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探沙特王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及其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沙特论文,王国论文,结构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沙特阿拉伯王国是一个实施家庭统治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君主制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沙特王国经历了从封闭型的游牧国度向开放型的现代石油工业国的转化，并以超常速度完成了由单一社会结构向多元社会结构的演进。但是，在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革的条件下，沙特王国却能够基本维系原有政治制度和统治模式，并在相对平衡的政治氛围中，顺利实现王权的传嬗和更迭，推动王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沙特王国的现实反映了其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在中东地区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试图通过对沙特不同社会阶层构成的分析来探讨沙特社会结构演变的主要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力求对导致王国政治发展相对缓慢的基本原因作出客观判断。
沙特王国是以沙特家族为核心，在伊斯兰旗帜下，通过部落征服战争，从而由一个游牧的部落酋长国逐渐拓展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沙特王国以传统农牧业为主体的经济构成由于石油工业的迅速崛起及其引发的一系列连锁效应而被石油经济所取代。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经济基础的变更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各阶层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形成与变化。因此，当战后沙特的石油工业跃居经济主导地位后，它造成沙特王国原有的以农牧为本的单一社会结构的明显分化，而沙特社会的各个阶级则在经历着自身的重新组合与转换。简言之，多元化趋势成为战后沙特社会结构演进的基本特征。
一、沙特王室与谢赫家族
沙特王室是沙特王国的统治阶级，这个统治集团不像其他中东国家那样统治权多由外部力量扶植而来。沙特家族的王权主要是通过与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的结盟，凭借宗教的凝聚力和感召力，并经过对阿拉伯半岛各部落的长期征战与政治联姻确立起来的。沙特统治集团的构成亦不同于中东地区其他封建王朝。例如巴列维统治时期的伊朗，它的统治层仅仅由单一的巴列维家族直系亲属构成。国王的统治基本上仰赖巴列维家族成员的辅佐与支撑，统治基础脆弱。沙特统治集团的包容面广，归纳起来，主要由以沙特家族为首的三部分人构成：沙特王室成员；宗教权威谢赫家族的主要成员；通过政治联姻而被吸收到统治集团内的少数势力强大的部落酋长或首领。据有关资料统计，这个用血缘纽带维系的庞大统治网的人数约为2万人，（注：莫德凯·阿贝尔：《石油时代的沙特阿拉伯：政治与精英，冲突与合作》(Mordechal Abir,Saudi Ara-bia in the Oil Era:Regime and Elites,Conflict and Collaborati-on)，美国克鲁姆·赫尔姆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鉴于沙特家族历来不愿意向外界披露家族内部的情况，沙特家族成员的准确数字很难断定。据估计，沙特家族现有男性成员约5000人左右，家族全部成员达9000人之多。沙特王室如此庞大的家族结构归因于先王伊本·沙特频繁的联姻。按伊斯兰教义的规定，每个男性穆斯林可娶妻5人，但伊本·沙特以边娶边离，始终维持4个法定妻子的方法，使其实际娶妻数远远超过4人。伊本·沙特一生“曾娶妻300多人，这些婚姻的动机绝大多数出自政治上的考虑”。（注：大卫·霍沃斯：《沙漠国王》(David Ho-warth,The Desert King:IBN Saud and His Arabia)，贝鲁特大陆出版社，第110页。）伊本·沙特众多的妻室为他生育了不计其数的子女，遣留下的儿子达300多人，其中得到法定承认的45人，分别为他的22个妻子所生；孙子100多人，重孙500多人。但属于嫡亲的人数约在700人左右，（注：莫德凯·阿贝尔：《石油时代的沙特阿拉伯：政治与精英，冲突与合作》，第12页。）他们是沙特王权的核心和中流砥柱。
王室成员在家族中的地位和在政权中的作用取决于两个因素：首先看他是否属于嫡亲，其次还要看他是谁所生。（注：艾曼·亚辛：《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宗教与国家》(AymanAI-Yassini,Religion and Stat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美国西方观点出版社1985年版，第95页。）目前，沙特王室主要由伊本·沙特的直系和三个旁系构成。在直系中，以现任国王兼首相法赫德为首的“苏代尔七兄弟”集团执掌王国的实权。在旁系中，贾卢韦系的势力与影响最大。
