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论的百年研究与世纪前瞻（之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论论文,之二论文,古代论文,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二、反思与前瞻
反思
回顾百年，其间有近五十年的腥风血雨，“文革”十年的凄风苦雨
，这些风风雨雨自然侵袭着古代文论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十
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古代文论研究队伍之壮大，研究范围之广，研究方法之新，研究成果之多，都是前所未有的。反思古代文论研究的百年沧桑史，有两点是特别值得深思的。首先，政局的稳定、经济的繁荣、社会的太平，是古代文论研究繁荣的根本原因。新中国成立前，在那国家与民族要独立，人民要解放，政体要更新的年代，古代文论研究的人员仅限于知名大学的知名学者，研究范围仅限制于文论、诗论、词论，以至于朱自清将罗根泽的三册《中国文学批评史》和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称之为“诗文评的发展”。即令是他们的研究，也往往因战火而中断，如朱东润的“大纲”，始于1931年，出版于1943年，便是一例。新中国成立后至1966年以前，古代文论研究的基础工作呈现出前半个世纪未有的好势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两次再版，《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清诗话》的出版便是明显的征兆。1966年至1976年，在那个帽子满天飞、棍棒遍地打、辫子随时揪的动乱年代，古代文论的正常研究是根本无法进行的，许多学者痛定思痛，对此记忆犹新。
我写此稿，正值“四人帮”猖狂横行之时，自知这种著作不合时宜，
本不敢作出版之想。于是整理此稿，也就改用文言体，并亲自缮写，索性弄得古色古香一些，准备将来把它装帧成册，送给图书馆，作手稿本贮藏而已。郭绍虞：《宋诗话考·序二》
这是一部旧稿，开始写于1961年……至1966年初，初稿基本完成。
当时还来不及整理出版，十年动乱开始。在“四人帮”横行猖獗之际，
原稿被抄走，经过了十多年的漫长岁月，才重新回到手中。
王元化：《〈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后记》
徐中玉于30年代所写的30万字的《宋诗话研究》的原稿，在“文革
”中被当作“四旧”扫了。夏写时的《中国戏剧批评的产生和发展》，其主要部分完稿于60年代，而出版于80年代，个中缘由仍然在于“极左”的严重干扰和破坏。此类例子，不胜枚举。这个时期的古代文论研究呈现出了一种畸形发展状态。一是实用主义。不是把古代文论的研究当作一种学科建设的活动，而是强调古代文论研究服务于阶级斗争的现实，隶属于“四人帮”的政治。例如为批“投降派”，在评《水浒》、骂宋江的同时，把金圣叹批得一文不值，根本不承认他的小说批评理论，便是最有代表性的实用主义的猖獗。二是搞二元对立。将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看作是阶级斗争史的反映，把古代文论的相关范畴纳入到二元对立的系统之中，要么进步，要么反动；要么捧上天，要么打入地狱。如评法批儒时在《文心雕龙》的研究方面发表了一些这样的文章：《略论〈文心雕龙〉的尊儒反法倾向》（《湘江文艺》1974年第5期）、 《一部维护大地主阶级专政的文艺理论——〈文心雕龙〉辨批之一》（《理论战线》1975年第1期）、 《一套维护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创作论——〈文心雕龙〉辨批之二》（《理论战线》1976年1、2期合刊）、《一部为反动阶级专政服务的“文理”——评刘勰的〈文心雕龙〉》（《郑州大学学报》1975年第2期）、 《一套维护大地主阶级专政的文艺理论——〈文心雕龙〉辨批》（《吉林文艺》1975年第8期）， “四人帮”的帮刊《学习批判》上也发表了《略论〈文心雕龙〉》的檄文。至于孔子的文艺思想更在置之死地而后快之列。
粉碎“四人帮”后，1979—1980年，郭绍虞、王文生等适应教学与
科研的需要，在1960年版的《中国历代文论选》的基础上，修改、增补
、编写成了四卷本的《中国历代文论选》。博采、求详是该书的一大特
色，采取了两汉以前选材从宽，魏晋以后选材从严；诗论与文论精选，小说、戏曲、民歌为博采。在正文之后，附录一组文论与之印证。其总原则是“力图使文论的编选有利于总结文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规律，有利于为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有利于具有民族形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的建立”。这就为古代文论的研究提供了较为丰富而又最为基本的理论史料，也预示着古代文论研究新局面的到来。1979年3月，“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在昆明成立， 决定出版《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这是古代文论研究史上的一件盛事。
