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大论战：起因、焦点与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因论文,教训论文,中苏论文,焦点论文,大论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60年代发生在中苏两党间的大论战，对中苏两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国际政治格局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有许多值得记取的教训。如今这场论战已过去了30多年，世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再来重温这场论战，对我们仍有很大裨益。
一、争论的缘起
中苏关系从联盟到破裂，原因是复杂的，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更有国家利益的冲突，还有领导人之间的好恶，其中也夹杂着历史的积怨。
赫鲁晓夫执政之初，比较注意发展中苏关系，纠正了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一些不平等做法，做了不少对发展两国关系有益的事，如归还了旅顺海军基地、把中长铁路管理权和中苏合办公司的股份移交给中国、扩大了对中国的援助等等，中苏友好关系得到了巩固和发展。但与此同时，赫鲁晓夫也象对待东欧“卫星国”那样，欲把中国纳入苏联的整个战略之中。1954年9月底至10月初，赫鲁晓夫访问北京， 中苏双方便在国家利益上出现了冲突的苗头。在中苏高级领导人会谈之时，毛泽东提出中国也想搞原子能、热核武器，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赫鲁晓夫很吃惊，他没想到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中国会想到发展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赫鲁晓夫提出中国没有必要搞如此先进的武器。很显然，赫鲁晓夫想永远保持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核垄断地位，苏联要永远充当社会主义国家的核保护伞。
赫鲁晓夫还想把中国拉入经互会，参加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分工，他向毛泽东提出了这一想法，毛泽东当即回绝了赫鲁晓夫，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加入经互会对中国的发展没有多大实际意义。
赫鲁晓夫并不死心，他在一些非正式的场合又提出要求中国在亚洲搞个类似经互会的东西，也被中国领导人所拒绝，中国不想让别人捆住自己的手脚，而致力于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中国的国家利益与赫鲁晓夫加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控制以增强与美国讨价还价的砝码这一战略意图之间存在矛盾。
另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两人之间也未能建立起良好私人关系。两个人的文化素质、思维方式存在很大差别。作为新独立国家的领导人，毛泽东把中国的独立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而作为大俄罗斯民族的一员，赫鲁晓夫潜意识中的大国主义不断显露，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这种差异不能不影响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进而影响两国的关系。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本次大会提出了有名的“三和路线”，即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在秘密会议上，赫鲁晓夫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出许多斯大林滥杀无辜的鲜为人知的事实。事后，赫鲁晓夫把“密秘报告”的文本给了中共代表团。当时，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苏共二十大有积极意义，它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表明苏联、苏共及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正确，破除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迷信。但是，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无论在内容上，还是方法上都有严重错误。1956年4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是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讨论和修改写成的。该文以支持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的姿态，正面讲了一些道理，以补救赫鲁晓夫的失误，文章认为斯大林的一生，既有严重的错误，也有伟大的功绩。文章强调，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大又空前艰巨的事业，在这艰巨的斗争过程中，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共产党能够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改正自己的错误。在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否认存在矛盾就是否认唯物辩证法，斯大林的错误就证明了这一点。斯大林犯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思想方法上的主观主义和片面性，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违背群众路线和集体领导，但应该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斯大林，对他的正确方面和错误方面作全面的分析，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列主义者，是一个犯了几个错误而不自觉为错误的马列主义者。
很显然，中苏对斯大林的错误及其产生原因的认识是有分歧的。苏方强调斯大林的主要错误是破坏法制、镇压无辜，产生错误的主要原因在于斯大林个人性格的多疑；中方反对把斯大林的错误只归结于斯大林的个人性格，在指出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的同时，也指出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等思想方法和理论方面的错误。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等问题，中国领导人也持保留态度。总之，苏共二十大埋下了中苏两党分裂的种子。
