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前后美国中情局谍员秘密入藏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美国论文,中情局论文,一九论文,年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对中国西藏进行了一系列秘密策反与情报搜集活动，并与西藏上层分离势力建立了直接的秘密联系，对新中国实施冷战遏制。虽然当时面对中国的指责，美国矢口否认，① 但随着历史档案的不断解密以及学者对历史事实的深入挖掘，这一段不为外人所知的尘封历史逐渐露出水面。② 收藏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美国政府解密文件，包括马克南、白智仁入藏旅行日志以及白智仁给美国驻印使馆的拉萨行动汇报，清晰地向世人展示了一幅中情局谍员秘密入藏的历史原貌。
一、美国决定对西藏采取新政策
二战结束前夕，美国在亚洲的战略构想是，与蒋介石政权结为同盟，使中国成为遏制苏联的前沿阵地。1949年蒋介石政权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彻底打破了美国的幻想。于是美国决定从中国大陆撤退，重新构建遏制苏联以及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屏障。美国的军事战略家和情报人员认为，亚洲腹地的非汉族人，如西藏人、蒙古人及哈萨克人都可以利用作反共的游击队员，美国需要“来自亚洲腹地的西藏人、蒙古人、哈萨克人的情报”。③ 西藏由此成为美国遏制中国新生政权的一枚棋子，美国政府开始考虑改变对西藏的传统政策，秘密派情报人员入藏。
1949年1月8日，美国驻印度使馆向美国国务院发送编码为35号的文件，首次提出美国政府应重新考虑西藏政策。④ 4月12日，驻印大使亨德森向国务院发回编码为302号的文件，进一步论证美国西藏政策转变的重要性。亨德森认为，“如果共产党成功控制了西藏，那么传统的美国西藏政策就不再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第一，一个共产党控制的西藏将对非共地区的南亚特别是印度构成严重的威胁。西藏会成为共产党代理人向印度渗透的一个极具价值的基地。中印边界很长，而且也不明确，印度政府无法阻止共产党特务从西藏进入印度。第二，如果共产党能够稳固控制达赖喇嘛，那么他们牢固控制中亚人民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⑤ 基于此，建议国务院考虑与“西藏政府”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行性。⑥
7月2日，亨德森再次致电国务卿（电报编码为741号），重申与“西藏政府”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行性，建议：“第一，尽力派遣一个使团入藏，在9月1日前到达拉萨。第二，使团由一名杰出的有经验的外交官领队，成员也都应是外事部门中有经验的人，如果西藏政府允许，可留下一小部分人无限期地留在拉萨。第三，使团的领队应带一些适当的礼物，以便在交往中用于赠送。”电报还提出：“使团规模不宜过大，尽量不引起公众的注意。”关于与外部世界的通讯联系，使馆认为私人秘密渠道是联系的最好方法。鉴于西藏10月15日以后的天气状况会非常恶劣，电报特别强调“现在是最好的行动时机”。⑦
亨德森的建议得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Stuart）的支持。7月8日，司徒雷登自南京给国务卿发出编码为1459号的电报，同意新德里使馆的建议。电报指出，因为目前“中国广东负责西藏事务的机构已不存在，在与中共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同意美国采取任何意味着认同西藏自治地位的行动”。⑧
同年7月28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致电驻印大使亨德森（电报编码530），决定对西藏采取新的政策。电文说：
国务院目前正在考虑以下列方式之一派遣一支秘密入藏使团的可能性。
（1）立即组织一支由国务院驻印度大使馆二秘琼斯（Jefferson Jones）带领的小型探险队，可能会与新德里的一位英国高级专员办公室的代表同行。这支探险队以私人而非官方的形式组成，选择在休假期间出发，但是时间不能与琼斯的休假日矛盾。探险队的费用由美国全额资助或与英国分担。这支探险队计划在拉萨停留两周，目的是调查目前西藏的政治形势，以便在中国的宗主权问题不再成为障碍的时候，对建立一个永久的美国驻藏领事机构的可行性提出建议。
（2）探险队应由有经验的探险家、学者领队，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凯门（Schuyler Cammonn），他不仅有威望，而且具有旅行的正当理由。琼斯也要同行，表面上是休假，但他应尽早返回。凯门今年的大部分时间都要留在那里进行科学考察，实际上是观察政治动向。
为增加这一计划的可操作性，艾奇逊还在电报中要求亨德森对当地的气候条件、此行的探险费用以及印度政府的关注程度等发表意见，并表示在收到亨德森的复电之前不会考虑其他人的建议。⑨
从艾奇逊的电报不难看出，历时半年多的美国政府对西藏政策的评估与审议过程已经基本完成，美国国务院开始具体实施插手中国西藏事务的秘密行动计划：在西藏建立一个落脚点，⑩ 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权力转移期间与西藏当局建立直接联系。实际上，美国这时决定派员入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此前美国有关西藏的情报主要来自第三方英国，美国如要获得第一手的情报，必须派遣自己的人员入藏。(11) 但是，因种种原因，在1949年秋季，美国国务院由驻印度使馆二秘琼斯自印度秘密入藏的行动计划并未付诸实施，(12) 代之的是以驻乌鲁木齐副领事身份为掩护的美国中情局官员马克南与中情局签约谍员白智仁自中国新疆秘密入藏。(13)
二、马克南、白智仁自新疆秘密入藏
道格拉斯·S．马克南（Douglas Seymour Mackiernan,1913—1950），是美国中情局首位在行动中殉职的谍员。1913年出生于美国南部墨西哥城，(14) 曾在一所德文学校学习，8岁时已能熟练地讲英语、德语、西班牙语和法语。(15)
马克南是一位从事气象和通讯科学技术研究的奇才，他只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一年便受雇为研究助理，这在该院的历史上还没有先例。在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工作期间，他参加了该院与美国气象局设在古巴的工作组，研究利用飓风携带无线电信标的工作。凭借在古巴的实地工作经验。他又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宇宙地球研究实验室的研究助理职位。同年，马克南利用自己研制的设备拦截了苏联加密的天气预报，由此引起美国陆军航空部队的注意，成为陆军空战队密码翻译部中的一员。1942年，晋升为陆军航空兵少校（后升至上校）的马克南作为气象学家在阿拉斯加服役，之后被派到中国新疆，受命建立一个无线气象站。(16) 马克南的科技能力与美国情报和国家安全日益紧密地结合起来，由于对长波在高空中的传播及对原子探测方面的杰出研究，马克南向美国提供了关于苏联首次原子弹试验地点与规模的情报。(17) 1947年，马克南成为中情局的一名谍员。
1947年11月，美国国务院任命几百名工作人员到美国驻世界各地使领馆从事情报工作，其中马克南去的是中国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18) 他以副领事身份作掩护，在美国驻迪化领事馆从事间谍活动。(19)
美国驻中国新疆领事馆1943年设立，1949年关闭，历时6年。在新疆，马克南主要从事原子情报工作，效力于力图垄断原子弹技术而控制其重要原料铀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部门。在哈萨克地方反共领导人乌斯满·巴托（Osman Bator）的帮助下，马克南获得了苏联在新疆开采的铀的样品，并运送到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最终被证实是U-235。(20) 当苏联不可阻挡地成为有核国家后，美国又开始进一步探测苏联原子弹试验的地点与规模。(21) 这个行动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与武装部队特殊武器计划的一部分。(22) 马克南的主要任务就是在新疆安置探测仪。(23) 此外马克南在迪化还管理着233号空军气象站，当时在中国的美国空军飞行员所依靠的天气预报都来自马克南的气象监测。(24)
