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词见证明清时代澳门的历史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澳门论文,明清论文,历史文化论文,诗词论文,见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从明代嘉靖三十二年至三十六年（公元1553～1557年）葡人入据澳门以后，到清代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的近三百年，构成澳门历史上的明清时代。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的泱泱大国，也是一个诗的国度。明清时代居住在澳门或曾经到过澳门，关注着澳门的中国诗人，都向这片中国领土倾注自己的热情。由笔者选笺的《澳门诗词笺注·明清卷》，选入明清时代70位中国诗人吟咏澳门的诗词275首。
这些诗词，是明清时代中国诗人在澳门居停或过往时发出的心声。诗词作为文学作品，诗人在创作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受到时代的气氛，使后人往往能透过他们的心声看到历史的真相。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以《元白诗笺证稿》等论著，开创了以诗证史的学术传统。本文受前辈学者的启发，尝试着运用明清时代中国诗人吟咏澳门的诗词作为基本资料，以见证明清时代澳门的历史文化。
一、中国领土上的葡萄牙居留地
16世纪后半期，葡萄牙人始则贿赂广东官吏而入据澳门；继则向中国政府交纳地租，租居澳门半岛的一部分作为固定居留地。明清政府在澳门设置官吏，驻扎军队，征收税课，有效地行使统治权。明清时代的中国官员也不断巡视澳门，有的还将他们在澳门的见闻形诸吟咏，他们所留下的诗篇，可以作为当年中国对澳门行使主权的历史见证。
清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初春，清廷以平定台湾，派来巡视粤闽沿海，为海禁作准备的钦差工部尚书杜臻、内阁学士石柱到达广东。杜臻在广东巡抚李士桢的陪同下巡视澳门，并留下长诗《香山澳》，诗末描写他在巡视过程中与西洋教士的对话：“〔教士〕自言：‘慕义来中夏，天朝雨露真无私。世世沐浴圣人化，坚守臣节誓不移。’我闻此语甚欣喜，揽辔停骖重慰之：‘如今海内歌清晏，男耕女织相熙熙。薄海内外无远迩，同仁一视恩膏施。还归寄语西洋国，百千万
作藩篱’。”（注：杜臻《经纬堂诗集》，卷四。）当时无论是居澳葡人，还是来华的西洋教士，都被看成仰慕天朝王化的外国子民，才被允许居留中国内地，“坚守臣节”正是他们的本份；而永作“藩篱”，也就成为他们所自来的“西洋国”的职责。这段描写，向北京宫廷的“圣人”传达了“澳夷恭顺”的信息，满足了“天朝”皇帝作为天下共主的传统心理。
同年暮春，另一位钦差石柱在两广总督吴兴祚的陪同下亦至澳巡视。总督为封疆重寄，军政海防皆其职责，澳门在清代与虎门并列为全粤最重要的海疆要地，历任封疆大吏无不重视对澳门的巡视。吴兴祚此行留下长诗《抵香山，舍舟从陆，经翠微村，前山寨、官闸口至濠镜澳，遍观炮台及诸形胜，薄暮留宿》，（注：吴兴祚《留村诗钞》（不分卷）。）据诗中所咏，诗人从香山至澳门途中，在翠微村外遇见从澳门贩货归来的行商，并分享了昔日因海禁颠沛流离的百姓得返故里复业的欢乐。他在关闸口受到居澳葡人的迎接，巡视时各炮台又鸣礼炮致敬。他拒绝了葡人珍异珠宝的馈献，黄昏时又绳床瓦枕，寄宿僧寺。将其与有关文献相印证，可见诗人关心民疾，廉洁自守的高尚品格，这在清朝的封疆大吏中是罕见的。