1956年波匈事件平息后，毛泽东认为帝国主义正利用苏共二十大掀起反苏反共高潮，而苏联领导人软弱无力，中国共产党应该做中流砥柱，力挽狂澜，不仅要顶住这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而且要反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日报》于1956年12月29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也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写成的，并经毛泽东亲自修改而定稿的。全世界议论纷纷的斯大林问题仍是文章论述的主要问题。中共领导人认为，对斯大林的评价，也就是对苏联社会主义的评价，因此，对斯大林要做认真分析，毛泽东指示：第一，先讲他的正确方面，不能抹煞；第二，再讲明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第三讲明实事求是，不能全盘否定，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要讲他犯错误的社会原因，如搞社会主义没有先例，国内外情况复杂等等，但不宜过分强调。因为列宁在世时的社会条件不比斯大林好，但他没有犯斯大林那样的错误。在同样的社会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可能少犯错误。这里，个人因素，个人主观是否符合客观，起着重大作用。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结果他搬起石头打了自己的脚，帝国主义乘机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从中间打他一棍子。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丢了，别人就拣起来打他，闹得四面楚歌。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是为他解围，方法是把斯大林这把刀捡起来，给帝国主义一刀，给修正主义一刀，因为这把刀子虽然有缺口，但基本上还是锋利的。（注：吴冷西：《忆毛主席》第27页，新华出版社1995年。）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体现了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文章发表后，苏联立即把它译成了俄文，由著名的播音员向全国广播，并数次播放。《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实承上委婉而又明确地批评了苏共二十大的观点。由于当时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处境都比较困难，不能不重视同中国的关系，因而没有对这篇文章提出异议。
1957年1月，周恩来访问苏波匈3国。在莫斯科期间，周恩来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针对当时苏联与波兰间的紧张关系，周恩来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提出了诚恳的批评，他指出1956年10苏联“调动苏军，兵临华沙，对当时的波兰施加了军事压力，这是行不通的，不符合兄弟国家之间关系准则。”访问结束时，中苏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社会主义各国关系也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赫鲁晓夫对此很不满，他后来向毛泽东抱怨说周恩来是在教训他。
1957年11月，即苏联十月革命节40周年之际，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云集莫斯科，就国际形势，加强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之间的团结，以及国际共运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这是他一生中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同行的有宋庆龄、邓小平、彭德怀、杨尚昆、郭沫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高级领导人隆重接待了毛泽东一行，并且安排中共代表团住在克里姆林宫，毛泽东住的则是过去沙皇的寝宫，而其他国家的代表团则大都住在莫斯科近郊的别墅里。
1957年11月14日～16日和16～19日先后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和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这两个会议上都作了即席发言，他的发言充满了乐观主义情绪，他盛赞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他说，现在世界了分成两大阵营，对抗的两大阵营，谁的力量更强大，算一下吧。“抛卫星的国家有多少钢！5100万吨。不是讲美国非常厉害吗？你为什么到现在连一个山药蛋还没有抛上去？你有1万万吨钢，牛皮吹得多么大呀。”“苏联发射了卫星， 这个意义很大，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或超过英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持久和平了。”毛泽东说：“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注：《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95、296、291页。）
针对有些党不愿再提以苏联为首，毛泽东指出：“我们面前强大的资本主义阵营是有一个为首的，如果我们是分散的，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中国是为不了首的，没有这个资格。我们经验少，只有革命的经验而无建设经验。我们在人口上是大国，在经济上是小国。我们半个卫星也没有抛上去，这样为首就很有困难，召集会议人家不听。”“我建议还是以苏联为首，苏联是个已经消灭了阶级的国家，它由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世界上先进的国家。没有苏联，我们有可能被人家吞掉。……不能不看到，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我们只有一个苏联是全副武装的。”（注：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卷第625—627页。）
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赞扬苏联和维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自然高兴，但毛泽东所提的以苏联为首，并不是听凭苏联颐指气使，毛泽东所说的“为首”只是个会议召集者的角色。对苏共事先草拟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宣言》（《莫斯科宣言》）草案只提和平过渡，未提非和平过渡，而且把和平过渡仅说成是“在议会中争取多数，并把议会从资本主义专政的工具变为真正的人民政权的工具。”中共代表团明确反对这一观点，并对宣言提出了修正草案，为了进一步陈述自己的观点，中共代表团还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提纲》。中苏两党经过反复讨论、协商，并征得兄弟党代表团的同意，使《宣言》得以通过。该《宣言》实际上是中苏两党观点妥协与调和的产物。
