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北衙的骑射部队——“北门长上”到“北门四军”的几点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门论文,长上论文,几点论文,部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9975（2002）02-0074-08
时人论唐代北衙，常以中后期宦官权势兴起作为标志，阉竖自操控神策军，并领内诸司组织，构成相对于南衙机制的北门军政体系，南北衙互为制约的格局由此延伸，至唐亡始告一段落。[1]（P129-135）惟考究北衙系统，其源流却由南衙诸司诸卫而来，其中的军事关系很难截然分开。唐初期的北衙，由防御宫廷玄武门的原点而不断扩充，涉及与南衙诸卫之间错综的合作防卫。由南衙领北门军事，演至北衙军政机构的成立，各军种的类型、演变的方式、权力的消长等问题，须作更深入的分析，始能全面掌握宫廷的防御实况。本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对唐前期的北门军种，尤其是骑射禁军的崛起加以论证，希望能说明唐前期北衙的军事特征。
一、有关唐前期北门军种的记载
唐玄宗以前北门到底有多少兵种，在史料中并没有像南衙十二卫般系统地分门陈述。我们只能比对下列几种文献，求其纵线发展的大概。
《新唐书》卷50《兵志》载：“夫所谓天子禁军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初，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后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谓之‘父子军’。及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于北门长上，曰‘百骑’，以从田猎。又置北衙七营，选材力骁壮，月以一营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营于玄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高宗龙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骑、步射置左右羽林军，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武后改百骑曰‘千骑’。中宗又改千骑曰‘万骑’，分左、右营。及玄宗以万骑平韦氏，改为左右龙武军，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卫兵。是时，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纳资隶军，分日更上如羽林。”
《资治通鉴》卷203武则天光宅元年二月戊午条下胡注，在解释羽林军渊源的同时，亦对唐北军的整体建置，提出了初步见解：“汉置南北军，掌卫京师。南军若唐诸卫也，北军若唐羽林军也。……贞观中，置北衙七营兵，选才力骁勇者充，龙朔二年曰左、右羽林军，置大将军各一员，将军各二员，品同诸卫，统领北衙禁兵之法令，而督摄左右厢飞骑之仪仗，以统诸曹之职。取府兵、越骑、步射，以为羽林军士，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
