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媛[1]2015年在《五台山藏传佛教文化研究》文中指出五台山,属太行山系北端,分布于山西省东北部的忻州市五台、繁峙县境内,以五台县东北约90公里的台怀镇为中心。五台山不仅以其气势磅礴、雄伟壮丽的高山风光被誉为“华北屋脊”、“清凉胜境”,而且以其源远流长的佛教传承和丰富多彩的文物遗存被冠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世界五大佛教圣地之一,是海内外信众“有缘必朝”的佛国圣地。五台山自东汉时即建有佛寺,至今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元代八思巴巡礼五台山,标志着藏传佛教正式传入五台山。1280年,五台山开始有藏传佛教寺院。自元以后数百年,五台山一直是广大藏传佛教信徒心中向往的圣地。自清朝以后,这里汉藏佛寺并存共荣,汉藏文化交相辉映,五台山也就成了我国内地唯一一处汉藏佛教并存、青黄庙共济的佛教圣地。这一历史进程中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是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与发展的缩影,在藏汉民族的文化交流、我国民族团结与国家统一中发挥着桥梁与纽带作用。与此同时,藏传佛教作为一种异质文化能够在五台山扎根并广泛传播,既是古代中原王朝对外开放的结果,也是叁晋文化在接收、吸纳晋外文化中相互渗透、同化、包容的结果。近年来,学界对五台山的藏传佛教文化研究日益升温,除从传统的历史演进角度外,经济、文化等研究也步入学者的视野,越来越多的学者运用人类学、社会学等跨学科研究范式渐渐成为该领域研究的主导。因此,本文以五台山藏传佛教寺院为例,通过大量实地调查及文献资料,运用民族学、宗教人类学等理论,试图对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历史做一次回顾,同时对其现存模式进行探究。全文共分为绪论、正文、结论叁部分。第一章为绪论部分,主要对五台山藏传佛教领域已有研究成果进行整理,第二章论述了五台山藏传佛教的传入及发展。本章主要由叁节构成,第一节概括叙述元、明、清时期藏传佛教的东向发展。第二节五台山佛教发展进行整体概述,并从叁个历史发展阶段理清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历程。第叁节,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发展繁盛的原因,主要从政治、宗教、文化叁方面阐述了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兴盛的原因。第叁章为五台山藏传佛教寺院现状。本章主要从五台山现存藏传佛教寺院现状、寺院经济、宗教活动等方面来加以阐述和分析当代五台山藏传佛教寺院的现状问题。第四章重点论述了五台山汉藏僧人的现状,包括僧人的日常生活、僧人的经济来源以及汉藏僧人的文化交流。第五章分析了五台山藏传佛教文化对周边社区的影响和对藏传佛教文化传播的贡献。
赵改萍[2]2005年在《简论明代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文中提出明代,在统治者的积极支持下,藏传佛教各派僧人纷纷来五台山弘付沸法,他们在此居住修行、讲经说法,甚至建立了自己的道场,这些都促进了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五台山亦发展成为中国唯一一座汉藏佛教并存的佛教圣地,在民族团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赵改萍[3]2012年在《论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文中研究指明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与清朝前期相比有所衰落,虽没有形成高峰,但也一直未中断。这一时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不仅呈现了自身的特征,而且对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自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赵改萍[4]2004年在《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及影响》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五台山是内地现存的唯一一处汉、藏两系并存之佛教圣地，从元代藏传佛教正式传入五台山，历经七百多年的发展，绵延至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试图对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作一整体研究，主要从以下四方面进行论述：(一)、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形成及对吐蕃的影响。五台山文殊信仰形成于唐代，在唐与吐蕃频繁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中，对吐蕃本土及敦煌佛教产生了一定影响。(二)、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元代八思巴巡礼五台山标志着藏传佛教正式传入五台山，明代藏传佛教在五台山进一步传播，萨迦派、噶玛派、格鲁派都在五台山分别得以发展，僧人、寺院数量均有发展。(叁)、清代前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兴盛。