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同原草案相比，《宣言》做了两点重大修改：一是在指出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同时，也指出了非和平过渡的道路；二是在谈到取得议会中稳定多数的同时，又强调开展议会外的广泛的群众斗争。本来，关于如何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应该由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在实践中加以解决，而不必由其他党来干涉，但是它却成了中苏争论的一个主要问题，而且影响了两党和两国间的关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中苏关系的恶化是从赫鲁晓夫提出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开始的。1958年4月18日， 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中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由中苏合资在中国建立特种长波收发报无线电台，以便他们与在远东的太平洋舰队联系。6月12日，中国政府答复同意建台， 但是必须由中方承担一切费用并拥有全部主权，苏联以贷款的方式帮助，并提供技术援助，建成后中苏两国可以共同使用。赫鲁晓夫对此不满，并不甘心。7月21日， 苏联驻华大使尤金以赫鲁晓夫的名义向毛泽东提出苏联的另一项建议：苏联的沿海自然条件不利于充分发展核潜艇舰队，要求利用中国沿海的良好条件建立中苏共同舰队。毛泽东对苏联的建议十分反感，他严肃地问尤金：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搞？……首先要明确方针：是我们办，你们帮助？还是只能合办，不合办你们就不给帮助，就是你们强迫我们合办？
尤金走后，毛泽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第二天他又把尤金找来，要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毛泽东针对苏联不肯给中国海军核潜艇技术材料，而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做法，十分生气地说：“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1 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弹，就要控制，就要租界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毛泽东越说越激动，由近及远，他说：
“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做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中苏两党只是口头上的兄弟党，“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我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华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
“取消4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是赫鲁晓夫同志， 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我们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这次提所有权的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赫鲁晓夫“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毛泽东还借机对苏联的某些做法提出批评，他说：“有些顾问，可以定个期限。如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注：参见《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23—330页。）
尤金立即把毛泽东愤怒的谈话向苏共中央委员会做了汇报，赫鲁晓夫决定对中国进行一次秘密访问，陪同他来访的有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7月31日，赫鲁晓夫一行抵达北京，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双方没有拥抱，只是握手致意，把赫鲁晓夫一行接进会客室后，刘少奇、周恩来就走了，由毛泽东、邓小平和杨尚昆与赫鲁晓夫等人会谈。赫鲁晓夫委过于尤金，说此人不会办事，关于建立长波无线电台一事，他向毛泽东表示道歉，他辩解说没想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经济或伤害中国的民族尊严。
在会谈中双方对战争、对苏共20大的看法也有分歧。赫鲁晓夫访华并没能修补中苏之间的裂痕。
1958年8月台湾海峡出现危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 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处于战争边缘状态。苏联深恐会引起世界大战，从而把苏联牵扯进来，影响美苏的缓和进程，当得到中国领导人保证不会牵连苏联后，苏联政府于9月7日和19日两次发表声明，支持中国反对美国的战争威胁。
1959年6月，在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前夕， 苏联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资料和原子弹样品。中国政府认为，苏联此举等于告诉美国：苏联不支持中国，这显然是为了讨好美国，以便向美国提出苏美两国垄断核武器的建议。同年8月， 中印边境发生第一次武装冲突，由于赫鲁晓夫把印度作为其南下太平洋的跳板，极力改善与印度的关系，苏联政府不顾中方的解释和事实真相，于9月9日发表，“塔斯社声明”，对中印冲突不分是非曲直，笼统表示遗憾，实际是偏袒印度，谴责中国，引起中国政府的反感。
1959年9月30日，刚刚结束访美的赫鲁晓夫到达北京， 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这是赫鲁晓夫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访问中国。由于前述种种原因，赫鲁晓夫受到中国领导人礼节性的、不很热情的接待。在这次访问中，赫鲁晓夫与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还发生了口角。
这次会谈不欢而散，赫鲁晓夫被冷淡的送走了，双方没有发表任何公报。赫鲁晓夫途经远东回莫斯科，10月6日， 赫鲁晓夫在苏联远东的海参崴发表讲话，又影射中国“象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理智的。”