其次，古代文论的研究与思想解放的程度关系至为密切。思想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的反映，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中有着巨大的作用。作为文化建设的组成部分的古代文论研究，依赖于思想的解放更是不言而喻。近代文艺理论的集大成者王国维，敏锐地看到“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对世界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无往而不用综括及分析之二法”（《论新学语之输入》）；“异日发明光大我国之学术者，必在兼通世界学术之人，而不在一孔之陋儒”（《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于是他从亚里士多德、叔本华、尼采、康德等人的西学中汲取新观点、新方法研究古代文论，能见到严羽的“兴趣说”、王士祯的“神韵说”的不足，提出了“词以境界为上”的诗学观，肯定了文学自身的价值。
1978年，《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发表，冲破了“四
人帮”设置的禁区，为研究古代文论中的形象思维带来了思想大解放。
紧随其后的《我国古代文论理论中的形象思维问题》、《文艺理论上的
“拨乱反正”——学习〈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的札记》等
文，则是这个古代文论研究热点的政治色彩及思想解放的点睛之笔。随
着思想解放的逐步深入，古代文论研究的禁区一个个被冲破，其中最为学术界瞩目的是关于《金瓶梅》小说批评理论的研究。当毛泽东关于“《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论断公之于众后（龚育之等著《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个“金学”的研究热潮迅速掀起。作为“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张竹坡小说批评理论也随之展开，同时也促使了对叶昼、李卓吾、袁无涯、冯梦龙、金圣叹、毛宗岗、脂砚斋等人小说批评理论研究的深入，使古代小说批评理论的研究顿时成了古代文论研究的一大景观。这充分说明，思想的大解放，有助于学者的自立与学术的自觉，有利于提倡学术民主与自由，有利于突破学术研究的“精英意识”，从而推动古代文论研究工作的向前发展。
前瞻
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将如何着手呢？1946年，朱自清在《
诗文评的发展》——评罗根泽《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
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以上《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二
、三分册，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开明书店出版）》一文中曾要求：“……以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中国还给中国，一时代还给一时代。这似乎是现代的我们一般的立场……”朱自清先生的这一倡导，对21世纪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仍具有学术生命力和学术指导意义。
（一）以“一时代还给一时代”
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人们在自己生
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
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以“一时代还给一时代”，即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原则。人类社会乃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化诸因素组合而成的综合体。作为文化史之一的中国古代文论自然是母系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系统中的一个分支。它虽然远离经济基础，但最终是受经济基础制约的；它既然同属上层建筑的范畴，就与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的关系密切。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支配漫长的封建社会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结构，无疑会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潜在的影响，例如风格论则偏重于阴柔之美。北宋以来，商业与手工业空前发展，城市经济也空前繁荣，这也会对古代文论发生影响，如明清小说、戏剧批评的成熟便是突出一例。中国封建社会又特别看重血缘关系，讲宗法，所以无论是诗论、文论、词论，还是小说论、戏曲论，都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这即是我们常说的宏观研究。中国封建社会中各朝各代的经济发展与政治状况、社会安定的不同，也影响到了同一时期的文论。仅就“复古”而言，陈子昂的“复古”不同于韩愈、柳宗元的“复古”；韩柳的“复古”不同于明代“前七子”的“复古”；“前七子”的“复古”又有别于“后七子”的“复古”。诸如此类现象，即是我们所认为的中观研究。
