上，也可称为一种学历。它们可以说是依次递高的学历，它们各自地位的突出与否，是根据社会对它们的需要度而浮动的。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发展目标，对拥有各种学历人才的渴求，已向高层化急剧驱动。如果说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期，渴求的眼光主要是盯着大学专科生、本科生的话，那么进入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硕士、博士则是“最吃香”的学历了。由于供不应求，博士尤为“抢手”。一个学校拥有多少博士，已成为衡量该学校实力的重要参数。不少高校为了抢占制高点，从80年代初、中期开始，就纷纷制定优惠政策，吸引高学历人才和突出人才，在改变师资结构上大做文章，从而赢得了人才竞争的主动权。
有的人曾经认为，高学历人才吃不得，穿不得，要那么多干什么。这是一种糊涂观点。高学历是国家培养出来的人才宝贝，在中国，现在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太少了。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高学历人才的需求必然越来越多，供不应求的现象将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高校是培养高学历人才的主要基地，作为人才培养母机的教师，自然也要不断改善学历结构，使高学历的教师比例越来越高。当然，培养高学历人才的教师在开初时并不可能事先都具有高学历，有一个发展过程。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用不着去争论，反正历史就是如此。但不能安于现状，不能靠自发地去调节，必须迅速和主动地去改善这种状况，否则也会坐失发展良机。在这个过程中，应主要解决以下认识问题：
第一，凡是具有高学历的人是不是就是高水平人才呢？一般而言，这个等式是成立的，应该服气。因为人的水平和能力是知识的凝聚与升华，由于高学历比其他学历拥有更多的学识和专门知识，所以他更有条件成为专门人才，这是人才成长的普遍规律。当然，凡事物都是相对的，拥有相同学历的人并不等于水平都一般齐，实际水平与相应学历相去甚远的现象也偶有存在，但个别情形不能否定普遍存在。即便是这种少数情形，也并不是学历的罪过，大抵是没有把书本知识较好地转化成水平和能力的缘故。
第二，如何看待低学历者具有很高水平与能力的现象？事物的发展，往往突破普遍性而呈现出偶然性来，这是不奇怪的，不能据此而否定高学历者的存在意义。而且，这种偶然现象也并未脱离共同性、必然性的制约，因为低学历者的高水平的发挥，不是无缘无故的，一定是用其他办法来弥补了这种学历的不足。这种办法的主要涵义就是勤奋自学和不断进修，许多低学历者而成为大家、专家的成长史都证明了这一点。此时，他虽然没有相应的高学历，却有相应的高学力。离开了自学和进修这一条，就是天方夜谭。因此，不能用这种偶然性来否定对高学历的追求和尊重。
第三，在不同学历者中存在政策差别是否违反了公平性原则？现在不少高校为了培养、吸引、稳定高学历人才，都对他们制定了一些优惠政策，主要在住房、工资补贴、科研条件、职称评定及家属照顾等方面的适度倾斜。应该说这样做，并没有违反公平性原则，因为公平应该以效率为基础，离开了效率的公平，就是一种不讲差别的平均主义。这里所讲的效率，主要是指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承认高学历者起点高、投入易、出品快、影响大，至少大多数人是如此。按照效率优先的原则，与其他人相比，他们在有关待遇上适度超前是完全合情合理的。对他们的尊重，就是对他们执着追求知识价值的一种肯定，对其他具备有继续升造条件的年轻人也是一种很好的导向。当然，也不能形而上学，由于客观历史的原因，对已无法完成高学历的教师又应实事求是，区别对待，不能唯学历，这就是一个如何“弹钢琴”的问题了。
问题之二：如何看待人才的个性和短处？
这里所讲的个性，主要是指人的性格、气质、癖好。正如世上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一样，人的个性也是千姿百态、各不一样的。所谓个性，就是独特的“这一个”。
值得指出的是，凡是在学术、理论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有突出成就者，几乎都具有鲜明的个性；个性越鲜明，成就也就越大，这是迄今历史所证明了的一种似乎很普遍的人才成长现象。
个性是一个较广的概念，有主要表现为积极意义的，也有主要呈现出消极色彩的。如阿基米德在进行科研时，竟神魂颠倒，洗澡时，还用手指涂着油膏在身上画几何线条，那满脸乐陶陶的样子，简直像个疯子；爱迪生走进税务局交税，人家问他尊姓大名，他竟张口结舌，好半天回答不出来；安培有一次从外面回家，见门上贴有“安培不在家”的字条，又折了出去，竟忘了字条是自己出门时留下的；劳仑茨为了研究小鸭子是怎样认识父母的，竟整天在院子里摇摇摆摆地学鸭子走路，如此等等。对这些怪态，人们也可能嘲讽为“书呆子”、“神经病”，但却是他们全身心地投入研究的表现，用法布尔的话说，这是“精神集中到一个焦点”，它正是成才和出成果的需要，无疑具有积极意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皮察曾对他的老师——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优秀的科学家必定是某种狂人”。所以，对待这一类有助于出成果的个性，就不必去说三道四，恰恰是值得肯定的。