中国领导人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于1960年4 月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之际，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旗帜下团结起来》等3篇文间，以铁托为靶子， 实际上不点名地批评了赫鲁晓夫的某些观点：诸如和平过渡、和平共处、战争与和平问题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开辟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具有普遍性，不应该把国家间的和平共处与一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混为一谈，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的危险就存在，帝国主义战争会给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也会为社会主义的胜利创造条件等等。
这一行动激怒了赫鲁晓夫，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 赫鲁晓夫严厉指责中共“要发动战争”，是把“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的旗帜拿起来”，“对苏共采取托洛茨基方式”等，并威胁中共，若不与苏共采取一致立场，苏共就把分歧公开。以彭真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与苏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26日，中共向会议散发书面声明， 点名批判了赫鲁晓夫，明确指出双方存在的根本分歧，指责赫鲁晓夫破坏了协商一致的原则，并在国际共运中开了恶劣的先例。
由于中苏两党是执政党，两党关系的破裂必然影响到两国之间的关系。7月16日，苏联便突然宣布在一个月内撤走在中国的全部1390 名专家，这与当初斯大林对南斯拉夫所采取的方式如出一辙。苏联政府片面撕毁了与中国签订的343个专家合同及其补充书，废除了27 项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赫鲁晓夫此举给中国国民经济制造了巨大困难，使中两党关系进一步恶性化，并进而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论战。
二、大论战的焦点问题
中苏两国关系破裂后，中苏两党的论战与分歧继续升级，开始了公开而全面的论战，虽然两国关系从联盟走向分裂主要源于两国战略利益的不同和苏联的大国主义，但双方论战的焦点却是意识形态问题。中国从1962年12月至1963年3月陆续发表了《全世界人民联合起来， 反对我们共同的敌人》、《陶里亚蒂同我们的分歧》、 《分歧从何而来》等7篇重要文章，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观点，答复和批评苏共及受其影响的党。论题包括了时代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民族解放运动、世界革命与国际共运等等。
1963年2月，赫鲁晓夫提出停止论战， 寻找两党间克服分歧和相互谅解的途径，但是，苏联仍坚持20大路线，中国则要求苏联放弃20大方针，双方在原则问题上互不让步，论战难以停下来。3月30日， 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要求制定现阶段国际共运的总路线，信中全面阐述了苏共中央对国际共产主义总路线的看法，宣布继续奉行苏共20大、21大所确定的路线，致力于争取世界和平和和平共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等等，并建议举行中苏两党会谈。6月14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 也提出了《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即25条），提出了与苏共根本对立的总路线，集中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以“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全民国家”、“全民党”为主要内容的“修正主义路线”。
1963年7月5日，中苏两党间的会谈在紧张的气氛中开始了。谈判桌成了双方唇枪舌剑的战场。在会谈期间，苏方做了两件破坏谈判气氛的事。一是7月14日， 苏共中央就国际共运问题《给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发表，公开地逐条批驳中共6月14日信件提出的“25 条”；二是与美国进行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赫鲁晓夫此举显然含有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之意。赫鲁晓夫对美国代表哈里曼讲：“我们应该对中国施加压力，使其遵守条约的规定，而且要联合行动，从各个渠道阻止中国得到核技术。”邓小平在谈判桌上严厉批评了苏联的错误做法。苏中两党的会谈于7月20日结束，不但没有达成协议， 双方的敌对情绪反而加剧了。
此后，苏中两国的报刊杂志都发表了大量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文章，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大论战。从1963年9月6日到1964年7月14日， 《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先后发表了《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与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等共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认为：“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分裂主义者。”赫鲁晓夫在苏联建立了“一个以他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的专政，也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专政。”1964年4月，苏联《真理报》称中共是“叛徒”，9月，苏共在一份宣传提纲中称中国是“世界革命运动的主要敌人。”苏联方面还表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不保证战时苏联协助中国。
