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是当代国外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批判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又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寻求一条既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又不同于现存社会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或“新社会主义”。他们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批判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弊端，在关于西方社会变革的动因、主体、途径及策略，未来社会的本质、特征与蓝图，未来社会主义模式等问题上提出了各种观点，形成了种种关于社会主义的“新”理论。在此，试作一述评。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理论内容是比较丰富的，涉及了许多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其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
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反思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观的一个基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苏联模式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批判以及对作为苏联意识形态的“苏联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上。几乎所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它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群起而攻之，不遗余力，大加鞭苔。他们批判的要点有四：一是将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加以比较，断言苏联社会并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实现，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或解放的社会，而是一个极权社会主义或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社会；二是批评苏联模式过于狭窄，说它片面强调政治夺权，经济上改变所有制，忽视思想文化革命和民主政治建设；片面强调集中和纪律，忽视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是着力抨击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认为它是与法西斯主义一样的极权国家或独裁国家和官僚制度，其特征是高度集权、党政不分，在经济体制上则片面强调计划，排斥市场机制；四是断言苏联社会和西方社会一样，是同一个发达工业社会的两个变种，都建立在技术进步基础上，以技术合理性作为社会的组织原则，因而是一个压抑、异化的社会。
2、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在当代已经失效，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也不适应于当代西方的社会主义变革；他们既反对以暴力夺取政权的十月革命道路，也反对民主党人的议会斗争道路，主张走“第三条道路”。因此，他们对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动因、主体、途径及策略进行探索，形成了较系统的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理论。
革命的“新”动因。“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所设想的革命动因及革命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因而不再出现马克思所期待的无产阶级革命，现在出现了新的革命动因和条件，并将导致一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变革。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说法，这些革命的新动因就在于发达工业社会所造成的异化、压抑和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等等，由此产生一种新型的革命，即“产生于厌恶的革命”，这种革命的目的是爱欲的解放或人的自由解放，因而将导致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莱易斯和阿格尔则将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新动因归结为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以及由此引起的生态危机，因此变革的目标是通过确立稳态经济，消除生态危机而进入“生态社会主义”。
革命的“新”主体。“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当代西方社会阶级、阶级关系及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无产阶级已不再作为历史转变的动力出现。因而他们在无产阶级之外去寻找革命的“新”主体。马尔库塞认为，在当代，随着科技进步对劳动条件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无产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同化，失去了以往的革命性，不再是革命的主体了。当代西方社会变革要靠在现存制度之外建筑革命力量，发展有组织的激进左派，这些革命力量包括知识精英、青年大学生、黑人、少数民族等下层阶级以及第三世界的没有特权或为生存挣扎的人等等；哈贝马斯将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主体确定为“扩大了的工人阶级”，即以中间阶层、职员、知识分子和大中学生为主的工人阶级，而不是原来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无产阶级。“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的无产阶级已丧失了作为革命主体的资格。因此，他们把“新无产阶级”或“新工人阶级”作为革命的新主体。在列斐伏尔看来，这种作为革命新主体的“新无产阶级”包括中产阶级、白领工人、未被纳入生产过程的农民、青年、知识分子、黑人和外籍工人等等，而不是原来的工人阶级；在马勒和高兹看来，作为未来社会主义革命主体的“新工人阶级”是一种以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受过专门训练工人组成的工人阶级。
革命的“新”战略。“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种种“新”革命战略。卢卡奇、科尔施和葛兰西提出了一种总体革命尤其是注重主观革命或文化意识革命的理论，强调掌握意识形态及文化领导权对于革命取得胜利的极端重要性。马尔库塞在不同的时期提出不同的革命途径或战略。他既不同意走议会道路，又不主张暴力革命，而是主张一种“非暴力的反抗”，这种“非暴力反抗”的途径，通过意识、本能和文化革命来进行（《爱欲与文明》），或者通过“大拒绝”——拒绝一切从事苦斗和充当帮凶，拒绝对统治者服从——的战略（《单向度的人》），或者靠穿越机构或体制的长征——在为现存的体制服务时做反对这种体制的工作（《反革命与造反》）。高兹提出一种“争取社会主义的新战略”或反对资本主义的结构改革战略，这种战略拒绝在一个晚上就夺取政权的观念，而包括一系列可以导致夺取政权的改良措施；普兰查斯提出一种“通过民主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战略，即“把政治上的自由和代议制民主的机构同增加直接民主的形式和大量出现的自治团体结合起来”；列斐伏尔主张通过克服日常生活异化或日常生活革命来实现西方社会的变革；赖希主张通过意识革命和性革命来实现变革；阿格尔等人则主张走生态革命道路，如此等等。
3、现代乌托邦理论
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探讨、对社会主义概念的重构以及由此形成的现代乌托邦理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的一个基本内容。“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以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批判马克思主义”方向的各流派批评“科学社会主义”概念，并认为“现实的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思想轨迹，仅仅从制度的改变和生产力的发展上去界定社会主义，只注重经济和社会解放，忽视人的解放及思想解放，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的本质及目的并不在于改变所有制或政权的性质，不在于发展生产力和改善物质生活条件，因为这仅仅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或否定的条件；社会主义的本质及目的是人的自由解放、人的全面发展或人的本质、潜能的充分实现，这正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要义所在。因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眼里，马克思是一个“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者”（马尔库塞从马克思早期的著作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去寻找马克思社会主义概念的人道主义基础；弗洛姆则从马克思的早晚期著作包括《资本论》中去寻找这种基础）。
“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重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他们认为，尽管马克思本人将人道主义或对人关怀人当作社会主义的基石，但他过分强调社会主义的科学性，即从客观必然性（社会规律）中论证社会主义。因此，必须去掉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科学成分，赋予其乌托邦（理想）的成分。在他们看来，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不是“从乌托邦到科学”，而是从“科学到乌托邦”（马尔库塞语）。他们直接为现代社会条件下乌托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作广泛论证，提出了种种现代乌托邦理论。按照有的学者概括，有如下三种主要的理论：一是布洛赫的“乌托邦本体论”，即从自然、社会和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追求美好境界的内在趋向中寻求乌托邦的客观基础，将乌托邦规定为世界的本质；二是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等人的“乌托邦终结论”，即认为科学社会主义概念已经终结，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可能性不能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上去论证，而必须从人的本性、心理结构和个性等才能加以阐发，这实际上恢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理性、博爱等所谓人性的东西出发去论证社会主义的思路；三是哈贝马斯和高兹等人的“乌托邦替代论”，即认为建立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概念带有资产阶级的“经济主义”、“物质主义”的特征，这并不能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因此，哈贝马斯提出要从“生产范式”转移到“交换范式”，用“交换社会的乌托邦”去取代“劳动社会的乌托邦”（哈贝马斯），或用“后工业社会的乌托邦”去取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乌托邦”（高兹）。
