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西方的公民参与理论——兼论我国城市政府治理中公民参与新范式的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范式论文,理论论文,论我国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63（2006）03—0041—08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可见，我国宪法规定的公民参与是一种广泛的参与。公民参与的理念对于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政府治理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为社会所认可，公民参与的形式也多种多样，如同众所周知的公民大会、公民听证会、城市议会等等。从比较角度来看美国，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认为如果公民可以积极地参与到他们的民主体制中去，那么治理的过程就会更为民主和更为有效，为此所有层级的政府都开始倡导公民参与的项目。① 这也是本文试图论证的主要观点，唯有建立积极有效的公民参与的范式，才能保证我国的城市政府治理更为民主和科学。
关于提高公民参与度的争论是建立在认同参与过程的优点和认为积极的公民参与比消极的公民更好，因为公民参与制定的政策可能会更为现实地成为公民的偏爱，公众可能会对政府行政人员的艰难决策更为理解与支持，公民会因为参与而成为对政府具有同情心的评价者。 而公众提高支持率可能会产生一个分歧更少，更具创造力与战斗力来治理与规制的公众群体。当然，吸引公民参与政府机构的决策制定并非一个无成本的过程。我们认为公民参与不仅会带来潜在的利益，并且也有社会参与的社会与经济成本，因此政策制定者最好能预见到公民主动参与的价值。
一、公民参与的社会功能
公民参与公共事务似乎“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扮演着神圣的角色”②。整合公民参与的民主决策制定的热情并不仅限于美国：很多其他国家也采取了广泛的积极措施邀请公民适当地参与政府治理的过程。③ 用杰弗逊的民主观来看，公民参与的核心原则是建立在认为公民参与会产生或制定出更多的公众所偏爱的决策，以及社区对决策更多的认同。④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公民参与的提高会滋生公民对政府信任度的恶化⑤。事实上围绕着公民参与的争论不再是代表政府反对公民参与，但是什么类型的公民参与过程是最好的呢？关于这一问题值得深思。⑥ 赞同增加公民参与的流派往往关注的是参与过程所带来的利益。以尼尔森和怀特为例：强调参与过程本身就是社会改革的有力工具。特别是公民参与的目的是为了制定更好的决策，因而给社会带来更多的利益。⑦ 因此，对于公共参与的利益有两种不同的考虑，是以结果为主还是以过程为主，以及有两类不同的受益人，在评估公民参与的效果时考虑的是政府受益还是公民受益？
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利益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见表）：
公民参与的优点
对政府的优点
决策过程 1、教育公民,学会更好地参与政策制定,掌握
1、教育官员,向公民学习;
参与的技能与技巧; 2、游说公民;建立政府的诚信,减少公民的不
2、说服或增加政府的透明度;3、便于公民监督 安与敌对情绪;
政策制定,成为成熟的公民,而非单向度的人
3、政府获得合法性决策,减少政策执行的成本
决策结果 1、打破繁文缛节,获取积极的政策效益和社会 1、打破繁文缛节,获取积极的社会效益和政策
效益;2、获得某种程度的关于政策过程的控制; 效益;2、避免政府被诉讼的成本;3、制定更好
3、制定更好的政策与决策的执行;4、增加了对 的政策与决策执行;4、建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政府的理解和满意度 建立诚信政府和民主政府
1.教育。具有一定深度的公民参与，其过程本身就可以帮助我们制定有效的政策，超越现代传媒文化的障碍。参与的公民成为“公民专家”，可以理解技术上存在的困难和看到了全盘的、社会范围内的系统解决方案。Pateman，Sabatier、Blackburn和Bruce都强调了公民参与所带来的教育意义。公民参与，使那些乍一看去，不一定能为公民所接受的政策，通过行政人员的解释，能够让公民接受他们执行这一政策的理由。一般认为建立在具有一定深度的技术和社会理解力的基础上的更多公民参与，会产生更好的决策，产生更好的环境与社会效益。可以设想这些参与如果建立在行政与社会的组织关系之上，就能更好地理解环境问题。
行政人员还可以从特别的社区组织中获益或受到教育。这些行政人员定期地和公民联系（也许这些公民并不能参与政策的过程），但是通过与公民的接触，他们可以通过学习认识到哪些政策很难被广泛接受，以及如何避免诸如此类的失败决策。一项政策只有建立在公民选择的基础上，在执行的时候才会更顺利，成本更低，因为这样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往往会得到公民更多的配合。⑧
