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审计实践中的“君子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政府论文,君子论文,实践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君子儒”的起源和发展 （一）“君子儒”的起源 “君子儒”出自于《论语》，是孔子告诫其弟子子夏的一句话：“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翻译为“你是做君子式的儒者，还是做小人式的儒者。”他希望弟子不仅要成为精通“礼、乐、射、御、书、数”才艺的“知识分子”，更要成为能够坚守良知与理性，明辨是非善恶，懂忠恕，去私心的具有优良道德品行的“君子儒”，而非“小人儒”，这才是对国家与国民最大的贡献。 （二）“君子儒”的核心内涵 传统儒家文化中，“君子”指既有社会地位又道德高尚者，“儒”泛指读书人或知识分子。究其内涵，“君子儒”需要具备以下核心特质： 第一，知智。知，指学问。智，指智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知智”要求知识分子不仅要有一定的知识积累，更要懂得如何运用到实践中解决实际问题，做事不要脱离实际，纸上谈兵。此外，懂得审时度势，趋利避害，妥善处理人与社会之间各类关系，凡事讲求协调和谐，追求中和。 第二，仁德。指彼此相互关爱、互助，常怀仁慈、友爱之心，具有致利除害爱人无私的崇高道德。在《论语·雍也》中有描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仁德”主张体恤民情，爱民忠君，心怀社稷，主张自己谋求生存与发展的同时，也要帮助他人生存与发展，不能只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忽视了他人的存在，更不能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谋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 第三，义勇。指守正恶邪，坚守正义，遇事勇敢且见义而为、不畏强权。孔子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君子不能专讲尚勇，崇尚勇敢没有错，但这种勇敢是有制约，只有义字前提下的勇敢，才是真勇敢，否则一个君子会以勇犯乱，社会动荡，一个小人会以勇犯罪，作奸犯科。 此外，“君子儒”精神还强调文武艺。儒家一直以“修己治人”为目标，将礼、乐、射、驭、书、数六方面文武技能作为培养高级知识分子正心、修身进而治国平天下能力的重要基础课程。六艺注重提高社交锻炼、品德修养、强健身体、统筹协调、文化素养和科学知识等方面能力，要求君子深通文艺，礼教有成，多方面综合发展。 （三）“君子儒”的发展 “君子儒”精神提出于距今约2500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几千年来不断继承和发扬，在不同历史时期所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文社会作用下又有新的发展。中国近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影响下开始转型，传统“君子儒”开始从重个人修养、讲究洁身笃守的价值观向兼济天下、注重身体力行的嬗变；当代社会，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所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了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为“君子儒”赋予了新的外延。 二、“君子儒”文化在中国古、近代政府审计中的传承变化 （一）中国政府审计的职能和作用演变 从职能看，自西周（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771年）开始出现政府审计，一直到元明清时代的封建制时期，政府审计的主要职能为认证、评价，部分朝代的政府审计同时具有司法职能。20世纪初至新中国成立时期，政府审计职能未发生根本变化，仍以认证、评价为主，特殊时期（革命根据地时期）增加了建设职能。1982年开始，中国政府审计经历了现代审计四个阶段，审计职能从最初的认证、评价逐渐扩展到认证、评价、见证、预防、抵御、揭露以及参与国家治理等方面，审计覆盖面有极大扩展。 从作用看，封建社会阶段，除了经济鼎盛时期的唐朝外，其他朝代政府审计独立性均较低，作用有限。近代社会，政府审计独立性有所增强，但由于政局动荡，经济波动剧烈，审计作用及其独立性难以有效发挥。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机构设置不断健全，法律法规不断完善，审计资源配备不断增强，审计理论方法和经验不断深化和积累，政府审计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政府审计的独立性越来越高，在捍卫国家利益、维护经济发展、守护公共资金、制约权力运行、反腐败和促进深化改革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推动完善国家治理和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二）“君子儒”文化在古、近代政府审计中的演变 1.封建朝代王权政治下的“君子儒”。中国传统主流政治不是民主政治，而是贵族君子政治，抑或王权政治。一切政治活动，包括政府审计机构的工作内容和中心，都要围绕巩固君王统治地位和维护专制统治而展开。“君子儒”所宣扬的“知智”、“仁德”和“义勇”在封建制朝代政府审计中，体现在审计技术的发展、审计重点的选择和审计部门实际独立性等方面，其中审计技术和方法的科学性决定了“知智”的深度，审计重点能否关注民生疾苦决定了“仁德”的高度，审计部门能否独立发挥监督、评价作用决定了“义勇”的力度。在有些朝代——如隋唐宋时期，政府审计查账方法已开始注意到账账、账证、账实相符，在分析比较法中，开始应用定额对官吏经济政绩进行比较准确的考核评估。同时，这一时期出现了外部专职的审计机构——比部，独立于财经部门之外，定期进行财政财务的终审，具有较大的独立性。但从整个中国封建历史来看，由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普遍重文轻理、重农轻商，人民在理政治国方略中实际受重视程度不高，加上封建王权下的专制主义影响，“君子儒”所推崇的恤民、独立等精神在大多数朝代的政府审计中仅处于发展萌芽状态。特别在元明清时期，更是“既有定例，则用例不用律”，清朝还广泛地应用“比照法”，用案例和比照替代法律，随意性较大，破坏了审计的法律依据及其独立性。 2.民国时期类民主政治下的“君子儒”。民国时期，民主政治萌芽出现，政府为了维持社会秩序、巩固自身统治，纷纷仿效西方共和体制的做法，努力改良经济体制，建设现代财政审计组织和审计制度，逐渐重视审计监督。