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的东方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者认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与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实行社会主义变革中的东方落后国家，必须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既是前者的理论要点，也是后者的理论支柱。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只有全方位对外开放，充分利用西方文明成果，才能抓住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机遇。
作者田锡文，1933年生，辽宁财政高等专科学校政教部教授，中国科社学会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专业委员会理事。
马克思主义是随时代前进和实践深化而不断发展的科学。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从理论上准确把握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它科学地概括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正确地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规律，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指明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把马克思关于东方落后国家的社会发展理论运用于20世纪80—90年代的中国实际，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雄辩地证明了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当代中国充满生机活力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唯一正确指针。
一、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1〕
1881年，马克思在致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信中说，他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所揭示的“‘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2〕。这里，马克思所说的“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是指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历史进程：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的彻底分离，对农民的剥夺，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的劳动即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社会阶级结构两极分化的完成。于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丧钟就要敲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但他同时指出这一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只适用于西欧各国，如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像东方俄罗斯沙皇帝国情况就不同了。正如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所说，在那里“现代大工业接枝于原始村社，同时存在着文明的一切中间阶段”是“专制制度筑起的相当牢固的精神万里长城所封锁的国家”〔3〕。处于酝酿无产阶级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时代， 在俄国这样一个东方落后大国里的革命者应该怎样办呢？恩格斯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是这样告诫俄国革命家的，他说：“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是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4〕。而马克思本人正是这样做的。
19世纪末叶，封建专制制度严酷统治下的沙皇俄国，由于1861年废除了农奴制度并大力发展现代大工业，城乡资本主义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突出地表现在，在当时的俄国还有相当于全国耕地半数左右的土地仍然为乡村农民公共所有，在生产上实行集体耕作即共耕制，还保留着典型的农村公社制度。马克思对俄国这一特殊国情作了周密的研究并得出了如下结论：“如果俄国继续它在1861年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5〕相反， 俄国农村公社则“能够在同西欧的大转变相结合的情况下，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6〕。而没有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胜利， “俄国无论是在公社的基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都不可能达到对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7〕。1881 年马克思在给查苏利奇的另一封信中还明确地指出：“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公社中来”〔8〕。
总之，按照马克思的设想，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现代化大工业的充分发展，生产的社会化臻于成熟，劳动者同生产资料的分离彻底完成，社会两级结构——少数资产者与绝大多数无产者的尖锐对立，劳动者忍受着失业、贫困、饥饿的屈辱与折磨，社会生产陷于周期性的震荡与破坏，于是社会生产力就要为自己的发展寻找出路，为冲破阻碍社会前进的雇佣劳动制度而爆发社会革命，然后经历过渡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剥夺剥夺者，社会便可进入生产资料社会公有的社会主义社会。那时，整个社会将在一个中心的组织协调下有计划地发展经济，物质产品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数量与质量进行分配，从而完成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
与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各国不同，在东方落后国家如当时的沙皇俄国，则可能不必经过资本主义漫长发展过程给劳动者带来的种种痛苦、屈辱和磨难，即通过卡夫丁峡谷轭形门那样的耻辱，而以俄国特有的村社土地公有制为支点，在西欧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支援下，借助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摆脱贫困、落后、封闭状态，使自己融汇于世界历史的进步潮流，从而绕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灾难，进入社会主义的理想境界。
二、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与当代社会主义实践
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所揭示的落后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条件，当然不是充分条件而是最基本的必要条件。走向社会主义的充分条件需要结合每一个具体时代，每一个特定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来加以确定，这里且置而不论。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并具体分析的是，马克思提出的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变革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变革的最基本的必要条件有两个：一个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变革的东方落后国家必须取得西欧和整个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有力支持和配合，再一个是实行社会主义变革中的东方落后国家要十分重视并充分吸收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以滋养壮大自己。
