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下)_邓小平理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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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两大特征。

当今时代在飞速发展,我们将不断面临新的实践提出的新机遇、新挑战、新问题。学习掌握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内容是重要的,但关键是学习掌握邓小平处理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归根结底就是掌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如果把前者比喻为金子,后者就是点石成金之术,有了它,不管情况发生多么复杂的变化,我们都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然而,怎样才能真正掌握这一精髓呢?这需要很好研究。

从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他创立了我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然而建国后他自己却一度严重违背了这一思想路线。这里面原因很复杂,有许多可汲取的经验教训。比如长期革命斗争的经历,使毛泽东和党内许多同志习惯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变革出发来考虑问题。毛泽东就说过,他比较熟悉生产关系的问题,而对生产力则是外行。他当然希望大力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他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一旦建立,就会极大地解放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出发,急于建立较高级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是想尽快发展生产力。所以,搞“大跃进”,就一定要搞“人民公社”。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不错,但具体形式上过急过快。这里,毛泽东忽视了生产关系只有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才能起到促进作用,而不在它有多高。他没有从我国落后的生产力的客观情况出发考虑生产关系问题,这就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当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败以后,事实充分证明我们的生产关系超越了生产力水平,必须从“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往后退。农民群众的实践证明包产到户对恢复农业生产有效,这种生产关系形式较适合我国农村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毛泽东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他却认为,退只能退到“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再退就是方向、道路问题。这里,毛泽东是从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又一次脱离了中国实际。邓小平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正确的。他的那句著名的关于“猫”的话,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所说。他说:“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323页)这段话充分反映出邓小平正确理解和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一贯坚持从实际出发的立场。

并不是说毛泽东在建国后不注意实事求是,他也一再告诫全党要从实际出发观察和处理问题。但是,同样说是从实际出发,却得出不同结论。如1955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邓子恢等认为冒进了,提出“反冒进”。而毛泽东则认为正相反,“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提出“反‘反冒进’”。历史已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错误的。这说明,他没有真正了解客观实际情况,还是脱离了实际。而当他真正了解实际,就会形成正确认识。比如1961年他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让中央领导同志分别下去蹲点搞调查,他自己也亲自参加调查。对实际情况有了比较正确的看法,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方针政策。这是我们在那几年情况一度有所好转的重要原因。以上都说明,连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会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可见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多么不容易。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总结吸取的一个最根本的经验教训,就是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始终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新时期历史的起点,是贯穿十几年历史的一条红线。从《邓小平文选》第3卷看, 在开卷篇中,邓小平第一次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正确的思想路线。而在结束篇《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最后讲的一个主要问题,又归结到这一思想路线、思想方法上。他曾对一些外国客人说,我对自己作了自我鉴定,我既不是改革派,又不是保守派,我是实事求是派。我追求的目标是,力求我们国家的政策和实行这些政策的步骤和方法合乎我们自己的实际。十几年来,他正是这样做的。具体反映在三个方面:

一是一切方针政策都不是从书本、从主观愿望,而是从实践、从基层提出,都是充分尊重群众首创精神的结果。邓小平说:“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382页)他多次例举乡镇企业的例子。 说“那不是我们领导出的主意,而是基层农业单位和农民自己创造的。”(同上,第252页)

二是改革的方针政策办法措施对不对,要由实践检验,“拿事实来说话”。这十几年中,许多方针政策提出后,邓小平都不急于去公开肯定与否定,而是在实践中看几年。比如办特区,经过1979年至1984 年5年的实践,他亲自去实地考察后,才加以充分肯定,并作出进一步扩大沿海开放城市的重大决策。对本世纪末小康目标能否实现,“一国两制”是否可行,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会不会成功等等,他都采取这样一种态度。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对此做了极高评价,但仍然表示可先不说,看几年再说。他允许对改革有不同意见,他说:“既然搞的是天翻地覆的事业,是伟大的实验,是一场革命,怎么会没有人怀疑呢?”“这是正常的”。办法就是让改革的实际进展去教育人们,说服人们。(同上,第156页)

三是强调及时总结经验。翻开文选,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总结经验的话。邓小平指出:“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8—259页)在这种情况下, “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每当改革发展一段时间,他总要提出“现在需要回顾一下。”看看哪些做得对,哪些做得不对,哪些做得还不够,以决定下一步的改革。他说:“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关键是要善于总结经验,哪一步走得不妥当,就赶快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3页)正是由于有了这样一种态度,我们才在这十几年的“全新事业”中,面对各种复杂情况一直保持比较顺利的发展,没有出现大的反复。

从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的人生经历中,我们深刻的体会到,他所以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因为始终坚持两条:信念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灵活性,并把二者统一起来。

信念坚定,是指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法灵活,是指一切从不断变化的实际出发。这两点,是邓小平在南方谈话的最后、也是《邓小平文选》第3卷最后所强调的两个问题,是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的两大特征。

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是邓小平思考一切问题的出发点、立足点和归宿。自始至终地、强烈鲜明地反映在邓小平的言论和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不理解这一点,就从根本上不理解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邓小平一再说,他从青年起就信仰马克思主义,一辈子也没有动摇过。他的革命经验告诉他,最重要的是要有坚定的信念,尤其是在革命的危机时刻。他多次说过,我们现在所作的一切,无非是要向世界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二十年改革开放的历史,经历了多次国内国际复杂严重的局面和重大选择关头,我们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了这种坚定信念的重要。没有这种坚定的信念,我们过不去“六四”这个关,过不去苏东剧变这个关,过不去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裁这个关,过不去当前世界动荡复杂局面这个关。我们以后还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严峻复杂的局面,遇到各种各样的严重挑战。这要求我们,首先要有坚定的信念,要讲政治。特别是在关键时刻,稍有犹豫、彷徨、动摇,我们的事业就会毁于一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坚定性,是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所要求的,是严重的现实斗争所需要的。对这个问题,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强调信念的坚定,绝不是说要用僵化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社会主义。邓小平信念最坚定,同时,思想也最解放。关键在于要正确认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什么意义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

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他还说,列宁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这就是说,我们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方向。至于实现理想、方向的具体途径和方法,一定要从现实出发。而现实是不断变化的,特别是现在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现实世界的这种特征,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观念,一定要跟上世界发展变化的步伐,要求我们在方法上要有充分的灵活性,不能有一点僵化和保守。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是辩证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多次论述这种唯物辩证思维的重要。他说:“就拿我个人来说,看法经常改变。毛主席、周总理也是这样。因为世界事物、实践在变化,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既然事物总是在变化,不断变化,人们的思想总得要适应这个变化。”(《邓小平思想年谱》第106 页)“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信念的坚定性和方法的灵活性的统一,就是立场和方法的统一,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风。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对这个问题讲了一段十分精辟的话。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是我们党总结过去、面向未来得出的正确结论,是党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体现,是对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精辟阐释和新的发展。

从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经过八十年代、九十年代,进入第三个十年,中国面貌已经大为改观,正在以崭新姿态跨入新的世纪。尽管前进道路并不平坦,我们还会遇到来自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上的严重挑战,但毕竟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我国周边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具有建国50年积累起来、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积累起来的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排名世界第七位;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取得了重大进展,各方面体制和具体制度正在建立;特别是我们有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指导,有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我们有一切理由和一切条件能够取得最后的成功。

关键在于不动摇。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坚持不懈地用这一理论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特别是教育青年,继续沿着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走下去,我们就一定能够在下世纪中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完成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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