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是承认并实现一个可能的世界_必然性与偶然性论文

自由是承认并实现一个可能的世界_必然性与偶然性论文

自由是认识和实现一个可能的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个观点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也暴露出来了。因为仅仅认识必然性人们所能得到的只是一种低水平的自由,即只能是利用自然界的现成物。人类要获得高水平的自由,就不能仅限于认识机械的必然性,还必然认识统计规律性、偶然性,以及由必然性与偶然性、由各种不同的必然性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种种可能性。自由必然包含选择的因素,必然性提供的是唯一性,只有可能性才为有选择的自由提供多样性发展的客观依据,所以自由是认识和实现一个可能的世界。这个可能的世界不仅是指客观世界,而且包括人本身。人本身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因自然、社会环境的不同,因经历和所受教育不同而有多种可能的发展。可能性渗进了主体的因素,面对各种可能性,人发挥自身选择的主体能动性,创造自己的新生活。把握这一点,对于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意义。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命题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但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却不那么谐调,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哲学,局限于对必然的认识的那种自由只是一种低水平的自由,这只是一种利用自然界现成事物的自由。马克思主义要求的自由是改造世界的高水平的自由,对必然性的认识仅仅是这种自由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要达到高水平的自由还要在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现实条件所提供的多种可能性,自由是认识和实现一个可能的世界。

在拉普拉斯的机械决定论所描述的必然性世界中,留给人们的自由是很少的,认识到必然与否并不能改变人要服从必然的状况。那种不能满足人类需要,甚至有害人类的必然性,认识了它也不能增加自由,只能看作是无法逃避的命运。必然性就意味着唯一性,事物的状况及其变化只能如此,不能如彼,这就是必然性,人在必然性面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怎能有充分的自由呢?恩格斯曾指出,人们在几种不同的可能性中进行选择是不自由的表现,说明他没有认识到必然性,恩格斯这样说是仅就人的认识能力来说的,而不是指自由的实质来说的。在马克思看来,自由的实质中必须包含选择性。他指出,共产主义社会“把每一个人都有完全的自由的发展作为根本原则。”马克思在想像这种自由时说,“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可见,马克思心目中的自由包括如下两个因素:(1)客观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可能性。(2)主观上存在着从事不同工作的需要、兴趣、志愿、能力,自由就是人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意愿认识、选择和实现某种现实的可能性。人类的实践假如仅限于服从必然性,那么他的自由就比动物高不了多少。所以自由必然包括选择的因素,而要选择就要以对多种可能性的认识为前提。

人类要获得高水平的自由仅仅认识必然性是不够的,还必然认识统计规律性、偶然性以及它与必然性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种种可能性。现分述于下。

一、对统计规律性的认识

马克思把自然科学中行之有效的决定论原则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中,从外表上似乎完全受偶然性支配的社会历史现象中,找出了它的必然规律,这是马克思的伟大贡献。但是在对决定论的理解上,在马克思的时代统计物理学还处在婴儿时期,统计规律性的观念尚未引起学者们的充分注意,因而机械决定论的观念仍然占统治地位。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仍然以其敏锐的眼光,看到了社会历史领域中的规律具有自己的特点,它只是“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贯彻下去的趋势”。这就是说,只是在事物运动的最终结果上,在大数上具有齐一性,并不像自然规律那样在每一步上,对每一个体都具有相同的约束力。

人们在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同时,往往发生误解,以为社会历史规律是如同自然规律一样的铁的必然性,其实社会规律大都是一些统计规律,它只在大量现象中呈现出某种趋势,并不支配每一个体。马克思早就指出,价值规律只在一段长时期内对大量商品的作为趋势表现出来,个别商品的价格则往往背离价值。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也只是带有统计规律的性质,我们只能从宏观上把握它,每一个别的人并不必然受这规律支配,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思想,唯成份论用机械决定论的观点来理解这条规律,因而无法理解非工人阶级甚至剥削阶级出身的人怎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

对统计规律性的认识为人们提供了自由选择的可能,假如价值与价格任何时候都一致,也就不会有超额利润,于是就少了一个发展企业的推动力。假如抽烟者百分之百要致癌而死,恐怕就极少有人愿以身试烟了,只是由于抽烟的致癌率不很高,才能有不少人仍可安心地抽他的烟。

统计规律性虽然也是必然性的一种,但它与黑格尔、恩格斯的时代所了解的必然性是有所区别的,因为统计规律是对群体而言的,它对群体中的每一个体并没有无例外的必然约束力。所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这一命题中原来并不包含对统计规律性的认识。

二、对偶然性的认识

现代科学把对偶然性的认识提高到了与对必然性的认识相同的位置上,这是因为过去的自然科学是以牛顿力学为榜样,只以机械必然性为研究对象,偶然性是在他们研究的视野之外的。现代科学已深入到过去被人们忽视的方面,控制论奠基人维诺认为,“偶然性是宇宙本身结构的基本要素。”[2]