这场论战的焦点问题首先是斯大林问题。在公开论战时期，毛泽东等我党领导人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否定苏共20大有积极意义，认为苏共20大“对于斯大林的批判，无论在原则上，在方法上，都是错误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般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结果“败坏了苏联的声誉，败坏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声誉，败坏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声誉，给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其他一切共产主义敌人以可乘之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64、65、73页，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中共还怀疑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材料的真实性，认为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捏造了大量的谎言，认为赫鲁晓夫反对个人迷信是一个政治阴谋，是“把党的领袖斯大林同党的组织、同无产阶级、同人民群众对立起来”；“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丑化社会主义制度”；“抬高自己，打击忠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者，为修正主义的阴谋家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开辟道路”；“干涉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内部事务，力图按照自己的意愿颠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领导”；“打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142页， 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我党领导人回避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曾经给苏联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危害。
现在看来，中共把赫鲁晓夫定性为“修正主义者”这个立论基础就是不对的，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但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反对斯大林其中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但是，破除个人迷信，从大镇压的恐怖阴影中走出来，是当时苏联社会的需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在方式上存在问题，但他提出这一问题本身是得到苏联人民欢迎的，这也是赫鲁晓夫能战胜对手，走向权力顶峰的一个原因。我党领导人与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缺点，即孤立地看待斯大林问题，没有把斯大林问题与体制问题联系起来，所以，在中国出现对毛泽东个人迷信的同时，苏联也重蹈了个人迷信的覆辙。
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双方争论最多的一个问题，争论集中在第三次世界大战能否爆发，在核时代战争的前途如何。在理论上双方都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有爆发的可能，也有制止的可能，但双方的侧重点不同。
赫鲁晓夫上台后，改变了苏联长期坚持的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之说。他认为，帝国主义是产生战争与侵略的土壤，但是，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加上爱好和平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国际无产阶级和所有和平力量的联合努力能够防止世界战争，粉碎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的图谋。苏联强调制止战争的可能，特别是在核时代，爆发世界大战，不会有胜利者，极有可能是同归于尽。战争过后，对于成千上万的人民来说，社会主义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了，因为他们从肉体上已经从地球上消失了，即使还有存活者，也是活人羡慕死人。（注：《赫鲁晓夫在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1963年1月16日）， 《人民日报》1963年2月22日。）因此， 苏联在与美国的对抗中以不发生核战为限，在古巴导弹危机时主动后撤。
我党领导人承认新的世界大战有防止的可能性，但更多地强调的是爆发的危险性，强调“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只有用人民革命战争，才能消灭帝国主义的反革命战争。”（注：萧华：《不断加强国防力量，保卫建设》，《人民日报》1960年6月4日。）强调战争是一定要爆发的，只不过是大打小打的问题。这种估计又冲淡和抵消了中共关于新的世界战争有避免的可能的说法。60年中期，我国从这一片面走向极端，甚至提出了既然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注：陈毅：《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人民日报》1965年10月7日。）中共还认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了一个10亿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整个帝国主义世界就要崩溃。中共不赞成苏共关于核战争会毁灭全球的观点，断言，如果帝国主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核战争，“遭到毁灭的不是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而是帝国主义和整个帝国主义制度”。（注：《人民日报》社论：《是人类毁灭核武器，不是核武器毁灭人类》， 《人民日报》1962年4月28日。）我党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判断，使我国的工作重心无法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对战争的看法才有所改变，才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可能。
同战争与和平问题相联系的是和平共处问题。苏方认为世界战争打不得，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通过和平竞赛战胜资本主义，因此，苏共领导强调和平共处，提出：“和平共处不是策略原则，而是苏联外交的根本原则”，和平共处是“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苏共和其他马列主义政党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我党领导人则反对上述提法，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由基本内容和根本原则两部分构成。基本内容应该包括下列三个方面：“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年3月30日），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35页。）根本原则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1963年3月 30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303页。）
