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1]2000年在《历史主体活动与社会规律的统一论纲》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尊重客观规律，正确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都离不开对历史主体活动与社会规律的关系问题的考察与研究。 本文从五个部分对历史主体活动、社会规律及其历史主体活动与社会规律的关系进行了论述。第一部分论述了历史主体活动。明确了我们人类是历史活动的主体，社会是人类的社会，人又是社会的人，指出了在主体的历史活动中生产劳动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最基本的内容，是整个社会存在的基础，是历史主体活动的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第二部分论述了社会规律及其对历史主体活动的制约。阐述了社会规律的一般规定，指出了社会规律同自然规律一样，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强调了社会规律的客观性，提示了历史主体活动与社会规律统一的客观基础。同时，也对社会规律对主体活动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分析，论述了经济条件、政治条件和精神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是社会规律对主体活动的实践能力和意识能力的制约。第三部分论证了社会规律存在于历史主体活动之中，阐述了历史主体活动与社会规律是同一历史过程，二者统一的基础是历史主体的实践活动，社会规律通过历史主体的活动来实现，存在于历史主体活动之中。通过对主体实践活动与历史过程的展开的分析，社会规律和主体实践活动是同一过程，并不外在于主体的实践活动，社会系统的规律，也就是主体实践活动系统的规律。第四部分论述了历史主体活动与社会规律统一的复杂性，指出了这种统一不是无差别的，简单的，机械的统一，而是有差别的辩证的统一，历史主体活动与社会规律统一的现实基础是人类的实践活动。主体实践活动既是社会规律的承担者，又是社会规律的外在表现或存在方式，是社会规律得以实现的机制。而主体实践活动中主体利益之间的相互制衡和竞争机制，或者对社会规律的尊重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社会规律作用得以实现的重要条件。第五部分阐述了社会历史进程的必然发展，都离不开人的活动，是人的活动的产物。历史过程的内在规律性通过人们的自觉活动表现出来，通过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表现出来，自由自觉的活动创造出真的、美的。善的、有价值的对象世界，这就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李冬青[2]2008年在《从历史规律到历史趋势》文中指出依据历史规律来解释和理解人类自身的历史,意味着哲学层面的历史认识的划时代的拓展与深化。但是,理论意义上的历史理性要进一步走向成熟,还需要在历史规律与客观历史或历史本身之间建构某种必要的中介或桥梁,在本文看来,历史趋势即可以担当这样的作用或功能:历史趋势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可能性,而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可预见性与不可预见性、可改变性与不可改变性的对立统一,在这个意义上,它可以跨越近代以来历史认识当中事件与关系的悖论与鸿沟,使人类的自我认识有所推进,并使由“规律崇拜”所导致的现实历史实践的盲目性有所克服。
吕红霞[3]2010年在《实践哲学视野下的社会规律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规律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随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研究的深入,学界普遍认为实践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和基本观点,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理解为实践唯物主义。但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规定,即实践唯物主义视角来把握其社会规律理论这一重要问题,学界却鲜有论述。同时,在当前社会背景下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随着现代化及市场经济大潮席卷全世界,人们的社会生活、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人们更多关注自我和当下,不再像过去那样主要关注宏大的人类社会历史过程及其规律性。而且,随着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传统哲学的解构,人们更加重视差异性、不确定性、偶然性,一些人进而否定规律性、因果性,这在很大程度对传统社会规律观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此背景下,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社会规律理论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有力回应对社会规律理论的种种质疑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采取逻辑与历史相一致和“从后思索”的研究方法,这一探索性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通过对社会规律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并对社会规律研究的理论哲学困境进行分析,引出社会规律理论研究的实践哲学路向。在此基础上探讨社会规律生成的前提和实践与社会规律的具体关系等,最后得出实践生成论性质的社会规律观这一重要结论。2.从宏观角度来看,实践生成论社会规律观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性质,是一种完整的、科学的历史辩证法。这一历史辩证法可以从实践基础上主体与客体辩证法和有限与无限辩证法两个方面来理解。3.根据理论与方法的一致,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规律观的本质从先验论到实践生成论的转变,其方法论功能也实现了变革,即由历史设计到历史实践的转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历史实践思维图式下的伟大探索。