耗散结构论的创始人普利戈津从历史的角度指出了哲学与科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亚里士多德曾把月球以上的世界看作是一个受永恒不变的规律支配的可用精确的数学描述的神圣世界,把月球以下的尘世看作是受机遇、偶然性支配的变化无常的世界。牛顿创立的经典物理学找到了支配月上世界和月下世界的共同规律,把天上的秩序带到了地上,经典科学不承认自然界的暂时性、多样性、偶然性、不可逆性,而现代科学却要把这些被过去的科学所排除的东西提到研究的首位来。普利戈金指出,现代科学“发现我们自己处在一个可逆性和决定论只适用于有限的简单情况,而不可逆性和随机性却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中”,[3]“这种根本的转变可看作是一种把亚里士多德的天带到地上的运动的倒转。而如今我们正在把地带到天”。[4] 他主张把自然科学中的这一新观点带到社会历史中来,这就可以说是做着与马克思相反的工作。的确,偶然性、随机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似乎比在自然界要明显得多,但长期以来被我们的学者们忽视了。

人类如果不能认识和对付种种偶然性,那就不会有充分的自由。偶然性虽然不能预料,却并非完全不能对付的,人体灵敏的反馈机制以及各种自动控制装置就是用来对付偶然性的。人造物也必然预计到种种偶然性才能使人们自由地达到预期的目的。控制论创始人之一艾计比指出,照相机如果只能在一种时间和距离上摄影,它就不能应付种种偶然情况,假如人们要在时间和距离上遇到20种不同的情况,那么他的照相机应有20种不同的拨法才能得到清晰度明暗度一样的相片。

三、对可能性的认识

人类的自由必然建筑在必然性的基础上,自由依赖于必然,假如自然界变化无常,没有恒常性、必然性,人类就无法预见自己行动的结果,而自由是以预见为必要条件的。但必然性又常常是对自由的限制,因为自然界的必然性并非总能满足人类的需要。所以人类又必然能克服某些必然性的限制才能得到自由,既要服从必然性,又要克服和超越某些必然性,这个矛盾是靠物与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自然界与人的相互作用中提供的可能性来解决的。不同的必然性之间、必然性与偶然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产生无限多的可能性,人可以从中选择符合自己需要的可能性。人类不能违背和取消自然必然性,但却可以通过事物的不同组合在效果上冲淡、削弱、抵消某种必然性,增强、促成另一种必然性,使一种必然性压倒另一种必然性,这样就可以超越必然性对人类的限制。例如,按自然规律,人没有翅膀,不能象鸟儿那样在天空飞翔,但人可利用机械装置产生的浮力战胜重力,实现飞行的自由。假如认为人们只能服从重力这一必然性,那就永远不能获得飞行的自由。

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相互作用可产生出种种新的可能性,人们可以利用偶然性对必然性的冲击作用,改变必然过程的某些方面。例如,我们可以利用物理的和化学的作用,引起基因突变,偶然性一旦嵌入必然性的链条,就将成为它新的一环而起必然的作用。在自然界中事物的组合几乎是无限的,但在现实中能实现的可能性却是很有限的,可能的世界包含并大于现实的世界,可能和现实之间的这个差额就为自由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例如生物遗传规律告诉我们,几对基因的可能组合方式是亿,这种组合是随机的,并不具有必然性,人类可以利用自然界尚未使用守的可能性来实现基因重组,寻找杂种优势。假如基因的组合都是必然的,那就没有人类自由选择的余地了。

除了自然界固有的可能性以外,还有因人类的参与而大大增加了的可能性,从而扩展了人类自由的范围。一个由人的参与而形成的可能的世界是主体和客体、主观和客观混合构成的、尚未分化的世界,可能性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加以实现时,主体和客体才分化出来。人造物一经产生就脱离意识而独立存在。人造物的每一个别部分都受自然法则支配,都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但它们的组合却是由人类安排的,没有人类的参与人造物是决不会在自然界自发产生的。

黑格尔说,“理性的活动一方面让事物按照它们自己的本性,彼此互相影响,互相削弱,而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但同时却正好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他把这叫作“理性的机巧”。这对人类如何利用自然必然性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作了一个颇为深刻的阐述。黑格尔的缺点是把人类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看作是在事物相互作用中的消极的旁观者,说“它自己并不直接干预其过程”,“超脱其自身于它们之外”,[5] 似乎是坐收渔人之利。其实,如果没有人类的实践活动把事物组合起来,事物的某种特定的相互作用在自然界就永不会发生,人类的技术产品如电视、电影、电子计算机等就是如此。自然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然也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但就其没有人类的实践活动,这种相互作用就永不会在自然界发生这一意义上说,这种技术上的必然性是人类创造的,它与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必然性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把它叫作技术必然性。它是自然必然性与可能性结合的产物。康德关于“悟性为自然界立法”的观点对于自然必然性而言的确是荒唐的,但对于技术必然性而言,人类的悟性并非无所作为的,在肯定自然必然性为基础的前提下,说人类的智慧创造了技术必然性是并不过分的,康德的上述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

