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导向型经济条件下工业发展的对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条件下论文,取向论文,工业发展论文,导向论文,对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年改革开放，工业的发展已由20世纪80年代的急速扩张过渡到90年代的增速放缓，低水平粗放式的工业生产能力过剩正困扰着工业发展。此起彼伏的恶性竞争，不仅难使工业获得合理的赢利，也使企业科技进步所需的资金积累和更弦改张的创新机制发挥受阻，工业发展的动力由此失去依托。面对即将来临的WTO，我国经济将融入全球一体化体系，如此宏观背景下的消费类工业品净出口增幅空间极为有限，而进口产品对国内产品不可避免的冲击，加之消费结构转型期的剧烈波动，又加剧了工业发展的窘迫境地。因此，适应消费需求，因势宜导，引领工业加快结构调整，改善市场供应，迈过资源竞争和价格竞争，走向创新竞争，以适应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的市场要求，使工业整体发展水平从数量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从而推动工业现代化进程和可持续发展，最终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也是势在必行的。
消费导向型经济的格局基本形成
改革开放使国民经济保持持续高速增长，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水平也随之提高，消费总量迅速扩大。如成都市整个90年代，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1990年的85.69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554.21亿元，GDP由1990年的194.08亿元上升到2000年的1310.00亿元，分别增长5.46倍和5.75倍。消费与经济保持几乎同步增幅，充分显示消费需求的巨大潜力和强劲冲击。“九五”后期，经济相对紧缩，但同期消费需求却保持更高的增长速度，“九五”时期成都全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93.8%，比GDP增幅高出10.3个百分点，比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出43.1个百分点，强烈的消费需求展现了良好的市场规模优势，居民有效购买力的提高，为工业发展提供了最广泛的市场基础和潜在的市场容量。
随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导向作用不断加强，国民经济运行的主要矛盾将由解决短缺转变为适应需求变动和提高供给质量，生产将从数量扩张转变为提高产业素质。国民经济现阶段整体表现为消费需求约束或消费需求导向的特征。消费导向型经济，是消费处于经济生活核心地位的经济型态。在消费导向型经济中，市场成为经济运行核心环节，最终消费成为经济运行的基本约束条件，供给过剩成为市场常态，消费成为平衡供求的决定性力量，经济进步将取决于产品的市场实现，生产性努力必须通过市场检验和认可，才可能成为有意义的经济产出。
城市居民家庭消费档次快速提升
90年代以后，解决温饱后的居民消费，在整体上开始了高级化的演绎过程，特别是“九五”时期，消费结构已迈过“温饱型”，由“小康型”向“富裕型”转变；消费重点由衣、食、用转向往、行、娱；由简单的实物消费转向复杂的服务消费；由普及性消费转向个性化消费；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渐成主流。
消费层次提高突出地表现在：
1.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已由1990年的51.38降至2000年的38.78，下降12.6个百分点。根据这一指标的国际划分标准，城市居民消费已提前三年达到小康水平。
2.消费重心转移。一是基本消费逐渐向居住、交通、通讯等领域扩展；二是用品类消费进入更新换代时期；三是文化教育及知识产品的消费比重明显增加。
80年代初期，用品类消费侧重传统轻工电子消费品；80年代中期，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成为居民家庭耐用品主流；90年代中期，耐用品消费热潮不再集中在个别产品类别上，而是适应城市家庭生活快捷、卫生、舒适要求的各种新型家庭设备用品，如汽车、电脑、厨卫设备等；90年代后期，以移动通讯和信息为代表的通讯信息消费（2000年成都市城市居民家庭移动电话拥有率25.67%，人均通讯支出222.80元），以家用汽车为主的交通消费（2000年成都市城市居民家庭私家车拥有率1.3%），以住房为代表的住房及房屋装饰消费（2000年成都市城市居民家庭自有房拥有率78.67%，居住和住房装饰支出人均808.62元），以旅游（2000年成都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支出189.41元）、教育（2000年成都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支出440.23元）、文化娱乐（2000年成都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支出176.85元）为代表的精神文化消费等四方面消费已基本接近国际消费水平。居民消费向信息、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险、住房等新型服务偏移，对传统工业品消费所产生的分流，使之相对显得需求不足。
