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意义论文,海外论文,文学论文,华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1979年北京的《当代》杂志发表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白氏既可称为“台湾作家”，又可列为“海外作家”，而在台湾，他又是一位“中国作家”〔1〕。 这是大陆文学界首先注意到在大陆革命三十年的同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复杂的文学空间。随之而来的便是“台湾文学”与“香港文学”的命名，以及这种命名带来的介绍与研究热潮。 1982年召开了全国首届“台港文学讨论会”，到1986 年召开第三届时，更名为“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意味着大陆学术界对于台港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之间差异性的认知，也意味着“海外华文文学”这样一个特殊命名的确立。1990年召开第五届时，又更名为“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至此，大陆以外的汉语文学空间都被清晰地显示出来，并进入文化领域的操作层面及学术领域的对象之中。
九十年代初期，对于“台港澳”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的界定显得极为迫切。《台港文学导论》、《海外华文文学概观》、《海外华文文学发展史》〔2〕等著作相继出现， 这些研究者将“台港文学”或“海外华文文学”视作新的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所以，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便是论证为什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之外增添这样的命名，意义何在？台港澳属于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文学自然也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但因历史上殖民地、政治分裂等因素，“三个地区出现三种社会，分属三个政府”，〔3〕因而， 有必要将他们特别从“中国文学”的概念中拈出，予以特别的关注。潘亚暾等这样阐述他们的基本立场：“从中国当代文学总格局来考察，台港澳文学无疑是‘边缘文学’，它们是母体文学的一种延伸、补充和扩展，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4〕。海外华文文学的情况却正好相反， 大陆论者极力澄清他们不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或支流，他们的主要理由似乎以国界为依据，只要在中国以外的另外国家发生的汉语写作，均属于“海外华文文学”。例如：
陈贤茂说：
“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作品，都称为海外华文文学”〔5〕。
王晋民说：
“海外华文文学，是指中国本土之外，即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澳门之外，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与非华人的作家，用中文反映华人与非华人心态和生活的文学作品，它包括亚洲华文文学、美洲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澳洲华文文学。非洲华文文学等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6〕。
许翼心说：
“华文文学是一种国际性的文学现象，因此，华文文学不能等同于中国文学，也不可以将海外的华文文学称之为海外的中国文学。 ”〔7〕
这些看法强调的是区域特征与语言特征，在论著自身看来均十分科学与严密。证之于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战后的东南亚地区，应无丝毫异议。然而证之于战前的东南亚地区，或六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美国地区，情形的复杂性恐怕非上述定义所能包含。苗秀曾提到：“马华文学在其开始时期，本质上也是一种移民文学。早期的马华文艺写作人，也和十九世纪初那些法国作家一样，大多也是流亡者一类。他们都是不满中国的黑暗政治，逃亡到星马两地来，他们有些是参加实际革命工作失败后，在家乡无法立足，亡命而来的，另外一些则是为了生活，远走异地谋生，写作不过是他们一种业余工作，但决不是毫无意义的工作。他们是有意识地把文艺当作宣传武器，揭露中国的腐败跟落后的社会封建性。……马华文学由移民文学蜕变为独立发展的国民文学，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告完成。”〔8〕