宗教是沙特王权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也是沙特王权“合法性”的源泉。因此，同沙特王室结盟，并作为瓦哈比教义创始人和宗教势力主要代表的谢赫家族，自然成为沙特统治集团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沙特王国历史上，来自谢赫家族的乌里玛在王国最著名的乌里玛中约占1/4。（注：赫帕和伊斯雷利合编：《现代中东的伊斯兰教和政治》(M.Heper and K.Israeli(eds),Islam and Pocitics 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伦敦克鲁姆·赫尔姆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他们在历代沙特王朝中一直控制王国最重要和最关键的宗教职位。谢赫家族在沙特社会中具有双重作用。对沙特王室来说，它既赋予王权在宗教上的“合法性”，同时又在意识形态方面确保沙特王国保持伊斯兰教的“正统性”和“纯洁性”；对沙特普通民众来说，以谢赫家族为首的宗教力量，则用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和生活准则规范他们的行为方式，用宗教固有的内聚力将他们叹引到沙特家族及其世俗王权的周围，是民众与王权在伊斯兰教的大框架下相互沟通的桥梁，从而巩固和延续沙特统治集团的长治久安。
二、成长中的大资产阶级
当代沙特王国社会结构中的另一个鲜明特点是，仍保留着封建色彩的大资产阶级（或称大资本家阶层）正在迅速成长。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局限，大资产阶级尚在雏型阶段，而且人数并不很多。从整体上看，成长中的大资产阶级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
1.同王室家族、国家权力机关和西方大公司联系密切，并对它们有很强的依附性。沙特大资产阶级成员中有些人本身就来自王室家族，这些人通过广泛的企业活动为沙特家族聚敛财富，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因此，从本质上看，沙特王室那些涉足企业活动的成员也是向大资产阶级转化的贵族。另一方面，非王室血统的大资产阶级成员普遍都同王室关系密切，或者依赖于政府权力机关的支持。例如，大资本家哈绍吉被称为“世界性”人物，他建立的“商业帝国”和掌握的控股公司遍布国内外，其资产在80年代初已超过10亿美元。西方观察家认为，哈绍吉在很大程度上是王室某些亲王们业务交易的“顶替人”。（注：姚嘉编译：《沙特阿拉伯的大资产阶级》，《中东研究》1992年刊。）与此同时，沙特王国大资产阶级成员所从事的经营活动也大都同西方大公司或垄断资本有关。例如，加法利兄弟控制的沙特国内乃至近东地区最大的工商业联合体之一就在沙特代表近50家最大的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公司。
2.大资产阶级的经营活动主要是利用与统治阶级上层建立的各种网络关系，在一个部族或一个氏族家庭范围内进行。这一现象集中反映在大资产阶级从事的经营活动大多以家族为核心，并逐渐形成了若干排外性的专业或部门垄断组织和集团。他们借助和利用各自与统治者或国家权力机关建立的关系网，将彼此之间的利益相互交织在一起，从而排斥其他人打入他们控制的经营领域。这种同家族和血亲因素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企业及其经营方式，体现了处在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时代沙特王国大资产阶级“非正常”发展的基本特征。
3.大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大都在新的经济部门，其资本尽可能投放于能够迅速带来最大利润的领域，并显露出一定的专业化和国际化趋向。沙特王国大资产阶级最初的经营活动普遍围绕与石油工业发展相关的部门进行。随着资本的积累和增长，逐渐向新兴部门拓展。另一方面，他们通常都把最大限度地赢利作为其经济活动的最终目标，经营活动也主要集中于能迅速增值的流通领域。由于受与其共同活动的西方垄断资本的影响，这促成了大资产阶级经济活动一定程度的专业化和国际化趋势。
三、新兴的中产阶级（注：这里所说的“中产阶级”是西方流行的称谓，主要是指拥有中等收入的阶层，它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中等资产阶级或民族资产阶级含义不同。）
沙特王国的中产阶级，就其人数来说可能是沙特城镇中最大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的成员主要是在战后凭借自身掌握的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而不是依赖家族与血缘关系获得其地位，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为他们的升迁提供了机遇。中产阶级大致可分三大类：1.活跃在工商企业和经济部门的商人、企业家、经理以及工程技术人员和中高级职员。2.分布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司法和其他专业技术部门的各类知识界人士。3.服务于沙特现政权，在各级政府机构任职的中层以上的文职官员，同时也包括军队中的一部分中高级军官。经过战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总人数估计在80～100万人之间。