关于北军具体的建置时间，以《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羽林军》条载最为核实：“贞观十二年十一月三日，于元武门置左右屯营，以诸卫将军领之，其兵名曰飞骑，中简才力骁健善骑射者，号为百骑，……至永昌元年十月二十八日，改百骑为千骑，至景云元年九月二十七日，改千骑为万骑。垂拱元年五月十七日，置左右羽林军，领羽林郎六千人。至天授二年二月三十日，改为左右羽林卫……神龙元年二月四日，又改为左右羽林军……开元十年九月二十七日敕，……北衙亦着两营，大明北门安置一营，大内北门安置一营，驾在东都，左右屯营于宾曜右擢门内安置，兼于元武北门左右厢，各据地界绕宫城分配宿卫。”
大抵而言，《新唐书》的记载，详于唐初建立北军经过，每涉选任及番值准则；《通鉴》补述汉以还羽林制度较多，对唐各期北军变化则以略述为主；《唐会要》详于典章制度，各时期兵种的人数及驻地方式，均见述及。基本上三者所述矛盾不大，若将上述各资料加以组合，当发现各北门兵种不断以层累的方式演进，自高祖、太宗、高宗至武后、玄宗时期，北军实力与日增强，逐渐与南衙诸卫脱钩，发展为独立的防卫系统。北衙禁军的崛起，约略可分为三个阶段：（1）李渊起兵太原，至建立长安政权，常谓有愿留宿卫者30000人，未随军队解散归农，高祖以渭北白渠附近之地安置，使屯于宫城北门，编为元从禁军，是唐初专事宿卫的北门屯兵。这批军队经历长期宿卫，士兵老退则由子弟世代相承，有承汉取六郡良家子及死事之孤的遗风，可谓北门军事建置之始。（2）贞观元年，太宗选善射者100人分两番于北门长上，号百骑，随从皇帝打猎，并置北衙七营，拣选才力骁壮者，各营每月轮流番上，北衙之名自此开始。及至贞观十二年，于玄武门置左右屯营，由诸卫将军率领，号曰飞骑。此等北门的新名号，标志着北军自身系统的成立。（3）高宗龙朔二年选越骑、步射兵，置左右羽林军，充当大朝会与御驾出巡时的近身侍卫。羽林总制北门的格局定型，先有武后永昌元年，改百骑为千骑。睿宗景云元年复改千骑为万骑，同归羽林管辖。至唐隆元年李隆基以万骑诛韦后等有功，分出左右龙武军，是为北门四军的渊源。
二、北门军种的发展关系
就第一阶段而论，史书对北门的“元从禁军”着墨不多，该批30000之众的天子守军，是否专侍北门抑或宫城全域不得而知，但是兵员之盛，却与唐初高祖入长安之初，恢复隋府州兵的左右翊卫、左右骁骑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及不领府兵的左右备身府、左右监门府，以“元从功臣”分领大将、将军职衔的情况相类。[2]（P235-239）此一阶段的北门禁军，相信并非专门守御宫廷北门，他们只是维持府兵制中轮番宫卫的兵役而已。唐初屯重兵于关中，以应京城内外不时之需，其内容就是分关中为十二道军，设骠骑府和车骑府等军府，作用是由领实权的将领取代形同虚设的卫府大将军。[3]（《新唐书·兵志》）至天下稳定，才逐步强化府兵制，发展为全国性制度。[4]（《唐会要·京城诸军）《新唐书》卷39《百官志四上·十六卫》条所记，至武德五年始改卫府之名，左右翊卫为左右卫府、左右骁骑卫为左右骁骑府，左右屯卫为左右威卫，左右御卫为左右领军卫，左右备身府为左右府，而左右武卫府、左右监门府、左右候卫则袭隋不改。从临时的十二军发展至上承隋府兵制的十二府，李渊旗下所部诸将，不少已顺次进驻关内，转化为定期番上的府兵将领。[5]（P438-440）