当然，也有某些个性具有较多的消极色彩，如孤僻、清高、自负等，从而构成了自己的弱点和缺点。甚至错误也不可避免地在他们身上发生。如进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却不顾人家的反对，坚持与表姐结婚，酿出了近亲结婚的苦果；牛顿是18世纪的科学巨匠，可与同胞胡克争夺万有引力定律的发明权，与莱布尼兹争夺微积分的发明权，吵得不可开交；大化学家戴维曾发现和培养了拉法第，可当拉法第被推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候选人时，他竟因妒嫉投了一张唯一的反对票，如此等等，也说明了人才不一定都是圣人、完人，我们不可苛求，只能克其所短，用其所长。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说的：“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君子和人如器，各取所长”。
人生活在特定的社会之中，其发展要受到多种条件和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有先天的，但更多的是后天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如沧海一粟，他在哪些方面能发展，哪些方面未能发展，固然有能控制的一面，但也有因机遇关系而无法控制的一面。所以，应当承认一个客观事实：一个人不可能绝对平衡地发展，均衡发展的人才有，但都是相对的，更多的是明显的非平衡发展，即有所擅长，有所一般，有所短缺，长与短，往往成为相伴而生、结伴而行的姊妹，没有所短不一定有所长，人才价值的实现正是凭其所长而达到的；没有明显短处的人，很可能是样样都一般而恰恰没有突出的一面，这样的人虽然不会出什么大漏洞，比较稳妥，但不一定有大用，即可能在特定领域发挥不出突出作用。
这里就有一个识人、用人的目的性问题需要加以区别。“稳妥”与“大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稳妥”只是用人的最低标准，“大用”才是管理者追求的目标；“稳妥”不是务求人尽其才，“大用”才能挖出人才所长；“稳妥”只能满足常规，“大用”则会去创造新的成就。我们应该选择何种人才呢？当然，由于高校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也需要一批全面而稳妥的人才去执行管理；但由于更多的人才是从事教学和科研的专门业务工作，我们的重点应该主要是要用那些学有所长的突出人才，以发挥其在教学科研中的突出作用，即使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也不必过多的去求全责备、吹毛求疵，要创造一个能广纳这种人才的优良环境。
这样做，也是为了适应人才的心理特点。人才的心理特点是追求个人成就上的最大满足，而他们获得这种满足的唯一手段就是凭借和施展自己之所长。所以，凡突出人才，为了取得施展自己所长的机会，他自然会在环境和条件上进行选择。在一个单位，如果能满足或基本满足他的要求，他就会心情舒畅，倾其所能甚至超水平发挥；否则，他就会忧郁、不满，导致消沉或异动。在所有的条件中，而宽容和信任又是最重要的。
用人之长，绝不是对其人之短视而不见，任其发展，问题在于持什么观点用什么方法来克其所短。有助于出成果的个性和“短处”，应该肯定和保护；无碍其长、无伤大体的短处，可任其存在；如短处已抑制其长、祸及人的本质和主流，则必须进行教育。宽容和信任，并不意味着放弃教育，关键在于态度要正确，方法要得当。我们面对的是高级知识分子群体，要实事求是，平等待人，双向沟通，坚持以隐性教育为主，把显性教育、法规管理与隐性教育有机地统一起来，不能简单粗暴，更不能无限上纲。其实，宽容和信任也是一种教育，如果配以健全的机制，可能还是最有效的教育。只有这样，才能把那些有长处的人才集聚在自己的周围，形成人才群体优势。
在这方面，历史上的刘邦或许是一个成功的典范。他打下天下后，曾在洛阳大宴群臣，问左右“吾所以有天下者何？”有人答以他能与天下同利，刘邦则认为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说：“夫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吾不如肖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如果当时要苛求的话，张良、肖何、韩信都是有这样那样短处和问题的人。如张良曾行刺过秦始皇。按历史唯物主义的道理讲，他行刺欲统一全国的羸政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按现代观点讲，他又是典型的恐怖主义者。韩信也是生就一身反骨的魏延式人物。但为了获得天下，刘邦能广纳各种人才，用其所长，这确是他的高明之处。如果专用无明显短处又无长处的人，能有后来的“霸王别姬”吗？
其实，以上只是从理论上、特例上讲的，实际上，凡是高学历或突出人才，由于其素质较高，大部分又是较全面的人，有明显短处人的比例要大大低于学历相对较低和无学历的人。
问题之三：如何看待人才的流动？