中产阶级在沙特社会各个领域特别是经济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经济的正常运作主要依靠他们来维持。例如，1970年在沙特政府部门任职的高级官员70%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注：易布拉希姆·艾瓦基博士论文：《沙特阿拉伯的官僚与社会》(Ibrahim al-Awaji,Bur-eaucracy and Society in Saudi Arabia)，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179页。）但是，中产阶级成员在政府各部门并不掌握实权。其原因在于，沙特王室在吸纳新生力量进入国家机关的过程中，始终遵循着一个不变的原则，即政府机构中最关键的部门，如内政、外交、国防和国民警卫队等必须直接由王室成员掌握，沙特王室既不允许任何派系的势力超过沙特家族，更不允许大权旁落。这种状况造成中产阶级在与沙特王权合作的同时，也不断滋长着越来越强烈的不满。正如埃及著名学者海卡尔所指出，沙特王国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信奉伊斯兰教的性情暴躁的人，而是来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他们现在开始对王室的无孔不入的控制表示忿恨，“希望分享权力，不同意沙特王室对所有财富和政治决定的垄断”。（注：转引自《泰晤士报》(The Times)1996年1月3日。）
四、下层民众与外籍移民
下层民从和外籍移民是占沙特人口比例最大的一个社会阶层。它主要包括游牧民、农民、工人、城市贫民，以及其他体力劳动者。这些人经济收入少、社会地位低。
游牧民是指世代在沙漠中以部落为单位从事游牧的贝都因人。曾在沙特考察贝都因人村落及其生活的日本社会学家片仓友子把沙特的贝都因人划分为完全游牧的、半游牧的和定居的三种类型。（注：片仓友子：《贝都因村落：变化中的沙特阿拉伯国民研究》(Motoko Katakura,Bed-ouin Village:A Study of Saudi Arabian People in Transition)，东京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29页。）30年代，游牧民曾是沙特人口构成的主体，约占全国总人口的80%，50年代，仍占总人口的50%以上。此后，游牧民在沙特总人口中所占比例迅速下降，70年代为15%至20%。80年代中期以来，仅在总人口中维持5%的比例。
农村人口是沙特下层民众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根据农民调查司的调查，1973-1974年，沙特王国共有农村人口1,265,366人，其中农业劳力为650,671人。（注：转引自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西亚研究室编：《石油王国沙特阿拉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2页。）沙特王国的农民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是在适宜农耕的地区世代务农的定居者，他们是农民的主体；其次是因破产或在政府定居政策的诱导下先后陆续转入定居从耕务农的游牧民。90年代初，沙特农业劳动力下降为569,200人，占全国总劳力的10%以下。整个农村人口下降趋势仍在继续。
下层民众中的工人是伴随石油工业而产生的。早期的沙特工人基本上都是受雇于阿美石油公司的石油工人，他们主要来自盛产石油的东方省。从家庭背景看，绝大多数人分别出身于农民(44.8%)、渔民(16%)和小商人(14%)家庭，出身游牧家庭的仅占7.6%。（注：《亚非民族》（Hapoды A ш и Aфpикн），1973年第4期。）70年代以来，由于石油经济的迅猛发展，沙特国内的国营和私营工商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工人队伍不断壮大。据统计，1975年沙特王国的各类工人已超过百万。1990年，沙特王国的工人队伍人数进一步增长，其中仅建筑工人就达到了944,100人，制造业374.900人，公用事业126,900人，交通运输262,630人，商业898,300人，石油工人46,800人。（注：《经济季评：沙特阿拉伯专刊》，(The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s Country Profile:Saudi Arabia)，1993-1994年。）沙特王国的工人大都来自农牧民和城市贫民，深受传统宗教影响，文化技术水平很低，多为非熟练工或半熟练工。另一方面，工人队伍无论就整体来说，还是就其行业或部门来说，都没有统一的政治组织，甚至连统一的工会组织也不存在，工人队伍处在分散状态，缺乏应有的内聚力。在历史上，除50年代石油工人主要因要求改善生活和工作环境而举行两次大罢工外，至今没有有关以工人组织为主体而开展政治活动的报道。
城市贫民也属于沙特王国下层民众的范畴。根据联合国专家的估计，战后，沙特王国城镇居民在原有人口基础上，平均每年以10%的比例增长。90年代初，沙特王国的城镇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75%，农村人口占22%，游牧民占3%。（注：《经济季评：沙特阿拉伯专刊》，1993-1994年。）沙特王国城市化的特点之一是，一方面，城市中出现了中产阶级，另一方面，城市中处于相对贫困的居民人数也在增加。这些城市贫民绝大多数都是伴随战后在沙特国内掀起的“建设热”而流入城市的农牧民。但在城市贫民中也有一些人原来就居住在城市，由于他们不能适应沙特王国迅猛的经济发展和城市化步伐而逐渐落泊为贫民的。