在这一阶段内，宫禁周边包括其北门宿卫的工作，均由南衙卫队兼顾。若考察唐设立的十二卫府当中，不少均与宫卫职责有关，说明最初北门的军事，孕育于南衙机制之内。例如“左右卫”是掌宫禁宿卫，而保护皇室成员的三卫（亲勋翊卫）五府（亲卫一府、勋卫一、二府、翊卫一、二府）及外府轮番宿卫之事，皆归其统辖。皇帝御正殿，必有其兵种守卫诸门及内厢宿卫。“左右骁卫”虽然分巡皇城街道，但是皇城四面，不少与宫城内外相接，实际上须与左右卫分知相辅。皇帝狩猎，部队须侍左右营禁。“右监门卫’掌诸门禁卫及门籍，自然职涉宫禁，皇帝行幸，则率其属下坚守衙门。至于‘左右千牛卫”，更肩负近身护卫之职，千牛备身左右，执弓箭御刀宿卫待从。皇帝出外时必备随行，兼骑曹之事。[6]（《旧唐书·职官志三》）由此可见，在未有专职北门的军政机构以前，南衙职司本兼掌宫廷侍卫工作。同时，南衙军府为体现府兵制的番值原理，仍然按时定次轮番宿卫，此乃原始的北门面貌。[3]（《新唐书·兵志》）《唐会要》卷82载太宗贞观初年，“左卫大将军李大亮领太子右率卫、工部尚书，身居三职，宿卫两宫，至宿直，太宗劳之曰：至公宿直，我便安卧。”为劳其诚，于五年十二月二十日特下一道文武官妻娩月，免宿直的敕令。南衙诸卫的宫廷守备，于贞观初还占据主导地位。
到了第二阶段，宫廷北门的特殊位置，促成了该处屯驻专兵的习惯。这种改变，早于李世民策动玄武门兵变前，已由建成试行。《旧唐书》卷64《隐太子建成传》载其私召四方骁勇，畜宫甲，分屯于左右长林门，隐然已是宫廷禁兵种类。世民发动政变，诚如学者所言，得力于宿值北门的军将常何、敬君弘等协力，预先伏兵于玄武门，成功袭杀建成、元吉，直达宫内以挟高祖。[7]（P37-56）故此，在武德九年六月政变之后，为确保玄武门的安全，太宗陆续以秦王旧人宿兵玄武门。何常前后以南衙领“北门健儿长上”及“特令长上”，说明政变立功的玄武门守军，得以于北门继续效力。同样，武德五年任秦王府右库直、车骑将军的周孝范，于九年六月改授太子右内率，仍检校北门诸仗、宫率精兵。至贞观元年，授右屯卫将军，于玄武门领兵宿卫。此外，武德年间任右府护军的程知节，因参与玄武门之变，贞观年间，任左屯卫大将军，“于北门检校屯兵，直至高宗永徽中，拜左卫大将军，仍兼该处检校屯营兵马”。[8]（P248）以率府中人入于北门禁卫，其情况与建成相近，而授以诸卫将军职名领兵玄武门，说明以南衙之制领北门的军事主流。实际上，玄武门的守军于其时尚未发展为独立的队伍。从武器的实用性质而言，府兵番上宿卫遇到的问题是武装力量较弱，防卫武器只有弓矢、横刀之类，缺乏大规模撕杀和奔冲的力度。[3]（《新唐书·兵志》）
贞观年间，太宗确立北衙基础，新增的百骑军号，虽说是来自官户及蕃口的百人骁勇，但其中当以诸卫元从的子弟为主力，分配为两番给役，而“北门长上”便由起初于玄武门当值的意思转变为固定职名。这一点可在《大唐故辅国大将军张士贵墓志铭》中得到印证：张士贵在唐初授秦王府右库真、骠骑将军，贞观元年，“于玄武门长上统率屯兵，俄转右屯卫将军，还委北军之任……乃授右屯卫大将军，改封虢国公，检校桂州都督……其年，被召还京，依旧右屯卫大将军，北门上下”。[9]（P40-42）“玄武门长上统率屯兵”是“北门长上”较具体的工作称呼，盖以南衙番上，其内容又与“北门上下”之意相近。若比对前揭周孝范、程知节等例子，于北门率领屯兵，意思即为检校玄武门屯营的诸种兵马，管辖的对象当为贞观元年所置的百骑及北门屯营之兵。两者之中，百骑属善于骑射的小型游猎部队，它补足了卫府当中步射诸兵的防守能力。史料中对其军职记载较少，不过在《大唐故右监门卫大将军斛斯政则墓志铭》中，提及政则贞观十八年“统百骑，至高宗显庆年间转右监门将军，奉敕别检校腾骥厩，兼知陇右十四监等牧马事”，“仍统十闲之重”。[8]（P231-232）可知在太宗时期，北军的建立配合着内外马厩的新趋势。宫中御马由南衙殿中省主理，供马来源由陇右各监牧分派于不同闲厩机关中，百骑的马匹应由殿中省尚乘局管下的闲厩拨派，以配合南衙将领统辖北门兵员之用。[3]（《新唐书·百官志二》）
