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重性、局限性与中国古代农民的历史命运——评宁可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古代论文,农民战争论文,两重性论文,局限性论文,命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35(2009)06-0064-05
宁可先生，首都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在史学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文化史、隋唐五代史和敦煌学等领域均取得显著成就。宁可先生治学，长于理论思考，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理解深刻，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具有通贯的史识，对所研究的课题思考全面、分析辩证、结论深刻。这种治学特点，清楚地体现在宁可先生的若干代表作中，尤其在关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上。
宁可先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的大讨论中，就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发表了《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农民政权问题》、[1]《有关中国历史上农民政权的几个问题》、[2]《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问题》、[3]《中国农民战争的自发性与觉悟性问题》、[4]《对农民战争后封建王朝一些政策的分析》、[5]《唐代宗初年的江南农民起义》、[6]《读王仙芝黄巢受敌诱降、乞降考辨诸文质疑》、[7]《尚让的结局》①[8]等论文。“文革”后，发表《尚让的结局》一文的增补本[9]和《五斗米道、张鲁政权和‘社’》。[10]这些研究成果，后来均收录于《宁可史学论集》[11]中。文章试结合我拜读《论集》中有关文章的体会，简略地介绍宁可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问题的研究成果，并就先生的治学特点和学术贡献谈一点粗浅的认识。由于学识浅陋，错谬难免，敬祈学界同仁批评教正。
一 关于农民政权问题
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农民政权问题，是宁可先生用力最多的研究领域，发表了《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农民政权问题》和《有关中国历史上农民政权的几个问题》两篇文章，构成上、下篇。这两篇文章，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和中国农民战争的实际结合起来，进行了富有理论创新、善于特点归纳的有益探索。
在上篇《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农民政权问题》一文中，宁可先生指出，研究农民政权问题，必须先明确三点：第一，什么是政权；第二，如何理解“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12]第三，农民及农民革命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宁可先生根据自己对经典作家理论的体会，对上述三点展开了论述。对于第一点，认为政权问题就是阶级专政问题，政权最基本的特征是一定阶级的政治统治，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最根本的标准是它由哪个阶级来领导；它的历史任务是保护哪种社会制度和哪些阶级，反对哪种社会制度和哪些阶级；只要农民在一定地区通过军队及其他组织建立起自己的政治统治，尽管这种统治只能是不完整的或萌芽形式的政权，但应当承认这是农民政权，而且是战争条件下“最正常”的政权。对于第二点，宁可先生认为，必须正确理解“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的全面含义。其包括三个相互联系而又有所区别的内容：首先，革命的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其次，革命的阶级不仅要夺取政权，而且要建立本阶级的专政；再次，革命阶级必须保持与巩固政权，否则就无法把革命的胜利保持到底。对于第三点，宁可先生认为，农民革命的基本特点是由农民阶级的基本特点决定的。农民阶级具有两方面的两重性：第一，在阶级地位上，具有劳动者与私有者的两重性；第二，在历史地位上，它一方面是革命阶级，另一方面又不能根本改变封建制度。这两方面的两重性造成农民思想意识上的两重性与局限性。一方面，在个体生产的基础上，作为劳动者与革命者的农民产生了经济上的平均主义思想与政治上的平等思想，企图用平分财产的办法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用“等贵贱”的办法消灭人身依附关系和封建等级制度，这在封建社会是一种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但另一方面，由于农民不代表新生产力在封建社会中处于依附地位，其个体的、分散的、小私有制的性质，不仅平均与平等思想以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制定的农民革命纲领措施，无法真正、彻底、长久保持与实行，而且农民在思想上也不易和地主阶级划清界限，易于受地主阶级思想的腐蚀。