1949年7月29日，新疆解放前夕，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下令关闭驻迪化领事馆，(25) 工作人员由领事包懋勋（John Hall Paxton）(26) 带领撤回，(27) 留下马克南处理后续事宜：(28) 销毁领事馆的各种记录与设备，并继续观察形势。如果可能，给反共力量提供帮助。(29) 9月25日，马克南自领事馆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中共已接手地方政府，军队很快就会进城。(30) 9月27日，作为最后一位撤退工作人员，马克南关闭了美国驻迪化领事馆，率队开始了穿越中国新疆、西藏进入印度的艰难之旅，同行者包括一位美国人白智仁（Frank B.Bessac），三位为美国领事馆工作的“白俄”瓦西里（Vassily Zvonzov）、斯蒂芬尼（Stephani Yanuishkin）和利奥尼德（Leonid Shutov）。
马克南一行的第一个目的地是乌斯满·巴托营地。在新疆从事情报搜集工作时，马克南和当地既反对苏联又反对中共的哈萨克斯坦地方头目乌斯满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马克南为乌斯满提供来自中情局的黄金与无线电，乌斯满利用这些黄金在黑市上购买武器。美国中情局的判断是，一旦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需要像乌斯满这样的武装力量来为美国情报部门服务。与白智仁一起活着走出西藏、现定居美国的俄罗斯人瓦西里回忆说，马克南交给乌斯满一些黄金，他们谈论的主要话题是如何与共产党进行斗争。一位中情局雇员曾对乌斯满这样记述：“他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情报。如果战争爆发，他的军队会非常有用。这些都是国家机密，从时间上看也很敏感。”(31) 所谓极为重要的情报，即是指乌斯满为马克南的原子弹情报搜集工作提供了帮助。而且乌斯满的武装，作为与共产党对抗的力量也很有用。1950年6月《纽约时报》曾这样报道：“北平宣称马克南在乌斯满组建部队的工作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32) 1949年9月23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苏联在哈萨克斯坦北部的塞米巴拉金斯克进行了原子弹试验，与马克南在新疆对苏联的原子弹试验及铀开采的监测是一致的。所以从马克南的行动来看，他既是一名原子间谍，同时又从事武装亚洲腹地反共力量的工作。还有西方学者分析，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入新疆之际，马克南奉命进入西藏，目的是在西藏与印度情报组织之间建立超联系通道，向藏人提供美国军援。(33)
作为一名专业情报人员，虽然几近徒步地穿越高海拔的藏北无人区异常艰辛，但是马克南仍然为他的西藏之行留下了较为完整的旅行日志：《穿越喀喇戈壁》（Crossing the Kara Gobi）。(34)
根据美国学者托马斯·莱尔德的记述，每天晚上马克南的例行工作是：用气压计测量海拔，并在所带的地图上绘出行走路线。一周有两到三次，马克南会将他的旅行日程与中情局无线联络时间表作比较。当随行的瓦西里打开手动发报机时，马克南就用密码给中情局在土耳其和伊朗的监听站发报。这些电报让中情局对其行程了如指掌。从那里，马克南的部分电报又转给国务院马克南的联络人——巴特沃思（W.W.Butterworth）。每晚，马克南都要拿出旅行日志，坐在篝火边记下当天的情况。(35) 白智仁回忆说，“马克南每天都使用不同的频率与外界联系，其中一位监听员是美国驻土耳其安卡拉使馆的地理学家克拉伦斯·温德尔（Clarence Wendell）”，“发报程序很繁琐，先要把每一个字母转化成密码，然后再用摩尔斯码发送”。白智仁在回忆录中还提到，“马克南身上还带着盖革计数器（Geiger Counter），可能是在探测铀或者其他矿物质”。(36)
马克南旅行日志的记录开始于1949年10月30日。
10月30日——2号营地：10月29日15时，离开巴坤湖西南岸营地，行走3小时，在巴坤山脉脚下的平原地1号营地宿营。（次日）早晨出发，向南，行走5小时，穿越9200英尺山脉，在8100英尺处宿营。塔里哈姆（Talilham）来和我们说再见。我们一行现在有9人。希望今晚到明早可以穿越哈密—吐鲁番公路。我们在夜间行动，避免被人看见。
10月31日——3号营地：11点（格林威治时间，当地时间是17点）离开2号营地，在岩石峡谷中南行。经过牧人锥子型的临时营地和两座泥砖房子。有足够的水和食物喂马。15点抵达山谷脚下。3号营地海拔5600英尺。距哈密—吐鲁番公路25公里。有水和草地。附近有废弃的土坯房。天气很暖和。
可以看到，这不是一份普通的旅行游记，而是一份专业的旅行日志，旅行者对其行走路线的方位、海拔及时间记录清晰。之后一个月的时间里，马克南几乎每天坚持记录，(37) 直至1949年11月29日，马克南一行到达提木里克，在这里建立了第30号营地，“11月29日——30号营地。早上八点半出发，十点半到达提木里克·巴拉克（Timertik Bulak）”。(38)
这样，马克南一行自10月29日离开巴坤湖，到11月29日抵达提木里克，一月行程500英里。他们在新疆最南端提木里克的哈萨克人的营地过冬（1940.11.29—1950.3.20）。(39) 这应该不是马克南所期望的。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的解密文件中，有一封1月25日美国国务院中国部代理副主任弗里曼（Fulton Freeman）写给当时居住在加利福尼亚的马克南妻子的信，告知马克南将于12月初到达印度。(40)
在提木里克，他们受到当地头人胡赛因·台吉（Hussein Taiji）的热情款待。1950年3月在此装备了充足的供给与马匹、骆驼后，穿越羌塘去拉萨。(41)
从未有人类在羌塘居住过，也很少有人徒步穿越这里。只有少数西方探险家走过这条路。最近的一次是1901年一位名为斯文·赫定（Sven Hedin）(42) 的瑞士探险家到过这里。1950年4月29日，当马克南一行穿越无人区，到达当时的西藏边界见到第一批藏人时，遭到了西藏地方卫兵的误杀，(43) 这一天正是马克南36岁生日。(44) 美国政府封锁了马克南葬身中国藏北的消息。直到6月14日，美国国务院中国事务部的弗里曼（Freeman）才通知了马克南的妻子和父亲，告知马克南死亡，并强调必须保密。(45) 7月30日，在印度报纸对此进行报道、事实无法继续隐瞒下去的情况下，《纽约时报》才对此进行了全面报道，题目是《出逃中国的美国领事被藏卫兵误判为土匪而遭杀害》。(46) 此时，包括马克南妻子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不清楚马克南是在执行中情局的秘密任务。不久前中情局解密的文件显示，美国政府曾为马克南的妻子补偿了2530.73美元，(47) 但并非以中情局的名义。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情局为马克南的一双孪生儿女提供年度教育经费，才首肯了他为中情局工作的事实。(48) 1997年5月22日，中情局在兰利总部召集为中情局工作而献身的员工家属聚会，马克南的家人亦成为被邀请的嘉宾。(49) 凯斯西储大学新闻学系教授泰德（Ted Gup）是年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星侦探》，比较详细地探究了马克南的情报工作生涯，世人才了解了马克南为美国情报工作而殉职的内幕。(50)
三、白智仁拉萨行动
马克南遇难后，与他随行的富布赖特学者、前美国中情局谍员白智仁继续马克南的使命，于1950年6月11日成功进入拉萨。这和美国国务院计划在1950年春天派遣一个美国使团入藏的计划正好吻合。在拉萨，白智仁与包括达赖在内的西藏当局进行了密切接触。(51)
白智仁，1922年1月13日出生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蒂（Lodi）的一个法国贵族后裔家庭。(52) 根据白智仁在其博士论文中的个人教育简历记述：高中毕业后，于1939—1943年在太平洋学院（College of the Pacific）学习。二战爆发后，作为一名爱国青年，他没完成大学学业即应征入伍，于1943—1944年间在康乃尔大学参加军队的特殊汉语语言培训项目（Army Specialized Training Program-ASTP），1947—1949年在中国北京辅仁大学学习，1951—1957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并获得硕士学位，1957—1959年在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学习，并于1963年获得博士学位。白智仁的博士论文题目是《中国西北部的文化种类》（Culture Types of Northern and Western China）。(53) 白智仁没有在简历中提到自己教育背景后更为丰富的工作履历：完成语言培训后不久，即进入战略情报局（OSS——中央情报局前身），成为秘密情报组织（SI-Secret Intelligence）的一员。(54) 1945年白智仁被送到中国云南，之后辗转到达北京。在此期间，白智仁与居住在北京的蒙古分裂势力头目之一“德王”(55) 建立起联系。(56)
