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壮族文字中的“古无光唇音”遗物及其成因_日语汉字音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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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语音总不断地演化,某种语言现象虽然消失了,但在消失的过程中总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投影和折射,古壮字中的“古无轻唇音”遗迹,正是古汉语唇音分化前在古壮字中遗留下来的印记。从“古无轻唇音”在古壮字的投影和折射中,我们窥视到古汉语唇音分化前的历史状况,轻唇读如重唇音现象是客观存在的。

┃关键词┃ 古壮字 轻唇音 遗留 演化

钱大昕的“古无轻唇音”说虽已为大多学者所认同,但近世至今仍不乏有因其论证不足而提出异议的人。〔1 〕最近在对古壮字的考察中,我们意外发现了“古无轻唇音”在其中的不少遗迹,这无疑是对“古无轻唇音”说的又一有力新证。

古壮字是广西壮族先民历史上移用汉字而创制出来的一种少数民族文字,也叫方块壮字或土俗字,壮语称之为θаш[24]dip[55]。它曾是壮族人民进行书面记录和交际的重要工具,壮族的民间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寓言、剧本、楹联、碑刻、药方、契约、家谱等,许许多多都用古壮字记录。著名的《布洛陀》和《刘三姐》也是用古壮字写成。古壮字的造字基础主要是汉字,受汉字音、形、义的影响非常显著,是较典型的“汉字型文字”〔2〕之一(周有光语)。 它的产生年代目前虽尚未定论,但学术界从唐永淳元年(公元682 年)澄洲刺史韦敬办撰写并立的《澄洲无虞县六合坚固大宅颂》一碑(该碑现仍完好保存于今广西上林县麒麟山)中出现的古壮字考证认定,它的形成至少在唐朝以前。因此,古壮字能够相当程度地反映所移用汉字的上古、中古(前期)语音的某些特征当无庸置疑。这正如可从日语借用汉字的吴音、汉音中窥视出中古汉语南方语音和北方语音的基本概貌一样。我们的初步考察也证实了这一点。

用“六书”结构分析,可把古壮字大略分为象形字、会意字、形声字、假借字四种类型。反映“古无轻唇音”的古壮字主要留存于假借字和形声字两种类型里。

(一)假借字。又可划分为借音借形字和音、形、义全借字两种。

1.借音借形字。古壮字移用汉字的音、形来作为自身的音、形,但不移用汉义。即古壮字的音、形是汉字的,而字义是壮字的,被移用的汉字只是一个纯粹的语音形体符号。例如古壮字“眉”,字形移用汉字的“眉”,字音“mi[2]”,壮义却为“有”等。其中反映“古无轻唇音”的例子有:

“非”属中古汉语非母,“扶”属奉母,在古壮字里均读为重唇音p‘或p,反映出其移用时古汉语“非”读如重唇*p‘,“扶”读如重唇*p。

2.音、形、义全借字。即古壮字既移用汉字的音、形,又移用了汉字的字义。例如古壮字“金”,字音读“kim[1]”,字义也为“金”。其中反映“古无轻唇音”的例子有:

“佛、拂”属中古汉语敷母,“逢”属奉母,在古壮字里均读为重唇音p,反映出其移用时古汉语“佛、拂、逢”等字读如重唇[*]p。

(二)形声字。

1.古壮字移用一个汉字作意符,移用另一个汉字作声符,二者合成一个古壮字。例如古壮字“”,字音“la∶i[1]”,字义为“多”,“ ”中的“多”是意符,“来”是声符。与汉语的形声字一样,这种形声字中的声符往往也保存了不少古汉语语音。其中反映“古无轻唇音”的例子有:

(1)以“甫、弗、分、否、方”作声符的例子:

(2)以“孚、番”作声符的例子:

(3)以“逢、父”作声符的例子:

2.古壮字移用的两个汉字都表示声符,其中的一个兼表意符,被移用的两p个汉字合为一个古壮字。 这类古壮字比前一种只移用一个汉字作声符的古壮字更能强烈反映出所借入时期的古汉语语音。其中反映“古无轻唇音”的例子有:

上古汉语唇音分化的时期“不能晚于第十二世纪”(王力语),〔4〕也就是说, “古无轻唇音”的现象大约在唐末宋初时就逐渐消失了。那么,它又是怎样被移入古壮字中并得以遗存下来的呢?这可以从古壮字创制过程的外因(即社会历史、地理条件)和内因(即古壮字的自身特点)两个方面找到答案。

文献材料证明,古壮字的创制至少在唐代以前(见前文所述),据此考察,我们可以把保存有“古无轻唇音”的那部分古壮字的形成发展推断为两个历史层次:

(一)唐末宋初前,即唇音未完全分化前,古壮字直接移用的当是其时进入壮语地域的轻唇读如重唇音的汉字。这一历史时期壮语地域特殊的社会历史、地理给古壮字的创制和移用提供了充要的条件。据史料记载,自公元221年(始皇26 年)秦始皇就“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5〕,辟岭南,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此后,由于战争、戍边、 移民、屯田、避难等原因而陆续涌入百越之地的汉人连绵不断,大批汉人的不断南移,他们所带来的汉语言文字,就逐渐在壮语地域流传开来。那时,已达到相当水平的丰富多彩的汉字文化,无疑给了仅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壮族先民以莫大的启示和借鉴。为了更好地适应壮族先民的书面记录和满足壮汉人民的交际需要,于是,壮族先民便在借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出这种独特的汉字型文字——古壮字。可以断定,这一历史时期所创制出来的古壮字,尽管会难免受到壮语语音结构特点的制约和影响,但由于它创制时的历史条件和与汉字的密切关系,也必定会烙上当时汉语言文字某些语音特征的印记。譬如,其时汉字“扶服”读如“匍匐”〔6〕,“扶”为重唇音,古壮字在移用“扶”字时, 其声母亦读为重唇音p(古壮字“扶”读匍匐,例见前文,下同); 其时汉字“佛”读如“弼”,“弗”读如“孛”〔7〕, 皆为重唇(山东省费县的“费”古曾读为重唇p),古壮字在移用“佛”乃至以“弗”作声旁的字时,皆亦读为重唇音p(古壮字“佛、拂、胇、砩、”等皆读p);其时汉字“方羊”读如“旁羊”〔8〕,“方”为重唇(今吴方言“防”仍读重唇b),古壮字移用“方”作“”字声旁时,亦读为重唇音p;其时汉字“逢蒙”(人名, 古之善射者)之“逢”读如“蓬”〔9〕, 读为重唇,古壮字移用“逢”乃至以“逢”作声旁的“”等字时,亦读为重唇p; 其时汉字“番”读为重唇(今广东省番禺市的“番”仍音“潘”〔10〕),古壮字在移用“番”作“”声旁时,亦读为重唇音p,等等。 这种壮汉语音对应关系,不但透现出古壮字同汉字古音的紧密联系,也给我们追溯古壮字的形成提供了线索。

(二)唐末宋初后,即唇音分化后,古壮字移用的当是遗存于广西汉语方言中的轻唇读如重唇的汉字。今天,我们无论是从历史文献中,还是在活的方言里,都仍可以找到这方面的例证。譬如,1936年修纂的《信都(今广西贺县)县志十编》〔11〕中记载:又如“甫”、“脯”(非母),今广西南宁市郊区亭子乡、百色市、田阳县平话均读为重唇音p‘;“讣”(敷母), 今亭子乡平话读为重唇音p;“辅”(奉母),今亭子乡平话读为重唇音p‘,百色市、田阳县平话读为重唇音p〔12〕。再如, 广西藤县粤语今读“甫”(非母)、敷(敷母)、辅(奉母)”为重唇p‘, “缚”(奉母)为重唇b。显然, 正是由于这些轻唇读如重唇的古音现象在广西汉语方言中的残留,一方面,使得古壮字能够在中原汉语唇音分化后,仍然可以在壮语地域移用到轻唇读如重唇的汉字,创制出读为重唇的古壮字,如等等(见前文举例);另一方面,也使我们认识到,为什么在古壮字中,会遗存有那么多反映“古无轻唇音”现象的字例。当然,这并非是语音发展的偶然巧合,而是壮汉民族关系相互融合,民族语言相互吸收的必然折射。

直接反映“古无轻唇音”的那部分汉字进入古壮字结构后,虽历经沧桑,却为什么能较完好地得以留存至今?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还是与文字的特性和古壮字的发展特点有密切关联。

首先,书写符号的文字比语言更具保守性和稳固性。语言社会的某一地域一旦形成了约定俗成的书写形式,它就不会轻易起变化,即便语言有所演化,文字的书写形式仍可以不变。文字的这种特有性质使得留存有汉字轻唇读如重唇现象的古壮字能够基本保持原来的形音符号而没有轻易被改变。其次,汉字作为基本构件一旦进入了古壮字的结构中,就变成了一个个纯粹的音形构字符号,开始与汉字系统分离,不再受汉语言文字发展变化规律的制约,而只遵循古壮字系统的发展变化规律。因此,尽管进入古壮字中的那部分汉字,如本文所举例的“非、扶、甫、父、逢、方”等等,其语音在汉字系统中早已发生变化,读为轻唇音〔f〕, 但它们在古壮字中仍可以不受这种变化影响而依然读为重唇音〔p〕。况且,广西汉语方言中残存的轻唇读如重唇的现象,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维系着它们原先的读音。第三,古壮字是在壮族先民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历史条件下创制出来的,它虽然一直未能在壮语地域范围内全民化,规范化,但千百年来却能较好地适应并满足各地壮族人民的书面记录和壮汉人民交际的需要。因而,它自身的发展变化相当缓慢,没有发生任何突变,具有相对的稳固性。这几种因素,都使保留有“古无轻唇音”遗迹的那些古壮字得以留存至今。

语音总是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不断地演化,某种语音现象虽然消失了,但在消失的过程中总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投影和折射。古壮字中的“古无轻唇音”遗迹,正是古汉语唇音分化前在古壮字中遗留下来的明显印记。条分缕析这些例证,并将它们同已知的历史文献与今天的方言材料联系起来考察,我们则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古汉语“非、敷、奉”三母确曾存有过的轻唇读如重唇的现象。没有被反映者,就没有反映;同理,没有古轻唇读如重唇的现象,古壮字就不可能呈现出如此这般有规律的反映。因此,从“古无轻唇音”在古壮字的投影和折射中,我们也进一步窥视到古汉语唇音分化前的历史状况,确信轻唇读如重唇语音现象的客观存在。

注释:

〔1〕例如,符定一“古有轻唇音说”,载《联绵字典》附录, 中华书局,1954年第2版;王健庵“‘古无轻唇音’之说不可信”, 安徽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敖小平:“‘古无轻唇音不可信’补证”,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等。

〔2〕周有光“广义汉字学”,《百科知识》1991年第1期。

〔3〕本文的古壮字主要引自《古壮字字典(初稿)》, 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主编,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年;张元生“壮族人民的文化遗产——方块壮字”,载《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会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4〕王力《汉语史稿》上册第15页,中华书局。

〔5〕《淮南子·人间训》。

〔6〕〔7〕〔8〕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五《答问十二》。

〔9〕〔10〕王力《汉语史稿》上册第22页,中华书局。

〔11〕该志见台湾战友出版社影印本,广西图书馆存有铅印本。

〔12〕笔者曾对亭子乡、百色市、田阳县平话作过系统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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