在此时期，审计监督职能得到极大加强，现代审计制度已初具雏形，形成了一个垂直管理、组织严密、分工细致的完整体系，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审计法规，法规体系比较详备。在此阶段，政府审计“知智”水平随着政府审计理论方法的完善和成熟而不断提高，政府审计“仁德”效果受益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和民生关注度的聚拢而逐渐显现，政府审计“义勇”力度伴随政府审计制度完善而进一步强化。民国时期的民主政治虽有萌芽并得到一定发展，但由于当时战乱不停，社会经济动荡，国家财政混乱，国家审计工作受到极大影响，政府审计中的“君子儒”精神虽有所进步，但总体上呈碎片化，未能形成系统。 （三）现代政府审计“君子儒”的传承和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政府审计经历了全新发展过程，从国家审计机关建立开始，经历了审计实践和制度的起步建设，审计组织体系不断健全，现代审计专业法律法规不断健全，逐渐摸索出当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府审计实践。现代政府审计紧紧围绕“依法审计、服务大局、围绕中心、突出重点、求真务实”的“二十字”方针，将审计工作重点放在维护国家安全、推进民主法治、促进廉政建设、保障科学发展和维护人民利益上。实践中，现代政府审计发挥国家利益捍卫者、经济发展“安全员”、公共资金守护者、权力运行“紧箍咒”、反腐败利剑和深化改革“催化剂”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君子儒”精神被赋予了新的外延。 1.现代政府审计中的“义勇”随着现代审计法律法规和制度的完善而得到进一步强化。“义勇”在现代政府审计中，通过审计的客观性、独立性、威慑性和强制性表现出来。现代政府审计通过法律法规的完善和一系列制度创新，不断提高“义勇”实效。例如，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确立，对严重违法违纪和舞弊腐败问题进行公开曝光，在推动政府信息公开的同时，调动了社会各界监督力量，形成监督合力。又如，经济责任审计逐步法制化和规范化，审计成果被广泛运用到重大经济决策、重要人事任免、重大案件处理等程序中，已成为加强干部管理和监督，促进规范权力的配置和运行，促进领导干部守法守纪守规尽责，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保障。 2.中国特色现代政府审计通过推进法治、维护民生、推动改革、促进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履行“仁德”使命。现代政府审计的根本目标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审计工作的成果最终要由人民群众来评价和认可。而与人民群众利益息息相关的一切内容，就是现阶段政府审计的现实目标，即把改进和改善民众所置身的政治生态、经济生态、社会生态、自然生态等生态环境作为政府审计当前所追求的目标，并通过政府审计最终促进国家良治进而改进民生福祉。实践中，中国特色政府审计不断强化对“三农”、社会保障、教育、医疗、扶贫、救灾、保障性安居工程等民生资金和项目的审计监督，推动惠民富民强民政策落实到位。审计还通过对土地、水等自然资产资源的审计，改进区域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可持续发展，使发展成果能够惠及后代子孙。 3.审计基础性建设的夯实有效保障了政府审计“知智”水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强调各项基础建设，包括队伍建设、法治化建设、信息化建设、理论建设、审计文化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等内容。通过持续的基础建设，审计队伍得到全方位锻炼、综合素质不断提高，依法依规审计意识和专业化审计水平得到进一步强化，审计信息化体系、信息化审计能力有了长足进步，在审计基础理论、审计应用理论和方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索，使审计人员广泛树立了“责任、忠诚、清廉、依法、独立、奉献”的核心价值观，提高了审计人员职业操守。通过基础建设，审计组织效率不断提高，审计效果作用明显。 三、未来政府审计“君子儒”精神面临的挑战 （一）信息化新技术对“知智”的挑战 信息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和组织模式都产生了深远影响，一些经济活动的原有内在规律和模式甚至开始发生变化。 政府审计作为一项独立的经济监督活动，作用对象为经济活动，其作用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对经济活动内在规律和现状的准确把握，加上新技术对经济活动影响的传导感知具有滞后性，因此，政府审计在新技术蓬勃发展并广泛作用于经济领域时期，往往对经济活动受新技术影响的程度和范围的把握存在局限性和滞后性，这对于政府审计及时更新“知智”结构，准确把握新经济规律，实施有效应对策略，运用“对症”审计方法，有效发挥政府审计作用都是一个挑战。例如，互联网金融对金融领域监管的挑战，云技术对信息系统审计的挑战。 （二）全球性问题对“仁德”的挑战 中国政府审计一直关注民生发展，关注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资源保护、污染防治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审计推动了中国部分区域自然环境的改善和自然资产资源的保护和可持续开发利用，有效改善和保护了民生发展环境。不可否认，中国目前应对的一些问题有些是区域性的，例如跨境水域保护和污染防治，有些甚至是世界性的，例如粮食危机、温室效应，这些问题单靠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努力无法解决。各国政府审计部门如何通过有效的分工合作，确定一致可行的审计目标，共同解决影响全人类的全球化问题，是未来政府审计实践中一个不小挑战。 （三）跨境审计监管合作挑战 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各经济实体跨境经济行为越来越频繁，单一区域的审计活动已无法对其进行全面、客观、有效地评价和监督，审计监管需要跨境合作。但在实际操作层面，目前仍存在诸多挑战。挑战一方面来自于国家间的法律冲突和差异，监管法律的适用性和适用范围有待协调。另一方面，挑战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特别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带来诸多影响。跨境审计监管合作中，如何平衡处理好各方关系、采用何种合作方式和操作模式、如何确保合作在各国法律框架内开展等一系列问题，都将是未来跨境审计监管合作所难以回避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