1946年夏天，白智仁在上海退伍。回加利福尼亚探亲后（应该是同时拿到学士学位），(57) 于1947年又回到北京，为中央情报局服务。其主要工作是与这里的间谍网保持联络，传递情报，首先是关于日本人及其合作者的情报，然后是共产党在北京附近活动的情报。但在1947年秋白智仁突然向中情局上海总部提出退出中情局，并得到批准，于是开始在北京辅仁大学专职学习汉语和蒙语，并且从战略情报局的大院搬到了方家胡同。(58) 这在白智仁的自传体著述《羌塘之死》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但没有提及下面的重要史实：1947年7月，在华盛顿中情局总部，他接受了联络人玛吉·肯尼迪（Marge Kennedy）的命令：秘密返回中国。她告诉白智仁他的联络暗号：“确认你身份的暗号是Oregon”。玛吉还进一步解释说，任何对他使用这个暗号的人都是中情局雇员。(59) 联络暗号不会改变，如果不能正确回答，不论什么原因都意味着不能联系。(60)
1948年春，受美国国务院所属的中国救济署（China Relief Mission）蒙古分部的委托，白智仁负责向鄂尔多斯与乌兰察布旗地区遭遇干旱的蒙古人提供救济工作。1948年9月，白智仁获得美国政府的富布赖特奖学金，资助他学习蒙古语和研究亚洲腹地（Inner Asia）(61) 的牧民文化。(62) 1949年8月25日，白智仁参加了德王在定远营组织的蒙古部落代表大会，并以蒙语发表演讲，鼓动蒙古人寻求独立。(63) 之后白智仁将这次会议的报告发往上海领事馆。为支持内蒙独立，白智仁还特别给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1900-1989）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64)
从定远营白智仁继续西行，于1949年9月9日乘坐中苏友谊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新疆迪化，他是机上的唯一乘客。下了飞机后副领事马克南派人到机场将他接到美国领事馆。在领事馆办公室，马克南与白智仁通过谈话对上了暗号。(65) 这意味着他们很有可能同为一个秘密部门工作，这就是中情局。由此，他们开始了共同的艰险旅程：由新疆迪化穿越羌塘进入西藏。
马克南葬身藏北后，拉萨的信使很快抵达此地，于是白智仁、瓦西里在藏卫兵的保护下于1950年6月11日顺利抵达拉萨。白智仁在入藏日志的最后一页写道：
65号营地——拉萨——6月11日。
同一天离开64号营地，在天黑之前抵达距拉萨6英里的一个小村庄。下午雨下得很大，我骑马走在前面，见到了翻译泽共（Tse Gung）和奥地利人哈里尔。他们带来了一些东西，包括藏服。第二天早上6点我们出发，在英国领事（印度使团）那里喝过咖啡之后，来到了外交局为我们准备的房子里。(66)
至此，白智仁一行历时8个半月的时间（1949年9月27日—1950年6月11日），完成了自新疆迪化至西藏拉萨的旅程，期间撰写日志记录93份，概括而准确地记述了马克南、白智仁的西藏探险之旅，其中1—32号营地的日志是由马克南完成的，白智仁撰写的日志开始于4月26日的第33号营地，直至6月11日的第65号营地记录。
在拉萨城外，来迎接的是达赖喇嘛的私人教师、为美国情报部门效力的前奥地利纳粹登山家海因里希·哈里尔（1912—2006）。(67) 对此，哈里尔在《在藏七年》（Seven Years in Tibet）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述：“他们在拉萨停留了一个月，这期间我与白智仁成了朋友。”(68) 白智仁在《羌塘之死》一书中描述道：“他来见我的目的是向我安全抵达（拉萨）表示祝贺，对马克南的死表示同情。”(69)
与此同时，以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副领事身份作掩护的中情局谍员拉特莱斯（Frederick Latrash）接到中情局发来的电报，被告知：马克南是中情局的职业谍员，以国务院作掩护；白智仁是中情局的签约谍员，以富布赖特学者身份作掩护。(70)
白智仁在拉萨停留了6星期，与达赖、噶厦(71) 和西藏“外交局”成员以及印度驻拉萨使团的代表黎吉生（Hugh Richardson,1905-2001）(72) 进行了较为广泛的接触。(73) 对于在拉萨的活动，白智仁在给美国驻印度使馆的报告中有较为详细的表述。
进入拉萨当天，外交部的一位处于第四等级的官员金巴（Kipup）代表西藏政府在路上迎接我……
之后的几天我忙于与各类西藏官员谈话，他们主要是来问我有关中国的形势……我告诉他们所了解的中国、蒙古、突厥斯坦（今新疆）的形势以及对中共的看法。我强调这样的事实，即中共不可信，并以新疆和内蒙为例来说明。
在第一周的最后一天，我正式拜访了达赖喇嘛……拜访过达赖之后，我就可以自由地拜访拉萨的任何人了，包括西藏人和外国人。我拜访了黎吉生，见到了福克斯（Fox），他现在是西藏无线电部（Tibetan Radio Bureau）的主管，也是英国驻拉萨使团无线电部的前主管……
外交局又一次设晚宴招待我，并再一次请我到外交局就西藏与美国关系的可能性问题征询意见。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首先声明我不是美国官员，没有官方授权。他们表示理解，但仍然认为我对于美国与西藏的关系发展有重要价值。我也表示会尽力促进美国与西藏关系的发展。
我向他们提出如下建议：
1.派遣年轻学生去美国的大学或者小一点的学校学习美国思想；一些学生有可能通过在美国的教育机构教授藏语而获得全部或者部分学费。
2.派遣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喇嘛去美国，让美国人民了解佛教。此人的附加职责，是让美国人民相信西藏独立及双方发展友好关系的可能。我没有承诺支持他们从美国政府处获取财政援助，但我保证向美国政府建议为希望到美国访问的藏人提供签证。
另外，我还建议西藏政府不要公开这些行动，并承诺将向美国政府建议，也不要公开这些行动。
此外，我向他们表达了如下想法：在西藏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建立秘密的无线电联系非常重要……我还问藏人需要什么样的军援。我说，不要期望美国政府向任何还没有设置美国代表的国家或地区提供军事援助。我会建议任命一名美国军事、经济顾问来拉萨，以便向美国政府报告西藏的形势。除了外交局，这个美国顾问的身份任何人都不会知道。他将以某种身份居住在拉萨，如学生、传教士、医生或新闻记者等。我鼓励藏人与提木里克的哈萨克人合作，请他们允许那里的信使安全穿越西藏地区进入印度。(74) 还建议他们进行经济、社会与军事改造……并建议尽快在西藏部队里安置美国军事顾问。
所有这些建议都即刻提交给了西藏摄政、内阁及国民大会，两周后消息反馈给外交局和我——完全同意。他们还同时交给我两封信，一封是给驻印大使亨德森的，一封是给国务卿艾奇逊的。(75)
从白智仁给美国驻印度使馆的报告中可以看到：西藏地方政府对白智仁的接待不但是官方性质的，而且带有明显的政治性。在拉萨，白智仁虽然声称没有美国官方的授权，但却与包括达赖喇嘛在内的西藏当局各级政要进行了广泛密切的接触，与西藏所谓的“外交局”深入探讨了如何促进美国与西藏关系的发展，建议西藏当局接受美国军事顾问及特工进驻西藏等，并担负起了西藏地方政府与美国政府之间高级信使的职责。
白智仁在拉萨最重要的行动是在7月份参加了噶厦在布达拉宫召开的大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是否向美国请求军事援助。白智仁发表讲话，鼓动藏人正式向美国请求秘密军援。(76)（一年前他曾向蒙古人发表讲话，鼓动其独立）——一个美国人，在布达拉宫向噶厦发表讲话，这不是一件小事，而且，这位美国人是在鼓动藏人向美国请求军事援助，这本身已经很能说明问题。
在白智仁离开拉萨前夕，哈里尔前来道别。他带来了喜玛拉雅地区的路线图。这是他和朋友皮特·奥弗斯奈特（Peter Aufschneiter）花了几年时间绘制的，为美国情报人员日后进入西藏提供了重要的地理情报。
带着哈里尔的地图和西藏政府的信，8月19日白智仁和瓦西里越过边境。又过了一周经由锡金进入印度。8月30日，白智仁和瓦西里来到新德里的美国使馆。他们在新德里停留了3周，白智仁撰写报告，接受使馆官员询问。他把马克南的日志和哈里尔的地图以及西藏政府请求军事援助的信都给了新德里的国务院官员。1950年9月1日，白智仁到达新德里的第二天，西藏政府的军援请求就被译出，并发往华盛顿。1950年9月19日，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腊斯克（Dean Rusk）决定向西藏秘密提供军事援助，并开始与中情局讨论如何执行这个政策，应该不是巧合。(77)
四、白智仁：中情局谍员？
1950年10月18日，国务卿艾奇逊在国务院礼堂举行仪式，表彰15位杰出外交官，美国驻迪化副领事马克南在死后获得了一枚奖章。在国务院的西墙上，马克南的名字被雕刻在殉职的外交官之列。(78) 虽然中情局从未对马克南的殉职公开发表过声明，为纪念殉职特工而刻在总部大厅大理石墙上的七十多颗星中，代表马克南的第一颗星下也并无他的名字和任何介绍，但中情局自90年代开始凡举行相关纪念活动都将马克南的家人列入邀请之列，实际上承认了马克南的中情局谍员身份。(79)
而对于白智仁身份的确认，情况却复杂得多。白智仁现已87岁高龄，为蒙大拿大学社会学系荣誉退休教授，对于他当时的真实身份，许多学者向他求证，他都一概否认自己当时是中情局官员。2005年，白智仁在《西藏评论》上发表《迷路的富布赖特学者，而非中情局特工》一文，(80) 指出这段历史不过是现实人生中的一段奇妙经历而已。当时在美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馆工作的中情局退休谍员拉特莱斯对此解释说，(81) 中情局1950年告诉他，“白智仁是利用富布赖特学者身份作掩护的中情局签约谍员，这正是白智仁坚持自己不是中情局谍员的真正原因，因为利用富布赖特奖学金为谍员作掩护是违法的，法律不允许中情局利用富布赖特奖学金从事秘密活动”。(82) 而由于西藏问题的敏感性以及白智仁仍然健在等多种原因，美国政府至今没有解密相关核心档案。