雪莱在《〈伊斯兰的起义〉序言》中说：“……在任何时代，同时
代的作家总难免有一种近似之处……他们都少不了要受到当时时代条件
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每个人之所以周身浸透着这种影响，
毕竟是他自己造成的。”在我们坚持历史唯物观研究古代文论，以“一
时代还给一个时代”方面，我们尚需要以一个文论家还给一个文论家，
即从文论家所处的时代、自身的生活经历、文学生涯来考察他的文论。
如同为晚明的著名文论家，袁宏道是以散文论而著名，冯梦龙则是以通俗小说论而著名；同属“桐城派”，方苞倡“义法”，刘大櫆强调神气音节，姚鼐讲究义理、考证、文章相济。又如清初三大诗论家，王世祯主“神韵”，沈德潜则主“格调”，袁枚则主“性灵”。总之，坚持唯物史观，既要考察到“当时时代条件的总和所造成的某种共同影响”，又要考查文论家的不同生活经历，才能在古代文论的研究中以“一个时代还给一个时代”。在这一个方面切忌对古代文学批评现象作庸俗的政治学评判，滥用“人民性”、“进步性”两个尺度。
（二）“以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
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论、词论、散文论、戏剧论、小说论，无一不是一个有着自己的体系、有着独特理论价值的思想体系。因此，宏观研究、中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结合，是非常必要的。没有微观研究作为基础，其宏观研究、中观研究乃是主观武断、空泛无力的；而没有宏观研究与中观研究作为指导，其微观研究工将是零乱琐碎、无迹可寻的。微观研究，即用唯物辩证法去“以古释古”，要仔细辨别每个名词、术语、范畴所蕴藏的真实含义。古文论中的名词、术语、范畴，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条目，如“道”、“心”、“文”、“质”、“风”、“气”、“神”、“术”、“情”、“理”、“真”、“实”、“虚”、“韵”、“味”等等。这些名词与术语的诠释、范畴的界定，对古代文论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由于中国古代文论偏于感悟性、描述性，对概念的使用带有随意性，而缺乏严谨性，因此我们必须借重翔实的文论资料来“以古释古”，使每一个名词、术语的诠解符合每个文论使用时的原义，切忌“话语”失真。如刘勰“原道”中的“道”，与陈子昂的“文章道弊”中的“道”以及韩愈的“斯吾所谓有道也”中的“道”，是迥然有别的。又如“诗缘情”中的“情”，与古代言情戏剧派所极力强调的戏剧之“情”，也是不尽相同的。即使是同一文论家，他对同一名词、术语的理解也存在因篇而异的现象。刘勰在《神思》篇中一次提到“志气统其关键”，一次提到“气倍辞前”，一次提到“气竭于思虑”；在《体性》篇中又说“气有刚柔”；在《物色》篇中又说：“写气图貌”。这三篇中的“气”的含义是有所不同的。另外，用现代语言阐述古代文论也是非常必要的。胡适在《元稹白居易的文学主张》（《新月》第①卷第2期，1928年4月）一文中说：“白居易与元稹都是有意作文学革新运动的人。他们的根本主张，翻成现代的术语，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能‘泄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这段用白话文总括元稹白居易的革新文学的理论，既保持了元、白文论的“原声”，又具有现代文的流畅通俗，可垂范后世学者。此其一。其二是要借助古代的哲学、宗教的理论资料来理解古代文论名词、术语的含义。在中国文论史上，曾经有过文学与哲学不分家的时期，更多的则是儒释道合一的时期。如魏晋时期，老庄思想演变成玄学，加之佛学的引入，对这个时期文论家所提的“道”、“形”、“神”、“言”、“意”等术语匀有一定的渗透。佛学对晚唐五代诗格中“门”、“势”、“作用”有影响，“意象批评”法与禅宗思维方式有内在联系。又如杜甫尚儒，韩愈斥佛，皎然尚释而司空图尚道，李贽、汤显祖、冯梦龙等力反程朱理学而赞赏世俗哲学。甚至有的还直接借用宗教术语作为文论的术语，如严羽“借禅以为喻”，提倡“顿悟”，强调“参诗”；金圣叹论小说的观察力与理解力时套用佛语“因缘生法”。其三是用乐论、画论等古代艺术史料来诠释古代文论。中国古代文论与其他艺术理论有着天然的联系，《尚书尧典》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这足以表明诗言志说与古代的乐论、舞论并行不悖。苏轼论王维的诗画是“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此评语既是诗论也是画论。顾恺之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的人物画论，谢赫所标接的人物画的“六法”，均被历代众多文论家所“移植”、所“嫁接”，并赋予新的内涵。还有：沈德潜说“少陵歌行如建央之宫，千门万户”；薛雪云“诗文与书画一理”；李渔借园林建筑喻戏剧结构。但无论借助何种资料来“以古释古”、“以今阐古”，最终要归结到文论本身，“以文学批评还给文学批评”。