另一位作为清朝封疆大吏巡视澳门并留下诗作的为阮元，他的五律《登沙角炮台，阅水师毕，即乘水师提督之兵船过零丁洋，看大嵛山，望老万山，回澳门，阅香山兵，因题船额曰“瀛舟”》，（注：阮元《研经室集·诗集》，卷十一。）作于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公元1818年1月10日）巡阅虎门和澳门之时，距其接任两广总督不久。
澳门在明清两代属广州府香山县管辖。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管辖广州、韶州二府的广南韶道劳之辨，乾隆五十二年（公元1987年）的广州知府张道源，皆曾至澳门处理民蕃纠纷，并留下吟咏澳门的诗作。
为了加强对澳门的管治，清政府于乾隆九年（公元1744年）设立广州府海防军民同知（简称澳门同知），驻扎前山寨，香山县丞移驻关闸以南的望厦村。由此构成鸦片战争前以澳门同知为最高实际负责官员，与香山知县及香山县丞互相协调，共同管理澳门事务的清政府管治澳门的实际管理体制。
在担任澳门同知和香山知县的清朝官员中，印光任和张汝霖无疑是两位引人注目的人物。印光任于乾隆九年至十一年（公元1744～1746年）任第一任澳门同知。张汝霖于乾隆十一年至十二年（公元1746～1747年）任香山知县，兼署澳门同知。十三年（公元1748年）实授澳门同知，以事被议落职。他们不但居官期间政绩斐然，而且工诗能文。两人合著的《澳门纪略》，是中国人第一部系统介绍澳门的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刊行的一部关于澳门历史的著作。他们赴澳巡视，处理公务而留下的诗篇，多载于《澳门纪略》中。
张汝霖的五律长篇组诗《澳门寓楼即事》为写景抒情擅美并秀的佳作。（注：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下《澳蕃篇》。）其第五首云：“居然百夫长，位极以权专。列炮遥堪指，为垣近及肩。舞戈当负弩，释甲学行缠。慎尔一隅守，蒙鸠系可坚？”诗人以澳门为海疆要地，葡人寄居逼处，列炮为垣。治理澳门，既要用文德感化，又必须注重武功，方能无忝责守。第十三首探讨历来治理澳门的利弊得失，主张对居澳葡人因俗而治，不必过分挑剔、非议。结联“二百年间事，从违欲问谁”二句，证以诗人在《澳门纪略序》所说：“自濠镜开市以还二百馀岁间，大事修戎，小事修刑。”反映了他在中国对澳门的主权问题上有明确的认识。
明清时代的澳门，作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吟咏澳门的诗人，很自然地把目光投向居澳葡人，与他们友好往来。
明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汤显祖在由南礼部祠祭司主事谪迁广东徐闻县典史途中曾游历澳门，其七绝《香澳逢贾胡》：“不住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明珠海上传星气，白玉河边看月光。”（注：汤显祖《玉茗堂诗集》，卷六。）描写了他在澳门遇到贩运珍异珠宝的葡商，以及居澳葡人不事耕种，依赖海外贸易为生的情形。
清康熙年间，斡鹄的笔下则这样描写西洋少女：“楼头一见已魂销，性本聪明态本娇。时嚼槟榔还默默，玲珑玉质透鲛绡。”（《澳门番女歌》第一首）（注：韩鹄《止亭诗钞》，七绝。）其诗虽然不无轻薄之嫌，却是描写西洋少女诸诗中最早的一首。