如何认识白智仁当时的真实身份，国际学界有过专门的争论：英国学者詹姆斯·库柏1987年8月在《西藏评论》上发表题为《白智仁：最后一位进入独立西藏的美国人》的文章，(83) 较为详细地叙述了白智仁拉萨之旅的整个过程。2002年，美国记者莱尔德在挖掘大量历史档案资料并采访部分当事人的基础上完成著述《进入西藏——中情局首位原子间谍及其拉萨秘密探险》，(84) 明确肯定白智仁是中情局谍员。2005年，库柏再次在《西藏评论》上发表文章，(85) 以较为肯定的语气判断：白智仁很可能是中情局的间谍。2008年，笔者就白智仁当时的身份一事与库柏作进一步的探讨，库柏在他的文章发表3年后进一步肯定：“我确切地认为白智仁当时就是中情局的间谍。”(86) 而在和白智仁及其女儿交流时，他们则竭力向笔者说明此入藏之旅与中情局没有任何干系。(87) 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历史档案及部分西方学者挖掘的历史资料，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白智仁是在执行中情局的使命。
第一，在1948年底前后，中国内战结局已趋于明朗，美国人包括美国驻华使领馆的工作人员正全力撤出中国，为什么白智仁逆向而行，向中国内陆边疆挺进？白智仁在自传中写道，1949年8月，他可以离开中国，但是没有。对此他的解释是：“我的富布赖特奖学金还有剩余，而且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经由沙漠到达突厥斯坦的机会。”(88) 这种解释显然不能让人信服。对于任何人来说，在生命安全与学术研究的选择上，生命都是第一位的，除非这种研究担负着特别重大的使命，正如瓦西里评价哈里尔与帕罗夫（Ned Pailoff）在拉萨的活动一样：“他们一定是在为中情局或者其他什么部门工作。”(89) 而对于白智仁来说，将生命安危置之一旁而留在中国的原因正是他肩负着美国政府托付的国家使命，这就是中情局交付的搜集中国边疆地区社会与政治情报，为美国当时所预言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作先期情报与人员准备工作。白智仁因此冒着生命危险参与了对中国边疆地区内蒙、新疆、西藏的冒险之旅，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这些地区之前作为美国情报机构的先锋在此搜集情报。
第二，白智仁曾经的中情局谍员身份以及其入藏的所作所为都证明他在履行一个情报人员的职责。白智仁公开承认，自己虽然已经退出战略情报局，但仍然与过去的同事保持着友谊，而且也曾给拉铁摩尔写信建议给予德王以可能的帮助。(91) 但他不能解释，马克南是如何知道他是经由内蒙进入新疆的。不过有一点无法否认，如果没有确切的信息渠道，马克南不可能准确知道白智仁到达迪化的时间，也不太可能派人将他从机场接回美国驻迪化领事馆，更不可能知道白智仁的中情局联络暗号。(92) 而且，白智仁在了解了马克南在新疆的活动及其身份之后，仍然同意与马克南同行入藏，并且在马克南遇害后事实上承担起了马克南所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包括详细记录入藏日志，在拉萨尽职尽责地行使作为一个情报人员的政治职责：与西藏上层政治人物及机构，包括达赖喇嘛、西藏“外交局”进行广泛的接触与交流，而且在布达拉宫的噶厦大会上发表讲话，公开呼吁西藏向美国请求军事援助，与中国共产党对抗。这种种行为完全符合美国当时所奉行的杜鲁门主义：遏制共产主义政权。而且，美国政府对白智仁的入藏之旅非常重视，特别派出美国驻加尔各答领事馆的中情局官员到中印边境迎接。在美国驻印大使馆，白智仁从西藏带出请求美国援助的信函以及白智仁的拉萨行动报告很快由大使安排发往华盛顿，这绝非对待一个普通民间学者身份的做法。
第三，从逆向推理角度来评判白智仁的身份，有很多疑点无法解释：
1.美国参战后白智仁被招募加入战略情报局，学习汉语，然后来到印度，继而到达中国。1947年中情局取代战略情报局，与此同时，白智仁也从华盛顿中情局总部回到中国，几个星期后就提出退出中情局。而此时正值中国政局大变动之时，按照常理中情局正需要像白智仁这样的情报人员，但上海总部竟然没有任何异议地同意了白智仁的请求，这让人难以置信。
2.马克南、白智仁一行的入藏之旅并非美国媒体简单定义的逃难。他们9月份离开乌鲁木齐，10月29日离开乌斯满位于巴坤湖的营地，11月29日到达提木里克，在这里滞留3个多月，于1950年3月20日离开提木里克，6月到达拉萨，全部行程长达8个多月，而一些在他们之后2—3周离开乌鲁木齐的人与之前的逃难者一样，早已先于马克南一行抵达克什米尔，所以库柏提出疑问：如果只是为了所谓的逃难，为什么马克南一行不选择这条更容易的出逃路线？(93)
3.乌鲁木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较晚解放的城市，在此之前解放的城市里没能提早撤出的美国公民，都得到了共产党政权的妥善安排。白智仁在北京工作时曾与共产党军队有诸多接触，了解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政策，起码应该知晓：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他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因此，他为逃命远足内蒙、新疆和西藏的说法应不能成立。何况，白智仁沿途不断密切接触中国边疆地区的分裂势力组织与头目。综上所述，这样的推论应该能够成立：一定有特殊使命驱使白智仁对中国内陆边疆地区进行实地考察并获取相关的情报。
第四，白智仁对拉萨之旅的公开描述与给美国政府的报告有着明显矛盾。白智仁回到华盛顿后不久，即在《生活》杂志发表文章讲述入藏之旅。(93) 若干年后，美国政府解密了他到达印度后撰写的相关报告及旅行日志。把两者作一对比，可以看到诸多不同之处。《生活》杂志上的文章读起来就像是一队勇敢者的冒险之旅，讲述了马克南、白智仁一行带着指南针、一些无用的地图夜行日宿躲避共产党的巡逻队伍，经由荒无人烟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向西藏挺进。而旅行日志则给人们描绘了另一幅相对轻松的旅行画面：1949年9月27日，马克南一行离开乌鲁木齐，两周后到达乌斯满位于巴坤湖的营地，在巴坤湖，马克南一行滞留了半个月的时间，直到10月29日才正式启程。11月15日这一天他们只走了3公里，然后连续休息数日，直到17日的中午11点才又启程。在11月18—22日，他们甚至在一个当地头人提供的帐篷里住了5天。(94) 以如此速度旅行，很难让人相信这是难民为了保命而逃难。而且，在整个行程中，马克南一直与华盛顿保持无线电通讯联系，报告所处方位和下一步的行动等。国务院曾在11月25日通知马克南的妻子：马克南一行正在向西藏推进。这证明国务院知晓马克南一行的行踪及其目的地。马克南离开乌鲁木齐后，英国驻乌鲁木齐领事馆曾给美国国务院发电提到马克南将于12月到达西藏。但11月29日，当马克南一行抵达提木里克胡赛因·台吉的营地时，他们停了下来。1950年1月30日，马克南在发给中情局总部的电报中说他们要在这里等待天气转暖再出发，直到3月20日，他们才离开这里。显然这是一个较长时间的等待。根据白智仁的日志，1950年4月，马克南在藏北关卡遭藏兵误杀后，白智仁曾告知藏兵他们有西藏政府允许其访问拉萨的许可，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正式文件提及此事，这就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疑问：为什么白智仁当时会认为他们有访问拉萨的许可？难道还存在日志中没有提及的其他文件或者无线联系？(95)
第五，白智仁回到美国后领取了过去两年的薪水。虽然迄今为止中情局拒绝解密相关文件证明此事，但托马斯·莱尔德2002年在查阅大量历史档案、采访大量历史当事人（包括白智仁本人）的基础上出版的专著《进入西藏》一书特别披露白智仁回到美国后从中情局领取了两年的薪水，显然并没有辞职。(96) 库柏2005年在《西藏评论》上发表文章，也特别提到白智仁回到美国后从中情局获取了两年的工资。由此库柏提出疑问：为什么中情局会给一个辞职的人发薪水？而马克南的妻子却得不到中情局的补偿？(97) 面对这样的质询，白智仁在《西藏评论》发表文章，申明自己不过是一位迷路的富布赖特学者，而非中情局特工。他在《羌塘之死》中曾经提到，1947年秋他给中情局上海总部写信提出辞呈，要求将名字从工资表中划掉，得到了同意，由此解除了和中情局的雇佣关系。白智仁现为美国蒙大拿大学荣誉退休教授，笔者在美国学习期间与他及其女儿建立起了学术联系，在进行学术交流过程中，他们非常热心地给笔者提供各种帮助，包括指导笔者如何利用美国国家档案馆查找有关马克南、白智仁入藏之旅的相关资料，但在涉及他身份的敏感问题时，他则拒绝回应，比如关于他的中情局联络暗号“Oregon_Letter D”，即使在他的著述中已有明确说明，他也拒绝回应笔者的相关咨询，对于薪水问题更是三缄其口。不过，白智仁回到美国后确实从美国政府那里领过钱，虽然他竭力否认这笔钱与中情局有关，(98) 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中情局还有一份标明“白智仁工资”的文件存在。(99) 综上可见，事实如何是不言而喻的。(100)
