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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起源来看，“买方市场”属微观经济学范畴。它主要是用来描述某种商品市场上供求平衡或供给略大于需求，致使买方在交易活动中能够占据更大主动权以获取更多的“消费者剩余”的行为。据我国内贸部1998年统计资料表明，该年市场上供求平衡和供过于求商品的总和已达100%，其中供过于求商品数约占28%，基本消除了供不应求现象。 预计1999年商品零售价将比上年下降2.6%。 既然所有商品都已进入“买方市场”，那我们就可赋予该微观经济学范畴以宏观经济学含义。
当前对我国买方市场成因进行分析的文章很多，大致看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外部市场论
这种观点认为，爆发于1997年7 月的东南亚并呈现出全球性蔓延迹象的金融危机，是导致我国过早进入买方市场的最直接成因。据有关资料表明，自1978年至1997年以来，我国GDP年平均增长9.8%的速度中有2.06个百分点是出口增长拉动的结果，国际市场已成为我国产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由于东南亚、韩国和日本等重要贸易伙伴相继发生金融危机，致使我国外贸增速大幅放缓：1998 年1～7月份累计外贸出口仅比上年同期增长6.9 %， 比上年同期增幅回落19.2个百分点；从1998年8月开始，出口连续4个月出现负增长，致使全年出口总额为1820亿美元，比上年减少7亿美元；1998 年进口总额约为137亿美元，比上年下降3.8%。此外，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速也明显放慢，预计1998年实际利用外资为540亿美元，比上年减少15.6%。
简评：一般说来，我国市场总需求主要靠三大因素来支撑，即出口、消费和投资，其中出口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颇为重要的影响力。据统计，进入90 年代以来， 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基本保持在20%左右。该比例是同期美国数据的两倍有余，比“贸易立国论”的笃信者——日本高出近一倍。因此，国际市场上稍有风吹草动，对我国内的影响就非同寻常了。从这个角度而言，“外部市场论”对当前国内“买方市场”成因的分析确有可取之处。然而从实际情况看，虽然1998年我国对亚洲市场的出口大幅萎缩，如对日本下跌6.7%， 对韩国狂跌32.7%，对东盟大跌18%（1998年1～9月），但同期对欧美其他市场的出口却呈现出大幅回升趋势，象对欧盟出口增长达21.5%，对美国出口也增加了16.3%。全年进出口贸易总额仅比1997年下降1.8 个百分点（该净减额占全国积压商品总额的1.7%都不到）。可见，将国内普遍、 大量存在的商品供过于求问题仅仅归结为出口乏力，未免有一叶障目、管中窥豹之嫌。退而言之，即使不出现这场金融危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需求日趋饱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体制转型国家也相继实行了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我国外资出口也难以在原有结构层次上保持高速增长态势。与此相关，吸引外资也必然要经历一个调整和提高的阶段。在我们吸引的外资中，70%左右是港澳台和国外华人华侨的中小资本，其投向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业和房地产业上，注重短期回报。现在，这些投资领域的市场需求已趋饱和，甚至还出现了经济泡沫。近年来国家开始引导这些资金投向基础设施领域。但如何解决好基础设施投资规模大、回收期长与外商单个投资能力较弱、追求快速回报之间的矛盾，尚在探索中。至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大型财团，虽然它们拥有雄厚实力和高新技术以及先进管理，但其投资的目标却是期望长期占领甚至垄断我国国内市场。在积极引进此类投资的同时，如何有效地促进民族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我们尚未做好充分的准备。解决这个矛盾，也需要有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因此，笔者认为，“外部市场论。确可揭示出国内“买方市场”的部分成因，但远不能构成主导思想。因此，我们不可能也不应当解决目前困境的焦点放在扩大出口和吸引外资上。
2、结构失衡论
这种观点认为，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需求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从城市居民的消费结构来看，需求重点已经转移。消费结构的这种变化反映在居民消费支出上，1997年城镇居民用于吃、穿、用方面的消费支出仅增长6%，而用于居住、 交通、通讯、医疗保健、娱乐、教育、文化及服务等方面的消费支出却增长了20～30%。产业结构、行业结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结构升级滞后，是买方市场上有效需求不足的主因。
简评：诚然，受决策能力的制约，我国90年代中前期各地经济数量扩张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复建设投资。本来，只要存在竞争，只要各投资项目具有差异性，只要存在着优胜劣汰，投资扩张并不一定会造成严重的市场问题。而在现实经济中，上述前提基本很少存在，其结果必然是重复投资项目的产品充斥市场，加速了买方市场的形成。由此可见，产业结构失衡的确算是我国买方市场的“始作俑者”之一。但是否是“罪魁祸首”呢？笔者以为未必。据报载，1998年全国工商业品库存总值已逾3万亿元；积压商品房6000多万平方米，但同时全国尚有5000 万城镇人口平均居住面积不足4平方米；全国彩电、冰箱、 洗衣机等家用电器生产设备利用率都在50%以下，可这些大件产品仍然堆满了市场。另一方面，全国还有1.6亿农户没有彩电、1.62亿农户没有洗衣机、1.4亿农户没有冰箱。城镇居民彩电、洗衣机到期需要换者也在30%以上。可见这表面供给过剩的背后还隐藏着巨大的消费不足问题。将整个世界市场范围内均存在的产业结构失衡问题看作是当前国内买方市场“早熟”的根源，难免有避重就轻、隔靴搔痒之憾。此种观点的要害在于割裂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而奢谈产业结构的调整，奢谈“有效供给”的增加，结果肯定会陷入欲速不达，欲罢不能的尴尬境地。以此为依据制订的政策方案，纵然能对当前供求失衡问题发挥一时之功效，但最终将不得不面临规模更大、层次更高、影响更加深远的“买方市场”问题。