清朝皇帝屡次巡礼五台山，康熙下令将原来十座汉传佛教寺院改为藏传佛教寺院，在这些寺院中出现大量的汉族僧人，蒙古族、藏族、土族、满族僧人纷纷来此朝拜，使得康乾时期藏传佛教在此达到鼎盛。(四)、清后期以来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衰落与复兴。嘉庆以后五台山藏传佛教开始衰落，到抗日战争时期五台山藏传佛教第一次衰落到低谷；土改时期，五台山藏传佛教第二次跌入低谷；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能海、法尊等人的努力下恢复了中断多年的藏传佛教密法，五台山藏传佛教开始复兴。但文革时，五台山藏传佛教又一次衰落到极点。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宗教政策的落实，五台山藏传佛教迅速发展。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是五台山文殊信仰发展的结果，体现了自古及今中华大地上各民族频繁的文化交流以及由此带来的各民族的相互了解和亲合。在这个过程中历代统治者对五台山藏传佛教适时的加以引导和利用，加强了五台山藏传佛教在稳定国家统治、促进民族团结以及各民族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作者对以上诸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或有诸多未尽之处，敬请各位专家予以批评指正。
冯晓宁[5]2015年在《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僧侣服饰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五台山历史悠久，居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被奉为文殊师利菩萨住持显圣的道场，也是我国内地唯一一处“汉藏并存，多宗竞秀”的佛教圣地。这种局面既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也是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共同发展的奇迹。佛教僧侣服饰随着佛教的传入，在与中国传统服饰文化相融合之前，经历了历朝历代长期的发展、演化与创新，最终以独特的风貌，发展成为中国服饰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了符合我国传统儒家服饰制度，适应我国本土的自然与民俗条件，以便于佛教顺利在中国传播与发展，佛教服饰在原来佛陀制定的衣法服制基础上，在与中国世俗服饰文化相融合的过程中做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发展与演变。同时，我国传统的世俗服饰文化又不可避免地受到佛教服饰文化的影响，二者在相互交融、互动与再构建的过程中相互完善与发展壮大。文章围绕五台山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僧侣服饰的比较这个研究主题与方向，共分为七个部分，除去绪论和总结，本文重点包括“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五台山汉传佛教僧侣服饰的构成”、“五台山藏传佛教僧侣服饰的构成”、“五台山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僧侣服饰的共性及差异比较”以及“承扬与待研究之处”五个章节。绪论部分主要阐明本课题的来源、目前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以及研究目的与意义，对本论文起到理论铺垫与指导的作用。第一章“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主要介绍佛教的系统分类以及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各自在五台山的历史发展脉络。第二章“五台山汉传佛教僧侣服饰的构成”和第叁章“五台山藏传佛教僧侣服饰的构成”，主要针对当今五台山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僧侣服饰进行具体分析，其中包括法服、常服、僧帽、僧鞋、僧袜和僧人随身携行器等方面进行具体阐述和探究，以及这些服饰作为佛教文化的载体所具有的重要表征作用。第四章“五台山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僧侣服饰的共性及差异比较”，主要由二者的共性和差异这两部分组成。其中，共性部分主要体现在以下四点：第一、“叁衣”的型制和缝制方法基本相同；第二、鲜明的本土特色；第叁、特定的文化载体与象征意义；第四，共同构成了中华服饰文明。差异部分主要体现在四点，僧服的型制（主要体现在常服上）不同、用色不同、质料以及随身携带物不同等。第五章“承扬与待研究之处”由两部分构成，继承与发扬以及本论文待研究和突破之处。结论部分是关于五台山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以及二者僧侣服饰的总体阐述，并且对二者僧侣服饰的共性和特性进行进一步的概括与总结。五台山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僧侣服饰在袭承印度僧服的戒律定制基础上，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又吸纳、融合了中华民族传统服饰的文化因素，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并彰显了多元的文化性质。本文就五台山地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僧侣服饰的型制、用色、质料及僧人日常随身携带物进行详细探讨，力图全面认识和把握五台山佛教僧侣服饰的特点和内涵。