人类社会进入20世纪，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在西欧而是在东方落后大国首先确立起来。沙皇专制制度和脆弱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定条件下，为俄国工农大众所推翻，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建立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风起云涌，势不可挡。两股革命力量汇成一支强大的历史潮流，猛烈地冲击着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帝国主义阵线危机四伏，动荡不宁。与此同时，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由十几个欧亚、拉美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线。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紧密合作并与民族独立运动相呼应，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取得了令世人赞叹的成就。社会主义一时间成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被压迫被剥削群众人人向往的美好境界。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维护了世界和平，推动了人民民主和民族独立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运动成为人类进步事业的主导因素。但是，好景不常，当历史进入20世纪60年代，社会主义阵线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挫折，生产的动力不足，社会变革又接连失当，特别又因为对资本主义世界的认识和策略发生深刻分岐，导致社会主义阵线内部的分裂和对立。于是社会主义运动开始从高峰向低谷跌落，到了80—90年代之交，竟而演成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变性与解体和一系列东欧和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易帜变色的大悲剧。这一巨大的历史波折，其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最为要害的问题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普遍地没有搞上去，科学技术落后于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生产力不高，国家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准在同国际资本主义的冷战竞争中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社会主义运动之所以在20世纪下半叶从高峰跌入低谷，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些从东方落后国家基地上起步的社会主义都没有解决好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或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绕过资本主义历史发展阶段，径直地步入社会主义时所面临的一个巨大而带有根本性的矛盾。这个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同落后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力长期并存，貌似先进的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的严重阻碍，使人民群众逐渐失去了革命热情。20世纪的下半叶，在社会主义国家赶超资本主义经济的激烈竞争中，苏联、中国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多次郑重向世界宣告的“赶美超英”计划，屡屡落空没能实现。相反地，苏联的国民经济在冷战中为长期军备竞赛的巨额负担所拖垮，处于民穷国困的境地。中国则在极左路线的长期困扰下，20多年经济徘徊不前，到70年代末几乎陷于崩溃的边缘。出现了三分之一人口不得温饱的尴尬局面。昔日社会主义耀眼的光环从此在人们心目中大为逊色。
那么造成社会主义在20世纪中叶步入歧途、屡遭挫折的原因又在哪里呢？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于我们对两个互相关联的重大问题缺乏清醒认识和正确处理的结果。第一，长期以来，我们教条主义地把马克思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的设想，勉强运用到东方落后国家，以致没有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而现实的从东方落后国家基地上起步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社会主义，而绝然不是什么发达的社会主义，更不是什么可以直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对现实的社会主义来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是有关自身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因为说到底，社会新制度战胜旧制度的最根本的保证不是别的，只能是劳动生产率的超越，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第二，是由于我们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我们曾企图在封闭落后的条件下，在闭关自守中，在斯大林的所谓两个平衡的世界市场中向共产主义迈进。
从马克思的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中我们领会到，只有大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完善现代社会化大工业、大农业生产体系，清除中世纪遗留的落后小生产方式，消除中世纪那种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使民族经济融汇于世界经济之中，实现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革命化、现代化，才能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跃进。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落后的东方国家就必须吸取在资本主义历史时期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文明成果为己所用，并对其加以改造、消化、创新，以弥补自己原有之不足，舍此，没有任何其它的路可走。这正如列宁曾反复告诫我们的，离开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社会主义建设是无从谈起的。企图在闭关自守、拒绝资本主义文明，另起炉灶、从头开始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历史已经证明，这只能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
三、资本主义文明是社会主义生长的天然营养