3、消费萎缩论
这种观点认为，广大城镇居民和农村消费者的购买力水平下降是导致我国过早出现“买方市场”的根本原因。而消费者购买水平下降又是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1）居民心理预期的影响；（2）劳动者收入水平偏低；（3）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过大。
首先，居民心理预期的影响。经济心理学认为，消费既是即期收入的函数，同时又是消费意愿的函数，虽然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决定了消费方式、消费内容和消费取同，但在许多情况下，主观心理因素对个体及社会总体消费水平及消费走势的影响力往往大于后者。近年来，由于政府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一方面成功实施了“软着陆”，但另一方面也出现了消费需求不足，库存积压严重等问题。结果致使广大居民收入预期和支出预期明显恶化。从收入预期来看，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下岗”现象的普遍化和大量国企效益状况改善缓慢，从而导致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递减。据统计，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物价因素外实际增长5.8%，比上年下降近2个百分点；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比城镇居民高出1.9个百分点， 但下降幅度却比城镇居民多出8个百分点。从支出预期来看，医疗制度、住房制度、 教育制度、养老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不断推出，并且这些制度改革所带来的支出增长速度普遍高于居民预期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样，出于某种考虑，广大居民只好持币不花（或不敢花），高储蓄以备未来，极大限制了消费需求的增长。
其次，劳动者收入水平偏低。根据1991年～1998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有关资料，我们可以对二者展开回归分析。
表1
时间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CDI增长率
9.5% 13%12.5% 11.5% 6.7% 6.5% 5.8% 6.6%
GDP增长率
7%12.8% 13.4% 11.8% 10.2% 9.7% 8.8% 7.8%
注：上述资料均扣除物价因素影响。
依据回归方程式y=ax+b，建立GDP增长率g[1]的回归方程式：
g[1]＝aDI[1]+b……………………①
其中：g[1]代表某一时期GDP增长率的预测值；DI[1]代表预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率；a、b为待定参数。将相关数据代入①式，计算结果如下：
g[1]=0.57DI[1]+0.05……………………②
另计算相关系数r=0.73
可见，1991年以来，DI[1]与g[1]高度正相关， ②式的计量模型比较可靠。由此我们可以推论：广大劳动者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水平直接决定着GDP的增长速度，二者之间成正比变动。
长期以来，有关理论界始终将资源丰富和劳动力廉价当作我国参与国际竞争、扩大对外开放、加速经济增长的两大主导优势，尤其是将劳动力廉价——现实中体现为低工资制——作为迎接全球经济一体化挑战的关键法宝。不可否认，低工资制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曾发挥过很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特别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其致命缺陷也日益显露出来：其一，这种工资制度严重制约了按劳分配原则的作用空间。由于职工目前所得到的劳动报酬中，有相当部分是通行平均主义原则而实施的福利性实物分配，能够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货币收入又很低，这就直接束缚了按劳分配原则的作用空间。其二，这种工资制度严重阻碍了市场体系的正常发育。但是，在低工资制度下，由于职工所得到的货币收入往往比较低，而居民所需要的重要消费资料（如住房）及生活服务（如医疗），一般都是由国家或单位绕过正常（或公开）市场直接向职工提供。这样，虽然基本生活消费资料已经市场化，但与居民医、住、行等生活服务相关的房地产市场、服务市场等尚未有效发展起来。其三，这种工资制度严重干扰了市场价格的正常形成。国家为了保持职工的低工资，势必要降低生活资料的价格。而降低下游产品价格，又必须先降低上游产品的价格。农产品和基础工业品价格长期偏低，就是为了维持低工资所不得不付出的沉重代价。而且，工资信号失真，不仅会引起商品价格扭曲，而且也易导致要素价格（如利率）变得不真实。其四，这种工资制度严重妨碍了就业机会的增加。从静态来看，低工资就业的最终结果就是降低了劳动生产率；从动态来看，劳动生产率偏低必然会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其直接后果就是减少了建设资金的积累，反过来又将制约现有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居民可支配货币收入过低，也会造成第三产业发展滞缓，这种就业机遇的损失就无法计量了。
从国际经验来看，西方国家一般是进入中等收入水平后才会形成买方市场；而我国目前人均GDP不过800美元，尚属低收入国家。我们在人民群众购买力还不高，其需要满足程度尚比较低的条件下进入了买方市场，这意味着该市场的根基非常脆弱。出现这种异常情况，“低工资制”难辞其咎。笔者认为，导致我国过早进入买方市场的体制根源就在于此。