2.政治游说。自从政府产生了改善政策结果的愿望，在倾听公民意见和公众选择的同时，对于政府本身而言也是一种学习与教育的过程，这是激励政府组织放弃他们所拥有的部分决策权给其他参与团体的主要因素之一。此外，促进政府提升公民参与度的另一主要因素是政府希望寻求更多的与公民合作的意愿。汤姆斯认为，“更多情况下，公民参与的动力是源自于需要更多的公民认同作为顺利执行公共决策的前提条件。”⑨ 哈伏特、李普斯盖和马歇尔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公民参与是城市政治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联邦与地方政策制定的基础。程序性的公民参与是对20世纪60年代城市保护运动反馈的结果。⑩ 在从事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时，以及进行每一天甚至每一项公共决策时，政府行政人员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公民会如何反应？然而，有些公民参与项目主要是为了某些市场意图，也就是说参与过程本身是政府官员为了引导公民朝着行政人员所希望制定的决策方向引领的第一步。诺克给出了一个非常有名的官僚不情愿从政治控制的角色中退出的案例：“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机构所谓向公民咨询只不过是花言巧语，并且，在实践中这一咨询通常是由公民群体所组成的，政府之所以如此，只不过是希望公民（在某些政策方面）最终接受官方的观点。”这个案例说明，是否政府真的与公民合作，或者说公民参与只是政府为了赢得公民的好评，以及关于政治游说是否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公民参与的社会影响。如果他们是有影响力的社会成员（并非只是社会精英），他们对于政策的热情会扩散到整个社会，反对政策的势力会慢慢被溶解。(11)
3.政治授权。政治游说有时也会在相反的一方发挥作用，如在政府方面发挥作用。活跃的社会参与者也有可能经常与政府决策制定者的核心层交流，并且传播他们具有说服力的观点，爱普盖特解释了公民建议董事会是被允许拥有“面对面地与决策制定者交流和游说政策制定者的机会”的现象。(12) 其他的学者建议将参与作为一种教育那些没有权力的公民和其他社会组织进行互动的一种途径，获得作为政治参与者的合法性。(13) 相反，哈伏特、李普斯盖和马歇尔等人认为从历史的角度而言，城市公民参与源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城市公民的抗争，同时也是政府为了分散改革的压力，于是西方国家才有了公民参与的发展。
4.有利于破除陈规陋习。在有些社区，通过参与，主导的政治话语可以解除所遇到的障碍，使得决策的制定得以顺利进行。威科斯详细描述了一个成功的民主案例——根据对数以百计的公民调查的结果，城市议会的成员不得不痛苦地执行政府预算削减的政策以迎合公民的愿望。在这一案例下，一个参与性的动力与创新可以最大地改善社会参与的成果。如同平衡公民参与的输入允许不同的派别达成协议，以及为解决以前遇到的困难问题寻找方案。(14) 政府机构如何获得重要的政治支持来改变方向，主要是通过“公开有意义的公民输入过程，被授权制定决策部门或机构可能永远不会制定单方面的决策。(15)
5.避免起诉成本。通常，公共参与被认为是有成本效益的，因为它减少了诉讼的可能性；(16) 也有学者指出了参与过程本身也有成本支出。管理者应当和公民之间建立有效的协议，如果打破诚信，其结果必然不会是每个人都去购买组织的产品。确实，不满意的利益相关人可能会离开参与过程或者在决策制定之后走进法院。
6.环境管理。参与者的结构，例如公民参与董事会的成员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被得到应用于环境政策制定的公共听证会中，改变了传统的信息单向的流通方式。这一政策制定的方法，通过公民听证会被公众所接受，但公民参与对于某些复杂的话题而言，并没有被充分地提及且作为一个有力的游说工具，尽管它仍然被广泛地运用。如在美国西部农村的某些地区，环境规制者的角色遇到了某些抵制，因为政府实体被认为是外来者，对于地方经济不熟悉或者是没有同情心。肯尼是这样描述这一敌对情绪的：“为什么……如果呼吸西部的空气或者喝西部的水时没有听到关于联邦制的家长制作风的抱怨几乎是不可能……在这一环境下，一个小的社区可以举行为传媒所拥护的抗议事件，甚至在整个民族范围内激发同情心。这些事件为政治工厂提供了原料，作为反馈有可能危及整个民族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基金”。诺克描述了媒介热情地关注是如何使一个机构精心制定的项目出轨的：任何为公众所突然产生兴趣的项目，都会对这项目本身产生威胁……尤其是对于一个执行机构而言更是如此……这一机构可能因此处于它从来没有遇到的尖锐的批评之下，并且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必须要改变原有的决策压力之下。因此，公民参与在环境政策制定中，对于制定者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帮助政府机构赢得更多的信任和合法性认同，以及换来公民对于决策制定者更多的同情心，并且可以分担政府的责任。
二、公民参与的不足与缺陷
既然公民参与存在这样一些优点，那么公民参与是否就是万能的良方呢？
政府决策制定中公民参与的缺点
公民参与的缺点 对于政府的缺点
参与过程 1、消耗时间与成本;
1、消耗时间与高成本;
2、如果建议不被决策所采纳,便是毫无意义 2、或许参与会增加公民对政府的不满,对政府产
的参与. 生更多的敌对举措.
参与结果 1、如果被反对的利益集团所影响,会产生更 1、对决策制定失去控制;