人文学科所面对的研究对象往往不是通过定量化与逻辑化可以被完全界定的，人文学科中的命名也往往不能使所命名者变得简单明了，实际情况是，可能将被命名者所具有的全部复杂性呈现无遗，从而使研究者在问题的质疑与追索中进入人性与思想的幽深地带。以区域与语言为标帜的“海外华文文学”在大陆文化界高频率的运用中，日益成为套语式的词汇〔9〕， 而很少有人去寻究这一命名本身的复杂含义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学术难题。
“海外华文文学”这一貌似简洁清晰的概念，触及到近百年中国的离乱历史，其中蕴含的风风雨雨、离愁别绪、沉浮荣枯，引起种种难以言说的情结。从台湾、海外的某些作家、学者对“海外华文文学”命名的反应即可见一斑。1985年秋，美国纽约市立大学举行了一个“海外作家的本土性”的座谈会，参加者有陈若曦、张系国、张错、唐德刚、杨牧等，均为“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命名所指涉的对象。他们发言的基调反映了对于“海外华文文学”这一说法的抵触、拒斥，他们均认为自身的写作充满“中国意识”，不应被逐出“中国文学”的大家庭〔10〕。命名者与被命名之间的抵牾，耐人寻味，正好说明不能简单地以语词的逻辑性为终点，而是要透过逻辑性，窥测到隐藏于其间的逻辑以外的许多复杂的背景，才有可能整体地感受、把握一种命名的意蕴。其实，早在1983年，由海外作家自己编辑的一套“海外文丛”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这套书的取材范围完全是美国的华人，而且全是五十年代前后从台湾、香港赴美的华人知识分子。透过这一套丛书，我们也能看到他们的心态与立场。
木令耆说：
“在心理上，他们的感情寄托是在祖国，从他们的作品中常会看出他们的流浪心情，如果他们的作品为了迎合中国广大读者，在词汇、形式上努力去接近中国本土的作者，这将是他们对祖国怀念向往的结果。……现今的海外作家可能是最后一两代的海外作家，除非日后不断地有中国移民移居欧美，才有可能在他们之间产生继续用汉文学写作的作家。很可能现今的欧美华人作家是历史上畸形发展现象，在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海外华人作家的传统，现今的海外华文作家很可能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时代的孤儿……”〔11〕
李黎说：“二十世纪中期以后的海外华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知识分子的海外移民。这在中国近代史上算是没有大规模战乱的一个时期，却也是国家断然分裂的时期。中国人到了海外，势必深刻感受到作为分裂国家的国民是怎样的不便、困扰与痛苦。‘认同’的危机不仅在母体文化与客体文化的对峙中，甚至产生在面对自己分裂的祖国的彷徨中！个人的失根、祖国的纷争，使得海外的中国人背负着比任何一个其它国家作客异邦的‘外国人’更深重的历史负荷。因此，海外华人的文学作品，便有其先天上的历史感和时代感——是这样特殊的历史与时代成长了这些写作，而这些写作便将一个真正的作家不可残缺的历史感与时代感放进他们的作品中去。”〔12〕
显然，他们的阐述渗进了他们自己的切身感受，是从他们的独特处境出发的。我们之所以要引述他们的看法，只不过要说明，“海外华文文学”这个命名所指涉及的对象，其实是由不同的多种声音协调而成，既有历史的痕迹，又有政治的冲击，既有肉身的流徙，也有心灵的漂泊，在不同的时间与空间，汉字以层层叠叠的意象，记录了相似或相异的渴盼与挣扎。当我们面对“海外华文文学”这一语词时，也许应尝试着将其置于多元的声音背景中，在一种流动的状态里把握它所表达的内涵。因为“区域”与“语言”这两种似乎定量化的科学标准，一旦依附于具体的个人或具体的时空，会以千百种姿态变幻莫测。
台湾、美国的一些华人作家、学者之所以对“海外华文文学”、乃至“台湾文学”这样的概念有所疑虑，原因在于林耀德所言的：“80年代以前，台湾现代诗和中国现代诗在台湾文学界的言谈中是一对同义词。另一方面，当大陆评论界将所有在台湾成长的作家规范为特定的‘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范畴之中，成为边陲化的课目；…五、六十年代崛起的外省裔台湾诗人可能在世纪未面临在两岸的‘主流’中同时缺席的窘境。”〔13〕确实，象白先勇、欧阳子、叶维廉、郑愁予、杨牧、陈若曦等，他们或从大陆或从香港漂泊到台湾，又从台湾漂泊到美国，有的又从美国返回大陆再从大陆漂泊到美国，他们的文学历程从台湾开始，参与了在台湾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有的还写下重要的篇章，如叶维廉从五十年代至今一直以他卓越的诗论与隽永的诗作参与了现代诗的成长。