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住房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导致了我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潮。到“十一五”末，我国农民工总数达到2.42亿人。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的十年中，我国城镇常住人口增加了13.46%，达到6.6亿人，这使得我国城市人口比重达到49.68%。同时，农民工就业形势日趋稳定，在流入地居住趋于长期化，居住稳定性日趋明显(韩俊，2009)。农民工的流动模式由以前的候鸟式迁移向长期或永久性定居转化。
已有研究表明，住房的可获得性和住房条件直接关系到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并作为衡量社会排斥和社会融入的重要指标(Waker and Wigfield，2004)。充足、稳定且可承受的住房可以促进外来人口同新社会环境的融合(Chera，2004)，帮助他们提高收入，改善教育和健康状况，建立身份和文化的认同并且构建家庭和社会网络(Caner and Polevychok，2004)。因此，居住条件的改善与否对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乃至对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都具有重要意义。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民工市民化课题组(2010)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居住状况同收入水平、社会保险同为农民工对务工地最不满意的三个方面，提供住房保障同提高工资水平、改善社会保险同为农民工对政府最迫切的三个诉求。促进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最关键的问题在于住房(陈锡文，2010)。近年来，多地开始了为农民工提供住房保障和改善农民工住房条件的尝试。我们迫切需要了解农民工在务工地的居住现状如何？居住条件是否得到了改善？在农民工流动模式改变的背景下，影响农民工的住房选择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本文通过大规模的调研和数据分析，揭示目前农民工住房选择的现状，识别影响其住房选择的因素及其背后的原因，以期为农民工住房问题解决的思路设计及政策制定提供现实依据。
二、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0年“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农民工市民化”课题的调研数据。在该课题中，农民工住房研究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该课题在湖北、重庆、四川、山东、浙江、江苏六省(市)发放调研问卷8000份，回收并录入有效问卷6232份。被调查者务工地及来源地覆盖东中西部地区，涵盖几乎所有职业范围，迁移模式包括跨省和省内迁移。样本详细信息及基本特征描述见表1。
三、农民工住房选择现状
住房经济学领域的研究认为，除了收入因素外，由人口统计学因素变化导致的个体的社会经济状况变化会影响个体对住房保有形式的选择(Clark，1984；Deurloo，1987；Morrow Jones，1988)。因此，本文对农民工住房选择的分类分为两个层面，其一，农民工解决住房的形式，即住房的来源。这种划分方式可以反映农民工在务工地的住房消费模式和支付意愿。根据我国农民工住房来源的现状，分为自购住房，包括商品房和经济适用房；租住房；单位提供的集体宿舍或工棚；以及投亲访友、回家居住及其他。其二，农民工选择的住房类型，即依据住房的质量分类。
表2报告了农民工住房形式的统计结果。表2表明，部分有条件的农民工已在务工地购买房屋，这部分农民工占样本总量的13.2%①；租房农民工的比例为34.4%；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工棚的农民工比例为33.5%；投宿、回家和其他方式的占18.9%。
而依据住房类型即质量进行分类是研究住房问题时常用的分类方式。对住房质量的划分因时因地而异，没有绝对客观的统计标准，大多学者认为住房质量需考虑房屋实用性即自身质量和居住环境(Lawrence，1995)。根据我国城市中可居住房屋的类型和农民工的住房选择现状，分为成套单元房(有独立厨卫设施)；筒子间楼房(共用厨卫设施)；城镇里普通平房(无方便的卫生设施)；郊区普通平房(无卫生设施且离城区远)；简易宿舍、工棚、地下室和其他。表2显示，这些住房类型分别占22.7%、6.2%、16.6%、19.2%、25.4%和9.9%。