糟的决策结果;2、如果正确的意见不被采纳,2、增加了错误决策的可能性;3、政治的影响不可
参与受挫,会成为消极公民,怀疑政府和参与; 能被忽视;4、对执行而言,实际上每一项目拥有
4、有可能导致多数人暴政。
更少的预算.
1.公民参与的成本。很多关于公民参与的讨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公民参与的成本问题。这也往往是公民参与的巨大障碍。尽管没有关于这一课题的详细地比较研究，但是每一公民群体参与的决策成本，毫无疑问比某一单个机构制定的决策成本要高得多， 甚至对于公民参与的时间成本即便忽略不计，情况仍然如此。一个经过正规训练的行政人员，具有政治的睿智且足够认识到他（或她）所制定的政策结果，可能会与社区组织所选择的决策相同——有可能这一决策只花去他（或者她）一个月的工作量、一天甚至一个小时来思考。劳伦斯和狄根注意到了在重大时刻公民参与所需要承担的责任。(17) 也有些学者认为合作的过程被刻意设计的节奏比较缓慢，以迎合现状的需要。决策的制定迟缓得足够让政府组织有足够的时间召开公众论坛，向公民解释有些比较复杂的问题，而这一缓慢的节奏不仅增加了政府的经济成本而且增加了政府的时间成本。
另一方面，这里所描述的参与成本并非指公民参与是为了迎合社会资本的价值观，也不是认为公民参与可以导致更为有效地政策执行或者是为了得出更睿智的解决方案。当政治形式不稳定时，或者自上而下的政策决定不被接受时，那么上面所提及的公民参与的成本就很有价值， 因为公民参与可能会避免政策执行中所可能遇到的困难。当然“社区对话既不便宜、也不便捷或容易。公民参与仅被用于某些关键性的论题，或政治过程已成为僵局，并且仍然有足够的时间去维持为时一年之久的公共参与过程。”(18)
2.难以传播公民的善良意愿。通过有规律地和公民交流来赢得公民的心，以及最大限度地赢得他们的信任和友谊，可能是环境规制者在那些反政府的言论不断增长的地方，改善社区新政策的唯一路径，奥斯特罗姆认为：合作性的决策制定更有效率， 当这一组织非常小且是同质性的组织，尤其是在乡村社区表现的尤为明显。(19) 然而，在较大的社区，如果期望10到20个人的公民代表来改变所有的公众意向，可能是比较天真地想法。公民参与是对于人口的一个微妙选择，除非他们知道如何代表公民群体，很难保证任何一项公民参与都会在他（或她）的社区里产生影响。
3.颇具争议的满意度。很多西方学者提及公共事务过程中的公众联盟。(20) 舆论通常认为如果使正当的参与方式成为可能，那么公民有可能不再对政府存有冷淡和漠视，而会积极地支持民主的过程。然而理论家们应该认识到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很多细节需要一系列的会议和讨论，这是很多公民试图要逃避的。关于社区所满意的是否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或仅仅是建立在效率基础上的行政”，对比的争议很多。劳伦斯和狄根在他们关于公民参与方法的研究中进行了阐述，认为既然公民倾向于接受政府机构的决策制定者，那么参与的过程并非是必要的。(21) 威廉姆斯证实：尽管公众显示出了参与的愿望，但是非常少（他们的研究表明不到1％）的公民会追随或接受更多的信息，以溶入到参与的过程之中。公民群体更愿意通过纳税来雇佣专职的公共行政人员制定决策，而不是自己安排出时间参与政策制定或治理的过程。
4.代表与代表性的质疑。因为公民参与并不是付费的，委员会通常被强有力的政党参与者所控制，尤其是他们的生活模式和价值观被决策所影响。或者公民的价值观被那些生活舒适以及有足够时间有规律地参与的公民群体所影响。史密斯和迈克唐纳通过聚焦于53个组织的研究， 提出了令人沮丧的证据表明：公民提高参与认识到代表制的不平等，并且对他们所看到的不公平的公众参与过程多有抱怨。换言之，公民对参与过程一点儿也不满意：“我之所以从有些即将召开的会议中退出，是因为参与本身为自己增加了负担，并且参与的过程说起来虽然很动听，但我知道他们已经有所结论。所以当你知道他们就是要达到他们所希望的结果，那为什么还要参加他们的决策呢？”(22)
有些参与者，特别是那些代表商业和政府机构利益的参与者，他们的参与是有报酬的。卡瑞批评了在公民参与的过程中允许特别的利益群体来主导决策制定：“一群热情的公民参与者显然参与能力并不高，甚至也从不掩饰他们参与的动机， 有的甚至公开宣称他们参与的意图就是为了寻求更多的投资利益”。(23) 有趣的是，卡瑞指出那些单一的利益参与者如那些关注环境和反对发展的人，也反对公民参与的过程，尤其是来自环境政策领域的参与者。(24) 肯尼的报告指出在环境主义者中间，合作的过程往往阻碍了参与环境主义者的活动；以及任何维持自愿参与且对环境主义者持同情态度的人，却又缺乏力量反对那些经过训练的职业代表。
韦伯解释了公民参与委员会如何通常为上层的社会—经济群体所主导。在蒙特拿，草根环境运动有“74％参与者大学毕业，所有的参与者都持有高中毕业文凭，与全州范围内的百分比值分别为25.4％和81％的平均水平相比，达到了最高”。韦伯还发现中间收入人群的核心人士收入高于一般公民的收入水平。而这些核心成员大多数是来自于富裕家庭的专职家庭主妇。缺乏低收入人群的参与已经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显现出来。有学者发现公民参与难以保证，因为他们的主要财富是由他们的家庭所提供的，而不是参与过程。因此，尽管很多学者将社区参与提升为“为了形成一体化的社区价值观而参与决策”，很有可能这一社区价值观为少数的精英所控制。这显然表明少数的、非选举的精英可能会主导参与的过程。