对于这样的作家，尽管他们已经成为美籍华人，定居在美国，但“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不但不能揭示他们的意义，反而会遮蔽许多意义；在此，“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有它的局限性，必须与“中国文学”“台湾文学”这二个命名协商性地共存，才能说明上述作家的真正风貌。当然，这在操作中会遇到这样的困难；同一个作家被肢解得肢离破碎，他在海外写作的作品被纳入“海外华文文学”，而在台湾或大陆的写作被纳入“台湾文学”或“中国文学”。任何一个作家都是一个整体，都有他之所以为他的基本心理架构，无论怎样变化，基调仍会存在、延续，如果为了“科学”而将他割裂，恐怕只会抹杀他的创作真相。事实上，在目前一些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及中国当代文学著作中，相当一些作家交叉出现在不同的“命名”中，例如上面提到的叶维廉，既在《台湾新诗发展史》〔14〕中占了一定的篇幅，也在《海外华文文学概观》〔15〕中拥有一席之地，又在《中国当代新诗史》〔16〕、《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17〕中赫然具名。叶维廉就是叶维廉，是同一个个体，却浮移在不同的“命名”之中，这对于文学史或对于他个人的创作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不质疑命名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如果我们坚持将“海外”与“汉语”作为严格的标准，那么，我们还会遇到另一类的“海外华文文学”。近代中国文学中的黄遵宪、梁启超、康有为等重要作家、现代中国文学中的胡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老舍、徐志摩、戴望舒、艾青、萧红等重要作家，都曾在海外留下大量的、优秀的创作，有些甚至为文学史上的开拓之作，如郭沫若《女神》中的多数作品。我们是否应将这些作品归入“海外华文文学”呢〔18〕？要是果真如此，一部近现代中国文学史可能会出现四分之一的空白。一位作家的“海外生活”固然会影响到他创作的选材、视角，然而，只是因为他在海外用汉语写作过，即以“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来规范他，恐怕值得商榷。涉及这个文学群体时，我们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有它的限度，不应肆无忌惮地滥用。张爱玲、无名氏等重要的现代中国作家中年或晚年移居台湾，因而成了“海外”“台湾”作家，相当令人困惑，在此，被肢解的不仅是作家本人，也是一部完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
总之，我们认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以“区域”与“语言”为最基本的界定，自有它合理的依据，但在实际的运作中，所面对的是流动的、富有情感与思想的作家个体或族群，是不同时空的复杂背景，因而，它应当谨慎地被协商性地、有限度地使用。
2
任何一种学术命名，不仅仅揭示某类特殊的现象以引起关注，更预示着方法论与学术视角的更新，或者，暗示着某种被忽略的隐蔽关系以引起探讨。命名可能寻致一门新学科的诞生，也可能只是带来一些崭新的学术问题而开拓原有学科的视野、思路。
如果我们接受“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那么，我们必须提出如下的质询：它所指涉的对象之特殊性何在呢？为什么要将它们独立地标示出来？这样的命名会引起何种学术研究的新路向呢？它对于原有的学科如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等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呢？而最终，它是否能作为一门学科存在呢，还是只能作为一种课题性的命名游走在其它学科之间？