可能性有其客观基础,这是没有疑问的,但由此认为可能性如同必然性一样,是一个纯客观的范畴,忽视主体在可能性中的作用,那也是片面的。与此相反,也有人把可能性范畴看作是纯主观的范畴,如卡西尔认为的那样,认为可能性与现实性这对范畴只对知识有效,对“物自体”无效,这更是片面的。但可能性中确实可以渗透进主体的因素。首先,我们选择这种可能性忽视另一种可能性,是由体现主体需要的价值观决定的。其次,在制约着可能性的诸条件中,主体的活动是一个重要的条件,一切人为事物都包含的因素。

现代科学技术改造世界的巨大威力不仅是建立在对必然性认识的基础上,而且主要是建立在对可能性认识的基础上,不认识可能性人类就没有改造世界的自由。维诺说,“今天的物理学已不再处理那些必然发生的事情,而是处理那些最可能发生的事情了。”[6]艾什比说,“控制论要考虑到比现实范围大得多的一批可能性,然后研究为什么具体情形会受到具体条件的限制。”[7]究竟那些可能性能实现? 这是受具体条件制约的,而这些条件却并非总是由必然性所决定的。

人类的自由不仅取决于对容观世界可能性的认识,而且取决于对人自身发展的可能性的认识。人的生活方式、社会地位是一种社会存在,不同于人的自然存在,人类作为群体,它的发展具有规律性、必然性,但作为个体的人,他服从社会中的必然性与服从自然必然性是有所不同的。譬如说,一只鸟儿被人关进了笼子,它飞不出去,只能在宠子狭小的空间内活动,这是必然的,但鸟儿的本性却是可以自由飞翔的。人在社会中生活,受种种制度、习俗的约束,也具有某种必然性。阶级社会中森严的等级制度使某个等级的人世世代代只能在某个等级中生活,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必然的。但人的本性却是自由的,他可以适应任何一种社会生活方式,决不会在哪种人天生只能当奴仆,而另一种人只能当老爷。必须破除宿命论、唯成份论的影响,认识到人具有多方面发展的可能性。人既可以由社会环境或教育塑造成各种各样的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自我培养和锻炼成为各种有用的人才。一个认识到自己有多种潜能的人与一个消极地哀叹自己的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人相比,他所能达到的自由程度和由此能做出的成绩和贡献将会有很大的不同。

维诺说,“多样性和可能性是人的感觉中枢固有的,这真正是通向人类最高才华的钥匙”。“我深信人类社会要比蚂蚁社会有用得多。如果对人施以错误的限制,要他老是重复同样的职能,那么他甚至成不了一只完善的蚂蚁,更谈不上是一个完善的人了。”[8] 文化人类学认为人类的本性具有未完成和自我完善的特性,所谓未完成是指与动物相比较,人类在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能力上,在他出生时是未完成的,要在很长时间内,通过教育和学习而逐步自我完善的。动物一出自然之手就达到了完成,它只是要把潜藏在遗传基因中的可能性实现就行了。鸡一出生就能觅食,牛马一出生就会走路,他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成长过程。动物在实现其遗传基因时是循着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而人类与此不同,由于他在出生时的生存能力是未完成的,所以在尔后的生活中就会因自然环境的不同而创造不同的文化(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以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所以人类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并不遵循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从而可以说,人类在自我完善过程中是自由的。这一点与早期马克思的观点是一致的,马克思在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9]当然,马克思认为人的自由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人类的自由既要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又要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人类不会一切从新开始,人一出生就被投入到不由他自主的历史传统中。马克思指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0]因此,我们既要认识到人具有自由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又要认识到在现实中只能实现其中很小一部分。

认识和改造世界必须以必然性为基础,可能性为指导,人们在改造世界之前,已经在头脑中形成了一个可能的世界,它是客观可能性的反映,同时也是人类的智慧创造。正是在这个可能的世界的引导和鼓舞下,人们才能通过实践去实现头脑中那个可能的世界。自由就是在认识到的众多可能性中选择和实现最好的一种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要着重研究可能的世界而非唯一的世界,机械决定论才研究唯一的世界。

当现代科学已经揭示了在客观世界中偶然性与可能性具有与必然性同样重要的地位时,继续重复“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了,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及什么都齐步走,搞大一统的工作方式,都是以片面强调必然性,忽视可能性、偶然性为其思想基础的。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中,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我们必须对这个深层的思想基础进行反思,更新观念,跟上科学发展的步伐,我们才能获得更大程度的自由。

注释:

[1][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页、第43页。

[2][6][8][9]《维诺著作选》,第8页、第7页、第39页、第50页。

[3][4]普里戈津:《从混浊到有序》,第40页、第365页。

[5]黑格尔:《小逻辑》,第394页。

[7]艾什比:《控制论导论》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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