赵改萍[6]2007年在《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文中提出藏传佛教作为中国佛教叁大系统之一，融合苯教、汉地佛教及印度佛教而形成，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同时，它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体系，自形成之时便积极向周边更广阔的地域扩展，不断寻求新的生存空间。唐宋时期，藏传佛教与内地保持着时断时续、互为松散的联系，为元代藏传佛教大规模弘传内地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实践基础。大元建立，蒙古统治者出于统治和信仰的需要大力支持藏传佛教的发展，藏传佛教倚势在内地迅速传播，影响遍及朝野。至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对明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尤其在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认同、巩固国家统一和促进民族文化交流等发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对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和发展的研究，不仅有利于今日中国民族团结的巩固和发展，而且有益于促进民族文化交流。近现代以来，对于藏传佛教内地的传播及发展问题，已有学者涉及，但较为零星。本文旨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着眼于藏传佛教传播时空的宏观和微观，以及藏传佛教传播的实践活动和教义思想的发展演变等方面，试图比较两个时期藏传佛教向内地传播的差异，以此清晰展现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历史概况，并揭示其发展规律。全文分为叁部分，即绪论、正文和结语。绪论部分概述本文的写作动机、选题意义，研究方法和相关问题的研究状况，并对论文题目所涉及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提出本文的构思与框架。正文部分开列四方面：第一章，概述元代以前藏传佛教在西藏的兴起和发展，并重点阐述其在内地的早期传播。佛教自松赞干布传入吐蕃，不断吸收与整合传统文化，最终发展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藏传佛教。十二世纪末，藏传佛教萨迦派叁祖扎巴坚赞之弟子觉本、噶举派法王都松钦巴等纷至西夏传法，标志着藏传佛教最早传入内地。本章注重西夏在藏传佛教向内地传播中发挥的中介作用，系作为元代藏传佛教向内地传播的宗教文化背景方面的深入阐述。第二章，论述元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首先，论述元朝借以藏传佛教实现对吐蕃的统一与管理。本节主要论述蒙藏民族的联结与藏传佛教及其僧人在元朝政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以此对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历史背景作一深刻阐述。其次，论述藏传佛教在蒙古上层中的传播。本节论述从阔端迎请萨迦班智达说法、治病，皈依佛教始，至忽必烈将藏传佛教抬升为国教这段时期内，藏传佛教在蒙古上层中的传播及原因，并着重阐述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之思想、方式等。再次，论述元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文中以北京、五台山和江南的藏传佛教为代表，分叁节论述藏传佛教萨迦派、噶举派及宁玛派诸派僧人在内地进行宣传教理、翻译经典、举办佛事、组建寺院的各种活动，并重点阐述藏传佛教教派及其密法、仪轨、艺术等在宫廷的传播。由此，作者廓清了元代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的诸多历史事实。第四，论述元代藏传佛教在内地传播之特点及影响。本节阐明其特点主要有：政治色彩较浓重；地域上呈现汉藏程度不同的特征；传播路线与唐蕃古道相一致；传播途径多样化；传播结果有限性等。影响方面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及民间习俗等。此节重在宏观阐述与理论高度概括，为本文创新之一。第叁章，论述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首先，论述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历史基础。具体概括为四方面：明廷以“多封众建”为核心的治藏政策，成功地实现对西藏的管理，为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提供前提条件；明朝诸帝对藏传佛教的尊崇，客观上促进了其在内地的发展；唐以来西藏文化呈现出强烈地东向性特征，是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内因；元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为其在明代进一步向内地发展奠定历史基础。此部分内容深刻阐述了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历史背景和原因。其次，论述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分南京、北京及五台山叁节论述。重在从微观上详细阐述藏传佛教萨迦派、噶举派及格鲁派僧人在内地的实践活动及其思想的传播等。