另外，白智仁从内蒙经新疆进西藏一路走来，几乎所有和他有过实际接触的人都一致认为他是一位美国情报人员。黎吉生就怀疑白智仁是美国间谍，并且还向白智仁求证过此事。(101) 当时在内蒙古地区为德王工作、后定居美国的札奇·斯钦（Jagchid Sechen）也在著述中明确指出，白智仁就是一位中央情报局的特工。(102) 而达赖喇嘛第一次接受有关白智仁身份的采访时也如此回答：当时在拉萨没有中情局谍员，但有一位美国情报人员经由拉萨。(103)
由上可知，虽然美国政府拒绝解密核心文件证明马克南、白智仁的西藏之行是进行情报搜集，但从不同侧面反映出的事实足以证明白智仁当时是在为中情局工作。
五、结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美国中央情报局谍员马克南、白智仁冒着生命危险穿越藏北无人区，自新疆秘密入藏，是美国战后全球战略行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1949年前后，在中国大陆即将出现一个新生政权之际，美国政府将西藏视为遏制新生政权的一个重要基地。中情局2001年解密的一份1948年9月14日的文件特别指出：“目前的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正在努力推动西藏与苏联的密切合作。”这是美国政府所不愿看到的。而且，美国政府也很清楚，在当时的西藏，美国并没有真正的群众基础。他们所能依靠的只是少数上流阶层。这份文件说：“目前西藏的人口大约有200万，这200万人中只有10％的人亲美，而这其中大部分人是贵族、富人和宗教人士。其余90％都是蒙古共和国的朋友或者潜在朋友，他们都希望能得到苏联的帮助从而获得解放和独立。”对于十四世达赖，他们的评价是：“西藏的统治者是一个14岁的达赖喇嘛，出生在青海省，亲汉，但西藏政府还不在他的统治之下。当达赖喇嘛执政握有西藏的专制权力之时，西藏的形势将与从前大不相同。”(104) 所以美国急于与西藏当局建立密切联系，了解西藏的社会政治经济乃至气候、地理环境等情报，从而影响西藏地区的未来政治走向，以服务于美国的遏制共产党中国的对外战略。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世界即进入冷战时代，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出台，1949年8月苏联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亚洲腹地的哈萨克人、蒙古人、西藏人都具有可利用的价值——他们可能会成为反共的斗士。而1949年出台的“军事援助法案”（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MAP)）目的就是为这些地方的反共势力提供支持。由此，专用于支援大中国地区（general area of China）“非共”（nonCommunist）、非汉族（non-Chinese）包括哈萨克、内蒙古、回族与藏族的“军事援助法案”(105) 与地处中国边疆地区的分离势力头目：内蒙古的德王、新疆的乌斯满以及部分西藏的上层分裂势力有了合作的交集点——美国要在和平时期资助中国边疆的反共游击组织，由中情局具体负责操作。(106) 白智仁的内蒙、新疆、西藏之旅很明显就是为完成美国在中国内陆武装反共势力的一种尝试。所以，白智仁返回美国之后，美国插手中国西藏的力度明显加大。1951年3月，美国驻印使馆出台“洛伊计划”，鼓动达赖出逃国外；6月22日，国务卿艾奇逊亲自给驻泰国的美国使馆发出密电，请求泰国接纳达赖避难；6月底，美国政府给达赖喇嘛写信，以军援与贷款为诱饵，鼓动达赖公开撕毁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署的《十七条协议》，或离开西藏到国外避难，在外部组织对抗中国的抵抗运动，或留在西藏内部组织对中央政府的抵抗运动。这期间美国官员甚至还亲自为达赖设计了一套详细的由美国支持的出逃路线方案，由达赖的姐夫自北京谈判后带回西藏。(107) 但美国的这些秘密行动和计划都没能阻止1951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努力。1951年5月23日，中国中央政府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签订《十七条协议》。1951年10月24日，达赖致电毛泽东主席，表示拥护协议，毛泽东于10月26日复电表示欢迎。西藏和平解放的努力宣告成功。西藏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美国并没有就此放弃对中国西藏的行动，50年代中情局在太平洋上的塞班岛及美国本土秘密培训藏人特工，并将其派遣返回西藏从事秘密策反运动，由此直接导致1959年达赖外逃。(108)
此外，从马克南事件也可看出美国媒体的政治倾向及其误导性。《纽约时报》在1950年7月30日发表文章说：“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器指责马克南组织地方力量抵制共产党军队的推进，莫斯科的宣传机器最近也有类似的广播。国务院否认了马克南承担这样的任务。国务院发言人今天说，这种指责是不实的。”(109) 但历史走过60年，这些事实真相随着相关档案的解密而浮出水面：马克南不但是以美国驻迪化领事馆副领事身份作幌子的中情局间谍，而且提供黄金给新疆地方分裂势力与中国新生政权对抗，其主要职责即是组织新疆地方武装力量为美国利益效力，他还和其他诸如白智仁这样的美国情报人员一道。力图组织包括内蒙、西藏在内的中国边疆地区武装力量共同对付中国共产党的解放力量，阻止中国新生政权的建立、统一与强大。由此可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不但有美国政府在幕后实施反华秘密行动，在幕前也有美国的主流媒体为其政府摇旗呐喊，混淆视听。
注释：
① “U.S.Aide Accused as Spy by Peiping,” The New York Times,January 30,1950.
② 英国学者詹姆斯·库柏（James Cooper）于1985、2005年先后在《西藏评论》发表文章探究白智仁的身份；1991年美国国家档案馆解密了白智仁的拉萨行动汇报；美国学者托马斯·莱尔德（Thomas Laird）在查阅大量档案文献并采访历史当事人的基础上于2005年发表《进入西藏——中情局首位原子间谍及其拉萨秘密探险》一文，探究白智仁拉萨之行的历史真相，参见James Cooper,“Frank Bessac:The Last American to Visit Independent Tibet,” Tibetan Review,August 1987; James Cooper,“Frank Bessac and Tibet 1950:The CIA in Lhasa?” Tibetan Review,June and July 2005; Despatch no.661,Transmitting the log of Mr.Frank Bessac's Journey From Tihwa,Sinking,New Delhi,no.663,September 21,1950,RG59,Box4226,793B.00/9-2150,NARA-II,College Park,MD; 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New York:Grove Press,2002.
③ 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99.
④ 美国对中国西藏的传统政策基本是尊重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参见程早霞：《四十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述评》， 《历史教学问题》2006年第3期；美国政府文件：Historical Division,Department of States,“United States Policy Concer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Tibet(1942-1956),” Research Project no.403,November,1957.RG59,Box3949,Folder793B.00/11-1455,793B.00/11-157,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II(Hereafter cited as NARA-II),Collge Park,MD..
⑤ The Ambassador in India(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ew Delhi,April 12,1949,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cited as FRUS),1949,vol.IX,The Far East:China,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hereafter cited as GPO),1974,p.1071.