吴迪[4]2012年在《社会进步评价尺度研究》文中指出自古以来，社会的发展和人类的进步就是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就在人们尽情享受工业文明带来的种种物质财富时，人类却面对社会中的种种不和谐状态。城市膨胀、资源紧张、道德滑坡等种种方面，均体现出了人类的社会发展观念出现了一些偏差。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仍然任重而道远。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不断探索合我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因此，从哲学层面进行社会进步评价的研究，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主要从深层次的哲学层面，以社会认知与社会评价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探讨的社会进步评价问题。力求深化对社会进步这一范畴的认识，深化社会认知和社会评价之间的关系的认识。通过对社会进步评价的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探讨，揭示社会进步这一范畴的本质，进而探讨当代中国的社会进步评价问题，从而为建立合我国国情的社会进步评价体系进行理论探索。本文除绪论外共分为四章，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明确研究的对象。为了理清社会进步评价问题的头绪，本文第一章首先对社会进步思想的历史沿革进行考察。在对中国古代社会进步思想、欧洲理性主义社会进步思想和现代西方社会进步思想的梳理的过程中，引出了马克思主义对以往社会进步思想的超越之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观念以实践为基础，突出了社会进步的整体性和阶段性，坚决摒弃了理性主义者以逻辑推演取代历史真实的虚幻态度，批判了将进步与代价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步观念的分析基础上，本文继续对社会进步的概念进行重新探讨。在对几组社会进步的相关范畴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社会进步的动力因素和特征。其次，分析研究的机理。社会进步，既需要认识，也需要评价。社会进步需要社会主体依据一定的标准所进行的评价，这就意味着人们赋予社会以价值，揭示社会进步的意义。本文第二章首先探讨了认知与实践的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内在机理，从而为社会认知与社会评价进行元问题研究、为正确的社会评价奠定了基础。其次，本文将社会认知与社会评价统一于人的现实实践活动之中，认为社会评价是建立在社会认知基础上的，主体在自身立场上对社会价值的批判性认定。因此，社会评价的基本要素就有社会实践、主体价值和客观规律三个方面。再次，剖析社会进步评价的尺度。社会评价总是表现为以一定的尺度来衡量社会整体发展的过程。这种社会评价的尺度是社会评价的标准，是社会评价活动赖以进行的逻辑前提和基本依据。本文第三章首先探究了社会进步评价尺度的内涵，并对社会进步评价尺度进行了分类，确立了社会进步评价的原则。其次，本文将社会进步的评价尺度归结为历史尺度和价值尺度。其中，历史尺度是一种客体的尺度，集中表现为生产力中物的方面；价值尺度是一种主体的尺度，集中表现为生产力中人的因素。生产力即体现了历史尺度，又体现了价值尺度，两种尺度辩证统一于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最后，对当代中国的社会进步进行评价。纵观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过程，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进步评价尺度的理解是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本文第四章在对建国后经验教训和创新探索总结的基础上，认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在我国各个阶段发展观和社会进步理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生成的。它既标志着对社会进步观念认识的巨大提升，也标志着我国在社会进步评价尺度理论方面的重大突破。接着本文分析了影响我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问题，确定了当代我国社会进步的评价主体和当代我国社会的整体结构，指出了我国当前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和人的现代化程度不高的现实。最后本文对实现我国社会进步的基本途径进行了思考，认为我国的社会进步应从生产力发展、人的发展以及制度建设三个方面进行。
刘军[5]2006年在《邓小平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后半叶，发展理论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问题，20世纪80年代后期也开始成为中国理论界研究的重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同时也面临着不少的发展问题。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既是一个具有深邃内涵和丰厚外延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具有全局意义和时代意义的实践问题。发展实践的拓展，需要发展理论为先导，而发展理论的构建和运用，又要求发展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温家宝总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专题研究班结业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科学发展观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同志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观。”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党的建设研究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则进一步强调：我们“要深入研究科学发展观与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联系和有机统一”。因此，本文以邓小平发展理论作为切入点来探讨分析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观，其着眼点不仅在于论证当代中国的新发展观是什么，而且在于论证这一发展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论与实践来源以及历史与时代来源，在于说明邓小平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之间传承与发展的关系，以及进一步说明邓小平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的辩证统一是如何影响当代中国的发展的，它们在发展中的理论地位、发挥作用的机制以及与社会相适应的实践模式。这一过程表明当代中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正在走一条独特的，既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又不同于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国家的，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道路。具体而言，本文主要从六个方面展开探讨： 第一部分论述了邓小平发展理论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厚理论基础。