（二）
综上所述，“西方马克思主义”既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又批判苏联模式（即前苏联社会主义社会），并在两种批判的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的本质、探索西方社会主义变革和未来社会主义的“新”模式等问题，形成较系统的社会主义观。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在总体上是不正确的，但他们看到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提出当代西方社会主义变革的某些合理设想以及有益的理论见解。因此，联系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总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垮台的沉痛教训，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探索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是有重大失误的。其一，在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贬低或否认十月革命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及这些经验在西方革命中普适性；抹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根本区别，否定列宁、斯大林等人建立和领导的前苏联是社会主义制度；彻底否定了前苏联的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将它与法西斯主义或极权主义相提并论；没有正确看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所取得的成就及经验。其二，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理论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未能正确估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发展新变化及其实质，他们的确看到了这一社会的某些新趋势、新特点，并对其矛盾异化现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但是，他们却因这种发展变化而断言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改变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关系及结构已改变了，进而宣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革命理论过时了，必须寻找革命的新动因、新主体和新战略，将革命的动因片面地归结为主观的方面（思想文化和心理上的动因），在无产阶级之外寻找革命的历史依托，并指望通过渐进的改良去逐步实现当代西方社会主义变革，排除了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其三，在未来社会主义的模式及蓝图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设计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贬低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加快生产力发展，奠定社会主义坚实物质基础的地位与作用，低估或否定了进行政治和社会革命尤其是所有制方面变革的重要性，片面地强调思想文化革命的作用，将人的自由解放、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割裂开来；又如，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中，民主与集中、自由与纪律、党与政等这样一些关系并没有处理好，而基本上是被对立起来的，可以说片面强调民主、自由、间接参与，而忽视集中、纪律和间接管理；而且，在这些模式中，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受重视或没有地位的。其四，在关于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具有空想的性质，是一种现代的乌托邦。他们明宣称：在当代，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从科学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到科学”。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社会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及发展规律中来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的，即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已无法解决私有制与高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根本矛盾以及其他各种矛盾异化现象，这使得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成为必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倒转了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轨迹，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归结为抽象的人道主义，从理性、伦理和文化的角度去论证社会主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以所谓的全人类价值（自由、平等、公正等）作为社会主义的伦理目标，并靠这些理性、伦理原则去指导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这显然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犯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同样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①]这段话用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上是恰如其分的。
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并不是纯粹的谬误、一无是处的，相反，它包含了一些合理的、值得借鉴的因素。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立足于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积极探索当代西方社会变革的途径和策略以及社会主义理论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他们根据时代的变化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并试图给予解答。不管其答案是否正确，这种态度都是有可供借鉴之处的，特别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相对稳定发展、“繁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相对处于低潮，在许多人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心的时候，他们仍然对社会主义抱有热忱，进行积极探索的精神更是难能可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研究上的较少墨守成规，不囿于条条框框，用开放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的态度也是有可取之处的。
其次，“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观中包含了一些合理的理论成分，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资料。例如，在对苏联模式的批判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揭露批判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及共产国际将十月革命的经验绝对化，强制推行一种革命模式的做法及其危害；指出了列宁之后苏联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制的高度集中、集权、党政不分的本质特征以及强调计划，忽视市场和价值规律作用，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严重后果；在一定程度上批判苏联的官僚主义以及片面强调改变所有制、发展生产力而忽视精神文明和民主政治建设，片面强调纪律、集中而忽视自由和民主等方面的弊端。又如，他们提出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点而制定革命的新战略策略，在关于西方革命的主体及革命斗争的方式变化，关于思想文化革命及意识革命及掌握这方面领导权的重要性，关于社会主义是人的全面解放和全面发展，以及关于社会主义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制度等问题上提出了某些合理的见解。再次，“西方马克思主义”还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公制（国有化）与人民当家做主、专政与民主、计划与市场、集权与分权、党与政、领袖与群众、社会解放与个人解放等方面的关系问题以及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探索各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问题。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和探索各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问题。所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特别是对于我们总结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吸取苏东剧变的深刻教训，理解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的方针，深入进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从世界视野中看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加快我国市场经济建设步伐，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的。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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