沙特王国社会结构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大量外来移民的存在。根据沙特王国1992年人口普查的统计，沙特全国人口为1690万，其中沙特籍人口1230万，占全国人口的72.78%，外籍移民460万，占全国人口的27.21%。（注：《经济季评：沙特阿拉伯专刊》，1993-1994年。）另据有关资料统计，1980-1985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沙特王国劳动力总数为4,446,000人，其中非沙特籍劳动力为2,660,000人，占沙特劳动力总数的59.8%。（注：《经济季评：沙特阿拉伯专刊》，1993-1994年。）1990-1995年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由于沙特调整经济和其他原因，外籍劳力总数有所下降，但仍维持在200万人以上。外籍移民的大量存在是由于沙特劳动力匮乏，以及伴随大量石油美元洲入，骤然而起的经济建设高潮对劳动力需求的急剧增长所造成的。但外籍移民的生活方式在沙特受到各种约束或限制，工资待遇也和沙特籍同类人员存在明显差距。另一方面，外籍移民基本上都不能获得合法的永久居留权，劳务合同或工作许可证一旦到期，就必须离境或重办申请，逾期不归者一律按非法移民论处，一经发现即被递解出境。尽管如此，外籍移民已成为沙特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在沙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五、沙特王国社会结构的变革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较之战前，沙特社会各阶级、阶层自身已发生了显著变化。但更重要的是，这种变化同时也直接影响到沙特王国整个社会结构的演进，它们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互动联系。在以传统农牧业为主的经济构成下，由于部落组织同游牧经济彼此适应，这便决定了沙特王国的社会结构在总体上始终是建立在封建的小农自然经济和带有原始色彩的部落社会组织的基础之上。因此，这一时期沙特的社会结构可以形象地用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菱形”图案来比喻，即处在菱形两端的是两个人数甚少的社会群体：一个是掌握王国大权的统治阶层，另一个是分散在波斯湾和红海沿岸的旧式小商人和小手工作坊的经营者。除此之外，处在菱形中部的最大社会群体便是游牧民和一部分从耕务农的定居农民，游牧业和农业支配着沙特经济生活。这种状况表明沙特王国完全是一个单一的农牧社会。
战后，伴随“石油繁荣”及其带来的整个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沙特原有的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分化和新兴社会阶层的出现，实际上也就完全打破了沙特世代沿袭的旧的社会结构。其结果，“菱形”的社会构成逐渐转变为“塔形”。处在塔顶的仍然是以沙特王室为代表的统治集团，其他社会阶层依次为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市民、工人和农牧民，最后是外籍劳工。这种由“菱形”向“塔形”的转换标志着沙特传统农牧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演变和发展。尽管，从形式上看，沙特王国依然实施伊斯兰君主制政体，作为传统社会重要特征的部落等因素及其影响仍顽固存在，但就整个沙特社会来说，其本质和内涵已发生深刻变化。沙特社会肌体是融汇了更多的商品经济因素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王权的统治特别是政府职能的运作也被注入了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活力。传统与现代因素的共存构成了当今沙特王国独具特色的多元社会结构。
沙特原有的农牧社会结构之所以能够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其主要原因在于：1.传统游牧经济在战后蓬勃兴起的石油工业的强烈冲击下，以及在政府实施经济多样化发展战略过程中，日趋萎缩和瓦解，从而导致游牧民人口的锐减和向其他经济部门的分流。从本质上看，游牧经济实际上也是一种半自然经济，游牧民的主要收入来自牧场和牲畜。一个普通游牧民的收入以货币计算每年约为1000里亚尔（1美元约等于3.74里亚尔），这些收入完全不足以养活通常由7-8人组成的家庭。（注：《亚非民族》，1973年第4期。）不仅如此，由于阿拉伯半岛严酷的气候条件、自然灾害和牲畜瘟疫，这便加快了游牧民的破产。当游牧民失去自己的牲畜，也就意味着失去了生活依靠，这基本上是游牧民“自然减员”，并向农业和其他生活方式分流的一个规律，但这一过程相对来说却是缓慢的。石油工业的崛起对游牧社会和游牧民的冲击则是空前的，它不仅将包括游牧民在内的大批劳动力卷入到工业部门，而且直接导致游牧经济的衰落和瓦解。因此，在游牧国度向石油工业国转变过程中，因游牧人口的锐减而引发的社会构成的变化和调整是一种必然结果。2.沙特政府的农业和土地政策推动着农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现代大农业的发展，解放出大批农业劳力。而战后沙特城市化的迅速进展则驱使和吸引着他们涌入城镇，城镇人口急剧膨胀，进一步加快了沙特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演进。沙特的传统农业历来以粗放的耕作为特点，而且农户中80%为小农，土地缺乏，生产率低下。针对沙特农业的落后状况，沙特政府于1968年底颁布在农村重新分配闲置土地的法规，向缺地农户提供5-10公顷的份地。同时，各农业公司也可得到400公顷的土地。截止1992年底，沙特政府已将260万公顷可耕地无偿分配给了农民和农业公司。（注：《西亚非洲》，1996年第5期。）