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企业经营八大法则，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经营论文,法则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大西洋月刊》发表了一位管理大师一篇很有分量的文章，它指出信息时代知识经济将使企业以往的成功基础不复存在。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国家与企业成功的源泉一直是对自然资源（土地、黄金和石油）的控制。突然之间，这源泉变成了“知识”。又怎会没有变化呢？知识经济之王比尔·盖茨没有土地，没有黄金和石油，也没有工艺设备。人们开始懂得用知识来创造财富，人们也开始悟到对社会进行重组，从而形成一种知识变成财富的环境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培育实现变革和创造财富的企业更是重中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正向我们提出这些新问题，探究企业成功的新法则。
法则之一：任何人都不会通过攒钱而变成巨富
富人总能在社会的巨大失调中找到投资的机会。一种新技术可能带来开发一种新产品的机会。现在的比尔·盖茨是这种情况，当年的约翰·洛克菲勒也是这种情况。他们两人毕生的钱财积蓄都仅占他们全部财富的一个小零头。省吃俭用地攒钱只会使人到老年时生活舒适，但决不会变成真正的富翁。
在当今社会的巨变中，新的技术提供创造财富的机会与速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过去15年美国造就的亿万富翁比有史以来的总和还多。比尔·盖茨即便花上1亿美元为自己盖一栋房子，他所盖的房子在美国也只能屈居亚军。1982年只有13位亿万富翁，到去年秋天又增加了176位。这189个人的财富加在一起，远远超过1万亿美元。如果这个统计再延迟3个月，亿万富翁名单还会多出20几个人。1998年，跻身于最富的50位美国人，每人至少需要拥有29亿美元的身价。最富的美国人并不害怕说他富有，甚至他们会拿出他们的财务记录来证明自己是名符其实的。因为他们有愿意在人们面前当胜利者的习惯，而毫无顾忌。
这种财富剧增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多见。在50年代、60年代以及70年代，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比现在还快得多（1970-1990年财富增长速度超过1950-1970年的两倍）。但它并没有出现巨富。尽管那时美国人与今天一样富有聪明才智、具有创新精神并怀有雄心壮志。因为当时成为富翁的机会没有今天多。
与今天能相比的是19世纪90年代工业革命，当时有两项改革改变着经济面貌，也带来了创造巨大财富的机会。
首先是公司产品研制实验室的出现。德国创立了化工研究与开发的机构。以前，经济发展靠的是有创新精神的伟大工匠，如瓦特、阿克莱特。技术的进步并非像人们想像的同科学的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例如，贝塞麦一直不知道鼓风炉的工作原理，但他只是不停地鼓捣也获得了成功。
除大机器外，电是产业革命的第二推动因素。此时，高的“不均衡收益”取代了低的“均衡收益”。美国第一批亿万富翁洛克菲勒、卡内基、梅隆、摩根、施瓦布就是在这时出现的。而今天，正在出现第二批。
法则之二：成功的企业必须自我“毁灭”才能求生
企业必须在成功之际甘愿自我毁灭方能建立起重新获得成功的新企业。如果它们不自我毁灭，别人将把它们毁灭，而且永无再生之日了。
不均衡时代给人们以巨大的机会也带来了巨大的威胁。在1960年最大的25家企业中，现在仅有6家依然留在1997年的名单上。那25家公司的大多数都被兼并了，还有两家停业了。在20世纪初美国12家最大的公司中，已有11家活不到21世纪，因为那些公司没有应变能力。
老的大公司必须在懂得哪些是突破性技术的同时就学会摧毁手里的旧事业，建立新的事业。例如，在晶体管取代电子管以后，5家电子管制造商中有4家没想到制造晶体管，最后那一家现在也退出了舞台。当微处理器使个人电脑得以取代主机在计算机行业中居支配地位时，该行业的龙头老大IBM也一败涂地，而英特尔和微软取而代之。IBM就是因不能摧毁它的旧有事业（主机）以建立新事业而失败。在80年代，IBM竟然卖掉了它在英特尔公司中20%的股份。如果它当时不卖，今天依旧握有这些股份，IBM总的市场价值会比今天高出30%。
微软等新公司具有很大的优越性，那就是不必通过自我毁灭来保全自己。
法则之三：剧烈的技术变革，与社会经济不均衡带来高收益的机会
精明的企业家们会发现社会在改变人们的习惯。如有的咖啡公司发现美国人宁花2.5美元到咖啡吧去喝一杯咖啡，而不愿到当地餐馆花50美分去喝同样一杯。人们发现，遍布各地的营销网点可使激烈竞争的商品变成一种非竞争性的、差异性的产品，并创造一个收益率很高、能使人发大财的迅速发展的行业。