为了解决这些代表问题，有些西方学者已经提出了公民陪审团可以作为公民参与的替代模式，因为公民陪审团的成员是由公民从人口中自由选举产生的。丹尼尔、史密斯和沃尔斯代表性的理论和实践性的观点认为：认同广泛的公民陪审团体系提升了民主参与的水平(25)。彼德斯发现，尽管公民陪审团更具有代表性，自愿的公民参与性小组座谈与会议比公民陪审团在教育传播参与意识和达到更有效的决策方面效果更好(26)。而且，众所周知，美国司法审判的陪审体系中，陪审团成员中占优势的是资深的、高收入的或白人，为此而缺乏公共参与所寻求的真正代表性。最后，陪审团或者公民论坛，甚至获得有效地选民支持的有效参与者，也包含了重要的特殊利益群体的代表者(27)。
5.权威的缺乏。科尼斯凯和贝尔勒·勒蒙在他们的文章中肯定了参与对于环境决策制定的积极意义。“这些参与过程已经限制了政策改变的效力，其他大多数的决策仅仅强调了实际决策之外的问题。”(28) 戴维斯警告说因为关注扩大的参与期望与公民参与，而忽视了公民参与的成本。如果公民参与被误导成他们的决策都可以被执行，那么政府决策就会被忽视，或者是当他们发现他们的参与意见有时仅仅是作为建议，不会产生任何实际影响和效用，于是公民不满就会滋生。美国学者肯斯强调预先确定的决策使公民参与的士气受挫。“回顾历史，显然十分清楚的是行政人员往往在参与者评估某一项目之前就已经决定削减某一项目，因此参与者认为他们仅仅是根据官僚者的情绪来为这一决策进行辩护。缺乏代表性和权威性使得决策制定显然成为参与过程适得其反和实际上增加公众不满的关键因素。(29)
三、我国城市政府治理中公民参与的必要性与不足
基于以上对于西方公民参与的政治学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公民参与的社会意义，公民参与虽然颇具争议，但是它仍然是民主政府治理的基础。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激发了公民的参与意识，公民参与仍然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标志。
首先，城市经济基础的雄厚，唤醒了公民的参与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发展和完善，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积极投入、广泛参与。只有充分发扬民主，使公民有更多的参与机会、参与条件、参与渠道，公民才会真正树立起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才会积极参与政府治理。
其次，城市经济的发展激发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愿望。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过程也就是利益关系不断调整的过程，它在给公民普遍带来利益的同时，也造成公民之间的利益差距；在满足公民的利益愿望的同时，又激发起更大的利益期望和利益追求。因此，公民在争取自己利益的过程中， 必然要求了解和参与与自己利益关系密切的城市政府的决策、法律的制定和实施。
再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条件。比如，物质、技术和必要的设备保障，特别是信息化和电子政务的发展，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更多获取政府信息和服务的渠道。简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公民参与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动力。
况且，城市政府职能的转变要求公民参与。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政府除了把资源配置的权力交给市场外，也逐步把相当一部分治理社会的权力交给社会团体。尤其是随着城市社区组织和社会团体的培植与发育，离不开公民对社会事务的广泛参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也有赖于公民的有效参与。公民参与可以广纳资讯，集思广益，可以增加政府决策和管理的透明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使政府的决策与管理更加符合民意和反映实际情况。另一方面，公民也能充分了解政府决策的理由和依据，从而能够认同有关行政机关的决策，增进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和谐，使有关决策得到顺利实施。同时，公民参与可以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使政府接受公民监督有了实在的内容。
此外，我国城市社区自治的兴起要求公民参与。20世纪80年代，在当代社会科学和管理科学的整体化趋势及公共部门管理实践中，特别是政府改革实践的推动下，出现了一种“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新公共管理浪潮的冲击下，城市基层政府兴起了社区自治的改革浪潮。 城市社区自治强调以社会化服务为基本目标导向，强调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注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统一。要求将官本位、政府本位、权力本位的管理理念，转变为公民本位、社会本位、市场本位的治理理念，坚持管理体制创新，深化政府机构改革，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行政模式。公民参与有助于实现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提高政府治理的质量和水平。