该命名的语词组合透露了某种不寻常的关系。“海外”指地域上的本土以外，“华文”指的汉语，“文学”指的是人类表情达意的共通形式之一。民族的语言离开本土以文学的形式生长，这种事实隐含着政治、历史、种族、文化经济之间的纠葛，也显现了该命名以“边缘性”的地位承担着重重叠叠的“关系”诸如语言与生存、记忆与同化、漂流与家园、世界性与民族性、边缘与中心等等。简要说，该命名呈现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学写作：在飘浮不定的异质环境中以汉语书写情志。此类写作被这样的一些事物包围：异域感、流亡、战争、不同的语言、陌生、幻觉般的回忆……这些事物令作家迷失，也可能会令作家意识到“人类的根是没有边界的，人类的心就在大地下面，就在世界之梯的底层跳动着”〔19〕。流行的分类法将此类写作纳入“边缘文化”之中，因为他们生存在两种乃至多种文化的空隙间。此类写作者也常常认可这样的归类，例如一位至今仍在海外漂泊并持汉语写作的女作家说，“如今我是什么？回到自己的家园，人家说你假洋鬼子；呆在外面又浑身不自在，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外国人；不是华侨，不是自己，四不像？！”〔20〕即使成为国籍意义上的“外国人”，又何尝能够一下子从身体到灵魂与“外国”融合。也许可用文学性的语言诉说：一旦远涉他乡，“家园”便永远地成为一种若隐若现的景像，在生活的颠簸中忽明忽暗的，永远不会有确定的形状与质地：他既不属于他正生存着的地方，也不属于他的故乡。在海外，无论以怎样的身份，却在满耳满眼异国语言文字的环境里固执地以遥远的汉字表达情怀，无论如何，这是内在的“怀乡”情结，同时也使自身置于两个“世界”的交相辉映之中，成为“边缘性”的存在〔21〕。换言之，“海外华文文学”的主旋律是由“流动性”形成的，而“流动”的原因总不外是战争、经济、政治等，不外是财富或和平的梦想，甚或是逃避式的对于世外桃源的追寻，或者只是随波逐流式的偶然因素；可能是被迫的，也可能是自愿的。海外写作的心态之异于本土，几乎完全可从他们的“流动性”中找到原因。“流动性”包容了一系列关键的语词如放逐、怀乡、冲突等，成为海外作家笔下，或评论家评论海外作家时常用的词汇。更为重要的是，“流动”的特殊状态，引伸出一系列边缘性学术话题，对于某些传统的理论架构构成一定的挑战意味。
（1）文学与历史。 尽管事实上早期以华工身份离开中国的海外华人几乎并没有留下什么文学作品〔22〕，但绝大多数的研究者在谈及海外华文文学的发展史时，都会提及“海外华人”的早期移民史。这是该命名中“海外”“华”这些词、字引起的联想。或者说，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使华人的历史与文学构成了某种联系，乃至相互印证的关系。一方面是作为“华文文学”创造者“海外华人”的历史，另一方面华文文学中反映的一般海外华人的历史。就前者而言，海外华文文学基本由“知识者”的流亡、留学、或移民而形成〔23〕，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史可能是一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全部岁月的中国“知识者”的海外流动史；就后者而言，我们可能要重新审视黄遵宪的海外诗篇，据说他是最早使用“海外华人”这名词的中国外交官〔24〕，他将“海外华人”这一群体的存在带进文学的视野，成为以文学表现海外华人生活的先驱。时至今日，华人的第二、三代可能更多地以本地语言如英语创作寻根式的文学，而本人是第一代的华人仍偏于汉语写作，如张错的《黄金泪》，甚至也有本土——中国大陆的作家描写海外华人的作品，更甚而还有异乡作家如美国作家描写的海外华人的作品。海外华人的历史在这几种不同语言不同身份的写作之中交错朦胧，形成文学的历史画面。在相互的比较中，我们也许更能把握到海外华文文学的某些表现功能及其独特角度、情意。
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不仅将其自身历史及相关的华人海外“流动”史从历史的暗角推到前台，而且作为一种“中介物”，一种“旁观者”，他们又为中国及所居住国的历史提供了另一类的诠释。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存在，本身隐喻着一部十九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从另一角度说明着一个文明古国的式微，以及在外力激荡下的变迁。同时，他们身居异国书写中国的历史事件，必然与身居本土时的心情不同。对于居住国而言，他们是非主流性的居民，他们对于居住国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历史”，采取的又必定是一种微妙的态度。
因而，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包含着四种历史的影像，一是海外华人史，二是海外华文文学史，三是居住国的历史，四是中国本土的历史；这四种历史以“海外华文文学”为纽结产生关系，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本身有着重大的制约作用，而海外华文文学又从文学的观点补充一般通史的见解。由这样的具体例证，我们又可引伸出文学与历史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的提问，从而达臻某种文学理论的形成。