（三）以“中国还给中国”
我们现在所讲的文学批评这个概念正如文学史的概念一样，是从西
方舶来的。较之西方国家而言，中国封建时期是漫长的，其社会的经济
结构、政治体制，以及法制、哲学、道德、文化，相对而言，是比较落
后的。王国维是近代第一个借西学的观念来探索中国文学、中国文论并
卓有成就的学者。20世纪初叶，他在《红楼梦评论》中，运用西学批《
红楼梦》评点中的“索隐派”时指出：“于是评《红楼梦》者，纷然索此书之主人公之为谁，此又甚不可解者也。夫美术所写者，非个人之性质，而人类全体之性质也。惟美术之特质，贵具体而不贵抽象，于是举人类全体之性质，置诸个人名字之下。”这个引用西学研究古代文论的先驱者，筚路蓝缕之功，由此可窥一斑。陈钟凡也曾借用西方文学批评的“指正”、“赞美”、“判断”、“比较”、“分类”、“鉴赏”等五种理论，将我国的批评派别细分为12类（如归纳的、推理的、判断的、审美的、印象的等等），大开了学者的理论视野。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与西方的接轨势在必行，也只有在中西文学批评理论的比较研究中，才能使中国的古代文论显示出它特有的理论价值。西方文论较之中国文论，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便是论争激烈针对性强，而且往往是先反后正，如亚里士多德之于柏拉图，锡德尼之于高森。显著的特点之二，便是哲学、自然科学理论对西方文论的直接影响，如笛卡尔的理性主义、培根的经验主义、牛顿的机械的宇宙秩序论对法国与英国新古典主义文学批评的影响，既有推理的几何精神，也有科学实验精神。更重要的是：中国文化模式可以说是源于孔子的实用教化观，西方文化模式则源于希腊、罗马、希伯来文化；与文论紧密相关的道德观，中国则具有持续性、稳定性，而西方则有断裂性、突变性；在文学的发展上，中国是“言志”与“缘情”的诗文占统治地位，而西方则是写实性的戏剧、小说雄霸文坛；在文论方面，西方系统而中国散漫。这些都决定了我们在借用西方文论总结中国古代文论时，首要的一条是必须坚持“洋为中用”的原则，即中西文论比较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掘、整理中国古代文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论体系，而不是去抹煞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其次是在认同中要力求辨异。文学批评研究的对象是作家与作品、作品与读者、作家与读者、时空与作家、时空与作品、时空与读者。由于批评对象作家、作品、读者、时空的不同，而形成的文学批评理论也必然不同。中西文论各有自己的名词、术语、范畴、研究方法，因为这些都是用之于文学的研究，决定它们有相通之处；又因为中国与西方的社会背景、文化背景、文学发展的状况、文论家的文学观及思维方式的不同，自然而然地是同中有异。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观讲载道，着眼点是道德，为文学争地位；中国诗学观也主张载道，着眼点是宣扬封建教化，强调的是“思无邪”，为文学规范理想化的内容。又例如论文学的美感，西方使用的是审美判断、审美愉悦等术语，强调的是以视觉为中心的感官主义美学，即鲍姆嘉通的优美艺术的感官学；中国使用的则是“滋味”、“妙悟”、“神韵”、“意境”名词术语，强调的是一种只能意会而难以言状的精神享受。再如对风格的论述，西方多用壮美与优美来区分，而中国则喜用阳刚、阴柔来划分，司空图还将这两大风格类型细分为二十四品，使其互相渗透，更觉精微。其间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因为中国文字较之西方文字有弹性、持久性；中国在文法上没有西方因单复数、时态、语态、性别的不同而发生字形变化，弹性极大。所以运用比较的方法，能把古代文论研究从传统的思维模式和个人心智形式中解放出来，在中西文论的广阔视野中寻觅到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及特色。再次是类同的研究。在中西文类的比较研究中，除了比较研究外，更值得一提的是类同研究，因为它较之“平行研究”、“影响研究”更具有现实意义。在诗学、散文学、戏剧学、小说学等方面，中西各有大家为代表，对他们的理论观点的阐发可以说是中西文论研究中的“骨干工程”。特别是因为中国古代文论家较西方文论家缺乏专门从事文学批评的职业意识和终以一生的文学批评活动，因而是随兴而发的多（如李渔将其戏剧理论专著名之为《闲情偶寄》）；且不择文体，有语体，有诗体，有笔记体，有评点体，有序跋体，有专著；在理论贡献上也有大有小。因此，我们可以选择诸如孔子的诗学观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观、司空图的风格论与康德的风格论、拍拉图的“美本身”与老子的美本身论、李白诗论中的自然观与歌德诗歌美学中的自然观等进行类同研究，让中西文论互补互融、互映互照。在类同研究中要谨防西方原则先行，不可将中国古代文论作为阐述西方文论的材料，牵强附会地抹煞掉了中国古代文论的民族特色。
历尽百年沧桑的古代文论研究，将在21世纪结出更具有中国特色的
收稿日期：1998—0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