虽然近年来公民参与已得到愈来愈多的人的接受与支持，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全新格局，但是不可否认目前我国城市公民参与公共政策的总体水平较低，存在着诸多现实问题，主要表现为：
1.公民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有资料显示，真正出于自主意识自愿参与的公民参与率比较低，且现有的公民参与行为具有随大流的从众性。尤其是，我国公民参与因地区、因市、因省而异。即便是上海、北京等经济比较发达，公民素质相对较高的城市， 公民的参与意识也是非常有限，不尽如人意。当然，这是一种全球性的普遍现象，即便在美国公民的参与率也是非常低的，一般的参与率在20％—30％左右。正因为如此，参与才显现得更为重要，参与本身可以提高公民的素质和政治意识。
2.公民参与的理性化程度和法律化意识较低。相当数量的公民参与和群众运动不是基于公民的责任感，不是出于对自己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认识，而是凭着某种冲动参与的，有时甚至只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不能采取规范化、程序化的参与形式。对于法律和制度的理解缺乏， 所以不能有效地、合法地参与政府治理，维护公民应有的权力。况且，现有的参与往往是被迫无奈，带有很强的情绪化和非理性倾向。比如说基层的草根选举中的贿选现象，以及另一制度外的参与——公民上访问题等。
3.公民参与的能力不足。由于公民的自身素质，对资信的掌握程度、理解程度及对政策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和途径的认识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得现实中公民参与的能力与参与要求不符，其行动显得笨拙，参与效率低微。如陕西咸阳在公开政府决策的过程中，旁听的公民只是觉得很新鲜，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真正参与。(30)
4.公民参与的制度化程度较低。政府制定了相关的政策为公民参与提供了根本保证，但具体的关于规划参与行为，畅通参与渠道，保证参与实施的制度却不够健全，致使许多公民参与以非制度化的形式例如公民上访的方式出现。
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发展公民参与的经验，公民参与的高度发展促进了公民参政的质量和城市政府的政务公开化。为此，政府有必要从重视知情权的角度出发，为了方便公民了解市政过程，采取一系列立法和行政措施，具体涉及以下几方面：
一是构建信息公示制度。一切有关市政管理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和程序，未经公布告示于公民群众者，不能作为城市政府政务活动的依据；
二透明的行政程序制度。凡是政府行政机关做出有关公民问题的决定和处理时，必须把处理的主体、依据、程序和结果公开，否则，该行政处理不发生法律效力；
三是确保公民知情权的制度。社会组织和公民（不限于本市居民）向城市政府了解有关法规、制度、规章、政策和程序时，城市政府有提供和解释的义务；
四是规范和明晰决策化过程。城市政府负有公开决策信息和公开决策的过程。为此，我们可以学习美国的自治市政府制定专门的公开会议法和公开信息法等。
5.建立规范的政治参与的教育和培训制度。鉴于我国的公民参与的能力和理性化程度较低，使笔者不能不提的是美国国会出资设立的各种公民参与的培训项目，早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政府就已经意识到了公民参与的重要性和美国公民参与的实际，于是国会专门设立基金项目， 由高校和某些政府机构专门承担了公民参与技能、技巧的培训和公民参与意识的教育，这些项目至今在有些州还存在。不妨认为在当前的中国有必要进行类似的参与培训和教育，一方面会提高公民的参与意识和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公民对政府政策的理解，获得更多的公民支持，便于后期的政策执行。同时也有公民一起来承担政府治理的责任，增加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和合法性认同，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诚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公民素质的提高，公民的知情权越来越得到了新的提升。城市政府的政务公开化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城市政府的政务公开化，促进了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双向互动与沟通。促进了公民参政的意识与参政积极性。 而公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政治支持，又有利于决策执行与实施。公民参与和政府治理中新技术的运用为市政管理与决策增添了活力。
注释：