单纯的农民战争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出现以前的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它的性质是反封建，历史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因此农民战争就是革命。但是，由于农民的阶级、历史的局限性，在封建社会内部没有出现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没有先进阶级与政党领导的情况下，单纯的农民战争不可能完成推翻封建制度的任务。因此，农民战争终究只能是不完整、不彻底的革命。在以马克思主义政权学说为指导，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农民阶级和农民革命的特点做了以上理论阐释后，宁可先生又结合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具体史实，通过对秦末农民起义楚政权、新末农民起义更始政权、隋末瓦岗军起义魏政权和窦建德起义夏政权、唐末黄巢起义大齐政权、北宋王小波李顺起义大蜀政权、元末刘福通起义宋政权、明末李自成起义大顺政权、张献忠起义大西政权、清朝太平天国等农民政权的分析，具体论证了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政权的三个基本特点：农民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夺取政权，农民能够完成这个任务；农民能够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农民政权，即建立农民的专政，尽管它是不巩固、不完全的短期专政；农民由于历史与阶级的限制，不可能巩固与长久地保持自己的政权，农民政权的消灭或变质是农民革命失败的主要标志。宁可先生还强调，受农民阶级地位、历史地位和思想意识两重性与局限性的影响，农民的专政只能是不完整、不彻底、不巩固的专政，农民不能巩固与长久地保持自己的政权，终将走上下列三条道路之一。第一，被地主阶级用优势兵力从外部加以消灭，或被某个地主集团吞并，成为该地主集团的工具，如东汉末黄巾军的被镇压与其中的青州军的被曹操收编。第二，由于起义农民与地主阶级界限不清，以致被混入农民起义队伍内部的地主分子篡夺了政权，刘秀在新末农民起义中的活动，就是一例。第三，由于起义农民发生分化，部分起义领袖转化为地主阶级，而使农民政权变质，朱元璋即一例。概要而言，宁可先生认为，农民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国家政权，在推翻封建政权之后，农民能够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短期的农民政权，但是，由于历史和阶级的限制，农民不可能巩固与长久地保持自己的政权，农民政权的消灭或变质，成为农民革命失败的主要标志。
下篇《有关中国历史上农民政权的几个问题》，对上篇有所涉及但未及详论的几个问题展开了进一步的论述，重点讨论了中国农民战争在政权问题上的特点、农民战争从前期到后期在政权问题上的发展、不同类型农民政权形成的原因等问题。
对中国农民战争政权特点，宁可先生主要申论了两点：一是中国多数农民起义，特别是全国性的，都是把夺取政权与建立农民政权当成起义的首要任务；二是多数较重要的农民政权都是坚持斗争到底，在战斗中光荣地失败，投降、变质的是少数。
对中国农民战争从前期到后期在政权问题上的发展，宁可先生以中国农民战争的翔实史实为根据，多层面地论证了“中国农民战争大体以唐末农民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期。从前期到后期，农民战争在政权问题上呈现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的重要观点。[11]383从斗争口号看，农民战争在前期提出的一些反对封建政权的口号多半是比较模糊的，没有揭露封建政权的本质，与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思想界限不清，有时还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后期反封建政权的口号比较鲜明，也触碰到了封建政权的某些本质方面，并且明确地提出要推翻这个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从打击对象看，前期许多农民战争尽管在客观上向封建中央政权冲击，但在主观认识上还表现出承认封建中央政权和封建皇帝的最高统治地位，甚至还表示尊重与支持，建立的政权，也自居为地方性政权。后期，更多的农民起义开始就建元称号，明确地表示了“取而代之”的决心，也出现了更多地以中央政府相号召的农民政权。从政权组织与纲领上看，前期的农民政权组织不完备，权力集中程度低，缺乏完整的制度、法令、纲领和措施。黄巢政权后期粗具规模；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在襄阳初建时就建立了一套中央和地方军政制度，并且有均田免赋等经济纲领，攻占西安后，制度更为完备。太平天国政权组织制度更为严密，纲领法令制度更加完备，达到了中外历史上农民政权的高峰。从政权坚持的时间与前途看，前期全国性农民战争持续的时间多在10年以内，正式建立起来的农民政权坚持的时间都不长，后期持续的时间都超过了10年。
在上篇中，宁可先生提出农民政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原始的、公社的形式来代替被推翻了的旧封建政权。这种形式往往披着宗教的外衣，有着平均与平等思想的内容；有时则采取山堂水寨、聚义结盟的形式。另一种农民政权是模仿封建国家机器的形式，特别是官僚制度。中国历史上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特别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一些农民起义建立起来的多半是这种类型的政权。在下篇中，宁可先生申论了出现两种类型农民政权最根本的原因，一方面是革命的需要使农民必须建立自己的政权；另一方面，农民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又使农民无法创造出真正适合自己需要的政权形式，而只能承袭或模仿熟悉的形式。具体的原因则有斗争形势与任务不同、起义群众及领袖成分出身不同、是否采用宗教作为斗争手段等。