四、影响农民工住房选择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择
本文认为，农民工对住房形式即住房来源选择不存在优劣次序。例如，农民工对住房租买之间的选择不仅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永久性迁移的决策，这种决策是不存在优先次序的。买房决策受农民工在务工地居住和发展的预期以及永久性收入等因素影响，这些因素通过农民工的学历、工作经验、收入、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稳定性等变量反映。而对于租住和集体宿舍之间的选择，除了收入和行业因素外，还受迁移的家庭性特征影响，租住房屋拥有更大的居住自由和便利，而住单位提供的住处可以节省开支，因此二者也不存在优先次序。基于此，本文采用多元非排序Logistic模型来分析农民工住房解决形式的影响因素。模型形式如下：
在(1)、(2)两式中，β为回归系数，α为截距参数。
(二)变量设定
1.因变量的设定。
在农民工住房形式Logistic模型中，本文设定三个住房形式因变量，即购房=1、租住=2、住单位提供的住所=3。本模型舍弃了问卷中以“投靠亲友、回家和其他方式”解决住房的样本，这是因为“其他方式”选项含糊不清；此外回家居住的农民工一般不存在在务工地对住房形式的选择。
在农民工住房类型Logistic模型中，本文按住房质量差异设定了五个因变量，即成套单元房(有独立厨卫设施)=1、筒子间楼房(共用厨卫设施)=2、城镇里普通平房(无方便的卫生设施)=3、郊区普通平房(无卫生设施且离城区远)=4、简易宿舍、工棚和地下室=5。同样，本模型舍弃了“其他”住房类型。
2.自变量的选择和设定。
本文认为，以下因素会影响农民工的住房选择：
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学变量通常被包含在影响移民(Chua and Miller，2005；Varady and Carrozza，2000)和农民工(Jiang，2006)住房来源选择或住房条件的因素中。对于农民工来说，这些人口统计学因素可能决定了其将来的定居意愿，即自己是否只作为务工地的“过客”，进而影响对房屋来源和质量的选择，作为“过客”的农民工可能对居住条件不在意(吴维平、王汉生，2002)。一般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农民工会对住房条件具有更高的要求，但也有研究认为，年龄大的农民工由于更难获得工作而具有更差的住房条件(Jiang，2006)。本文假设，已婚农民工和未婚农民工在对未来的打算以及住房评价上具有差异；受教育程度的差异会影响永久性收入，导致对未来的不同预期，从而导致不同的住房行为。
收入。住房作为一种消费行为，受收入因素影响程度很明显。但农民工的住房消费更可能受永久性收入的影响，而非暂时性收入。所以，收入对其住房的影响很可能会通过年龄、受教育程度和工作稳定性等影响永久性收入的因素体现出来。另外，由于农民工的归属感及流动性等因素的影响，可能导致其对住房条件要求不高，因此也可能导致住房选择对收入不敏感。
稳定性特征。农民工在务工地的居住稳定性即流动性对住房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赵志丽，2008)。此外，本文还假设农民工的工作稳定性对其住房选择也具有影响。除了基于上述收入稳定性的考虑外，假设工作稳定的农民工对未来具有更好的预期，因此对住房有更高的要求。本文以农民工在目前务工地的居住时间和在务工企业的打工时间分别代表其居住和就业的稳定性。
行业。不同行业农民工在住房方面具有不同的选择空间。工业、建筑业的农民工更有可能获得单位免费提供的住房机会，如宿舍和工棚等。
迁移距离。本文认为，迁移距离会影响农民工住房选择。迁移距离直接影响经济迁移成本和心理成本，同时影响农民工与当地社会的融合程度，进而影响在务工地的工作和定居预期(夏怡然，2010)，从而影响其住房决策。本文以是否跨省迁移代表农民工迁移距离的长短。
迁移的家庭特征。本文假设，配偶和子女随迁情况会影响农民工住房选择。如果配偶在同一务工地工作，或子女随迁至务工地，农民工因为生活便利或子女教育等因素，更倾向于放弃宿舍或工棚而转为租房。此外，配偶随迁务工会提高家庭收入，使得其更具改善住房的条件。
人口统计学特征、收入及行业等自变量的设定统计描述如表3所示。
(三)估计结果