岭南名诗人、学者屈大均，与一位定居澳门的西洋老人时有往还，结下友谊。这位西洋老人向诗人赠送珊瑚笔架，诗人赋诗为谢。《西洋郭丈赠我珊瑚笔架赋此答之》第二首：“分来烽火柏，持作笔床先。小架宜斑管，长书得锦笺。归凭纤手润，益使大红鲜。未有琼瑶报，殷勤奏短篇。”（注：屈大均《翁山诗外》，卷八。）这个珊瑚笔架，伴随诗人渡过晚年的一段笔墨生涯，直到诗人去世的前两年，才因贫困质于押钱家。这位西洋老人雅尚文墨，插书满架，而且晚年得子，时值寿诞，诗人真诚地以诗为贺：“书床花发贝多罗，鹦赋堂前解唱歌。明月新生珠子树，白云初熟玉山禾。千年命缕絲能续，七日仙棋箸更多。最是端阳榴火好，为君流照玉颜酡。”（《寿西洋郭丈》）。（注：屈大均《翁山诗外》，卷十一。）
乾隆年间李遐龄的长诗《蕃雏》，（注：李遐龄《勺园诗钞》，卷一。）写诗人傍晚在海边散步，见到一个皙白雅靓，红
素颈的西洋小童，向他冁然而笑。诗人热情相招，牵抱置膝。小童自述家世，并向诗人请求教诲。诗人不谙洋语，更难作答。幸有一位晓谙洋语的航海客，为之居间传译，备述一切，使他们之间的交谈得以继续下去。诗中留下了一个俊秀活泼，聪明好学，谦恭懂礼的西洋小童的可爱形象，也留下了中葡百姓友好往来的一段佳话。
中葡百姓之间，由互相往还而通婚混血，在清代澳门诗中亦颇多描述。如张琳《澳门竹枝词》第七首：“女婚男嫁事偏奇，巾帼持家得父赀。莫怪澳中人尽贺，良辰交印得唐儿。”（注：张琳《玉峰诗钞》，卷十五。原注：“夷俗贵女贱男，以男嫁女。得唐人为婿，则举澳相贺。”）中国人通常认为，唐人少年之所以愿嫁西洋女为婿，是由于西洋人富有，女子得承父资，主家政。陈官《澳门竹枝词》第三首：“生男莫喜女莫悲，女子持家二八时。昨暮刚传洋舶到，今朝门户满唐儿。”（注：陈兰芝《岭南风雅》，卷一《续选》。）可称同调。
鸦片战争前中葡百姓在澳门杂处而居，和睦相处的情形，乾隆初年林国桓《题妈祖阁石壁》腹联：“一任飞潜空际色，半分夷夏杂人烟。”（注：原诗勒于澳门妈祖阁海觉石下观音殿旁石壁。）以飞鸟翔于天际，游鱼潜于海底，各适其适，来比喻澳门民蕃杂处，各安其居。嘉庆年间何健《前山八景·山城偃月》有很好的概括：“我士我女，我商我贾。以育以生，乃祖乃父。”（第三首）“祖父之宅，天子之仁。扦此牧圉，匪曰敌，而曰宾。”（第四首）（注：何天衢《榄溪何氏诗徵》，卷六。）意思是说中国的男女百姓、商人贾客在澳门居住营生，往来贸易，西洋人从其祖父辈开始，便寄居此地。允许西洋人祖祖辈辈寄居此地，是由于天朝皇帝的仁德。朝廷筑前山寨城以捍卫疆土，但对于居留澳门的西洋人，不是当作敌人，而是看作客人。这大约代表了当时中国士大夫和百姓对西洋人居留澳门的一般看法，这种平和宽容的博大民族胸怀，使中葡百姓之间有过许多友好的往来。但到鸦片战争后，葡萄牙当局反客为主，强行对澳门的中国百姓实行殖民统治，澳门的历史也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
二、东西方贸易的港口
澳门成为葡萄牙人的居留地以后，葡人凭藉澳门连接中国内地的地理优势及其海上强国的馀威，与中国商人密切合作，发展东西方海上贸易。16至17世纪之交，澳门成为繁盛的东西方贸易港口。
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汤显祖来到澳门时，正可谓适逢其会。他见到的“贾胡”，显然是一个在生意场上得心应手，积资钜万的来自大西洋沿海的葡商。他反映当时澳门海外贸易的还有《听香山译者》二首，记述从香山译者听到的海外情形。上首叙述海舶在南海各国辗转贸易，下首叙述花面蛮姬的美丽动人。其上首云：“占城十日过交栏，十二帆飞看溜还。握粟定留三佛国，采香长傍九州山。”（注：汤显祖《玉茗堂诗集》，卷六。）