由此，作者考察并廓清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诸多历史事实。同时从宏观上加以分析明朝诸帝尊崇藏传佛教之原因，对学界的论述加以补充。宏观与微观结合，体现本文全面而系统的写作模式。再次，论述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特点及影响。本节将其特点归纳为：藏传佛教在明朝的发展呈现自上而下的特点：藏传佛教发展规模开始正规化，表现在寺院规模及经典的翻译与刊刻等方面：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遵循西藏佛教发展的轨迹；明代藏传佛教日趋融入汉族文化中；大批藏传佛教高僧往来于西藏和内地之间，既维持了祖国的团结与稳定，也促进了汉藏文化的交流。对其影响则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综合论述。此部分内容系基于历史事实上的深入阐述，为文章创新之一。第四章，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发展的比较研究。本章将宏观与微观结合，视元明两朝为整体进行对比研究。元明两朝表现出较多的一致性，如对藏传佛教的利用与尊崇、宫廷藏传佛教的兴起与发展、藏传佛教一直占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及藏传佛教的传入与内地文化开展了丰富的交流等。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两朝传播之历史文化背景迥然相异；从民族成分及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化来看元明两朝主体文化不同，故影响程度不同；元明两朝相比，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已开始走向世俗化和民间化；元明两朝对藏传佛教僧人的管理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元明两朝相比，明代藏传佛教在内地更大程度地被汉文化吸收与整合。本章重在说明藏传佛教的传播受民族文化影响而在两个民族中显现的不同特征，突出了文章的创新之处。结语，作者在充分论述元明两朝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情况基础上，得出几点重要结论。第一，藏传佛教在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历代统治者制定西藏地区边疆政策的根基和依据。第二，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因受民族文化差异的影响，呈现与蒙藏地区藏传佛教迥异的特征。第叁，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和发展，促进了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多元一体化格局的形成和中华文明的发展。《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一文在借鉴国内外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发掘文献资料并注重汉藏文献对照研究，同时通过实地考察发掘实物资料，采取由点到面、由分析到归纳、权衡比较等方法，对元明近四百年间藏传佛教东传内地的背景、历史发展及其特征和影响等方面，作了全面而系统地阐述。本文的突破点和创新之处：(1)打破以往学者多注重政教关系的研究视角，重视藏传佛教教派的弘传、经典的传译、僧人的活动及寺院的建立等方面的研究。(2)在基于历史考察和研究的基础上对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特征及影响予以深入阐述。(3)对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进行对比研究，从长时段(元明两代整体时间段)和短时段(元代和明代两个时间段)分析藏传佛教传播所表现出的异同。(4)将藏传佛教在内地的传播视为宗教文化的传播的同时，也视为少数民族相对弱势文化和汉民族相对强势文化的交流，彰显出汉文化海纳百川、和而不同的包容性，以及藏传佛教文化对汉文化的强烈认同。
赵改萍, 侯会明[7]2006年在《略论清代前期的五台山藏传佛教》文中提出清代前期,因五台山独特的地理优势,博大而悠久的佛教文化和清朝统治者的极力推崇,五台山藏传佛教渐至鼎盛。清初诸帝多次巡幸五台山;蒙藏高僧频繁朝拜;藏传佛教寺院数量、僧人人数迅猛增加;寺院管理制度日趋完善,为清初巩固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周文洁[8]2016年在《明清时期五台山藏传佛教与皇权政治》文中研究表明五台山是中国内地有名的佛教圣地和文殊道场,集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民间圣地与皇家道场于一身。藏传佛教自从宋末元初传入五台山后,历代王朝均利用蒙藏民族的宗教信仰,以五台山为中介,以加强对边疆地区统治。自此,五台山藏传佛教便与皇权政治结下不解之缘。笔者广泛吸收国内外学者研究成果,大量研读史籍及蒙藏文原始资料,在此甚础上,重点从政治史出发考察明清五台山藏传佛教与皇权政治的关系,发掘五台山藏传佛教在明清政治史中的地位。第一章主要追溯明以前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情况,为明清时期的发展奠定重要基础。第二章详细论述明代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列举不同时期明帝对五台山护持的具体活动,分析其原因背景,以"俺答封贡"为个例,具体探讨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与明末清初政治的关系。