人口统计学特征对农民工住房选择有显著影响。婚姻状况无论对农民工住房来源的选择还是住房质量都具有显著影响。已婚农民工比未婚农民工更倾向于购买房屋，同样，已婚农民工更不倾向于住在单位提供的住所，而倾向于租住房屋。已婚农民工比未婚农民工具有更高的住房质量。年龄因素对农民工住房选择无明显影响，这个结果与前面的分析一致。另外，年轻农民工更具有定居城镇的意愿，而他们通过代际转移的方式获得在城镇购房的财力支持，对于年长一些的农民工则主要通过自身积累实现在务工地买房。女性农民工的住房质量好于男性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在农民工住房选择上具有明显的作用，这可能是因为受教育程度高的农民工具有更好的职业前景和定居预期，受教育程度通过永久性收入作用于住房决策，此外，学历较高的农民工同低学历农民工对住房具有不同的效用评价，前者可能更在意住房的质量。行业变量对农民工住房形式选择也具有显著影响，而对住房质量影响不显著。
迁移距离对农民工住房选择影响明显。省内就业的农民工比跨省迁移的农民工就有更高的买房几率。这是因为在本文的样本中，省内就业的农民工中包含了在家乡附近城镇就业的部分，近距离迁移的购房成本要明显低于远距离迁移者，此外迁移距离会影响永久迁移意愿(李竞能，2004；陈文哲，2008)，从而影响农民工住房的租买选择。但跨省农民工更倾向于拥有较高的住房质量，这个结论有待进一步研究。
月工资收入对农民工住房选择无显著影响。如前所述，作为一种重要的消费品，影响住房消费的更可能是永久性收入而非暂时性收入。本文由于调查数据限制，未能估算永久性收入的影响。受教育程度可作为永久性收入的一方面因素。
居住和工作的稳定性对住房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在务工城市居住越久和现在单位工作时间越长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购房几率。与选择单位提供的住处相比，在务工城市具有较高居住稳定性的农民工有更高的租房几率。同样，居住和就业稳定的农民工有选择较高质量住房的倾向。
家庭迁移特征对农民工住房选择具有显著影响。在本文考虑的所有因素中，家庭成员的随迁情况的影响最为显著。有配偶和子女随迁的农民工具有更高的购房几率，这可能是因为购房者因为有更好的随迁条件所致；与住集体宿舍相比，有配偶或子女随迁的农民工更倾向于租房居住。同时，有配偶和子女随迁的农民工更可能选择较高质量的住房。
五、结论与讨论
(一)农民工住房形式和质量呈现多元化，住房水平整体偏低
本文的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在务工地采取多种形式解决住房问题，但租住民房和单位提供的住处是其解决住房的主要方式。部分有条件的农民工实现了在务工地买房定居的梦想。从住房质量角度看，约有1/5的农民工居住在厨卫设施较为完善的成套单元房中，大部分农民工居住在生活设施不配套的房屋，其中约1/5的人居住在离上班地点较远的郊区平房，1/4的人居住在简易的宿舍和工棚中。
(二)影响农民工住房选择行为的因素多样，受稳定性和迁移的家庭特征影响明显
在务工地居住和就业稳定的农民工具有更强的永久性迁移预期，更倾向选择稳定的住房形式和更高质量的住房。对于迁移的家庭性特征与住房选择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方面，家庭成员随迁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务工地的长期发展和定居，并依此考虑住房形式的选择，从生活方便和子女教育等方面考虑，更倾向于质量高的住房；另一方面，住房形式的稳定和质量的提高也可以促进家庭成员的随迁。
(三)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需要合理、有序、多样化的政策设计
我国住房政策设计一直通过户籍壁垒将农民工排除在外，这是农民工住房水平低下的主要政策原因。如果认为以前由于农民工将自己看为“城市过客”，导致住房质量对流动人口影响微弱的话(Goldstein，1993；Solinger，1999)，那么在农民工就业形势日趋稳定，在流入地居住趋于长期化，居住稳定性日趋明显(韩俊，2009)的情况下，其住房问题的解决具有促进农业劳动力转移、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意义。但是，在仍有大量的城镇居民住房困难的情况下，解决农
民工住房问题只能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农民工的流动性、工作稳定性、迁移距离、迁移的家庭特征等造成的住房需求和住房选择上的差异为设计渐进的、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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