“百骑”与“飞骑”最初皆受南衙统管，为性质相类的骑兵队伍。史料所载，“飞骑”的军种于贞观十二年玄武门设左右屯营成立时产生，惟飞骑尉统管的军骑活动，早在武德年间已经存在。例如《唐前飞骑尉杨达墓志铭》载：“武德之际，丑虏犯边，君乃仗剑从征，克平凶党。寻蒙江州道行军元帅拟飞骑尉，式旌忠节。”[8]（P93）《大唐故飞骑尉田博夫人桑氏墓志铭》亦载田氏为“早怀任侠，
剑驰声，少负英风，武戈流誉”，可见最早担任飞骑尉者乃趫勇之人，应以一实职视之。[10]（P130）从实职的意义来看，不排除确有主管飞骑的部队存在，情况与地方因战斗产生武骑兵团，最后将武骑尉置于虚职化的勋衔相近。越到高宗、武后期，律令制度日渐松懈，兼领飞骑尉并非为南衙诸卫的专利，开始用内侍省的宦官亲信领此职衔，在《大唐故朝散郎守内侍伯飞骑尉成忠墓志铭文》及《大周故司宫台内给事苏永墓志铭》当中，可知一二。[8]（P301-302、327-328）从上述官职的源流观之，唐贞观于北门置飞骑，包含着重整天子军容的意味，在北门的军号中，屡见复用初唐旧制。
百骑虽于贞观初设置，但至贞观十二年，太宗为补给百骑新血，亦从飞骑之内拣“骁健善骑射者”加入，可以证明飞骑才是北军的主流，北门长上的亲从性格正在消减。[4]（《唐会要·京城诸军》）飞骑所选对象，必须“长六尺阔壮者，试弓马四次上，翘关举五，负米五斛行三十步者”，骑射耐力十分讲究，故能一时充当百骑的任务。飞骑、百骑之外，加上玄武门的屯营官兵，令北门军事内容日渐丰富，于是贞观中期开始用“北衙”字眼，作为对该处不同职种的防御群体一种统称。以职责区分，百骑为从供帝王游猎的近身侍卫，故以“着虎文衣，跨豹文鞯”的猎装见称，番上机会自为频密；飞骑则固定屯营于北门，维持七营当中，每月以一营宿值北门的南衙给役常态。北门发展出左右屯营，形态上与飞骑分为左右厢一致。史料当中常见诸卫押“左右飞骑屯营”，就是以南衙某军职押屯营中的左飞骑或是右飞骑。左厢飞骑归于左屯营，右厢飞骑归于右屯营，按时分番看守，便于管理。“百骑”初时没有因此隶入左右屯营之内，它反而成为一支独立的梯队，逐步扩充，最终统辖于羽林军下。个中原因，即在于从渊源上与诸卫领北门军事的系统加以区别，成为更接近帝王的近卫军。可见第二阶段，北门军事正处于过渡时期，既承旧制以南衙役守玄武门，同时逐渐强化北衙自身的新因素。
玄武门之变后，太宗于北门防御之心甚明，百骑与飞骑之选，发挥了定点及非定点的守护任务。不过较诸步射的部队而言，在近距离的射猎与远程的攻防战中，骑射作战发挥着全天候的狙击能力，在攻略的速度与范围方面皆具较大弹性。以当日唐一统的国势观之，禁骑的广泛使用实与国家马政的发达尤关。《群书考索》卷50《马政》条谓：“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四十余万，置八坊于岐、豳、泾、宁之间，募民耕八坊之田，以给刍稼。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可见马之盛也。”马政的高速发展，一直维持至玄宗开元时期，八坊监牧之马源源输至中央，使内外闲厩的制度日渐成熟。唐初至玄宗的中央仗厩内，便有左飞、右飞、左万、右万等名目，与太宗期的左右飞骑，及后的左右万骑诸军种不谋而合，反映北门禁军的编整，可能就是以所隶马厩来标明军种来源。
继太宗初置北衙后，高宗于龙朔时期成立了羽林军，立意将北门各种集结的兵力化零为整，先后从三方面吸收新旧的骑射兵源。首先，它是建基于北衙屯营之上的统军，其时“飞骑”已自动编为羽林军管押的一部分。其次，高宗选取骑射方面的良才，集府兵、越骑、步射诸兵充实左右羽林军，不但于大朝会时执仗侍卫于殿陛，亦夹于驰道以护卫帝王御驾行幸。据《新唐书》兵志所载，“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余府兵则包括步兵、武骑、排禶手、步射等类型。兵种需求的改变，也反映在武举所侧重的测试项目当中。[11]（《资治通鉴》卷207长安二年正月乙酉）在武后主政期间，南北衙的军种面貌已有明显区别，南衙大抵以步射及持刀执戈者为主调，北衙则强于弓弩骑射，并拥有禁马优势。为判别二者强弱，《通鉴》卷204载于天授元年，“太后出金宝，命选南北牙善射者五人赌之”，结果右卫大将军泉献诚得第一，迁左卫大将军。其事刚在武后永昌元年成立“千骑”以后，说明此时南北衙已有平分春色之势，及至羽林管押管“万骑”部队之后，军力上已非南衙比拟。