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以一位政治家、战略家的宏伟气魄和敏锐洞察力，审时度势，站在时代发展的最前沿，对时代发展主题和特征作出了正确判断，对世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总结，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提出了有关社会发展的一系列重要思想，对于什么是发展，为什么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评价发展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回答。邓小平发展理论作为20世纪下半叶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发展学说，不仅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彰显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第二部分论述了科学发展观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新发展。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科学发展观之所以是科学的，主要缘由之一是因为它的形成具有深厚的理论前提、坚实的国情基础和宽广的全球视野；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一任任党中央领导集体都高度重视和关心发展问题。他们从不同时期的时代特点和中国实际出发，深入研究和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怎
李成保[6]2013年在《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境遇》文中研究指明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本来应当是并行不悖的。但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作为社会发展主体的人在分享社会发展红利的同时，其生存和发展的境遇却出现了很多问题。缘于此，本论文从社会哲学的研究定位出发，提出了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境遇问题。接着，本文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身等四重关系进行了梳理，结合当代学术研究成果和时代特点，分别对主体必须面对四重关系中的主体境遇问题进行了探讨，即基本关系、历史考察和境遇重塑三个方面。综合看，本文探讨的是社会发展理论中的一个问题，运用的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全文由导论、正文、结论等三个部分组成，其中正文部分又分为五章。在导论中，首先是问题的提出，即言明主体境遇何以成为问题；进而又把主体境遇问题定位为社会哲学的社会发展理论的研究层次。然后，对国内外与主体境遇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简要归纳和总结，为正文部分做了一定的理论铺垫。再次是对研究的意义和研究的方法等相关前提性问题给出说明；最后，对本论文所要涉及到的基本概念和四重关系进行概括论述。正文部分共有五章。具体看前两章是从主客体关系角度论述的，即作为主体的人与其所面对的外部客观世界。第一章主要探讨了主体所面对的第一重境遇，即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体境遇。在此，本文首先对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进行了论述，认为在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中，有两种关系是贯穿始终的，即人与自然的正相关和负相关。基于这种理论分析视角，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紧接着对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体境遇问题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整体性考察，并认为，在有史以来的几个社会形态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发展过程：从渔猎文明时代的感性和谐到农业文明时代的整体和谐、部分分化，再到工业文明时代的日趋紧张。最后，本文对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主体境遇的重塑进行了探讨，并认为：其理论依据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其基本原则应该从“人为自然立法”过渡到“人为自身立法”。第二章主要探讨的是人与社会关系中主体境遇。首先是对人与社会的基本关系进行了总结和概括，认为在它们之间的纷繁复杂的关系中，有两个类型的关系始终存在，即人与社会的正相关与负相关。紧接着，本文从这两个基本关系出发，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社会关系的论述，对这重关系及其主体境遇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在人类经历的几种社会形态中，人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这样几个历史阶段：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经历了原初统一到阶段性分化的阶段，再到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人在社会之外才是人”的阶段。最后，本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重塑这重关系中的主体境遇的理论依据和基本原则给出了自己的看法：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人与社会关系的思想，基本原则需实现从“以物为本”到“以人为本”的转变。第三章不同于前两章的地方是，它探讨的是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人与人之间又可以成为互为主客体的关系。人是从事实践活动的现实的人，因此，本章从这重关系所涉及的主要领域、正反两方面的性质以及这重关系的实质三个角度分析，并认为：从人与人关系涉及的主要社会领域看，主要有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以及其他社会领域的关系；从人与人的关系的性质看，可分为契合关系与对立关系；本节最后指出，人与人关系的实质应该是利益关系。紧接着，本文从这种基本关系出发，结合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人关系的相关论述，对这重关系中的主体境遇进行了历史考察，认为在人类经历的几种社会形态中，人与人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自然发生”的依赖关系到人身依附关系，再到“物的依赖性”关系这几个阶段。