人才流动，在近十多年来，几乎是困扰所有高校的一个难题。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突出人才，被条件优越的单位吸引去了；一些靠优惠条件引进的突出人才，又被条件更好者挖走了；付出了多少心血和经费让他们去深造，结果却“黄鹤一去不复返”。一时间，“孔雀东南飞”，“孔雀满球飞”；而且，条件越差的单位流失越厉害，给单位的发展造成极大的压力。
于是，人们议论纷纷了。有的批评管理者无能；有的指责流动者见利忘义；有的嘲讽在他们身上的投资是“一厢情愿”、“肉包子打狗”；甚至怨天尤人，怀疑国家的宏观决策。不管属于哪种议论，归结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人才的流动？现在虽然习以为常了，但不见得疙瘩已全部化开。
人才的流动，有利有弊，从相对意义上讲，流动的利大于弊。其利至少表现在4个方面：第一，它冲破了单位所有制、分配终身制的传统人事框架，为促进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才机制的建立充当了先驱；第二，它有利于人才找到自己的最佳定位，做到人尽其才，并驱动人才的竞争，造成“各显神通，万马奔腾”的局面，把所有可能潜在的长处和优势都调动起来，以避免人才资源的浪费；第三，它可以使单位人才有进有出，形成一潭活水，自发地调整人才结构；第四，它可以有力地敲响单位管理者的警钟，使他们不断反思自己的观念和工作，并采取得力措施，以主动应付这种局面。
弊病当然是有的，因为在一个单位，过多的人流动，每个人又频繁的流动，会造成单位事业的被动。即便如此，工作的着力点也不应放在流动者身上，主要应该从管理者自身找原因，找对策。人们为了实现自己的价值，寻找更适合于自己发展的单位，不可多加责难，值得反省的还是自己的观念和工作。内地有的高校，曾面对人才竞争的激烈局面，不是哀叹，也不坐等，而是首先更新观念，提出“来去自由，出国自由”，不人为地设置障碍，对于要走者首先挽留，挽留不成即热情相送，并相应制订了一系列适合人才特点的政策，结果不仅没有“人去楼空”，还吸引了各地“凤凰”来此筑巢，出现了人才空前兴旺的局面。这就说明事在人为，并不是无所作为，无可奈何的。
就大众的心理而言，如果人才只在国内流动，那反正都在中国，似乎还可以接受并予以理解；问题是如果流往国外、境外，并较长时间不归，就多少有些看法了，甚至上升到爱不爱国的高度来认识。其实也是不能这样简单地看问题的。人的出国，尤其是人才的出国，是有多种多样的原因的，更多的是为了深造和研究。从长远来讲，他们在那里学习和研究，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有好处的，不要鼠目寸光，不要鸡肠小肚，要相信中华民族的内聚力，要相信炎黄子孙的爱国心。当然，有损国格、人格的败类也有，但任何时候都是极个别，永远代替不了大多数。早在1986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就讲过：中国科技人才外流，不要批评，他们是当年的钱学森，钱学森不是回来了吗？
这是很有道理的。中华民族的内聚力、向心力，是几千年来传统力量和炎黄文化积淀、升华的结晶。从古至今，国家合分不断，朝代更迭频仍，少数民族也多次入主中原，但中国始终是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没有象拉丁人和斯拉夫人那样形成多个国家或民族，这就是中国人具有强大内聚力的历史事实。在历史上，尽管也多次出现过分裂局面，有时人民还能从这种分裂中得到好处，象南北朝时期南方某些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就飞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但人民还是向往统一，支持统一者，反对分裂者。中国的每一次统一，如秦始皇的征讨，隋文帝的南下，都伴随着残暴的军事行动，人民从中并未直接得到什么好处，可他们都支持这种统一战争。什么原因呢？就在于大家都认为自己是中国人，而中国是必须统一的，分裂再好也不能代表中国。即使是不堪忍受而外逃，但一旦局势稳定，生活安定，又纷纷返回故乡。这种情况在东汉初和唐初出现过，辛亥革命后一批海外侨胞带着家产回国更说明了这一点。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中国人到了海外，不管是拥有什么国籍，不管是繁衍了多少代，都不会忘记自己是炎黄子孙，都会以各种方式来回报祖国的〔1〕。所以，在中国，对“出国潮”历来都是不惧怕的。 现在又出现了这种“出国潮”，当然更不必担忧，一个强大而逐步现代化的中国，一定会吸引他们以各种方式来为祖国效力的。
当然，障碍高校人才建设的矛盾和问题还很多，而且老矛盾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冒出，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研究和解决。我这里谈的主要是从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得出的几点认识，不一定具有普遍性。
收稿日期：1996-08-16
注释：
〔1〕参见李桂海：《对“历史反思”的反思》， 转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历史学》199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