沙特政府实施的土地政策旨在建立一个由中农和富裕农民构成的广泛阶层，从而加快国家农业转入资本主义轨道。另一方面，沙特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农业专业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加大对农业投入，向农民提供各种优惠。据统计，截止1991年的21年间，沙特农业银行向沙特农户总共拨付了250亿里亚尔的贷款，并在1975-1991年的16年间提供了91亿里亚尔的生产性补贴。（注：《经济季评：沙特阿拉伯专刊》，1993-1994年。）这些作法使沙特农业的集约化和现代化程度得到迅速提高。沙特农业的质的飞跃，一方面使现代大农业逐渐取代了落后的小农经济，农业生产效率大幅度增长。另一方面，它又促成农村中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潮流，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同样在削弱着传统的农牧社会，并使其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和转变。
沙特社会结构的变革正在产生着异乎寻常的影响。首先，新的社会结构由于各种新兴阶级和新兴阶层的出现及其力量的不断壮大而增强了活力和包容性，传统社会中沿袭下来的各种封闭、保守、排列和落后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被遏制，同时又为某些新意识新事物的萌生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从而有利于沙特社会的进步和顺应时代的发展。其次，新的社会结构为沙特王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成长和取代滞后的封建生产关系创造了必要的前提，生产力得以空前的解放和提高，而这一点也正是确保沙特王国最终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因此，沙特社会结构的变革对推动整个沙特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六、沙特王国社会结构变化的特点
战后，沙特王国凭借石油资源由一个传统的农牧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现代石油工业国，在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更的条件下，沙特王国社会结构的变化具有必然性，同时也有其自身的特点。归纳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点：
1.沙特王国社会结构的演变具有突发性，而且是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的。一般来讲，社会结构的变更都要经历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它伴随经济结构的变化而变化，由量变最终达到质变。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结构的变化有赖于长期的国内积累，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来为此作准备。沙特的情况却不同，由于它拥有得天独厚的丰富的石油资源，石油和石油收入成为推动沙特经济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的主要动力。源源不断的巨额石油收入一方面使沙特王国跨跃了通常不可避免的长期的原始积累过程，另一方面，石油收入所提供的充裕资金和雄厚财力又确保沙特王国能够以超常的方式和速度推进经济的发展，使沙特王国的经济基础与经济结构在很短时间内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沙特社会结构的演变同经济结构的变化密切相关，战后沙特社会中出现的各个新兴阶层，正是由于石油经济的迅猛发展所促成的。同时，沙特王国由单一社会结构向多元社会结构的过渡也是伴随突如其来的“石油繁荣”而完成的，社会结构变更所花费的时间不过二三十年。这同其他中东国家，如埃及、叙利亚等国相比，存在明显区别。埃及和叙利亚等国社会结构的变更呈现渐进特点，而且大都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发展过程。
2.沙特王国社会结构中，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人，无论是来自新兴阶层的，还是来自原有社会群体的，他们仍然同部落和家族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阿拉伯社会始终深受阿拉伯半岛的部落观念和传统的影响。这种倾向在沙特王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再加上其他诸多因素，沙特王国即使在建立民族国家和在社会结构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情况下，其政治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从本质上看是异常缓慢的。社会结构的变更和新兴阶层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取代或破坏了原有的以血缘纽带和宗法氏族制为基础的人际与臣民关系。