最后，本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对人与人关系中的主体境遇的重塑的理论依据和基本原则进行了概述：理论依据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关系学说，基本原则应从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等领域去把握。第四章不同于前三章的地方在于，它集中探讨的是人与自身关系中的主体境遇问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因为二者是合二为一的。首先对人与自身关系中两个着力点进行探讨：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内在本质是人作为主体按照自身固有的内在本性即自由个性的要求，去认识和支配自身的存在和发展；这种内在本质的外在表现就是身心关系，它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基于此，紧接着对人与自身关系中的主体境遇问题进行了历史探索，认为在几种社会形态过程中，人与自身的关系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在前资本主义时期，从混沌一体到初步分离；再到资本主义时期这重关系出现困境。本章最后一节对人与自身关系中的主体境遇的重塑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指出：这一重关系重塑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人与自身的关系思想，即人的本质学说、现实的人和个性自由的思想；而重塑的基本原则：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需统一，自主活动和自由时间是这重关系境遇重塑的重要标尺，而自由个性是这重关系中的主体境遇的最终体现。第五章是对以上各章的基本观点进行归纳、总结和提炼的一章。本章首先提出，四重关系中的主体境遇是一个有机整体，四重关系是具有逻辑关联的，它们相互联结、相互制约，如：人与自然的关系对其他三重关系具有基础意义，前三重关系对人与自身的关系的影响较为直接，而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我们进行主体境遇重塑的关键。然后，本章把主体境遇作为一个整体对其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简要考察，并对它内部的各个关系进行了辩证的思考。在结论部分，本文提出整体把握主体境遇、观照人的发展的重要性，然后提炼了本文的创新点；同时，也对本文这种论纲式研究的局限性进行了剖析，最后本人预设了自己以后的研究的理论兴趣和研究的大致方向。
陈玉君[7]2011年在《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研究》文中提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与革命性高度统一的思想理论体系,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历史趋势,指明了通向未来社会的现实道路,更重要的是,它还阐释了一种科学的价值观。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马克思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写作的目的,是试图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进行较为系统的探索与研究。为此,本文追溯了西方价值理论的历史演化,梳理了马克思价值理论本身的形成过程,阐明了马克思价值理论是人类价值观的伟大革命；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基本内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阐发,力图系统揭示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和深刻内涵；并联系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阐明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现实意义,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课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西方价值理论经过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个阶段的发展。古希腊价值思想经历了从宇宙主义向人本主义、理性主义向感性主义、整体主义向个人主义、绝对主义向相对主义的转化；希腊化时期的价值理论从符合自然转向超脱自然,从尊重自然与社会转向注重个性、个人自由与幸福,经历了从强调整体高于个人到强调个人意识的演变；中世纪时期的价值理论是神学价值理论。近代理性主义价值理论分为两条线路：一是英国经验主义的功利主义价值理论,二是大陆理性主义的伦理主义价值理论,这是两种不同的价值理论。现代非理性主义价值理论分化为科学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前者只承认事实命题,而拒斥价值问题；后者从“伦理学”范式转向“生存论”。只有马克思在对前人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真正解决了科学与价值的二律背反,在社会历史实践的基础上实现了二者的高度统一,实现了人类价值观的历史变革。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过了价值立场的转变和价值理论的形成两个大的阶段。马克思在中学时期就确立为人类幸福而献身的价值理想,《莱茵报》时期遭遇“物质利益的难事”,促使他转向劳苦大众；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最终站到无产阶级立场,并在《巴黎手稿》中第一次系统论证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但此时的马克思尚未完全超越人本学唯物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局限,其价值理论仍带有抽象人本主义性质。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真正成熟是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开始的,它为马克思的新价值观奠定了哲学基础,确立了马克思价值理论的核心范式；《德意志意识形态》作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理论基础,阐发了价值的基础和价值活动的主体,实现了价值观与历史观的统一；《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实践纲领,确立了人的自由发展和共产主义的价值理想,变革社会、消灭私有制的实现路径,把人的发展和人的价值奠定于科学性与实践性的基础之上,使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从具体化转向现实化。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体系内涵丰富而深刻,可概括为四个大的方面：1、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理论基础,历史实践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现实基础；2、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与共产主义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价值目标；3、无产阶级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实践主体；4、社会革命是马克思价值理论的实践纲领。