香山应指香山澳，为澳门的别称。译者又称通译或通事，明代经官方许可，在中外贸易中传译言语，居间贸易的人物，明末多活跃于澳门。这位香山译者所叙述的海舶，并非通常一桅只有一帆的中国海舶，而是一桅数帆，桅多帆众的西洋蕃舶。据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八《舟语·洋舶》条所载，蕃舶上设有神楼，应为供奉耶稣、圣母及其他具有航海保护神职能的神祗之处。这艘西洋蕃舶大约以在神前祈祷、占卜的方法来决定船只的去留和航路，按照占卜的结果，先在南海古国三佛齐的港口寄碇停留，然后驶往马来半岛霹雳河口外的九州山，采购龙涎香及其它香料。说明明代来自西洋的航海者，与信奉妈祖等神祗的中国航海者一样，依靠仿佛存在于冥冥之中的航海保护神来指引航路。（注：拙著《澳门中西文化中的航海保护神》，未刊稿，136～137页。）明代出入澳门港口的葡萄牙大商船，可以从这艘海舶找到它的原型。
沿至清代，东西方贸易仍是澳门中外居民赖以为生的主要经济来源。为了照顾居澳葡人的生计，清政府在开放海禁之前开放了澳门与香山之间经过关闸的陆路贸易。吴历《澳中杂咏》第十八首：“小西船到客先闻，就买胡椒闹夕曛。十日纵横拥沙路，担夫黑白一群群。”（注：李杕编《墨井集》，卷三《三巴集》。）吴兴祚前引诗：“岭外云深抹翠微，翠微村外落花飞。负贩纷纷多估客，辛苦言从澳里归。”都描写了当年陆路贸易的情形。
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清政府开放海禁，设闽、粤、江、浙四海关，并在澳门设立粤海关监督行台。广南韶道劳之辨与粤海关满监督宜尔格图，汉监督成克大在这一年巡视了澳门。劳之辨《同满汉榷部巡历濠镜澳四首》之四：“孤屿何雄峙，兹门实壮哉。珠江初置榷，烽火旧遗台。玉帛通千岛，梯航走八垓。新悬平准法，互市仗长才。”（注：劳之辨《静观堂诗集》，卷四。）而作于同年的屈大均《广州竹枝词》第四首：“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竺。”（注：屈大均《翁山诗外》，卷十六。）则将澳门南面的十字门古航道与广州十三行联系在一起，一同写下了海禁初开，千帆竞发，澳门与整个广州口岸对外贸易欣欣向荣的历史场面。
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清政府禁止中国商船赴南洋贸易，澳门葡船不禁。至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始开放粤闽二省海禁，重新准许中国商船出海贸易。潘宪勋的《澳门曲》第一首：“川后天吴海禁开，花钱无数自洋来。澳里唐人三十万，一时翘首望双台。”（注：潘宪勋《南归诗钞》，卷一。）下联胎息于唐李益的七绝《从军北征》：“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首月中看”二句，描写了澳门中国百姓迫切要求开放海禁的心情。
在此稍前，两广总督孔毓珣于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奏定澳门葡船的额数二十五只，朽坏准修，但不许添置。清政府在关税上给澳葡额船以优待，只收船钞，不收货税，由澳葡当局自行抽收，以充蕃官蕃兵俸饷，故张汝霖《澳门寓楼即事》第三首云：“须知天泽渥，榷算止空舸。”
清代澳门葡船经常航往印度西海岸第鸟、果阿一带贸易。祈祷航海顺利成为居澳葡人宗教活动的重要内容。潘有度《西洋杂咏》第十六首：“十字门中十字开，花王庙里证西来。祈风日日钟声急，千里梯航瞬息回。”（注：潘仪增、潘飞声《番禺潘氏诗略》，第二册《义松堂遗稿》。）祈风句原注：“夷俗日日撞钟求风，以盼船行。”结合“千里梯航瞬息回”之句，可知在每年冬春之交东北风盛行，蕃舶出航时节，以及夏秋两季西南风盛行，蕃舶从印度西海岸返航时节，居澳葡人皆日日至教堂撞钟祈祷，盼望蕃舶一帆风顺，平安归来。