3.群体间收入扩大，导致居民购买力和实际消费水平的分化和多样。较高收入的富裕家庭，高档品、奢侈品已成为经常性消费内容；对消费产生了有力的示范和引导作用；中低收入消费者，经济实用的基本生活用品仍是消费主流；更低收入阶层消费需求尚在逐渐成长。数万元、十万元级的高级工业品消费需求在全社会范围内仍在积蓄。
4.消费理性程度增加。如对耐用消费品的选择更为慎重，既包括对内在品质（质量、性能）追求，也包括对商品的外在品质（造型、色彩）的关注，对商品的适用性、可靠性、服务要求明显比以往强烈。同时，经济实用、价廉物美的产品仍有相当市场基础。
5.消费方式和制度的市场化，催发了成本内生化的消费。80年代后期沿袭数十年的消费品限额供应制的取消和90年代住房、教育及医疗消费等福利制分配的市场化步伐加快，使居民消费方式形成了建立在市场机制上体现自主权利的选择行为，抑制了供求之间的不对应和扭曲，进而对企业经济产生了良好的引导作用。
消费将成为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关键性因素
随着市场格局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过剩经济逐渐成为常态经济。90年代支撑经济增长的两个主要力量：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发生的力度减弱，经济增长将转变为由最终消费需求带动。据计算，2001年上半年成都经济增长中，投资、消费、出口三大需求的贡献率分别为43.0%、48.0%、9.0%，与2000年相比，投资比重下降，消费比重上升，出口微升。长期来看，最终消费需求的总量和结构对整个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变化，起着始发性、基础性的作用，决定着经济运行方向和增长速度。
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动与总量的持续增长，以及其实现程度，可以依托巨大人口基数的市场容量和利用市场规模效益，发挥“大陆架内向型”经济的优势，为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刺激工业增加有效供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民经济体系的有效运转，并且有利于建立合理的供求格局和更加稳定的经济结构，提高抵御国际国内经济风险的能力。
从消费角度看，支持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力量，仍然是工业以及与人们生活相关的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九五”期间，成都工业部门增加值增幅71.8%，拉动GDP增长30.6%，对GDP贡献率高达45.6%。同国际消费水平比较，我国消费水平仍很低，工业消费品仍是我国居民最基本的消费需求内容，消费需求的基本构成决定了传统产业仍有发展空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用现代科技改造和武装传统产业，促进企业技术升级，而不是用知识经济、信息技术代替传统产业。
随着消费需求的持续升级，对产业升级的压力日益增加。在供给过剩的条件下，某种程度的消费需求不足，有其积极的一面，它可能给供给产生一种强制性的结构调整力量，如何加快工业现代化进程，尤其是提高制造业的竞争力应放在突出位置。
尽管改善工业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增加有效供给，是解决消费品市场供求失衡的关键，但收入水平变化导致的需求体系细分化，将在促进产业全面升级的同时，校正产业结构，扩展产业内链环系列，增加供给的多元性。
消费需求变动内含的技术进步需求，将诱使企业必须充分利用现有工业基础，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名特新优产品为主攻目标，以差别化和不可替代性产品发展为策略，进行组织、管理、技术的全方位创新，强化技术开发，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加速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以高新技术和现代产业组织体系改造传统产业。
从长远战略看，我们尚处在传统工业化进程尚未完成，现代化进程刚刚开始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未来5-10年内，工业消化过剩生产能力，淘汰落后生产能力还有一段调整时期，加大结构调整力量，加快新产品开发，缩短传统主导消费品向新型消费品过渡期，应该是当前工业发展的基本任务。
成都工业发展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建设，成都已逐步从典型的消费城市发展成为区域制造中心，成都工业已形成以食品、医药、机械、电子为主，有37个行业大类，183个行业细类的综合性工业体系。到2000年末，独立核算工业企业5365户，资产1251.47亿元，完成工业总产值1408.26亿元。“九五”期间工业增加值平均每年增长11.4%，分别高于同期全国、全省平均增幅1.2个百分点和0.9个百分点。实现产品销售收入796.79亿元，创造利税75.1亿元，分别比1995年增长65.3%和1.1倍。“九五”期间，成都市GDP增长67.2%，新增的596亿元GDP中，工业部门新增值221亿元，占GDP比重高达37.0%。据灰色相关系统分析计算，成都工业与GDP的关联度动态变化，基本呈平稳上升趋势，“七五”时期成都工业对GDP的关联度为0.646。“八五”时期为0.779，“九五”时期达到0.855，但与第三产业关联度的0.924仍有差距。
80年代，成都工业基本届于温和的重型结构，多数年份未超过55.0%。90年代，体改步伐的加快和市场经济制度的逐步确立，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政府对企业干预减弱，结构调整主要是依靠企业自身在市场环境中进行，政府宏观调控主要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资，相对来说，企业自身调整对工业结构的轻型化发展带动作用超过了政府投资的连动效应。“九五”期间成都轻工业年均增长12.4%，重工业年均增长10.2%。据有关部门预测，成都市工业结构在未来5-10年内仍表现为一种温和的轻型结构，轻工业比重不会超过60%。