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与实践性,它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马克思价值理论的上述特征在多个层面得到展现：在哲学层面,表现为主体与客体相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内在统一；在经济层面,表现为效率、社会公平、全民共享；在政治层面,表现为人民民主、真正自由、实质平等；在生态层面,表现为人与自然相和谐等价值思想。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对建设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如何提炼得到普遍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直是学界的最大分歧所在。本文以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为指导,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发展优先、人民主体、生态友好”,并对其进行了论证。这可以说是本文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划时代课题所作的一点微不足道的贡献。
晏汉生[8]2014年在《马克思社会发展代价观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人类不断追求的目标和方向。在整个社会发展历史过程中,代价和发展总是如影相随。进入二十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蔓延和发展代价问题不断凸显,代价问题日益受到人们广泛而深刻的关注。如何正确认识社会发展的代价,从而寻求良性的可持续的社会发展道路已经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重大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发展代价思想。系统梳理马克思社会发展代价的思想,揭示其形成的思想前提和逻辑进程,尝试建构马克思社会发展代价观的理论体系,在当代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马克思社会发展代价观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其社会发展代价观的研究,可以加深对社会发展的实质、特点及其规律性的正确认识,同时,针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全新性,系统研究马克思社会发展代价观还有助于我们积极面对当前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扬长避短,少走弯路。本文分为五个部分：第一章主要是社会发展代价的基本概述,主要包括相关概念辨析、代价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说明、社会发展代价的内涵与类型以及把控社会发展代价的原则和方法等基本内容。第二章梳理马克思社会发展代价观形成的思想源流,主要说明近代西方社会发展代价思想的演变,探讨近代著名思想家霍布斯、卢梭、康德、黑格尔等人的社会发展代价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其演变的历史脉络,并对其进行简短的评价。第三章在第二章的基础上剖析马克思对先前社会发展代价思想的批判和继承,说明社会发展代价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同时说明马克思社会发展代价观在唯物史观中的重要地位。第四章是本文的重点,阐释马克思社会发展代价观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代价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社会发展代价的原因、社会发展代价的主要特征、社会发展代价的表现类型,最后分析马克思社会发展代价观的价值旨趣等五个方面。第五章则立足于马克思社会发展代价观对发展观演变的历史过程、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进行代价反思,针对中国社会当前社会发展代价的现状进行剖析,指出以马克思社会发展代价观为指导,当今中国实现低代价发展的必要性及其实现的路径。
陈军科[9]2001年在《当代社会发展：人的解放与文化自觉》文中指出本论文主要研究当代社会发展人文精神的建构。作者表述了如下的思想和理论逻辑： 1、世界范围的精神危机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中人类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它既是以西方发展模式为范型的当代社会发展各种基本矛盾冲突的真实写照，也是人类为谋求新的更高的社会发展所遭遇的一个实践难题。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出现的“人文精神危机”，在社会发展的层面上深刻地映现了这一现实，同时也再次表明了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步履艰难。人文精神问题的提出，关系到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一场经济体制变革，关系到这一社会变革转型期文化的价值选择和重构，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理论课题。 2、人文精神作为一个历史的范畴，不同时代赋予它不同的历史内涵，“危机”问题的提出呼唤人文精神的重建。在如何建构现代人文精神的问题上，理论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不少意见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但因缺乏系统的研究和论述，迄今为止，尚未能使问题深入和有效地引起人们的重视。其中有些看法和意见所流露的思想倾向，存在明显的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自由主义、非理性主义和宗教色彩。这是作者所坚决反对的。本文认为，当代中国应该建构什么样的人文精神，不能脱离当代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现实的国情。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的“人文主义”，也不能套用中国儒家的“人文精神”，更不能搞自由主义的多元化，而应当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践观点，运用历史性与价值性相统一的方法论，着眼于当代社会发展的实际，在吸取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及其精神的基础上，提炼、塑造符合中国国情并具有强烈时代气息的现代人文精神，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 3、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是人类谋求自身解放和发展最科学、最先进、最完备的理论，它不仅为无产阶级挣脱历史锁链，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同时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变革指明了道路。