在居澳葡人祈祷航海顺利的活动中，葡商家庭的少妇往往有着无与伦比的宗教虔诚。王轸《澳门竹枝词》：“心病恹恹体倦扶，明朝又是独名姑。修斋欲祷龙鬆庙，夫趁哥斯得返无？”（注：印光任、 张汝霖《澳门纪略》， 卷下《澳蕃篇》。 ）独名姑， 为葡文Domingo的音译，意为礼拜日。龙鬆庙，葡文名Igreja de S.Augustin，澳门教堂之一。哥斯，清代文献又作戈什哒、 戈什嗒或哥什嗒，皆为葡文Costa的对音，意为海岸， 指印度西海岸葡属殖民地果阿、第鸟一带。这首诗通过一个独居澳门的葡商家庭少妇拟在礼拜日到教堂祈祷的心理活动，将其盼夫归来的迫切心情描写得跃然纸上。
与王轸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廖赤麟《澳门竹枝词》第八首：“郎趁哥斯万里间，计程应近此时还。望人庙外占风信，肠断遥天一发山。”（注：廖赤麟《湛华堂佚稿》，卷一。）望人庙又称风讯庙或风顺庙，西人称为老楞佐堂（Igreja de S.Lawrence）， 澳门最早的天主教堂之一， 始建于1558 年， 供奉葡萄牙人的航海保护神老楞佐（S. Lawrence），初期设有风讯旗杆。印光任、张汝霖《澳门纪略》卷下《澳蕃篇》：“西南则有风信庙，蕃舶既出，室人日跂其归，祈风信于此。……其俗以行贾为业。……凡一舶货值巨万。家饶于财，辄自置舶。……资微者附之，或数十主同一舶。每岁一出，出则数十家之命系焉。……计当返。则妇孺绕舍呼号，以祈南风。脱率不返，相率行乞于市，乞者常千人。”诗中这位西洋妇女，在西南风盛行，海舶从印度西海岸返航时节，来到望人庙外观察风候，见到风信不利于航行，悲痛地望着天边的青山，为丈夫的命运担忧，也为全家今后的命运担忧。可见这种祈祷航海顺利的宗教活动，应从清代居澳葡人依赖海外贸易为生的社会经济生活传统寻找根源。
三、中国士大夫的忧患意识与盛世豪语
明清时代属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为中国与西方各国发生直接接触的早期，亦为中国对外关系由古代型向近代型转变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西方各国对于中国，虽然以经济和文化渗透为主，基本上没有近代那种以坚船利炮为后盾的赤裸裸的军事侵略。然而，西方国家给近代中国带来的近百年的创深痛钜的屈辱和创伤，却可以从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渗透和窥伺寻找渊源。自明末以来，中国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对葡人入据澳门，以及西方殖民势力对澳门和中国沿海的窥伺，始终怀有隐忧。明清时代吟咏澳门的诗人，也怀着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感情，将这种忧患意识时时形诸吟咏。
最早将这种忧患意识形诸吟咏的，为明代嘉靖年间的西域人后裔蒲龙。其《感事》诗云：“寸天尺地尽尧封，邸借蒲桃许驻忧。一自庾邮频贡雉，几曾辛螫悟荓蜂。徙戎策尚迟江统，筹塞人先学范雍。天险莫将瓯脱例，西来市舶水中龙。”（注：蒲肇扬《南海甘蕉蒲氏家谱》，卷十一。）这是迄今所见的中国诗人最早的一首澳门诗。诗人虽为西域人的后裔，内中夏而外夷狄的思想却非常明确。他与当时其他广东地方人士一样，对葡人入据中国领土澳门深表忧虑。而结联“水中龙”一语，正是葡人入据澳门以前在广东和闽浙沿海劫掠所留下的形象。