90年代，成都工业在走过计划经济、长官意志、区域贸易保护和产品要素限制等非正常因素干扰形成的产出结构道路后，已处于市场配置资源比例显著加大的背景之下，在日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里，食品、机械、药品、电子、化工、冶金等行业显示出较为明显的比较优势。
成都市主要工业行业发展比较
（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1990 2000年
总额 比重
排总额
比重 排
（亿元） （%）
序
（亿元）（%）序
总产值210.53 100.00632.62
100.00
食品加工、制造业 10.61
7.89 450.768.02 5
饮料制造业4.242.01 11
32.115.07 9
烟草加工业3.351.59 12
24.963.94 10
纺织业13.55
6.43 612.321.94 12
造纸及纸品制造业 4.951.07 13
8.64 1.36 13
印刷业4.372.07 10
13.932.20 11
化学原料及制品业 14.92
7.08 544.156.97 8
医学制造业6.353.01 953.368.43 4
金属冶炼、
压延加工业38.27
18.17164.9610.263
机械制造业17.51
8.32 249.017.74 6
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16.82
7.98 368.1310.761
电子及通信
设备制造业11.97
5.68 865.3710.332
电气机械及
器材制造业13.22
6.27 745.417.18 7
依据“H-O”要求禀赋理论和区位商概念，可以判断区域成长性优势行业。当一个行业的区位商大于1时，意味着该行业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所占有的市场份额大于本区域市场在全国市场所占份额。
90年代成都市，区位商值上升的工业行业包括医药、饮料、食品、印刷、烟草、化工、建材、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其中，医药工业区位商值上升幅度最大，由90年代初期的1.8上升到90年代后期的3.7，即意味着成都市医药工业在全国市场的份额外销与内销之比由0.8∶1提高到2.7∶1。计划经济时期最具专业化职能的钢铁工业和电子工业是区位商值跌幅最大的行业，分别列在30个行业区位商值跌幅的第2、3位，外销与内销比率分别由1.6∶1和0.93∶1下降到勉强满足内部需求和不能满足内部需求的地步。
以单位工业增加值原材料能耗反映物质消耗，食品工业、医药工业的单位物耗最低，纺织工业、黑色冶金工业单位能耗最高。以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反映经济效益，食品工业和医药工业仍居前列。以销售收入弹性系数反映市场潜力，食品加工工业为3.61，市场空间较大，其次是化学工业、机械工业以及医药工业。黑色冶金工业和纺织工业需求弹性均小于1，前景不太乐观。
2000年，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发生的积极变化和工业企业的深化改革力度加大，使成都工业经济效益出现回升。规模以上企业实现利润23.47亿元，比1999年增长4.5倍，亏损额减亏14.33亿元，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103.1%。但从最近7年来看，成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指标总趋势是下降的，这与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差和管理水平落后不无关系。成都市工业企业初加工，附加值低的产品居多，精加工、高附加值的产品较少，如机械行业中一般机械比重超出精密数控机械；化工行业中化肥比重大于精细化工；冶金行业中建筑用钢大于高级型材和特异型材；纺织行业中单纱、布料比重大于服装；皮革工业中制革比重大于皮鞋、皮具制品。产品自身的低技术含量造成了销售不畅和产销水平停滞，抑制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
产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的关键是技术进步。当今世界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步伐加快，产品生命周期缩短，更新淘汰频繁，没有新兴技术的支撑，企业生产步履维艰。成都工业企业普遍存在设备陈旧、技术落后、产品老化等现象，这是多年来工业企业科技研究与发展投入严重不足，技术引进与消化吸引比例不合理所产生的后遗症。从R&D占GDP的投入份额来看，发达国家一般维持在2.0%以上，并呈上升趋势；发展中国家一般在0.8-1.0左右，而1999年成都市为工业R&D经费投入占GDP的比例仅为0.20%，2000年也基本保持此比例，无大变化。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比例为1∶0.14，而沿海城市比例大约在1∶0.24-1∶0.3左右，工业发达国家比例在1∶3，相比之下，成都市差距较大。R&D的投入不足从侧面反映成都工业企业整体科技开发创新能力低，科研成果转化水平不高，从而大大制约了成都工业结构的升级优化和工业产品的更新换代。
消费导向与工业发展的政策取向