（2）文学与文化。“一件物象，一种信仰，一个制度， 当它们由一个部族或民族传播到其他部族或民族时，如果单从外部的媒介去观察，而不从内部的心态去体认，则文化的一切真相不会暴露出来”〔25〕。文学为心灵的写照，在文化学的领域，它常常充当生动的素材，去探测数字、历史事件、习俗背后的深邃世界。“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显而易见地揭示了两种文化的冲突或交流，也就是周策纵教授所言的“双重传统”〔26〕。但问题在于：从一战前后开始，大多数东方国家都面临着双重传统的处境，一方面是西方文明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瓦解危机，如何在调适中寻找到新的生机，这是中国本土当代文化的重要命题。所以，仅仅指出海外华文文学产生了“双重传统”是不够的，还要指出它与本土处境的差异。在我们看来，这种差异也许表现在：由于海外华文作家处于活生生的异域，因而他们所负载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许多素质可能会变成精神上的“家园”；而在本土，出于变革的要求，异域的文化因子常常作为革命的思想被广大的知识分子接受，并借以抨击传统文化的许多质素。海外作家、学者与本土学者、作者对于“传统”的感受显然不同，因而他们采取的立论也往往相异。
另一方面，由于海外华文文学的“中介性”位置，我们可以通过它更清晰地看到本土的文化传统被置于异域环境时所发生的种种形相。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念，以怎样的方式在域外延续，它们对于“华人”生活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尤其是在异国人眼中，华裔社区的文化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另外，海外华文作家的文化活动如中外文学作品的互译，在中外文化的交流中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本身也是活的文化标本，外国人从他们身上了解感知中国文化的气息。
世界各国的华文文学，虽然都出自同一源体，具有炎黄文化的基因，彼此有文化上的血缘关系，但是它们已经分别与各个国家的本土文化相融合，各自成为所在国文化的组成部分。用文化的眼光对世界各国华文文学进行考察，探索它们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文化意蕴，对于了解华文文学的传播及其融入主流社会之后所产生的变化，认识和把握世界华文文学的总体状况，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互相交融、借鉴、转化、认同的规律，都会有所促进。
海外华文文学为中外文化的比较研究，为文化交流、冲突模式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与路向。
（3）文学与语言。“在某一个时刻， 对于丧失了一切的人来说——而且无论这意味着丧失一种存在还是一个国家——语言就变成了国家。人进入了词语的国度”〔27〕。当一个人“流动”至异域，他能够与他的过去不断相遇之途径，唯有他的语言。对中国人来说，即是汉语。“汉语”中积淀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意识，无形地塑造着中华民族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当一个人在海外使用汉语写作，他相遇的不只是他个人的“过去”，同时也是一个种族的过去。因而，在海外的汉语写作别具一种本土作家难以体会的意义。海外的汉语写作也推动我们更深地认识汉语的文学表现功能，她如何表述异质文化圈中的形形色色，等等。而海外的汉语写作者因为在一个陌生的情景中，可能会比国内的写作者更热衷于对汉语本身的体悟、沉思，也就是说，有更多的语言自觉。因为他们的写作，面对的是一个很少或完全没有读者（不懂汉语）的空间，他在静默与孤寂中自己倾听自己的汉语之声。这样，他们对于汉语有着一种血肉的关切，一种不得不的专注。当然，从总体而言，真正具有语言自觉的海外作家并不多，至于思考如何以汉语写作参与世界当代文学的意识，更是罕见。本来，他们在海外，应更容易思考并实践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本土或海外，当代汉语写作界都未能产生“世界性”的作家？如果是汉语的局限，它的局限又在哪里？如果汉语本身并无局限，那么它的尚末敞开的魅力又该怎样发掘、拓展？也许，由于谋生的艰难，许多海外作家只是不自觉地“情之所至”，下意识地运用汉语写作。然而，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者却应思索上述问题，这种思索也许有助于汉语与文学关系的进一步研讨。