作于康熙二十八年（公元1689年）的屈大均《澳门》诗，对葡人盘据澳门亦表示了同样的忧虑：“广州诸舶口，最是澳门雄。外国频挑衅，西洋久伏戎。”（第一首）“筑城形势固，全粤有馀忧。”（第二首）“山头铜铳大，海畔铁墙高。一日蕃商据，千年汉将劳。”（第五首）（注：屈大均《翁山诗外》，卷九。）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释迹删的《青洲岛》下半：“猘犬吠花人迹断，饥鸢占树鸟声哀。凭谁为语冯夷道，还与华亭作钓台？”（注：释迹删《咸陟堂诗集》，卷十四。）则对西洋人鸠占鹊巢颇为不满，谓应请水神冯夷作主，将青洲岛归还中国的隐士逸民作钓台。作于稍后的汪后来《澳门即事同蔡景厚六首》之二则云：“莲花出水地形奇，为问何年借岛夷？却怪伏波征戍日，不将铜柱立江涯。”（注：汪后来《鹿冈诗集》，卷四。）
至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和十三年（公元1808年），英国乘欧洲拿破仑战争之机，藉口保护澳门免受法国侵占，两度派兵窥伺澳门。诗人们的忧虑，又集中在英国对澳门和中国沿海的窥伺方面。程含章的《后海上篇》：“苍生皆帝臣，尺地尽王土。谁将澳门山，轻与番夷处？……年来英吉利，眈眈视如虎。积薪虽未然，绸缪宜未雨。”（注：罗含章《岭南集》，卷三。按：程含章原姓罗，故其诗集以罗含章之名刊行。）邱对颜的《澳门》：“蚌鹬仍相持，异类真枭獍。天险当我归，皇威永兹震。”（注：邱对颜《玉珊诗集·璜钓集》。）谓英人企图夺取澳门，取代葡人的地位，我正可利用矛盾，伺机收回澳门，使天险重归我有，海疆得以宁谧，以此作为全粤海防的筹策之一。其见识皆远远高于同时代人。属于这一类的还有蔡显原的长诗《濠镜澳》并序。
康熙末年至嘉庆初年，清代社会处于相对繁荣安定的时期，史称康乾盛世或乾嘉盛世。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多少带有一种作为天朝上国子民的自豪感，特别是士大夫，时时将这种感情形诸吟咏，可谓“盛世人惯作豪语”。在清代的澳门诗中，亦不乏这样的盛世豪语。康熙末年罗天尺的《题澳门图》上半：“澳口东风未易寻，莲茎关外大洋深。谁当海不扬波日，写出人来归市心。”（注：罗天尺《瘿晕山房诗删》，卷八。）这种出自布衣之士的盛世豪语，写出当时中国人的自豪感和自大心，颇具时代色彩。
雍乾间李珠光的五律《澳门》：“无多莲瓣地，错杂汉蛮居。版籍南天尽，江山五岭馀。一邦同父母，万国此车书。……”（注：陈兰芝《岭南风雅》，卷二）意思是说澳门这块状如莲瓣的小地方，中国人和西洋人错杂而居。其地虽然僻处南天的尽头，却属天朝版籍；其山虽属五岭的馀脉，仍是我中华的江山。澳门的中国百姓，与内地百姓源出同一父母之邦；澳门的西洋居民，是因为仰慕天朝的王化而来居此地。
乾隆初年冯公亮《澳门歌》的下半：“濠镜由来荒僻滨，今成戎蛮贸易津。十字门中拥异货，莲花座里堆奇珍。番舸夷舰万樯集，异域殊形遍家室。我朝厚德如洪波，万里梯航畏怀多。诸酋同乐化日过，荣光出海休气和。千秋亿代锦山河，我因鼓腹澳门歌。”（注：冯询《冯氏清芬集·白兰堂诗选》。）写澳门贸易繁盛，海外诸蕃云集以及天朝柔远的盛德，最后六句达到盛世豪语的极致。
乾隆末年广东左翼镇总兵西密扬阿《题妈祖阁石壁》的颔联和结联：“万顷凌霄际，千艘仗赫灵。……万国朝宗日，馨香极杳冥。”意思是说海面波涛万顷，连接天际；千百艘海舶仰赖妈祖的赫濯威灵，平安地在海面航行。在这万方来朝梯航毕集的太平盛世，人们纷纷献上香美的供品酬谢神恩，祈神求福之声，闻于天际。这种盛世豪语出自一位清朝武将之口，兼有自豪感和虚骄心。而这种虚骄自大的心态，使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后处理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四、关于中西文化交流