宁可先生关于中国历史上农民政权问题的这两篇文章，既有理论阐述，同时还以发展的眼光观察分析中国农民战争前后变化的情形及原因。与当时仅着眼于农民能不能建立政权、农民政权是革命的还是封建的争论相比，其思考全面、观察辩证是十分显然的。这两篇文章，在研究方法上史论结合，具体论证层层展开，既有综合论析，又抓住关键和要害。
二 关于皇权主义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有没有皇权主义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是否带有皇权主义性质，在当时的大讨论中出现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观点。宁可先生发表《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中的皇权主义问题》一文，提出独到见解，认为“农民有皇权主义思想，中国农民战争带有皇权主义性质。但是，它和地主阶级的皇权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并且不是农民思想和农民战争性质的主要方面”。[11]393他认为，农民的皇权主义是从农民的阶级地位与历史地位产生的。首先，农民分散、自给自足的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使他们很难自觉地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他们受宗法家长制束缚，家长和族长就是一家一乡的权威，在更大的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也就产生了由一个更高的权威来代表他们的要求。其次，在封建社会中，农民处于依附地位，政治上受地主阶级的统治。尽管反对封建主义，但却不能在认识上完全与地主划清界限。在这种影响下，则在全国范围内代表农民的权威就不能不以皇权作为目标。这就是农民的皇权主义思想和农民战争的皇权主义性质产生的根源。宁可先生强调，农民的皇权主义思想和地主阶级的皇权主义思想有本质区别。地主企图运用皇权来维护与加强自己的统治与剥削，农民拥护皇权却是为了保障生活，减轻乃至免除所受的压迫与剥削，摆脱封建束缚。农民心目中的皇帝实质上不是封建的皇帝，而是农民的皇帝。可是，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性使农民看不到农民的皇帝与封建的皇帝的本质区别。
宁可先生接着分析了农民的皇权主义随着社会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发展变化呈现出的复杂内容：从幻想封建“好皇帝”解除苦难，到拥护农民的“好皇帝”打倒封建的“坏皇帝”，再到幻想新的“好皇帝”解除苦难，然后这个幻想破灭。农民的皇权主义思想和农民战争的皇权主义性质只是农民和农民战争落后与局限一面的反映，不是农民思想与农民战争性质的主要方面。在农民革命的实际中，农民的皇权主义思想和平等、平均的民主主义，奇特地纠结在一起，是农民及农民革命的两重性与局限性的具体表现。所以，农民尽管从地主阶级那里接受了皇权主义影响，但进行了改造，使它呈现出新的复杂的革命的内容，农民及农民战争革命的色彩更鲜明一些，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质。
宁可先生的论述结构严谨，富有逻辑性。从农民的阶级地位与历史地位立论，逐层阐述农民皇权主义产生的根源、复杂内容及特点等，阐述农民皇权主义与地主阶级皇权主义的本质不同，认为农民的皇权主义既具有落后性和局限性，也有革命性和反封建性，又以革命性和反封建性为主，而这正是农民及农民革命的两重性与局限性的具体表现。
三 关于中国农民战争的自发性与自觉性问题
中国农民战争是“自发”的还是“自觉”的？即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能不能认识自己进行的斗争，认识到何种程度？是当时大讨论中有分歧的问题。宁可先生发表了《中国农民战争的自发性与觉悟性》一文。文章认为革命的自觉性指革命阶级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利益与历史任务，认识到斗争的前途，建立革命的理论和政治组织，积极地为自身阶级的利益及前途而斗争。这种自觉性是封建社会农民达不到的。但是，这不等于农民自发的斗争中不存在某种程度的觉悟性，也不等于两千年间农民斗争的觉悟程度没有任何提高。如果只强调自发性，连农民在斗争中表现出的某种程度的觉悟性及其逐步的提高也一并否定，就不免走向贬低农民革命性的极端。总之，夸大农民战争自发性的观点以及过高估计农民战争自觉性的观点，都是非历史主义的。
结合中国农民战争史的具体论证，宁可先生辩证地指出，中国农民战争终究是自发的革命，农民的觉悟程度无论如何不能超越他们阶级与历史的限制，超出自发的范围。但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农民的革命思想及其觉悟性是逐步提高的。在这篇文章中，宁可先生明确阐明了革命的“自觉性”，而是考察了中国农民战争中某种程度上农民自觉性的存在及其不断提高过程的史实，以发展的眼光研究问题，符合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的要求。宁可先生指出：“阶级与时代的限制反映到农民的斗争中来，就使得农民战争的许多方面都带有明显的矛盾性质。农民的斗争具有某种程度的觉悟性，但这种觉悟性的增长却始终越不出自发斗争的范围，就是这类矛盾着的现象之一。”[11]412可以看出，中国农民及农民革命两重性与局限性的理论，仍是宁可先生研究中国农民战争自发性与觉悟性问题的理论基础。
四 关于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