海上航游业利用了人口各年龄层收入发生的变化发了大财。过去20年中，老年人的相对购买力增加了一倍。20年前，70多岁人的现金收入比30多岁的人低40%；突然之间，现在70多岁的人反而比30多岁的人高了20%。于是海上航游业变成了老年人的最佳休闲方式：一些游轮公司的老板通过利用社会分配的不均衡变化而成为亿万富翁。它是现有财富的转移，而不是新财富的创造。星吧咖啡店和游轮公司都是如此。
只要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悟到：“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便会产生发展不均衡”，自己就会发大财。
法则之四：通货紧缩时使企业增效，要比在通货膨胀时难得多
全球化正在迫使生产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其结果就是产品价格不断下降。据统计，所有产品工厂都尽最大能力生产则全世界产量会多出全世界消费1/3以上。生产能力如此过剩，价格下跌是不可避免的。
全球化还增加了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工资的压力。德国宝马汽车公司实行了弹性上班制度，活儿多的时候工厂在周末开工，从而使成本降低了1/4；活儿少的时候，工人可以不上班，靠积蓄的工时领取工资。如果一年总工时数明显超过规定工时，才发加班费。其结果肯定会使物价下降。
亚洲的经济危机大大增加了降价的压力。印尼和泰国必须增加出口，因此就只有降低价格。发达国家的降价压力来自韩国和日本。
企业压缩规模和业务外包也导致降价。公司同供货商签订合同，都以逐年降价为条件，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同汽车生产厂家订立了每年降价3%的合同。业务外包是订立这种苛刻的合同的主要原因。由于订外包合同，去年美国新汽车的价格自1970年以来首次下跌。
通货紧缩使人们不惜代价地避免负债。实际利率（即名义利率加上通货紧缩率）非常高，而且还债所用的美元要比借钱时更值钱。欠债的人希望尽快还清债务，减少实际债务负担的加重。如果价格下跌10%，100美元的债务实际上变会变成110美元的债务。如果减少债务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那就没有人会往项目上投资了。
法则之五：没有什么因素能取代个人创业精神成为改革的动力
社会进步是一个创造性的破坏过程。即破旧立新。创造和破坏都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企业家则是这个创造性破坏过程的核心。他们是社会变革的动力。
19世纪末，企业家们建立起摧毁地方公司的全国公司；20世纪末，他们又在建立摧毁全国公司的全球公司。但这些变革都是与既得利益集团斗争的结果。
历史告诉我们，扼杀创业精神太容易了。创新是根本的、但又是极其脆弱的。
当社会的企业组织形式已不能撇开旧体制的束缚的时候，也就没有可能出现企业家。必须建立那种使企业家能放开手脚破坏旧东西的企业制度。在今天，不准备同过去决裂的社会就不会出现优秀企业家，这句话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欧洲的现实清楚地说明了企业家精神的重要性。欧洲的储蓄和投资均多于美国，欧洲人受教育水平高于美国人，他们对科学的基本了解丝毫不比美国人差。然而，新的21世纪智能工业中没有一个是欧洲创立的。去年，欧洲最后一家本地计算机厂家——西门子—尼克斯多夫公司也卖给了台湾的宏基公司。一个完全退出计算机业的欧洲怎能在21世纪走在前列？可以认为本应存在的欧洲企业家实际上并不存在。
技术几乎永远受社会的支配。创意不被采用往往是因为人们不想采用。某种事情有可能发生并不等于它一定会发生。要把真正的创意推向市场，需要极大的毅力。对古希腊的考古研究中曾发掘出蒸汽玩具，古埃及的寺庙中有过汽动大门——然而，直到18世纪才出现推动经济发展的蒸汽机。革命性技术与产品的出现需要有它的社会环境。
法则之六：把秩序看得高于一切的社会是不会有创造性的；没有一定秩序，创造性也自然消失
想一想15世纪初中国的情况。当时，中国的实力、它的探索本能以及它的建设欲望使它具有创造和发起一场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所有技术和条件，可是实际上，这种情况在其后的400年中从没有出现过。当时中国拥有炼钢所需要的鼓风炉和活塞风箱（据历史记载11世纪末中国每年生产的生铁数量在其后的700年中在世界上一直没有任何国家可及）、用于军事征服的火药和火炮、用于印刷的纸张和活版、能钻探天然气、在数学方面有了小数、负数和零的概念，中国人在各个方面都遥遥领先于欧洲人。在宠大的中国舰队进入非洲东海岸探险的同时，葡萄牙和西班牙在非洲西海岸的探险规模小得多。中国在七次下南洋（印度洋）探险所用的船比哥伦布的船大三倍。但是，中国有可能发生的工业革命却没有发生。中国先是拒绝、最终忘却了那些本来会使他们称霸世界的技术。技术创新受到禁止。朝廷有令不准建造新的远洋舰只，也不准到中国海岸线以外的地方航行。到15世纪末，秩序压倒了人的本能好奇，压倒了科学探索的意愿，压倒了建设的追求，一切陷于停滞之中。