与全国一样，成都的工业发展也经历了80年代的急速扩张和90年代的增速回落。这既是宏观经济政策适度紧缩的结果，也是市场需求约束的必然。随着WTO的临近和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现代化，工业增长速度必将从数量扩张转变到质量提高为基本前提。毕竟90年代后半期以来，居民消费需求已开始从变动平缓的积极准备期向消费结构的剧烈变动期过渡。低水平的生产能力过剩困扰着工业的发展，单纯的低层次价格竞争和资源竞争，终难使工业企业获得合理赢利，不仅给新的发展阶段经济高效增长带来成本过快上升的压力，而且已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
导致现阶段“生产过剩”的现象，其深层次原因是结构性问题，即生产供给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正是由于工业的有效供给能力不足，导致了市场需求实现程度的降低。尤其在成都，现有生产结构提供的产品市场不需要，市场急需的产品又无法提供，造成外地产品和进口品的大量涌入，掠夺了地产工业品的市场份额，冲击工业企业的健康发展。所以，解决供求失衡，改善有效供给应该是未来工业发展的政策基点。
适应消费需求的结构变动，加快工业内部结构调整不仅包括产品结构的调整，而且包括技术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组织结构的调整。调整产品结构确实需要压缩高能耗、高原材料消耗、低附加值的产品生产能力，同时，对萎缩劣势行业进行强制性的“外科手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重点扶持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行业，突出发展较强市场效应的产品，并通过政策引导，把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到所需生产领域和技术水平上，形成新的适合市场需求的生产能力。
过去，工业过多地受到地区保护和行业垄断，致使不少部门缺乏创新动机和能力。工业领域的技术电子信息化，生产柔性化、组织网络化已成为基本趋势，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制定出保护市场有序竞争的政策，促进工业企业的全面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利用先进技术改造和提高传统产业，尤其特别注意对加工制造业的更新改造和升级换代，提高产业的技术水平和素质。鼓励企业的技术开发和创新，提倡产、学、研结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从更高层次上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市场竞争力。
工业是引进外资最早，也是利用外资最多的领域。在同外资的不断合作中，需要充分考虑国际工业发展动态和国内市场竞争状况，适时调整产品政策和产业目标，紧跟世界技术的发展潮流，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充分利用的资源要素禀赋优势，使成都在21世纪从区域制造中心逐步发展成为技术创新中心。
解决工业产品有效供给，需要通过加快工业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体制改革，通过技术的引进和开发，通过产业组织的并购来逐步实现。为提高企业的结构调整能力，必须重视工业生产的结构和生产体系的调整，全面改造现有工业生产体系，努力培育产业内部有竞争力的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促进生产要素向优势企业集中，重建产业组织体系，协调产业集中与专业化分工关系，尽快促使劣势企业从产业中退出，提高市场竞争的强度和有序性，提高工业企业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的生存能力和抗震能力。
伴随消费结构的转型，粗放式工业增长方式已走到尽头，工业增长降低对能源和原材料的消耗，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增加对知识资源的依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已成为必要的选择。首先，应把工业经济增长从依靠自然资源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从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转移到依靠人力资本投入上来，通过科技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的加工精度和深度。同时，从战略高度上加快对有发明创造精神、开拓创新能力的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开发，从而提高综合要素对生产的贡献率。
确定和发展支柱性产业是实施成都市经济升位和跨越的首要。面临加入WTO和西部大开发的极好机遇，成都只有采取切实措施，加速经济增长方式由速度型、外延型、粗放型向效益型、内涵型、集约型方向发展的进程。通过对有效高市场需求率和较大市场容量以及较宽市场发展空间；有比较优势；有较高技术含量；有较大市场感应力和影响力，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通过对人民生活质量提高以及在附加值、税收、利润、就业、环保等对社会有较大贡献的支柱产业的发展和更新，促进成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更新，促进成都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才能承担起新世纪成都经济上台阶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