相反，由于沙特人根深蒂固的氏族部落观念及其渊源久远的古老社会风尚，无论是被工业化和城市化浪潮卷入到城镇的，还是留在沙漠绿洲继续从事游牧的人们，也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都竭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同自己的氏族部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与往来。而且，这种传统明显地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军事和其他各个方面。家庭仍然是社会结构的中心，对家族的忠诚仍然是人们所有义务中最主要的义务。简言之，血亲和血缘关系，即属于哪一个家族或哪一个部族这一关键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依然决定着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乃至事业的成败，而那些历史悠久、享有威名的重要家族或部落对人们始终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3.沙特王国固有的宗教地域特点决定了沙特社会结构中的不同社会阶层都不约而同地把伊斯兰教作为自身的精神支柱和凝聚力的源泉。另一方面，宗教等诸因素又制约着不同社会阶层阶级意识和现代政治意识的萌生与发展。从总体上看，沙特社会各阶层的政治倾向和政治观点通常都很难跨越伊斯兰教义所厘定的范畴，而且尚不存在清醒的阶级意识和明显的阶级界限。沙特王国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伊斯兰教既是指导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也是规范沙特国民个人行为的律条。因此，伊斯兰教对国民的深刻影响，无论怎样表述都不为过。《古兰经》宣扬“信士们皆为教胞”(49:10)的主张，实际上是从政治上否定了穆斯林之间的阶级区分。同样，对广大穆斯林来说，他们承认教徒与“异教徒”之分，承认贫富之分，但对阶级的划分却是模糊的，所谓“阶级意识”对他们更为陌生。因此，在考察沙特社会结构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沙特社会的这种特殊性和复杂性，而不能机械地不加区别地完全按照通常的“阶级意识”来界定沙特社会中的不同阶层和群体，也不能仅仅以此为依据来判断其政治态度。
4.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转换过程中，沙特王室不断通过对自身传统的政治体制进行各种适应性的改良或变革，来强化和巩固沙特家族与王权的统治，基本避免了因社会结构更迭及其产生的连锁反应而出现的巨大社会动荡。战后，伴随沙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顺应时代潮流和推进王国的现代化，沙特政府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和民情，对其政治体制及沙特社会实施了一系列相应的改革。但由于沙特王国固有的宗教地域特点，而伊斯兰教既是沙特王国的立国之本，又是它谋求政治“合法性”的源泉，因此，沙特王国已有的变革都被界定在“体现伊斯兰教律的不朽的、伟大的目标上”，（注：莫尼尔·阿吉列尼：《费萨尔传》，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364页。）或者至少在理论和形式上都被冠以伊斯兰的名义。但区别在于，沙特政府竭力借助“经注学”或通过“经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杠杆，并且采用以现代思维方式对“经训”进行重新诠释的手段来挖掘和延展伊斯兰教的包容性和相对的灵活性，有机地将“经训”同理性与现代科学联系在一起，使伊斯兰教与不断发展着的沙特社会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相互协调，从而维持王国的伊斯兰特征。另一方面，在变革过程中，沙特政府同样注重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的揉合，反映在治国上的具体作法是，在确保伊斯兰君主制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前提下，政府权力与职能实际上已交由在变革中逐步形成的新型政府机构，并由现代新型的技术——官僚集团来运作。其结果，既保存了传统的君主政体，又基本满足了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对上层建筑的要求，从而为新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注：刘鸿武：《当代沙特王国君主政治发展研究》，《西南亚研究》1990年刊。）
总之，由于沙特王国的伊斯兰特征，对于沙特任何社会阶层来说，只有伊斯兰教才能强化它们的内聚力和影响力。同时，当它们谋求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时，往往也都要借助伊斯兰教，在伊斯兰的旗帜下，或用伊斯兰的方式来表达和实现它们的要求和企盼。但伊斯兰教固有的政治参与性及其保守性，反过来又遏制了沙特不同社会阶层的政治追求，淡化和削弱了它们的激进的政治色彩。因此，在沙特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已发生根本变更的条件下，沙特社会各不同阶层之所以都在政治上发展迟缓，并且尚未出现得到民众普遍支持的独立的新兴政治力量，其主要原因之一也正在于此。
标签：沙特论文; 社会结构论文; 石油资源论文; 石油美元论文; 沙特阿拉伯国王论文; 社会阶级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