新社会形态取代旧社会形态是一个扬弃过程，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既不是断然地绝对否定，也不是和平地全盘继承，而是一个既有否定又有继承，既有吐故又有纳新的新陈代谢过程。长期以来，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营垒的斗争异常激烈，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极尽包围封锁颠复之能事，也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左倾思潮经常左右着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方针，因而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在对外政策上执行着闭关自守，只搞社会主义内部的经济文化交流，排斥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学习引进的左倾关门路线。这样就使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认为资本主义是当代一切罪恶的渊薮，资本主义制度下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腐朽没落的，甚至是反动的，而一概加以拒斥。“兴无灭资”成了一个时期最响亮、最革命的口号。这实则是大谬不然的。人类文明的传承性告诉我们，人类社会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上所创造的文明成果都包含着具有永恒价值的因素，应该成为人类群体的共同财富而为人类共有共享，不应成为特定时间、特定人群的独有独享。否则，人类社会的进化与发展，只能永远从零开始，社会从低级向高级，从野蛮到文明的演进将是不可能的。
就资本主义文明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数百年的发展中所创造的文化成果是极其丰富的，大大超过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代。它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生长、发育是不可或缺的天然营养。如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体系，严密的现代企业制度，社会化生产的组织与管理，有效率的商品经济形式和市场运行规则，政府对社会经济的有限宏观管理，稳定社会的安全保障体制，维护社会有序运作的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完备而先进的交通信息网络，同人治对立的法治思想，与封建专制对立的各种民主形式和政党体制，与独裁专断、权力垄断相抗衡的权力制约结构与制衡机制，行政司法权力的相对集中与各种监督系统同时并存的权力结构，排斥闭关锁国的对外开放与交流制度，完备而发达的国民教育体系，覆盖全社会的的卫生保健制度，宽松的文化艺术氛围等等，这一切都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取之不尽用之有益的宝贵财富，都可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的借鉴，是使我们少走弯路，少付学费的捷径，是使我们在高起点上起步，高速度中迈进的可靠基础。如弃之不用，是大为失算的。
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抓住了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中关于学习、借鉴、利用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发展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这一要害问题，结合20世纪末叶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的国际大背景、大环境，结合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特殊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的。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选择
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从50年代中期起步入越来越“左”的迷途。经济上企图通过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来加快向共产主义过渡，搞“一大二公三纯”的所有制结构和平均主义的分配，搞超越国力的速度型、粗放型外延扩大再生产，违背产业结构规律，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轻工业的相应发展，产业结构畸形，使国民经济陷于高积累、高投入、高浪费、低产出、低效率、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之中。1958年又违背经济规律刮起“大跃进”、“公社化”的狂飙，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再加上连年的自然灾害，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间，发生了全国性的大饥荒，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健康水平急剧下降，仅1960年一年，全国人口总数净减一千万，非正常死亡在一千万以上。三年经济损失1200亿元。直到1966年国民经济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前后丧失了8年时间。在对外关系上，闭关自守，自给自足， 把自力更生强调到不合理的程度。政治上错误地推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方针，无休止地掀起一个又一个的批判运动，不仅打击伤害了几十万爱国爱党的有识之士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用人才，也把群众的革命热情引向了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的狂热之中。特别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派别林立，社会动乱，生产滑坡，内战不止，经济损失达5000亿元。大批干部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法制被肆意践踏，科学文化教育遭到严重摧残，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极“左”路线把一个本来欣欣向荣、高歌猛进的社会主义中国，搞成相互猜忌，相互攻讦，彼此防范，人人自危，假话、大话、空话广为流行的不正常状态，国民经济再次面临难以为继的崩溃边缘。
1976年10月，极左路线代表“四人帮”的垮台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带来了转机。历史进入70年代末，摆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第二代领导核心面前的问题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究竟应向哪里去？按所谓既定方针办么？那就会愈陷愈深，没有出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邓小平集中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久乱求大治的强烈愿望和智慧，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重新拨正了中国社会主义航船的航向。邓小平以大无畏的革命家、改革家的勇气和高瞻远瞩的战略家眼光，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些根本问题上，破除了各种迷信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弄清了中国社会主义还远没有发展到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而是正处在作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上。这个历史阶段最基本的特征是，社会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下，各种新制度与组织还不成熟，工业化、现代化的双重历史任务都还没有完成，生产的社会化、商品化还不发达。这就给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进程和历史阶段作出了科学的定位，为后续的奋斗，标出一个坚实的起点。邓小平还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9〕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 因为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形态好就好在它能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比资本主义更为广阔的基地，而马克思主义从来是坚持把生产力看作社会进步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的。正是在上述清醒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引导全党果断地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长期历史，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和军备竞赛已搞得精疲力尽，核均势的形成使新的世界大战成为不可能，世界两极格局正向多极化趋势演变，世界各国正把大力发展科技，调整经济结构，增强国家综合实力放在国际政治斗争的首要地位。冷战沉寂下来，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性主题。这种国际格局的演变与形成又一次给中国人民带来潜心发展，壮大自己国力的极为难得的大好机遇。能否抓住这一机遇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严峻考验。