⑥ Memorandum by Miss Ruth E.Bacon of the Office of Far Eastern Affairs to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Chinese Affairs(Sprous),Washington,April 12,1949,FRUS,1949,vol,IX,The Far East:China.GPO,Washington:1974,p.1065.
⑦ The Ambassador in India(Henderson)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ew Delhi,July 2,1949,FRUS,1949,vol.IX,The Far East:China,Washington D.C.:GPO,1974,pp.1076-1077.
⑧ The Ambassador in China(Stuart)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anking,July 8,1949,FRUS,1949,China,Washington D.C.:GPO,1973,p.1078.
⑨ 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India(Henderson),Washington,July 28,1949,FRUS,1949,vol.IX,The Far East:China,Washington D.C.:GPO,1974,pp.1078-1079.
⑩ Tsering Shakya,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Since 1947,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9,p.20.
(11) 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96.
(12) 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在给国务卿的888号电报（The Ambassador in India(Hender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ew Delhi,August 5,1949,FRUS,1949,vol.IX,The Far East:China,Washington D.C.:GPO,1974,p.1080）中同意派遣一个使团入藏，但第一，英美联合组织入藏使团不合适。原因之一是此前印度拒绝了英国的一个入藏提议；之二是担心西藏政府不喜欢美国的首位入藏民事官员以英美联合使团的形式入藏。第二，由于气候变化原因，今年入藏时间不合适，希望能够在明年即1950年5月派遣使团入藏。之后的史实是，正是在此电文发出的1949年8月，美国驻迪化领事馆关闭，以副领事身份作掩护的中情局谍员马克南于1949年9月底自新疆出发，并于1950年春入藏。
(13) 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57.
(14) Frank Bagnall Bessac,Susanne Leppmann Bessac,Joan Orielle Bessac Steelquist,Death on the Chang Tang,Tibet,1950:The Education of an Anthropologist,Missoula:The University of Montana Printing and Graphic Services,2006,p.52.
(15) 根据美国学者特德·格普教授的记述，老道格拉斯16岁就离家出海捕鲸，之后作为一名商船船员两度环游世界，还有两次不成功的北极探险经历。Ted Gup,The Book of Honor:Covert Lives and Classified Deaths at the CIA,New York:Doubleday,2000,p.12; “Star Agents,” The Washington Post,Sunday,September 7,1997.
(16) Robertson Telegram From Chungking to Department of State,no.2224.December 27,1949,RG59,Decimal File 1945-1949,Box1229,124.93/12-2745,NARA-II,College Park,MD;宋希濂：《新疆三年见闻录》第一章“美国人在新疆”，http://www.guoxue.com/study/mingzhustudy/allmz/mzxj_01.htm-20080916.
(17) Thomas Laird,“The First Atomic Spy,” MIT's Technology Review,January,2001,http://technologyreview.com/infotech/13031/,2008年10月9日。
(18) 1947年2月27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给美国国务院发电报，请求允许空军少校马克南进入国务院。1947年5月，美国中央情报组已改名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但直到9月才真正组建。1947年5月12日，马克南离开南京赴新疆乌鲁木齐，成为一名以美国国务院正式职员身份作掩护的中情局官员。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p.22-23.
(19) Ted Gup,The Book of Honor:Covert Lives and Classified Deaths at the CIA,pp.9-10.
(20) 马克南派出5位当时居住在新疆的俄罗斯难民去苏联境内窃取矿石，只有一位名为伊万（Ivan）的“白俄”活着回到新疆。作为回报，美国政府将伊万和他的妻子移民到美国定居。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p.33-35,76-77.
(21) 尽管美国在世界各地部署了像马克南这样的情报人员，力图阻止苏联获得制造原子弹的铀，但1949年8月29日，苏联第一颗原子弹仍然爆炸成功。参见Michael S.Goodman,“British Intelligence and the Soviet Atomic Bomb,1945-1950,”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vol.26,no.2(June 2003),pp.120-151；钱云山：《817号设施的秘密——前苏联第一颗原子弹诞生史实》，《现代兵器》1997年第5期。
(22) 1947年7月14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建立一个监测网，监测全球任何地点的原子弹爆炸。原子弹监测计划起初名为“武装部队特殊武器计划”（Armed Forces Special Weapons Project），后改名为“空军原子能办公室一部”（Air Force Atomic Energy Office,Section One）。参见美国华盛顿大学国家安全档案电子文件“Documents on the U.S.Atomic Energy Detection System,”http://www.gwu.edu/-nsarchiv/NSAEBB/NSAEBB7/nsaebb7.htm，2009年7月。
(23) 美国学者莱尔德在《进入西藏：美国首位原子间谍及其拉萨秘密探险》一书中分析美国可能在苏联境内也安置了同样的探测仪，参见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71.
(24) 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47.
(25) Telegram From Acheson to Tihwa Consulate,July 29,1949,Decimal File 1945-1949,RG59,Box1445,125.937D/7-2949,NARA II,College Park,MD..
(26) 包懋勋原在伊朗等国工作，1946年冬任美国驻迪化领事馆第三任领事。新疆解放前一个多月离开，其职务交由副领事马克南代理。根据时任国民党驻新疆警备总司令宋希濂记述，包懋勋是美国多年培养起来从事间谍活动的能手，曾在中国当过传教士，会说一点中国话，对中国的社会状况有相当了解。参见张伟、张勉励：《天山上的神秘来客：美国在新疆的秘密间谍活动》，《环球时报》2007年1月19日。
(27) Peter Lisagor and Marguerite Higgens,Overtime in Heaven:Adventures in the Foreign Service,Garden City,N.Y.:Doubleday,1964,pp.175-176.
(28) Telegram 228:Paxton Relinquishes Charge at Tihwa Consulate to Vice Consul Mackiernan at Close of Business,August 16,1949,RG59,Central Files 1947,Box814,Folder 123 Mackiernan Douglas,NARA-II,College Park,MD..
(29) Ted Gup,“Star Agents,” The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7,1997.
(30) Ted Gup,The Book of Honor:The Secret Lives and Deaths of CIA Operatives,New York:Anchor Books,2001,p.24.
(31) 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117.
(32) Walter Sullivan,“Kazakhs Crushed,Chinese Reds Say,” New York Times,June 5,1950.
(33) Thomas Laird,“The First Atomic Spy,” MT's Technology Review,January,2001.
(34) 这份日志在马克南死后由白智仁继续完成，并被带到印度交给美国驻印使馆，由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发给国务院。这份电报稿现已被美国政府解密，收藏在马里兰大学公园国家第二档案馆。参见Despatch no.661,Transmitting the Log of Mr.Frank Bessac's Journey From Tihwa,Sinking,New Delhi,no.663,September 21,1950,RG59,Box4226,793B.00/9-2150,NARA-II,College Park,MD..
(35) 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p.124-126.
(36) Frank Bagnall Bessac,Susanne Leppmann Bessac,Joan Orielle Bessac Steelquist,Death on the Chang Tang,Tibet,1950:The Education of an Anthropologist,pp.76-85.
(37) 马克南一行在24号营地停留5天（11月18—22日），所以11月19—22日没有日志记录；在27号营地停留2天（11月25—26日），所以26日没有日志记录。
(38) Transmitting the Log of Mr.Frank Bessac's Journey From Tihwa,Sinkiang.New Delhi,September 21,1950,RG59,Decimal File1950-54,Box4226,793B.00/9-2150.
(39) Frank Bagnall Bessac,Susanne Leppmann Bessac,Joan Orielle Bessac Steelquist,Death on the Chang Tang,Tibet,1950:The Education of an Anthropologist,p.71.
(40) Letter From Fulton Freeman,Acting Deputy Director,Office of Chinese Affair to D.S.Mackiernan,November 23,1949.NARA,RG59,Central Files 1947,Box814,Folder 123 Mackiernan Douglas.
(41) Frank Bagnall Bessac,Susanne Leppmann Bessac,Joan Orielle Bessae Steelquist,Death on the Chang Tang,Tibet,1950:The Education of an Anthropologist,pp.71-81.
(42) 斯文·赫定（1865—1952），多次到中亚探险，在1899年发现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楼兰古城。赫定也是绘制西藏高原地图的第一人，著有《穿越喜玛拉雅》（Trans-Himalaya）、《征服西藏》（A Conquest of Tibet）、《穿越戈壁》（Across the Gobi Desert）等多部著作。参阅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孙仲宽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George Kish,To the Heart of Asia:The Life of Sven Hedin,Ann Arbor,MI: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7.