美国是苏联和平共处的首要目标，美苏双方分别是两大阵营的头，他们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苏联把发展苏美关系作为重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此时，中美正处于严重的对峙状态，在中方看来，美国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侵略与战争的主要力量，苏联要与这样的国家和平共处，是不可思议的，是投降主义，“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是不能接受的。
苏联与美国和平共处有他的道理，但苏共把自己的外交政策强加于其他国家，要求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都要执行这条总路线，则犯了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和霸权主义的错误，中共与苏共的斗争，维护了自己的主权与独立。但是，中共提出的对外政策总路线，实际上否定了不同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认为与资本主义只能“冷战共处”，这也是不妥的，无助于改善我国的国际环境。
如果说中苏关于斯大林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的争论与各自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战略相关的话，那么双方争论中的和平过渡问题则是两个都想当共运领袖的大党在为别的共产党制定方针政策了。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强调暴力革命的普遍性，苏共则强调议会斗争与和平过渡的必要性，而在实践中，社会主义并没有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可能。至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采取什么方式、走什么道路并不是由中苏两党所能决定的，而只能由实践来解决，中苏两党是在进行无谓的争论。
三、值得吸取的教训
中苏由联盟走向分裂，打破了国际共运中苏联的至尊地位，结束了国际共运中苏联一统天下的局面。但是，论战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它对中苏两国的内政都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相比之下，给中国造成的消极影响更大，而苏共与中共的论战，对于克服其党内的保守倾向，坚持20大路线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中苏论战造成了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影响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邓小平在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时说：中苏论战是在“马克思去世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的大背景下发生的，“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中苏论战中虽然夹杂着意识形态的斗争，但实质上还是国家利益的冲突，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正如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所说的：中苏两党从60年代中期起关系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1、 294—295页。）
回顾30多年前的这场大论战，值得我们吸取的教训主要有：
一、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首先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其所在国的党和人民，其他党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就斯大林而言，他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他领导苏联近30年，苏联人民有权对斯大林做出自己的评价，至于这种评价是否合适，其他国家的学者可以去研究。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今天看来，其并非妄言，而我党当时竟认为赫鲁晓夫在把罪名强加于斯大林，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总结的那样：“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事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更为可惜的是，当苏共试图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时，我们全盘肯定斯大林，又把斯大林的错误重新实践了一遍，中苏大论战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教训是深刻的。
二、在大论战中，中共捍卫自己的独立与主权是正确的，但在反对别人强加于自己的同时，却也想强加于人，则是不正确的。中共要求苏共接受我们的战争与和平观念、接受我们关于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的看法，要求苏联改变20大路线，亦有干涉内政之嫌，大大损害了我国在国际共运中的威望，在共运大分裂时期，站在中共一边的党是少数。中共对战争、暴力革命的强调，被当成好战的力量，造成了不良的国际影响。
三、时代在发展和变化，马克思主义也需要在实践中认识和发展，应该允许各党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探索，各国的情况不同，得出的结论可能也不一样，不能强求划一，以我划线。
四、无论是制度相同的国家，还是制度不同的国家，都应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发展国家间的关系。友好协商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论战这种激烈的方式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现在，我们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确定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这一处理党际关系的四项原则，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改善和发展了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之间的关系，中苏两国、两党关系在80年代未实现了正常化。苏联解体后，我国与俄罗斯的关系发展顺利，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典范。在这一背景下，我们重温中苏大论战的历史，对于我们深入理解邓小平理论将有很大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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