（4）文学与文学。不管从文化的角度， 还是从语言的角度最终都不是要抹杀“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学性，而是要从不同角度来说明它的“文学性”。“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最根本的也只不过是要告知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与族群。因而，站在文学的立场，这个命名提出的基本问题是：海外的生存经验如何被转化成一种“诗学”，从而造就成一种独特的文学范式？在这里，牵涉到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文学与个人际遇的关系等等。迄今为止，我们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学性”诠释是远远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使用的一些套语远远不能够刻划海外华文文学的美学品格。也许，必须找寻新的语汇，新的诠释策略，才有可能描述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学现象与族群。另一方面，尝试着追问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对于“文学”本身会造成怎样的震动，例如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等，是否会丰富它们的研究题材、视角等，从而引出一个至为关键的问题：“女性文学”与“黑人文学”的命名导致了“女权主义文学理论”与“黑人文学理论”的产生，形成了“革命性”的文学思想，“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是否有可能带来一种新的文学理论或新的批评模式？
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揭示了“海外华文文学”这个命名在学术或批评领域显在的或潜在的意义所在。再回到本段开头的问题：它能否作为一门学科？一门学科的诞生需要它自己的哲学基础，换言之，一门学科之所以被称为“学科”不单单其外在的如被开课、被研讨之类，而是指它包含着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独特方式，是人类与世界发生联系的一种独特途径。除此之外，它还应包含许多规律性的东西，以及别的学科无法涵盖的东西。就目前的成果而言，“海外华文文学”是否已成为一门学科，令人怀疑，因为许多著作还停留在现象的“罗列”之上，给人印象是从“中国当代文学”、国别的“华文文学中抽出一些作家，加上生平资料，组合而成。而对于一门学科而言，即使对于一般的学术研究而言，重要的是“解释”。如果不能透过现象作出深刻的“解释”，又谈何学术或学科。那么，换一种问法，海外华文文学本身是否具备被“解释”的广阔空间，从而成为一门“学科”呢？我们的回答是有这样的可能性，但在现在，它更多的恐怕只是一种课题性的研究，在当代文学批评、比较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所居住国的文学批评及文学史、还有历史学、文化学中寻找到用武之地。
3
从中国当代文学到台、港、澳文学、到海外华文文学，整个“汉语文学的写作”全部进入了当代文学研究、评论的视野；而且，这样一些命名客观上促成了象“世界华文文学”“中华文学”“汉语文学”之类的命名，使学者、作家把立足点定在“汉语”之上，或者，回到汉语本身。在二十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刻，海内外的华人写作者终于能够超越民族、国家等等的制约，以一种博大的心态来从事写作；而文学研究者一旦将汉语写作视作一个整体，必然会有助于“汉语诗学”的丰富创新。
在研究与创作界，近年来的许多会议都以“中华文学”或“华文诗”相标榜〔28〕，表现出整合的要求。王润华更是明确提出：“世界华文文学的大同世界，也该要建设起来了。”〔29〕梁锡华则预言：“中国，无论如何，讲历史、讲传统、讲民族气质，讲汉字在文学创作上的优势和成就，可以自诩文学上邦而无愧。就说散文罢，它在欧美地区少见踪迹已有好几十年，但在中国人中间，今天仍然活得清健。不妨乐观地说，中华文学受社会一时的商风狂刮痛袭之后，再经数十年，最迟不会超过一百年，应能唱出凤凰再生的欢歌。凡钟情文学、系怀文化，并关心精神健康，乐于看社会发展平衡的炎黄子孙，对于中华文学的美好将来，当馨香祝祷，不但待之，更该成之。”〔30〕而杨炼、高行健以《漂泊使我们获得了什么？》为名的对话，表明了与相当多的“海外作家”，尤其是与东南亚的华文作家或六十年代前后的美华作家很不相同的写作取向，杨炼提到：“而我说的语言的吸收、凝聚、扩展、过去是由‘母’这个概念，就是祖国、社会家庭等等大的群体来完成的，那么现在，首先从意识上，应当由作家个人来完成。而如果这个作家又偏巧住在海外，这是不是一个契机——从内到外、从精神到现实恰恰获得了这样一个处境：‘母语’仅仅依靠你自己继续发展，而你亦借助于这一点，脱出‘母语’（母体）的束缚达到个人而对语言的至境？”〔31〕高行健则以为“当其他的外加因素都不在时，你只面对你的语言。……一个作家只对他的语言负责，……我的中国意识在哪儿呢？就在我自己身上。这就是对汉语、汉语的背景、中国文化的态度－它自然就在你身上。”〔32〕这些关于“汉语文学”的思考也许预示着一个“汉语文学”新时代的到来。