(43) Frank Bessac,“These Tibetans Killed an American and Get the Lash for it,”Life Magazine,November 13,1950,p.133.5人中马克南和两个俄罗斯人死亡，一个白俄即瓦西里受重伤，只有白智仁没有受伤。造成这次伤亡的原因是华盛顿没能及时向西藏当地政府通报马克南的行程，但新德里美国使馆的解释是：“共产党千方百计不想让这些人活着出去。”NARA,RG59,793B.00/7-1350，转引自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153.
(44) 根据莱尔德的记述，4月29日是马克南的生日；但根据白智仁的记述，马克南的生日是4月25日。
(4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Subject:The Mackiernan Party,June 14,1950,RG59,Decimal File 1950-54,Box1209,293B.113,Mackiernan,Douglas S/6-1450.
(46) “U.S.Consul,Fleeing China,Slain by Tibetan on Watch for Bandits,” The New York Times,July 30,1950.
(47) Foreign Service of the United States, September 18,CIA records obtained from the Records Search Technology at the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Hereafter cited as CREST).CIARDP57-00384R001300050001-4.
(48) 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285.
(49) Ted Gup,“Star Agents,” The 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7,1997.
(50) 泰德·戈普曾作为美国《华盛顿邮报》调查记者和富布赖特学者，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任新闻学教授。曾任《时代》周刊记者，并为《全国地理杂志》、《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自由撰稿，作为新闻学教授先后任教于乔治敦大学、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发表过一大批关于中情局的有影响的新闻作品。其专著《光荣榜：隐蔽生存和中情局机密死亡档案》作为处女作曾轰动美国，成为全美畅销书。戈普现为爱默生学院（Emerson College）新闻系主任、教授。笔者研究此问题期间曾与戈普教授有过通讯交往。请参阅《一位记者是如何调查中央情报局秘密档案的？——访美国著名调查记者泰德·戈普教授》，http://www.smth.edu.cn/bbsanc.php?path=％2Fgroups％2Fsci.faq％2FJC％2Fman％2FM.1002075914.A.200907.
(51) 在拉萨，达赖喇嘛两次接见白智仁，并赠送英文签名照片。参见Frank Bessac,These Tibetans Killed an American and Get the Lash for it,p.138.白智仁是达赖在1959年出逃前，在西藏见过的最后一位美国人，如果把后来成为美国公民的瓦西里包括在内，他们俩就是达赖在西藏见过的第9、10位美国人。托马斯父子是第7、8位。1984年白智仁在62岁时曾经再访北京。参见James Cooper,“Frank Bessa:The Last American to Visit Independent Tibet,” Tibetan Review,August 1987.
(52) Frank Bagnall Bessac,Susanne Leppmann Bessac,Joan Orielle Bessac Steelquist,Death on the Chang Tang,Tibet,1950:The Education of an Anthropologist,pp.52-56.
(53) Frank B.Bessac,Culture Types of Northern and Western Chin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63.
(54) 白智仁回到美国后曾在《生活》杂志发表文章，讲述内蒙、甘肃、新疆、西藏之行的经历，但对于他曾是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雇员之事只字未提，仅提到他在太平洋学院学习期间应征入伍，进入陆军部，由于负责内蒙古鄂尔多斯的粮食分发工作与蒙古人有了较多接触，从而对蒙古的人类学研究产生浓厚兴趣。Frank Bessac,“These Tibetans Killed an American and Get the Lash for it,”pp.130-141.
(55) 德王是成吉思汗的第31代传人，曾公开或秘密地为日本军队、美国情报人员、国民党工作过，他的目标是实现内蒙古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德王成为内蒙古图书馆馆员。参见Owen Lattimore and Fujiko Isono,The Diluv Khutagt:Memoirs and Autobiography of a Mongol Buddhist:Reincarnation in Religion and Revolution,Wiesbaden:Otto,Harrassowitz,1982,p.7.
(56) 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p.55-56.
(57) 参见白智仁博士毕业论文中所附的教育简历介绍。Frank B Bessac,Culture Types of Northern and Western China,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1963.
(58) Frank Bagnall Bessac,Susanne Leppmann Bessac,Joan Orielle Bessac Steelquist,Death on the Chang Tang; Tibet,I950:The Education of an Anthropologist,Missoula,p.32.
(59) 这期间战略情报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OSS)）先后易名为战略服务部（Strategic Services Unit(SSU)）、中央情报组（Central Intelligence Group(CIG)），最后名为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
(60) 托马斯·莱尔德对白智仁的采访，参见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p.41-42.白智仁在他的著作《羌塘之死》一书中说，之所以选择这个暗号，是因为他有堂兄们住在“Oregon”的一个名为“Dee”的地方，这会让他产生幸福的联想，而且容易记住。Frank Bagnall Bessac,Susanne Leppmann Bessac,Joan Orielle Bessac Steelquist,Death on the Chang Tang,Tibet,1950:The Education of an Anthropologist,p.51.
(61) 亚洲腹地（Inner Asia）一词来源于欧文·拉铁摩尔对汉语内番（neifan）一词的翻译，指长城以外的广大地区。拉铁摩尔是美国著名汉学家、蒙古学家，曾任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教授、英国利兹大学教授。幼年、青年时居住中国，曾到中国北方、蒙古、中亚地区考察，对这些地区的历史、社会有独到研究。其著述甚丰，《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一书为影响最大的著作。20世纪30年代，拉铁摩尔访问过延安，40年代初作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50年代，在美国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后移居欧洲。白智仁认为对他日后产生极大影响的美国著名中亚问题专家拉铁摩尔当时也是战略情报局的人，或者至少与战略情报局中国部负责人有密切关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曾担任战略情报局中国部的负责人。但俞茂春（Maochun Yu）在其著述《战略情报局在中国》（OSS in China）一书中只提到费正清为战略情报局中国部的特工。参见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吴心伯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Frank Bagnall Bessac,Susanne Leppmann Bessac,Joan Orielle Bessac Steelquist,Death on the Chang Tang,Tibet,1950:The Education of an Anthropologist; Maochun Yu,OSS in China:Prelude to Cord War,Yale University Press,1997.
(62) Frank Bagnall Bessac,Susanne Leppmann Bessac,Joan Orielle Bessac Steelquist,Death on the Chang Tang,Tibet,1950:The Education of an Anthropologist,p.39.
(63) 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97.
(64) Frank Bagnall Bessac,Susanne Leppmann Bessac,Joan Orielle Bessac Steelquist,Death on the Chang Tang,Tibet,1950:The Education of an Anthropologist,p.41.
(65) 托马斯·莱尔德对白智仁的采访，参见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109; Frank Bagnall Bessac,Susanne Leppmann Bessac,Joan Orielle Bessac Steelquist,Death on the Chang Tang; Tibet,1950:The Education of an Anthropologist,p.51.但白智仁对此的解释是：使用这个暗号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中情局的签约谍员，只是意味着马克南与他共事是安全的。
(66) Transmitting the Log of Mr.Frank Bessac's Journey from Tihwa,Sinkiang,New Delhi,September 21,1950,RG59,Decimal File1950-54,Box4226,793B.00/9-2150,NARA-II.
(67) 海因里希·哈里尔，纳粹战犯。二战期间作为纳粹的登山队员执行任务来到喜玛拉雅地区，1939年被英军俘虏关在印度，1944年逃出战俘营，前往西藏，1946年抵达拉萨，成为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亲密朋友与私人教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军西藏，哈里尔又逃往印度，成为西藏分裂分子与美国驻印使馆之间的重要联络人。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秘密策动达赖出逃，哈里尔成为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处理西藏问题的重要参谋，著名的“洛伊计划”就是他与美国驻印大使密切合作的产物。之后他依据在藏生活7年的亲身经历出版的《在藏七年》一书在西方产生很大反响，此书在1953年出版，先后被翻译成48种语言，90年代由好莱坞拍成同名电影。参见程早霞：《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秘密策动达赖出逃历史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Roger Croston,“Heinrich Harrer:An Obituary,” Tibet Journal,Winter 2005,vol.30/31,Issue 4/1,pp.191-194.
(68) Heinrich Harrer,Seven years in Tibet,translated from the German by Richard Graves,with an introduction by Peter Fleming,foreword by the Dalai Lama,New York:Jeremy P.Tarcher/Putnam,1997,p.265.
(69) Frank Bagnall Bessac,Susanne Leppmann Bessac,Joan Orielle Bessac Steelquist,Death on the Chang Tang Tibet,1950:The Education of an Anthropologist,pp.119-120.
(70) 托马斯·莱尔德对拉特莱斯的采访，参见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p.206-207.