澳门在成为葡萄牙人居留地以后，至鸦片战争前的近三百年间，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着引人注目的角色。
诗人们来到澳门，往往带着敏锐新奇而又不离乎中国文化的目光，来看待他们所见到的西方事物。李遐龄的《洋楼》：“楝树高高透绮疏，洋楼插汉拟仙居。……六月却嫌重薄，全家犹剩半厢虚。倚栏多少人天上，十里扬州恐未加。”（注：李遐龄《勺园诗钞》，卷一。）中国古代有仙人楼居的说法，除宫殿道观之外，一般居室皆为平房。诗人们来到澳门，见到西洋人居住的洋楼直插霄汉，很自然地把它比拟为神仙的住处。结联更谓洋楼中的人在凭栏眺望，有如从天上俯视人间；恐怕繁华的十里扬州，也未必胜过这仙境般的澳门。
西洋千里镜自明末经利玛窦（Matheo Ricci）传入中国以后，至康熙中叶，中国人已经将其应用于航海。据屈大均所咏，当时从澳门出航东洋日本的中国海舶，同时装着千里镜和罗盘针：“五月漂洋候，辞沙肉米沉。窥船千里镜，定路一盘针。”（《澳门》第六首）西洋人出门佩带刀剑，刀头一置罗盘针，一置千里镜。汪后来《澳门即事同蔡景厚六首》之三：“南环一派浪声喧，锁钥惟凭十字门。借得西洋千里镜，直看帆影到天根。”西洋人出门携带罗盘针和千里镜，显然出于航海生活的需要。诗人游历南湾，从同游的西洋人借得千里镜，远望十字门的帆影，直到天边的点点白帆都可以看到。
明末以来，澳门三巴寺有一架西洋风琴，诵经时弹奏以和经呗。吴兴祚于康熙二十一年（公元1682年）秋首次巡视澳门，所作《三巴堂》诗结联云：“坐久忘归去，闻琴思伯牙。”（注：吴兴祚《留村诗钞》（不分卷）。）美妙动人的风琴声，使诗人留连忘返。释迹删的《寓普济禅院寄东林诸子》，亦有“六时钟韵杂风琴”之句。（注：释迹删《咸陟堂诗集》，卷十四。）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梁迪的长诗《西洋风琴》，述其友人副将郎亦傅巡边至澳，见到三巴寺中的西洋风琴，归来仿制一架，并且超过原器。诗人认为风琴可以列为雅乐，以登中国的大雅之堂。（注：梁迪《茂山堂诗草》，第二集。）这种举动和见识，值得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书下一笔。
沿至嘉道年间，风琴已普及到澳门西洋人的家庭。嘉庆二十一年（公元1816年），武将汤贻汾奉江西巡抚阮元之命至澳辑捕逸犯，遍历西洋人之家，有西洋少女为之鼓琴一曲，给诗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其晚年为诗尚云：“琴声非丝桐，如怨亦如慕。不惜十指纤，奚愁五音悮。”（《七十感旧》第七十八首）（注：汤贻汾《琴隐园诗集》，卷三二。）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蔡显原等为纂修《香山县志》至澳游历，蔡氏此行留下《听西洋夷女操琴》的长诗，述其至西洋人家中，听西洋少女演奏风琴。诗人一面盛称西洋风琴制作精巧无匹，琴声优美绝伦。一面却斥为奇技淫巧，视为溺人心志的郑卫之声，与明堂、清庙一类的雅乐水火不相容。与康熙年间梁迪颇有气魄的见解大相径庭。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在鸦片战争前夕万马齐闇的局面之下，相当一部分中国士大夫已经失去学习西方先进文化的勇气。
此外，西洋技艺如自鸣钟、镜画，器物如刀剑、衣冠、食品、洋酒、餐具、轿舆等，在中国诗人的笔下亦每有咏及。如成克大的《濠镜澳即事》：“编竹张飞盖，肩舆类短床。兜罗衣尚锦，笃耨珮含香。茉莉蒸花露，槟榔当酒浆。倭丝襟底貯，但嗅不须尝。”（注：陶樑《国朝畿辅诗传》，卷十三。）可见其梗概。