第三，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过大。经过20年艰辛改革，我国业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在分配方式上，也采用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办法。这样，由于不同劳动者对生产条件的占有情况不同，以及自身的实际技能亦存有差异，反映在个人收入方面就出现了一定差距。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差距的存在是正常的。然而差距过大就值得反思了。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基尼系数的变化情况如下表：
表2
年代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基尼系数 0.19 0.20 0.23
0.24 0.25 0.22 0.29
0.37
GDP增长率 8.3% 9.4% 11.2% 3.6%
5%7%
12.8% 13.4%
年代 19941995
1996
基尼系数 0.434
0.44
GDP增长率 11.8%
10.2% 9.7%
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低收入阶层增量收入中用于消费的份额较大，而高收入阶层新增收入用于消费的份额较小；另一方面，低收入阶层现期需要消费却因收入限制不能得到满足的商品品种和数量也明显多于高收入阶层。上述作用的结果就是收入总量增长与消费需求不足并存，从而严重制约了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和快速的增长。
导致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过大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以下三点：第一，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上存有漏洞。在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同步形成健全有效的国有资产保值责任机制，致使近年来国有资产流失相当严重。据保守估计，我国每天流失的国有资产达1.3亿元以上。第二， 某些政策指导思想上存有偏差，忽略了共同富裕机制的建立。一般说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通过充分发挥供求、竞争、价格、风险等机制的作用，少数个人自然会先富起来，这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必然要求；而共同富裕却显然缺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存的内在机制的支持。忽视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建立保证“共同富裕”的外部机制，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过大势所难免。第三，税收征管体制落后，管理松懈。据税务部门介绍，目前偷漏税现象十分严重：每年50%以上个人所得税流失；个体经营者中90%以上和私营企业80%以上都存在偷漏税行为；一些“三资企业”和“挂靠”企业，大部分名为国有或集体所有制，实际上都是个体或私营企业，偷税行为比较普遍。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对个人收入的底数不清，税务部门征管手段落后、力度不强，部分公民纳税意识淡薄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执法不严，甚至同流合污。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加剧了居民间的收入差距。
简评：经典作家认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个环节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性，它们共同构铸了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在所有经济活动中，生产是全部过程的起点而消费是终点：生产不断地为消费提供着材料和对象，同时也给予消费以消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以使消费得以完成。从这点来看，通过增加大量投资，加快整个社会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的调整步伐，创造出部分派生需求，以缓和供求失衡的压力，确可对当前国内“买方市场”发挥一定的“疗效”；而消费作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它可以形成新的生产需要。所以，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而且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后行为。这即是“需求决定论”的主要内容。在生产过剩已上升为经济活动主要矛盾时，解决问题的焦点理所当然地应放在增加消费方向。而要增加消费，促进生产，分配——即全社会既得利益格局的调整——就变得尤为关键了。当务之急就是要解决好产品分配问题，全面深入推进我国工资体制改革，在逐步取消高福利的同时，必须切实地、大幅地提高劳动者实际收入水平，坚决废除“低工资制”，以便增加广大消费者的购买力来减轻全社会供求失衡所造成的巨大压力。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笔者赞成“消费萎缩论”对我国买方市场主要成因的分析。从长远角度来看，分配不仅仅要解决产品分配问题，生产工具的分配以及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也应当尽早提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