(71) 噶厦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主要行政机构，1751年由七世达赖首建，由三僧一俗四噶伦组成，至1959年噶厦组织持续存在200余年。参见吴云岑：《西藏噶厦历任摄政的任免及其它》，《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7年第2期。
(72) 黎吉生，英国插手中国西藏事务的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凯布勒（Keble）学院。1930年进入印度事务部工作，1936年出任英国驻拉萨办事处负责人。1940年离开拉萨到印度西北边境任职两年。1946年重返拉萨，复任英印驻江孜商务专员，并兼任英国驻拉萨商务代办。1947年印度脱离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后，出任印度驻拉萨办事处负责人，直至1950年被驱逐出西藏。先后出版藏学论著10部，发表藏学论文和书评等100余篇，被西方藏学界某些人奉为“西藏通”，在帝国主义策划的侵略和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活动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参见Bill Peters,“Hugh Richardson,CIE,OBE,”Asian Affairs,Jun.2001,vol.32,no.2,p.252；杜永彬：《近代英国插手中国西藏事务的三名代表人物——荣赫鹏、贝尔、黎吉生》，《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1期。
(73) Frank Bagnall Bessac,Susanne Leppmann Bessac,Joan Orielle Bessac Steelquist,Death on the Chang Tang,Tibet,1950:The Education of an Anthropologist,pp.121-126.
(74) 白智仁由此将马克南建立在新疆的情报网络经由西藏连接至印度。
(75) Statement by Frank B.Bessac describ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Mr.Bessac and the Tibetan Foreign Bureau,U.S.Department of State,Confidential U.S.State Department Central Files,China,Foreign Affairs,1950-1954, Decimal Numbers 693 and 611.93,Frederick,MD: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85,Microfilm,Reel 6.
(76) 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p.230-232.Frank Bessac,“Lost Fulbright Scholar,Not a CIA Operative,” Tibetan Review,December 2005,pp.28-30.
(77) By September 19,1950,Dean Rusk Had already had discussions with the CIA about the covert military aid to Tibet:NARA,793B.56/9-150,NND981749.Cited from 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247.
(78) Ted Gup,The Book of Honor:Covert Lives and Classified Deaths at the CIA,p.39.
(79) Ted Gup,“Star Agents,” The Washington Post,Sunday,September 7,1997.
(80) Frank Bessac,“Lost Fulbright Scholar,not a CIA Operative,” Tibetan Review,December 2005,pp.28-30.
(81) 1950年拉特莱斯作为中情局官员曾在加尔各答遥控在拉萨附近修建机场的秘密行动，以备在美国需要时通过空运向西藏提供武器。参见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p.206-208.
(82) 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p.107-108.
(83) James Cooper,“Frank Bessac:The Last American to Visit Independent Tibet,” Tibetan Review,August 1987.
(84) 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2002.
(85) James Cooper,“Frank Bessac and Tibet 1950:The CIA in Lhasa?” Tibetan Review,June 2005,pp.21-25; July 2005,pp.26-30.
(86) 詹姆斯·库柏利用美国、英国的档案，并采访当时住在拉萨的印度使团负责人、英国人黎吉生，得出结论：白智仁当时就是一位中情局的间谍。James Cooper:I believe that Bessac was definitely a CIA agent and find his denials ridiculous.As I said in my article,he was an agent when he arrived in China,and the route that this party took can only be explained as an “information gathering mission”.Why else did they choice such a long route instead of the route that all the other foreigners took(as I said in my article).From James Cooper(mars.hotel@virgin.net) To Cheng Zaoxia(chengzaoxia＠ hotmail.com),Saturday,October 25,2008 4:49:13 AM.
(87) 白智仁的女儿在与笔者的交流中力图说明，在50年代底以前中情局与西藏没有什么关系。对此笔者的判断是，如果他们不是对西藏事务一无所知，那就一定是在隐瞒什么，很显然这应该属于后者。Joan Bessac Steelquist:Yes,the Tolstoy mission is interesting,but there wasn't much else happening vis-a-vis Tibet and the CIA until the late 1950s.From Joan Bessac Steelquist(joan＠ steelquist.net) To Cheng Zaoxia(chengzaoxia＠hotmail.com),Thursday,September 11,2008 11:07:42 PM.
(88) Frank Bagnall Bessac,Susanne Leppmann Bessac,Joan Orielle Bessac Steelquist,Death on the Chang Tang,Tibet,1950:The Education of an Anthropologist,p.45.
(89) “I thought he（指帕罗夫——引者注）was a professional CIA worker...I also felt that Harrer was working for someone,the CIA or somebody...Who was going to stay there in Tibet without working for someone?”托马斯·莱尔德对瓦西里的采访，参见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228.
(90) 白智仁提到，当时德王曾有退至西藏建立流亡政府的想法，参见Frank Bagnall Bessac,Susanne Leppmann Bessac,Joan Orielle Bessac Steelquist,Death on the Chang Tang,Tibet,1950:The Education of an Anthropologist,p.41.
(91) 白智仁在自传中谈到，马克南是与华盛顿中情局总部联系后知道自己曾为情报局工作，并且得知了他的联络暗号。Frank Bagnall Bessac,Susanne Leppmann Bessac,Joan Orielle Bessae Steelquist,Death on the Chang Tang,Tibet,1950:The Education of an Anthropologist,p.51.
(92) James Cooper,“Frank Bessac and Tibet 1950:The CIA in Lhasa?” Tibetan Review,June 2005,pp.21-25.
(93) Frank Bessac,“These Tibetans Killed an American and Get the Lash for it,” Life Magazine,November 13,1950.
(94) Transmitting the Log of Mr.Frank Bessac's Journey From Tihwa,Sinking,New Delhi,no.663,September 21,1950.Despatch no.661,RG59,Box4226,793B.00/9-2150.
(95) 对此疑问，库柏有着更为深入的论述，参见James Cooper,“Frank Bessac and Tibet 1950:The CIA in Lhasa?” pp.21-25.
(96) 托马斯·莱尔德在《进入西藏——中情局首位原子间谍及其拉萨秘密探险》中说：“CIA paid him the same amount as if he had stayed on the payroll in 1947——effectively giving him two years's back salary as though he had never resigned,” 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262.
(97) 库柏在文章中提到：“Even more convincing is the fact that on his return to the USA Bessac was given two years back pay from the CIA,” James Cooper,“Frank Bessac and Tibet 1950:The CIA in Lhasa?” Tibetan Review,July 2005.
(98) “The money I received several years later from the US governmen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IA as far as I know,” Frank Bessac,“Lost Fulbright Scholar,Not a CIA Operative,” Tibetan Review,December 2005,p.30.
(99) Frank Bagnall Bessac,Susanne Leppmann Bessac,Joan Orielle Bessac Steelquist,Death on the Chang Tang,Tibet,1950:The Education of an Anthropologist,p.32.
(100) 笔者以为对于白智仁当时的中情局身份问题，有两种可能：一是他并没有真正辞职，而是以富布赖特学者身份作掩护继续从事情报活动，这是违反美国法律规定的，所以他对此一直三缄其口，美国政府也拒绝解密相关文件。二是他当时真的辞职，不再是在册的中情局人员了，但是他在实际行动中履行了一个中情局谍员的职责，所以中情局才在他回国后又给他补发了两年的工资。
(101) James Cooper,“Frank Bessac and Tibet 1950:The CIA in Lhasa?” Tibetan Review,July 2005.
(102) Sechin Jagchid,The Last Mongol prince:The Life and Times of Demchugdongrob,1902-1966,Bellingham,WA: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We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1999,p.410.
(103) 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p.209-210.
(104) “Conditions in Tibet,” CIA-RDP82-00457R001800890009-0,CREST.
(105) 关于“军事援助法案”的具体实施情况请参见Outline of Total Interim Organization of the 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MAP),FRUS,1949,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Foreign Economic Policy,vol.I,1949,pp.328-336.http://digital.library.wisc.edu/1711.d1/FRUS.FRUS1949v01.
(106) Thomas Laird,Into Tibet:The CIA's First Atomic Spy and His Secret Expedition to Lhasa,pp.118-119.
(107) 程早霞：《十七条协议签订前后美国秘密策动达赖出逃历史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
(108) 达赖外逃时即有美国培训的无线电特工随行，并向美国通报情况。从目前解密的文件来看，美国的策动是促使西藏分离势力转变成分裂势力的重要因素。参见程早霞：《50年代美国的西藏政策及其秘密行动》，《史林》2008年第2期。
(109) “U.S.Consul,Fleeing China,Slain by Tibetan on Watch for Bandits,” The New York Times,July 30,1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