① Day,Diane.1997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Planning Proces:An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11(3):P421—434
② Day,Diane.1997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the Planning Proces:An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 Journal of Planning Literature,11(3):P421
③ Nylen William R.2002,Testing the Empowerment Hypothesis.The Participatory Budget in Belo.Horizonte and Betim,Brazil,Comparative Politics 34(2),P127—145
④ Box,Richard C.1998.Citizen Governance:Leading American Communities into the 21[st] Century,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
⑤ King,Cheryl Simrell,& Camilla Stivers,1998 Government is Us:Public Administration in an Anti-Government Era.Thousand Oaks,CA:Sage Publications
⑥ Konisky,David M,and Thomas C.Beierle,2001.Innovations i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nvironment Decision Making:Examples from the Great Lakes Region.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14(9):P815—826
⑦ Beierle,Thomas C.1999 Using Social Goals to Evaluate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s.Policy Studies Review 16(3/4)P75—103
⑧ Thomas,John Clayton.1995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Decisions.San Francisco,CA:Jossey-Bass
⑨ Thomas,John Clayton.1995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Public Decisions.San Francisco,CA:Jossey-Bass P113
⑩ Howard,Christopher,Michael Lipsky,and Dale Rogers Marshall.1994 Citizen Participation in Urban Politics:Rise and Routinization,In Big-City Politics,Governance,and Fisicak Constraints,Edited by George E.Peterson,P153—199,Washington,DC:Urban Institute Press
(11) Howell,Robert E.,Marvin E.Olsen,and Daryll Olsen,1987 Designing a Citizen Involvement Program:A Guidebook for Involving Citizens in the Resolution of Environmental Issues.Corvallis,Or:Western Rural Development Center
(12) Applegare,John S.1998.Beyond the Usual Suspects:The Use of Citizens Advisory Boards 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Indiana Law Journal 73(3):P923
(13) Fox,Jonathan.1996 How does Civil Society thicken? The Political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apital in Rural Mexico.World Development 24(6) P1089—1103
(14) Reich,Robert,1990,Policy Making in a Democracy.In the Power of Public Ideas,Edited by Robert Reich,P123—156,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5) Applegate,John S.1998.Beyond the Usual Suspects:the Use of Citizens Advisory Boards in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Indiana Law Journal 73(3):P931