第叁章深入分析清代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情况,以清帝西巡五台山和其他的日常护持活动为例,同时清政府加强对五台山藏传佛教事务的管理,确立了番汉分治、藏蒙分治的僧官制度,清室对五台山的一系列扶植活动,使得五台山藏传佛教在清代达到全盛。明清以来,五台山藏传佛教经历了成长、全盛、衰退叁个阶段。五台山藏传佛教在明清统治者的强力支持下稳步发展,清中期以前达到全盛,清后期逐渐衰落。同时政府还逐步确立了完善的管理机构,支持保障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明清以来,五台山藏传佛教在与皇权的互动中共荣共生。它反映了王朝的变迁,在维系边疆和平、维护社会治安、巩固王朝统治、缓解民族矛盾等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近代以后,仍然起着纽带和润滑剂的作用。明清时期五台山藏传佛教与皇权政治的互动,虽然有历史局限性,但对我国新时期民族宗教工作仍有借鉴之处。
土登达娃[9]2013年在《论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及其意义》文中研究表明山西五台山、浙江九华山、四川峨眉山、安徽普陀山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其中以文殊菩萨道场着称的山西五台山,不仅具有历史悠久的佛教文化,而且也是内地现存唯一一处汉、藏两系佛教并存的圣地。自古以来五台山佛教就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以至于唐朝时期,五台山佛教已经成为汉地佛教文化的中心,这一时期也正是五台山佛教的黄金时代,尤其在萨迦政权时期随着藏传佛教传入内地的同时逐渐向五台山地域传播,不仅为汉、藏、蒙、满等民族进行文化、政治、经济交流提供了一个了平台,而且也为后来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兴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笔者以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的历史背景为支点,企图阐释五台山文殊信仰在藏民族心目中所占据的地位,同时也力图说明藏传佛教的传入为后来五台山佛教多元文化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本文主要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佛教传入五台山之前的历史背景。笔者认为藏传佛教之所以能够顺利传入五台山的一大主要原因是五台山佛教的兴起为藏传佛教的传入提供了一个同源文化的背景,此节从两个点对此进行了论述,1.以藏汉史料为依据论述了佛教传入五台山之前的文化背景,并进行了系统的汉藏史料文献比较,同时论证出了佛教传入五台山之前,该地域文化主要是由道教文化所构成。2.论证了佛教传入五台山的情形,并试图澄清了一些文献史料中对佛教传入五台山的年份与五台山佛教寺庙灵鹫寺建造信息等错误的记载。(二)吐蕃时期的五台山文殊信仰。本节主要以汉藏史料比较为主论述了五台山文殊信仰传入吐蕃的过程及其对吐蕃所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五台山文殊信仰之所以能够传入吐蕃并逐渐被藏民族所接纳并非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而是以循序渐进的形式呈现于历史书籍之中。故本节从叁个时期对这一进程进行了笼统的论述,松赞干布时期五台山只是以神话或传说的形式出现在一些藏文历史史料书籍中,神话与传说虽不能作为历史依据来论证五台山文殊信仰对藏民族所产生的影响,但从后人为崇敬松赞干布而将其与五台山所联系起来的记载形式看,足以体现五台山文殊信仰在吐蕃的地位。赤松德赞时期,由于汉藏文化更多的不断交融与容纳,五台山信仰不再单单是毫无依据的神话与传说,而是逐渐以历史事实的形式出现在一些具有可靠依据的文献中,其中藏族着名的古籍拔协中巴桑喜等人前往五台山的记载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虽其仍是以神话为主,但五台山这一单词出现在藏族古籍中以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赤祖德赞时期,五台山信仰进一步得到了藏民族的认同,尤其是吐蕃遣使求五台山化现图与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五台山壁画更是意义深远。总之,吐蕃时期随着汉藏文化的不断交流与借鉴,五台山文殊信仰也逐步得到了藏民族的心理认同已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而笔者认为五台山文殊信仰早在吐蕃时期便已经被藏人所接受和认可,促使了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的步伐。(叁)藏传佛教正式传入五台山,即以八思巴为主的藏传佛教高僧巡礼五台山,其中笔者试图将帕当巴桑吉曾到过五台山这一说法,作为论点例证提了出来,根据藏文历史史料记载,藏传佛教希解派开创人帕当巴桑吉为传法,曾多次前往西藏各地,其中一次还经藏地赴汉地传法,如果这一记载属实,那么笔者认为帕当巴桑吉曾到过五台山这一事件,还是存在一定的可能性,虽据笔者所收集的相关资料还不足以完全论证此点,但至少也不能够-味的将其作为传说彻底否认。随之,依据资料收集与比较,笔者论证出了萨迦班钦曾到过五台山这一说法属实,然而,笔者在相继的研究中,却发现萨迦班钦所到过的五台山并非如今众所周知的山西五台山,而是当时有五台山之称位于西夏贺南山的一个寺庙群,笔者认为此点不仅厘清了以往一些书籍及研究中所记载关于萨迦班钦到过五台山的观点,而且为后人研究萨迦班钦前往汉地的活动研究提供了借鉴之便利。