针对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问题，宁可先生发表《对农民战争后封建王朝一些政策的分析》一文，认为农民革命的历史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通过革命后统治阶级的活动间接地、曲折地体现出来。地主阶级专政的实质当然不会因农民革命而改变，但是，地主阶级统治的方法与手段，特别是其主要的表现——封建王朝的政策，往往调整和发生改变。这种调整和改变，反映了农民革命对地主阶级和封建王朝的打击。
宁可先生认为，由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爆发的历史条件、斗争特点、规模大小、地区广狭、时间长短和斗争结果各不相同，各次起义对封建制度和地主阶级的打击范围和程度、战争后阶级矛盾的表现形式和社会变化等均有差异，因而各次农民战争后封建王朝政策的内容和实施情况就会很复杂，必须对这些复杂的情况进行具体剖析，不能笼统地称之为“让步政策”。宁可先生将这些复杂的情况分为五种，并对前三种尤其是第一种(大规模农民起义推翻旧王朝之后新王朝的政策)进行了重点分析，进一步指出新封建王朝的政策是地主阶级在农民战争后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行的政策，是地主阶级的阶级政策，是地主阶级在农民战争后对封建制度某些方面所作的调整，是一种缓和手段，与起义农民的革命活动终究有着实质区别。这些政策有其历史的进步性，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历史发展，但进步性又是有限的，不能忽视它的阶级实质、实施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局限。
宁可先生的这篇文章，阐明了农民战争后新的封建王朝政策的阶级实质，辩证地评价了这些政策的历史作用和意义。宁可先生还提出了方法论上的指导，“只有从历史的全局出发，掌握大量经过分析的材料，掌握了封建王朝的阶级实质，把它和封建社会主要矛盾的发展变化与历史发展的主要趋势联系起来考察，并且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具体分析这些政策措施实施的情况，对历史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才能避免简单片面的缺点，有助于真正阐明历史的规律，阐明农民革命的历史作用。”[11]439
五 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探讨
宁可先生还就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展现了精于考证的治学风格。《唐代宗初年的江南农民起义》不仅详尽搜罗了新、旧《唐书》、《资政通鉴》、《唐大诏令集》、《唐会要》、《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常见史书中的史料，而且广泛征引了类书、文集、方志、墓志、杂史、笔记及出土文书中的史料，对唐代宗初年江南地区的农民起义进行了翔实论述。“可以说，唐代宗时期江南的农民起义，是经由宁可先生此文而为学界所了解和认识的。此文的贡献，不仅仅在于为我们勾勒出了唐代宗时期江南农民起义的概貌，而且还在于它将当时农民的赋役情况与农民起义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这样的考察使得所谓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或是用于分析的框架，而是成为实实在在的、有具体内容的、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因素。”[13]《读王仙芝黄巢受敌诱降、乞降考辨诸文质疑》一文，通过详细举例、分析有关史料，对有些研究中存在的以主观好恶取舍材料、率意论断的错误，做了善意诚恳的批评，并就史料与史事诠释辨析方法提出了建议，认为要从真伪相糅、精粗错杂的史书记载中揭示历史真相，“必须运用科学的方法，掌握丰富的材料，加以排比分析，从中选出可信的部分，并对其内容进行认真细致的研究，庶几方可达到目的。”[11]611这一见解，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尚让的结局》是一精粹短文，论证了尚让先投降后又被杀的史实。《五斗米道、张鲁政权和‘社’》详细论述了汉代广泛存在的“社”对于张鲁五斗米道形成和组织形式等的广泛影响。认为“张鲁的五斗米道，明显地继承了传统的社特别是汉代里社的宗教巫术活动内容和组织形式，并保留了若干传统的社的生活互助职能，已是纯粹的宗教会社了。”[11]517这对于认识宗教在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六 一点认识
宁可先生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农民战争问题的大讨论中，就农民政权、皇权主义、农民战争的自发性与自觉性、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先生的研究，既重视唯物史观指导下对于中国古代农民和农民战争特点与规律的理论阐述，又重视对于中国古代农民战争的具体考察，运用历史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研究和分析问题，形成史论结合、思考全面、分析辩证、论证缜密的鲜明学术风格。
农民阶级地位、历史地位和思想意识两重性与局限性的理论，是宁可先生研究中国古代农民和农民战争的核心理论和立论出发点。该理论辩证地分析了中国农民和农民战争的丰富历史内涵，也没有一味地抬高农民的革命性和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比笼统地谈论农民阶级的落后性或革命性，显然更加全面和更具深度，这使宁可先生的研究更加系统和辩证。这在当时洵属可贵。在今天看来，宁可先生提出的农民阶级地位、历史地位和思想意识两重性与局限性的理论，是富有启发的，有着相当的理论指导意义。
注释：
①该文以“武慰萱”的笔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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