综观当今世界，已有11亿以上的人使用华语。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华族公民数量日增，华文文学创作既是各国、各地文化事业构成部分之一，还共同汇集成世界华文文学的庞大体系。作为世界文化艺术宝库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世界华文文学已自成体系，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阿位伯语文学一样，正赢得海内外越来越多的读者与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华文文学交流的范围，早已超越国界，要把华文文学研究扩大开去，很需要建立一种更为博大的世界性文学观念，即从世界文学的格局来审视、研究各国、各地的华文文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被赋予了强烈的学术生机。
注释：
〔1〕例如叶维廉主编的《中国现代作家论》（1979年， 联经出版）中收有关于白先勇的论文。
〔2〕潘亚暾、翁光宇、卢菁光著《台港文学导论》（1990年， 高等教育出版社）。
赖伯疆《海外华文文学概观》（1991年，花城出版社）。
陈贤茂《海外华文文学发展史》（1994年，鹭江出版社）。
〔3〕〔4〕潘亚暾等著《台港文学导论》P4，P6。
〔5〕《海外奇葩－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集》（1994年， 暨南大学出版社）P35。
〔6〕王晋民《论世界华文文学的主要特征》（载1994 年愖峰学会出版《中华文学的现在和未来》。
〔7〕许翼心《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多元格局》（载1993 年海峡文艺出版社《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
〔8〕苗秀《马华文学史话》（1968年，新加坡青年书局）P1， P2。
〔9〕例如有时它成为出版商招徕读者的标帜。
〔10〕《台港文学选刊》1986年12月第6期。
〔11〕《海外华人作家散文选·前记》（1983年，香港三联书店）。
〔12〕《海外华人作家小说选·前记》（1983年，香港三联书店）。
〔13〕林耀德《论洛夫〈杜甫草堂〉中‘时间’与“空间”》（载《创世纪》1995年春季号）。
〔14〕〔15〕〔16〕〔17〕古继堂《台湾新诗发展史》（人民文学出版社）、赖伯疆《海外华文文学概观》、洪子诚、刘登翰《中国当代新诗史》（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1979年台湾源成出版）。
〔18〕事实上花城出版社正在编辑的尚未出版的《海外华文文学大系》即收入了这些作品。
〔19〕〔27〕埃莱娜·西克苏《从无意识的场景到历史场景》（载《文学理论的未来》，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友友《四不像》（载《人景·鬼话》，1994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21〕新加坡华文作家是例外，因为那里大多数人使用华语，而且华语文学已成为国家文学。
〔22〕在美国天使岛或在东南亚各地发现的早期华工的“诗篇”更多地具有史科的价值，而非文学的价值。
〔23〕〔24〕参见王赓武《“华侨”一词起源诠释》（载《东南亚与华人——王赓武教授论文选集》，1986年，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6〕〔29〕参见王润华《从中国文学传统到海外本土文学传统——论世界华文文学的形成》（载《台湾香港澳门暨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1983，海峡文艺出版社）。
〔28〕例如黄维梁编辑1994年“两岸暨港澳文学交流研讨会论文集”时即以《中华文学的现在与未来》命名：而“国际华文诗会”也已在广东召开两届。
〔30〕梁锡华《看古镜——中华文学的前途》（载《中华文学的现在和未来》，1994年，愖峰学会出版）。
〔31〕〔32〕《杨炼·高行健对话录：漂泊使我们获得了什么？》（载《人景·鬼话》，1994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标签：文学论文; 海外华人论文; 世界语言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中国文学论文; 艺术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