一个社会要促进知识的发展并对之加以利用，就需要有适度的混乱和秩序。如中国15世纪过分强调秩序不行，如俄国过于混乱也不行。今天的美国和日本与当年的俄国和中国有许多相似之处，尽管没有像它们那样极端。美国混乱有余而秩序不足，虽有创造性却不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利用。日本则秩序有余，混乱不足，缺乏创造性。成功的社会是在秩序与混乱之间造成一种紧张关系并加以管理，使两者都不失控。如果社会不能容忍变革带来的混乱，新的创意很容易淹没；然而，社会又必须维持适当的秩序，创造性才能取得突破。
社会力量表现为传统与叛逆之间的紧张关系。爱因斯坦在15岁那年从中学退学，一年后放弃了本国国籍，在社会、经济和道德三重意义上都过着边缘人的生活，自称吉卜赛人、被视为放荡不羁的波希米亚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生活是在科学和社会两方面都从无序中寻求有序。巨大的创造性需要严酷的现实、丰富的想象力和不合逻辑的跃进。只有具有反叛精神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创业与组织才能、好奇心、探索的意愿以及建设的追求是可以提高的。那些已经掌握了现有知识却没有被这种知识所束缚的人都具有强烈的好奇心。
法则之七：知识经济要求政府在教育、基础设施及研究与开发上投放巨资
这不仅是要有才华横溢的人和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的问题，还需要政府与社会的支持。
美国企业研究与开发工作大部分（占4/5）是由大公司进行的。波音公司的开支占销售额的4%，英特尔占9%，朗讯占12%，微软占17%。英特尔公司的销售额和利润几乎全部来自过去三年中研制的产品，而IBM公司利润只有大约30%至40%来自近期研制的产品。
对于公司来说，技术上的领先地位与研究开发开支并不是一码事。欧洲在研究方面花的钱并不少，但这种花费似乎没有产生什么效果。显而易见，技术产业化活动没有跟上。例如，美国超越欧洲的主要不是在信息技术的研究与开发的开支方面，而是在信息硬件和软件的投资方面。1996年，美国研发投资在其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为法国和德国的两倍。研究结果没有多少差别，但利用这种研究结果所做的事情有大的差别。
研究与开发开支的收益率平均回报率为24%。但是，研究与开发的社会收益率却为66%，几乎为私人收益率的3倍。研究与开发所得到的利益有2/3并没有到出钱的公司手中。这个结果有力地证明研究与开发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果。
法则之八：知识经济中，个人最大的未知数是如何在一个无终身职业的体制中拥有一种终身职业
对个人而言，受教育是一种高风险投资。据统计，有20%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到头来拿不到上大学时的平均投入。他们投了资，但却没有相当收益。在赢利公司不断缩小规模的情况下，如何获得一种终身职业所需要的投资呢？
这要求个人有“生涯计划”和择业目标。不能只算年工薪多少，而应看这一职业的发展空间。美国的比尔·盖茨成为首富，不是他知识比别人多，而是他择业与个人生涯计划搞准了搞对了。日本80年代的“任天堂”，并不是求知欲超过别人，而是择业胜人一筹。一个衰败行业的巨子即使绝顶聪明，也不会成为巨富。一个衰败行业的最大特征是技术阶梯没有了，这意味着此一“案身职业”不存在了。这就是在无终身职业中要学会找准终身职业。
今日机械、轻工等行业的发展空间如何能与通讯、电脑、软件、教育产业相比呢？这就是现在残酷的现实。
对于个人，我的忠告是：技能、技能、还是技能。进入那些没有技术发展空间的行业前景是可悲的。现实情况是没有技能的人工资必将不断下降。如果你进入劳动大军中属于下层的那2/3的人，唯一的出路是通过受教育改行，这是历史的需要。因为今天创业机会很多。但是，我们在报纸上每读到一个取得成功的故事、每出现一个新的亿万富翁，背后都有数十位企业家破产，只是没有人注意、也没有人哀悼罢了。许多人走下坡路并不自觉。
自我摧毁是对老企业的挑战。即使有意识地摧毁现有的有利可图的事业也罢。历史昭示我们：做不到这一点的人将被淘汰。对公司而言，经济机会之好是前所未有的。世界充满着商机，每个企业都可以在没有地位牢固的竞争对手的环境中成长。
那些在教育、基础设施及研究与开发方面大量投资的国家将会成为胜利者。因为，它在创造新生的一代。
然而，对那些有技能、喜欢冒风险同时又愿意摧毁自己以前活动并且生活在高投资社会中的人来说，现在是发展个人最有利的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