据《唐会要》垂拱元年左右羽林军所领羽林郎已有6000人，则明显并未与所押的“万骑”数目混为一谈。《唐会要》的资料亦载，天宝七年左右羽林军飞骑的人数为15000人，同样只载飞骑之数而已。[4]（《唐会要·京城诸军》）以此观之，玄宗以前的武韦时代羽林军下的骑兵数目，当不在少数。一般相信，在羽林军统辖万骑以前，千骑概如前代的百骑，仍然由南衙诸卫所管。《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杨执一墓志铭》中，即载杨氏以右卫中郎将身份押千骑使。[9]（P114）自万骑成立后，羽林军所押左右骑厢俨然为宫内至庞大的防御阵营。玄武门的屯营中本以飞骑为主体，万骑在北门系统中顺次崛起，成为羽林管押的新骨干。在羽林军确立之初，为了平衡南衙与北衙的军体，名义上还是由南衙将领兼领，以检校羽林军事。在第三阶段之内，羽林军正逐步统合北衙各个兵种，其与南衙诸卫比较，显然更为形名实相符。《唐故镇军大将军程伯献墓志铭》所载，程氏历事三主，从羽林兼管弩营，引申至统辖圹骑兵种，可知羽林于北门兵制演变中的代表性。[12]（P65-66）
三、武后至玄宗时期北军的优势
武后时期于北门经营骑射队伍，具备特殊的政治意义。过往南衙为军事主调，无论太宗、高宗之世如何积极发展北军，均无意以之取代南衙的防卫任务。武后权力崛起之际，南衙将相对武氏女主政权并非一面倒支持，使武氏更感建立强大北军的逼切需要，同时藉以削弱南衙的影响力。从南北衙将领的频密更换，发展至渗入武氏子弟于羽林军部门，处处显示君主在意强化北门政治。其时北军以羽林军为兵力的主体，于玄武门又拥有独立于殿中省的飞龙厩制，已逐步实现脱离南衙诸卫的制肘。[3]（《新唐书·百官志二》）武后先后以建昌王武攸宁及相王领左右羽林卫大将军，显示欲以李武亲信主掌禁兵，防止大权旁落。惟相王府与其羽林旧部李多祚策动的兵变，却是太后始料不及的。神龙元年春正月兵变乃由宰相与左威卫将军薛思行等名义帅左右羽林兵五百余人至玄武门戒备，先由羽林将领诣东宫迎太子，再齐至玄武门斩关而入，迅速斩易之、昌宗于庑下，且进至太后所寝长生殿。整个动作，由南衙宰相协同北门军力下完成。“[11]（《资治通鉴》卷207神龙元年正月癸卯）兴兵期间，由于宫中诸禁军的向背尚存变量，故此相王一直统南衙兵以备非常，成功收捕易之党羽。此时羽林飞骑的实力凸显，惟政变中动员马队，某程度上须与南衙机构合作，由是阻碍了羽林兵变的自主性。
武后在北门扩充另类部队，使羽林飞骑与千骑平衡发展，其间本有互相监控的意味。惟唐室拨乱反正时期，北门军力的结集尤为重要，故当该等兵种成熟以后，北门军事遂有重组的必要。《通鉴》卷208中宗景龙元年秋七月辛丑条载：太子（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矫制发羽林千骑兵三百余人，杀三思、崇训于其第……上据槛俯谓多祚所将千骑曰：‘汝辈皆朕宿卫之士，何为从多祚反！苟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于是千骑斩多祚、承况、祎之、忠义，余众皆溃。”是次兵变失败，问题出于千骑对左羽林将领李多祚的反叛。