问题在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力以赴地发展生产力，首先必须解放生产力，打碎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种种环节。为此，必须把过去从苏联移植过来的效率低下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作一番根本改造，来一次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在经济体制上，要用渐进的办法逐步废止缺乏动力和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取向，构造以市场为基础的配置资源的新体制。为此又必须首先破除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迷信，用市场经济固有的规律引导中国的经济生活。而为适应新经济体制的要求，合乎逻辑地就必须建立起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以调动多元的利益主体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以调动各种生产要素（资金、技术、设备、房地产、知识、劳动）投入经济活动的内在潜力。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打破过去那种幻想同步富，平均富，结果是共同贫困的社会财富分配与积累方式。在政府的适当干预下，让市场机制自动地分配资源以优化经济要素的配置，取得最佳经济效益。而上述国内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造与彻底转变，又正是把中国经济融汇于世界经济之中，参与国际经济的大循环，以吸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明成果，加强社会主义自身建设的必要条件。在经济已经商品化、社会化、全球化的现实世界上，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中国只有彻底打破历史上形成的闭关锁国的封闭状态，全方位地对外开放，才能解决由于经济落后、科技落后所造成的各种经济资源短缺的困扰，创造出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国内国外两种资源的有利局面，在独立自主的前提下，洋为中用，敌为我用，借助于当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积极成果，加速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可见，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这一重大举措是势在必行的，而这一重大决策的实质，恰好是东方落后国家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长期共处于一个地球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利用西方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战略与策略，否则便丢掉了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机遇。这样，对内改革、对外开放，并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一个中心，社会主义就会重放异彩，被注入无限的生机与活力，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当代社会主义究竟向何处去，这一最重大的历史课题便找到了唯一正确的答案。
当然，为了不致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迷失方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坚持社会的共同富裕就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政治保证。此外，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根本改造，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改革也必然要提到中国现代化的议事日程上来。如党内制度的现代化，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文化生活的多样化，人伦关系的道德化、规范化，国民教育的普及化，生态环境的平衡化，信息的网络化等等便成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邓小平在回顾中国寻找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过程时概括地说：“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10〕。由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转折，中经中共十二大明确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道路和中共十三大明确地把中国社会发展阶段准确地定位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再到邓小平1992年初在南巡谈话中提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2〕，直到中共十四大正式地把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样就从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基本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中共政治路线的选择过程。经过几十年迂回曲折地艰苦探索，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两代领导核心的率领下，终于找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迎来了柳暗花明的社会主义新天地。现在是坚冰已经打破，坦途已经开通，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就是沿着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方向，艰苦奋斗，勤俭建国，永不动摇，一往无前地走向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美好未来。
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千折百回中的最终选定，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光辉，特别是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东方社会发展理论中关于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变革思想的巨大生命力。
注释：
〔1〕公元前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古罗马卡夫丁城附近的卡夫丁峡谷击败了罗马军团，并强迫他们通过轭形门。这被认为是对战败军队的最大羞辱。从此有了“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的说法，意即遭受莫大侮辱。
〔2〕〔3〕〔4〕《马克思恩格斯〈资本论〉书信集》第379、 572、459页。
〔5〕〔6〕〔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6、510、510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5—436页。
〔9〕〔10〕〔11〕〔1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269、 3、3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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