从理论体系、历史特征与实践功能相统一的角度看，只有准确地被理解了的和正确地被阐发了的马克思人的解放学说，才是当代人建构现代人文精神所应确立的科学理论形态。它的基本历史内涵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见解为我们建构现代人文精神，重建当代人的价值系统，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指明了方向。 4、从当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出发，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实的需要出发，以马克思“人的解放”学说为指导，借鉴并综合当前人文精神讨论中提出的一些共识，本文对人文精神概念所下的定义是：人文精神是人类在求取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以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不断实现自身解放的一种自觉的思想信念和文化准则。这一定义对建构现代人文精神具有如下规定性：口）人文精神不是一种抽象的话语和意义的存在，而是一种人类为不断实现自身解放，以真善美的价值理想为核心的思想信念和文化准则；（2）这种思想信念和文化准则是在人类追求自身生存、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形成的，社会发展是人文精神产生和建构的历史前提；（3）人们自己意识到这种思想信念和文化准则，并主动将之付诸社会实践，在文化上表现为一种自觉践行和主动追求的理性态度：m真善美的价值理想是人文精神内涵的文化价值尺度。 5、以马克思“人的解放”学说建构现代人文精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这就是以人为本的当代社会发展观和与此相对应的理性高扬的文化自觉。 O）以人为本的当代社会发层观：马克思人的解放学说从人类实践论出发，以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共时态分析与历时态考察相结合的形式，具体考察了社会历史发展的五种形态与人的发展的三大阶段，把社会发展与人的活动、人的自由、人的解放紧密联系起来，把社会发展的持久源泉归结为人的活动的展开，把社会发展的一般状态规定为人的自由的获得，把社会发展的理想目标定义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在历史本体论的层面上认定，社会发展是人类为实现“自我完成”所采取的存在形式与所经历的活动过程。这样，就为社会发展确立了以人为核心的的历史逻辑，突出了社会发展本质上的主体性与属人性，强化了社会发展对人的发展的二重性意义，为人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灌注了浓重的历史感，从而建构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严密体系。马克思人的解放学说科学地解答了社会发展问题上的“历史之谜”，从而实现了社会发展观念史上的根本性变革。 （2）理性右扬的文化自觉：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的学说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发展的理论根据，而且也为我们建树了一个社会文化发展的价值目标。它以共产主义目标的实现为旨归，以真善美的追求为文化尺度，确信，经过“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王玉平[10]2005年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检视》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从实践哲学与理论哲学两种思维方式转换的角度检视了 20 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程,将其概括为经历了三个理论阶段,发生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两次思维范式的转换,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发生理论嬗变的最根本原因是由于哲学思维方式的变化所致。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论证了毛泽东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揭示了以往以理论哲学模式理解毛泽东哲学所造成的偏差,并论证了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实质是用领导中国革命的亲身体验去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继承和改造中国传统实践哲学的同时,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转化为能为中国人接受的话语系统,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本文还为瞿秋白、李达、艾思奇等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给予了重新定位,即不同于以往研究中均将其定位于系统、完整、准确地理解和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而是从哲学思维范式的转换上剖析了其主要从苏俄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双重意义。
参考文献：
[1]. 历史主体活动与社会规律的统一论纲[D]. 孙伟. 郑州大学. 2000
[2]. 从历史规律到历史趋势[D]. 李冬青. 吉林大学. 2008
[3]. 实践哲学视野下的社会规律研究[D]. 吕红霞. 中共中央党校. 2010
[4]. 社会进步评价尺度研究[D]. 吴迪. 中共中央党校. 2012
[5]. 邓小平发展理论与科学发展观研究[D]. 刘军. 华中师范大学. 2006
[6]. 社会发展中的主体境遇[D]. 李成保. 中共中央党校. 2013
[7]. 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研究[D]. 陈玉君.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8]. 马克思社会发展代价观研究[D]. 晏汉生. 华中师范大学. 2014
[9]. 当代社会发展：人的解放与文化自觉[D]. 陈军科. 中共中央党校. 2001
[10]. 二十世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之检视[D]. 王玉平. 南开大学.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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