羽林向来统制飞骑，亲从性强，千骑则于武后时始隶左右羽林营所管，多祚兵行险着，率千骑乱入，事前未与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取得北门协调，以败溃告终。政变流产，不到两个月时间，中宗即改左右羽林千骑为万骑，说明帝王意识到北门军事的漏洞，从而强化本军。[11]（《资治通鉴》卷208景龙元年九月壬戌）虽然如此，君主仍未及时阻止韦后与安乐公主的毒害，于景云元年六月壬午，崩于神龙殿。韦后秘不发丧，总揽军政，按其调度，颇着意于南北衙兵的内外制酌。《旧唐书》卷51《后妃上·韦后本传》亦载：“后与兄太子少保温定策，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召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分为左右营，然后发丧。少帝即位，尊后为皇太后，临朝摄政。韦温知内外兵马，守援宫掖；驸马韦捷、韦濯分掌左右屯营；武延秀及温从子播、族弟璇、外甥高崇共典左右羽林军及飞骑、万骑。播、璇欲先树威严，拜官日先鞭万骑数人，众皆怨，不为之用。”韦党政权建基于先发制人的军事措置上，对北面军力统制尤甚。韦播、韦璇诸人本以为藉羽林军的统辖关系，可震慑万骑部队，但本质上万骑内部对韦党的欺压行为已然存在不满，最终影响其政治向背。
李隆基看准形势，厚结万骑豪杰，合骑队果毅葛福顺、李仙凫等谋诛诸韦，这是李隆基夺取政权的关键所在。《通鉴》卷209睿宗景云元年庚子条显示，政变的情形如下：（1）羽林军的万骑首先发难，并倒过来控制玄武门外的羽林兵营；（2）万骑分别于玄德门、白兽门击杀守将，再于宫内的凌烟阁会兵，斩关而入，作先头部队；（3）李隆基领羽林兵于玄武门殿后，闻撕杀之声，遂率兵增援，终与守卫于太极殿的南衙卫兵正面冲突；（4）韦后见兵力不敌，败走飞骑营以求掩护，旋为营内飞骑所杀；（6）政变军队随即消灭韦氏残余势力，除实时于宫内袭杀安乐公主外，还将可能调控兵马的太常卿武延秀与内将军的贺娄氏，亦一举歼灭。（7）大局已定，李隆基将宫城至京城范围封锁，并由万骑执行搜捕韦党行动。政变中万骑角色相当明显，万骑将领采取速战速决之策，成功取得羽林军士支持，是北军战胜南衙的原因。就连北门阵营中的飞骑亦临时倒戈，相信亦令韦党意外的。万骑自羽林军中崛起，反制南衙兵力，此为前朝所未有的军政转捩。睿宗拜李隆基登上帝位，遂以之为平王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又将左右万骑升格，与左右羽林成为北门四军，由葛福顺等领兵，李隆基及其亲信的权力，提前在睿宗时期成功建立。据《大唐故右骁卫大将军薛莫、故武昌郑夫人史氏合葬墓志铭》所载，薛氏于睿宗景云元年授左羽林军大将军，至玄宗开元时又押左万骑使。[10]（P349）由此可知，韦后之乱中，亦有部分羽林军支持政变，不少将领在睿宗、玄宗之世，继续得以重用。
睿宗时期虽历时短暂，但是帝王对万骑的迅速发展，也作出相应的军力平衡，尽量增强羽林军的制御能力。其措施有三：首先，在控制万骑兵员的不断膨胀。盖“万骑恃讨韦之功，多横暴，长安中苦之”，遂于景云元年八月下诏废止永昌以来以户奴为万骑的办法。[11]（《资治通鉴》卷210景云元年八月）其次，置从三品的左右龙武将军，以领万骑，约束部队军校行为。此外，将飞骑复置为羽林军中骑队核心，改良召募的对象。[4]（《唐会要·京城诸军》）玄宗对龙武军的重视，尤如高宗、武后期建立羽林统军，《新唐书》兵志谓：“及玄宗以万骑平韦氏，改为左右龙武军，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卫兵。”