天主教是葡萄牙最流行的宗教。居澳葡人长期保留本国的宗教传统，加上澳门作为天主教在远东的传播中心的地位，使清代澳门的宗教活动十分活跃，即使在康熙末年清政府实行禁教以后仍然盛行。因此，清代澳门诗中有许多关于天主教的描述。
诗人们来到教堂林立的澳门，面对着金碧辉煌，巍峨壮观的天主教堂，特别是为各教堂之冠的三巴寺，无不发出惊奇与赞叹。杜臻《香山澳》云：“堂高百尺尤突兀，丹青神像俨须眉。金碧荧煌五采合，珠帘绣柱围蛟螭。”描写了教堂外观的壮丽，神像雕塑的精美，堂内布置的奢华。更为概括的是黄呈兰的《青玉案·澳门》词：“绮窗朱槛，玉楼雕缕，这是三巴寺。”（注：许玉彬、沈世良《粤东词钞》，第二册。）
诗人们对天主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在澳门的活动亦有不少描述。澳门主教或驻札于三巴寺的耶稣会院院长，清代文献称为三巴法王。释迹删的《三巴寺》：“箬叶编成夸皂盖，槛舆乘出比朱轮。”（注：释迹删《咸陟堂诗集》，卷十四。）描写法王出巡的显赫场面，简直不亚于轩车皂盖的中国高官。屈大均的《澳门》第四首：“礼拜三巴寺，蕃官是法王。”在诗人看来，三巴法王比作为澳葡当局最高官员的兵头（总督）更具有权威。
礼拜是天主教最重要的宗教活动。汪后来前引诗第四首：“赤乌已映三巴寺，白雾犹涵老漫山。七日一回看礼拜，番姬盈路锦斓斑。”描写礼拜日的早晨，西洋妇女穿着绚丽多彩的服装，迎着初升的太阳，前往教堂礼拜的情形。金采香的《澳门夷妇拜庙诗》第一首，则写礼拜日三巴寺内人气氤氲，竟日不倦的盛况：“三巴门内瑞烟开，夷妇殷勤礼拜来。席地跏趺忘日永，氤氲人气绕莲台。”（注：方恒泰《橡抨诗话》，卷九。）
礼拜的重要内容是诵经和讲道。刘世重的《三巴寺》：“坐堂环白鬼，听法间红毛。”（注：刘世重《东溪诗选》，卷二《藕泉集》。）写欧洲天主教徒聚集在三巴寺内听教士讲道。金采香《澳门夷妇拜庙诗》第二首：“一双纤手嫩于莲，对佛持斋志益虔。百八牟尼刚数罢，堂头法语又传宣。”则写诵经。
婚配仪式也是天主教一项重要的宗教活动，清代文献称之为交印。尤侗的《佛郎机竹枝词》：“蜈蚣船橹海中驰，入寺还将红杖持。何事佛前交印去，定婚来乞比丘尼。”（注：尤侗《西堂全集》，第十一册《外国竹枝词》）对“交印”仪式有比较具体的描写的是陈官《澳门竹枝词》第四首：“戒指拈来杂异香，同心结就两鸳鸯。嫁郎未必他年悔，生子还当付法王。（原注：西洋人婚礼，女以戒指授男，通于僧，僧诵经使日后夫妇无怨悔，乃成婚。）”（注：罗学鹏《广东文献》，四集卷二五。）而下联结句“生子还当付法王”，是说他年生子以后，还当抱入教堂，由教士作入教洗礼，则属于天主教的另一项宗教活动了。
明清时代中国诗人吟咏澳门的诗词，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明清时代澳门的历史文化：澳门作为设在中国领土上的葡萄牙居留地，中国政府始终有效地行使主权；她不但是一个东西方贸易的重要港口，而且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居于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些诗词以中国古代文学的形式来描写明清时代的澳门，本身就是研究明清时代澳门历史文化的珍贵史料。当然，要深入研究明清时代澳门的历史文化，还必须将这些诗词与其他中外文史料互相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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