(16) Randolph,John,and Michael Bauer,1999,Improving Environmental Decision-Making Through Collaborative Methods.Policy Studies Review 16(3/4):P168—191
(17) Lawrence,Rock L.,and Debbie A.Deagen.2001.Choos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Methods for Natural Resources:A Context-Specific Guide.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14(9):P857—872
(18) Weeks,Edward,C.2000 The Practice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Results from Four Large-Scale Trial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60(4) P371
(19) Ostrom,Elinor.1990.Governing the Common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 Berman,Evan M.1997.Dealing with Cynical Citizens,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57(2):105—112
(21) Lawrence,Rick L.And Debbie A.Deagen,2001,Choosing Public Participation Methods for Natural Resources:A Context-Specific Guide.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14(9) P857—872
(22) Smith,Patrick D.,and Maureen H.McDonough,2001.BeyondPublic Participation:Fairness in Natural Resources 14(3):P239—249
(23) Curry,Nigel.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Rural Policy:Representativenes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illennium Green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44(4) P561—576
(24) McCloskey,Michael,1996.The Skeptic:Collaboration Has its Limits.High Country News28(9):P7
(25) Smith,Graham,and Corinne Wales,2000,Citizen's Juries and Deliberative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 48(1) P51—65
(26) Petes,Judith,2001.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Deliberative Process.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lanning and Management44(2) P207—226
(27) Domitrovich,Stephanie,1994,Jury Source Lists and the Community's Need to Achieve Racial Balance on the Jury.Duquesne Law Review33(1) P39—103
(28) Konisky,David M.and Thomas C.Beierle,Innovations in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Environmental Decision Making:Examples from the Great Lakes Region.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14(9),P815—826
(29) Smith,Patrick D.& McDonough,2001,Beyond Public Participation:Fairness in Natural Resources Decision Making,Society and Natural Resources Decisions 14(3) P239—249
(30) 参见《南方周末》2005年8月25日，公民旁听市府决策——陕西咸阳市打造开放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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