据可靠史料记载,八思巴是第一位前往五台山并传法于五台山的藏传佛教高僧,其在五台山驻锡五台山期间创作了多篇五台山赞颂诗歌,更为重要的是八思巴塑造大黑天神于五台山,成为了藏传佛教神祗在内地五台山传播的一个标志,从此开始形成汉藏佛教并行的局面。八思巴前往五台山的这一举动不仅仅为佛教多元文化在五台山的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尤其是打开了后来藏传佛教高僧巡礼五台山之先例,其弟子胆巴金刚上师与益西仁钦是继八思巴之后在五台山弘传藏传佛教的重要代表人物,不仅在其师父的基础上使五台山佛教渐渐发展起来,而且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四)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兴起,帕竹政权时期以叁大法王为首的藏传佛教高僧奉旨前往汉地,为弘扬藏传佛教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尤其是在汉地驻锡期间还前往五台山朝拜或住锡,为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本章主要围绕叁大法王前往五台山为中心,论述了帕竹政权时期,五台山藏传佛教的的发展与兴盛,虽大宝法王与大乘法王相继前往五台山朝拜,但因时间与条件所限并未能留下太多的足迹,然而,大慈法王则有所不同,其是格鲁派开创者宗喀巴大师的弟子大慈法王,他是第一位奉旨前往汉地的格鲁派高僧,他曾叁次前往汉地,文中笔者虽没能证实大慈法王第一次前往汉地时是否到过五台山,但在论述过程中笔者翻阅了很多文献,并对此作出了质疑,以便于为后人研究大慈法王与五台山提供了借鉴参考。据汉藏文献后大慈法王在前往汉地的后两趟期间确实到过五台山,期间不仅在五台山讲法,而且修建了藏传佛教寺庙,但是这两次前往五台山的时间年份却又很多的分歧与误差,故笔者在论述过程中参阅可靠文献,借鉴前人的研究,并在比较汉藏史料的基础上试图理清了这一误点。总之,作为格鲁派第一位正式奉旨前往汉地的高僧,其不仅为随后格鲁派在藏区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更是为格鲁派在汉地的兴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尤其是后来格鲁派成为五台山的主要教派流成作出了不菲的功绩。(五)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兴盛,此章,笔者首先笼统的介绍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即藏区噶丹颇章政权的建立与明朝灭亡清朝的逐渐建立,随之,论述了六世达赖与五台山的渊源,因很多藏文文献记载六世达赖仓央嘉措曾经到过五台山并于该地修行六年,以至于五台山观音洞被后人尊奉为仓央嘉措的修行地,藏传佛教信徒朝拜五台山时,前往该地更是顺理成章,而这一记载明显存在很多的疑点,鉴于此,笔者翻阅相关文献,澄清了仓央嘉措到过五台山这一说法,即其并非事实,只是藏人将仓央嘉措前往汉地、历代达赖皆为观世音的化身以及五台山早已享有观音洞之称的修行圣地结合起来所编造出来的神话传说而已,其不仅能够为藏人不愿接受六世达赖英年早逝的事实提供心理安慰,更是能够将其胜之神化。随之,笔者论述了札萨克大喇嘛和历代章嘉活佛对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所做的贡献。清朝之初,格鲁派便已经得到了历代王室的宠信,顺治皇帝执政期间,便已经将五台山掌管权赐予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由其管理五台山汉番事务,从此五台山札萨克喇嘛制度便沿袭下来。随之,笔者论述了历代章嘉活佛对五台山藏传佛教所作出的贡献,其中尤其是二、叁世章嘉活佛更是功不可没,不仅常年驻锡于五台山,而且管理着五台山六大寺庙与五台山札萨克喇嘛一并管理着五台山,使五台山佛教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随着国内形势的变革,五台山佛教也随着走向衰落,于清末年间,五台山上藏传佛教僧人寥寥无几。总之,藏传佛教传入五台山,并不是一种巧合或偶然,在五台山佛教形成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藏传佛教始终占有不容小视的地位,五台山不仅为藏民族提供了一个净化心灵的圣地,而且为不同民族间的融合与交流打造了一个多元文化的平台。
张燕[10]2013年在《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略述》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兴起与及其在五台山的缓慢发展呈现出鲜明的对比。而五台山藏传佛教的发展虽然缓慢,却不曾中断,一直延续至今。本文旨在粗略勾勒当时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发展情况,并分析其社会根源,以期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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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D]. 赵改萍. 四川大学. 2007
[7]. 略论清代前期的五台山藏传佛教[J]. 赵改萍, 侯会明. 宗教学研究. 2006
[8]. 明清时期五台山藏传佛教与皇权政治[D]. 周文洁. 山西大学. 2016
[9]. 论藏传佛教在五台山的传播及其意义[D]. 土登达娃. 中央民族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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