当中说明龙武万骑与玄宗的亲从性格，本军经历过一轮整肃，对“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纳资隶军，分日更上如羽林”。于是在韦氏政权解体以后，羽林、龙武两军成为李隆基与太平公主双方权力争夺中的资本。最后北衙军力戏剧性地朝向二分化：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军事李慈，附于太平公主；龙武将军王毛仲、果毅李守德听命于李隆基家主。两方力量，各自连同南牙举兵呼应，于恶斗中由李隆基一方胜出。此次政变，再度证明万骑的龙武军兵势占优。
在玄宗时期，六闲制度重组面貌，禁马派发大权由闲厩使总掌，龙武禁军将领无由过问，无形中已变为内外闲厩使管束之官。由于玄宗权力崛起自掌理闲厩，深明禁马与禁军的微妙结合，对北衙的部队制控自有其长远策略。例如万骑的龙武军将均由玄宗亲信接掌，闲厩一应归王毛仲管辖，精心发展的“骑”，随后并为左右羽林军飞骑，使“北门四军”较诸武后时代的北衙更能有效控制官城全域。按《唐会要》对羽林的记载，至少于开元十年其军已由从前太极宫北的玄武门，广泛分布于顺义、景风门、大明宫北门，大内北门诸处，并且“各据地界绕宫城分配宿卫”，无疑将皇城与各宫的防御加以连系，而南衙宿卫北门则形同虚设。府兵制彻底破坏，由“骑”代替了南衙番上宿卫的任务，他在史料中或称为“弩骑”，或称为“弓骑”，同样强调军队的骑射性格，一度成为畿内的防御主力。[14]（P1265）“北门四军”不但影响了上述南衙兵种的改组，而且亦启发肃宗以后继续衍生出神武、英武的骑射队伍，最后与神策等构成所“左右十军”[3]（《新唐书·兵志》）。此时期的北军业已进入另一阶段。盖肃宗即位灵武，为迅速建立异于玄宗的个人政权，积极“补元从、扈从官子弟”，发展制如羽林的神武军。此外，前代所无的衙前射生、殿前射生等编制，被君主视为骑兵中功劳卓越的制敌工具，于是衍生为英武军。新四军于肃宗一期迅速建立，与历朝以来层累造成的北门四军渊源迥异，应属于不同的讨论课题，惟北衙由孕育至成熟期内，宫廷趋于骑射的防御重心，几已成为北门长期不变的军事基调。
四、结 论
唐代前期是北衙军力初步形成的阶段，北衙在南衙的母体内孕育发展，继而建立强力的军事机制，实有赖北门宫禁严防的先决条件。太宗至玄宗期间宫廷政变频生，加速了君主对精锐卫队的需求，而且根本地改变着朝廷与宫廷的政治主导地位。北门防卫的概念，由太宗建立百骑、飞骑、北衙七营及左右屯营开始，逐渐分化整合为高宗、武后时期的羽林军制置飞骑、千骑系统，再经武韦之乱，于睿宗、玄宗之世重组为北门四军的基础力量。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北衙为主体的内部军事演化。在漫长的建军过程中，南衙卫队的亲从性格随时代而退色，近身守护的北门骑射部队进占军政舞台。在几次的帝王权力转移中，先后兴起了不同的北衙亲卫兵种，每代君主均锐意建立有其于北门的元从军力，最后在各朝改革重整中复归于一，缔造北面庞大的军事阵容。此外，本文的研究也弄清了下列问题：（1）北衙的成立基础，肇始于南衙诸卫轮番宿卫北门的旧有制度，并非建基于与南衙对立的军政层面上；（2）太宗建立的百骑或飞骑、北衙七营或左右屯营，彼此名目虽异，但是相互继承而扩充的姿态明显，奠定了北衙几线兵种的发展主流；（3）羽林军在高宗至睿宗期内虽接管北门军事，但从政变的经验视之，还未能彻底改变管押部队于本军的主从性格，导致飞骑、万骑在北军中的凌驾位置；（4）玄宗时期进行的北军重组，根本总揽北门兵马权力，令宫城保安进入全盘化、亲从化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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