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部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初期前往中国战场的特派作家
1937年的“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骤，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在大举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日本政府强化了国内的军国主义体制，要求举国一致进行侵略中国的战争。 事变爆发几天后的7月11日，日本发表出兵华北的声明的当天，近卫首相召集各新闻通讯社的代表“恳谈”，要求他们“协力”战争；13日又召集日本几家著名的杂志社——《中央公论》、《改造》、《日本评论》、《文艺春秋》——的代表，向他们提出了同样的要求。8月24日， 日本政府发布《国民精神总动员实施纲要》，9月25 日负责战争宣传的“陆军情报委员会”升格为“内阁情报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的报刊、广播等舆论工具也开足马力，向国民展开了规模巨大的侵华战争的宣传。许多综合性和文艺杂志，开始采用战时编辑，开辟专门刊登战争报道和战场特写的栏目。起初，报纸一般并不刊登文学性的报道。文学性的报道，或者说是类似“报告文学”的东西主要是由杂志来发表的。但是到了后来，连报纸也刊登所谓“战争小说”、报告文学、战争诗歌、作家的战场通讯之类，在读者中大有市场，报刊杂志对此类稿件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就使得报社和杂志社除了他们的“社员”之外，又把一些文学家派往中国战场。8月3日，当时有影响的报纸《东京日日新闻》刊登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本社为事变报道添异彩／大众文学巨匠吉川英治氏特派／昨日乘飞机到达天津”；8月5日，吉川英治的《在天津》很快写出，并在该报头条刊出。接着，该报又派出了小说家木村毅到了上海。木村21日到达上海，24日便开始发表有关上海的战事通讯。
到了8月底，杂志社开始向中国战场派出作家， 如《主妇之友》杂志派出女作家吉屋信子， 她作为“《主妇之友》皇军慰问特派员”于8月25日飞往天津，9月3日回到东京，旋即又从长崎飞往上海。吉屋信子在《主妇之友》10月号上发表《战祸的北支现地行》；又在11月号上发表《战火的上海决死行》。同时，《中央公论》杂志把林房雄和尾崎士郎分别派往中国北方和上海。林房雄8月29日进入上海，尾崎士郎8月31日出发前往华北。九月初，《日本评论》杂志派出了作家榊山润。他们在中国战区采访了三周左右，然后回国。10月，《中央公论》开辟“现地报告文学”专栏，发表了尾崎士郎的《悲风千里》和林房雄的《上海战线》；《日本评论》杂志则发表了榊山润的《前往炮火中的上海》。这些作品是“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最早的一批有关侵华战争的报告文学。接着，11月初，《文艺春秋》社又派作家岸田国士去华北，《改造》杂志社派三好达治去上海。不久，岸田国士在《文艺春秋》上发表《北支日本色》，三好达治在《改造》上发表《上海杂感》。几乎同时，《中央公论》社派出了小说家石川达三，《改造》社派出了作家立野信之。此外，杉山平助、大宅壮一、高田保、林芙美子、金子光晴等作家、评论家纷纷进入中国采访。1938年2月和3月，诗人草野心平、评论家小林秀雄又被派往中国大陆。其中，小林受《文艺春秋》社的委派，特地来到杭州，给正在侵华部队中当兵、此前默默无闻的青年作家火野苇平现场颁发“芥川龙之介文学奖”，以示对战场作家的特殊鼓励。小林在中国的杭州、南京、苏州逗留一个月，回国后在《文艺春秋》上发表《杭州》、《苏州》等作品。他回国前后，又有浅原六郎、丰田三郎、芹泽光治良、保田与重郎、佐藤春夫等作家作为各杂志社及文化文学团体的特派作家，陆续来到中国。
总之，在“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一年时间里，就有这么多的文学家来到硝烟弥漫的中国大陆“从军”，他们写的“从军记”和“现地报告”之类的文字一时充斥杂志报端，为日本国民的战争狂热推波助澜。这时，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还没有直接插手组织所谓“笔部队”。这些初期的“从军作家”，都是由非官方的民间机构派出的，当时还没有被宣传媒体称为“笔部队”，但其性质和后来的“笔部队”并无不同。可以说他们是初期的“笔部队”。这些作家都是带着协力战争、进行侵华宣传的目的来到中国战场的，是自觉地为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服务的。对战争性质的颠倒，对战争狂热的煽动，对中国抗日军民的丑化和诬蔑，对中国现状的歪曲描写，是这些作家的大部分作品的共同点。但同时也或多或少地描写了战场上的一些真实情况。兹举榊山润的《上海战线》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我看见了各种各样的死尸。
在第一邮船码头，有死马一样漂浮的黑色的尸体，看起来就象便衣队。据说，黄浦江的赤土色的水，有三层水在流动：表面上的水在涨潮时向上游流动，它下面的却反着向扬子江流动，最底下的水则和表面的不一样向上游流动。
此话是“上海丸”上的船员们说的，也许不假。因为这个缘故，浮尸才不容易冲到扬子江。黄浦江鳗鱼多。支那人似乎不吃鳗鱼，那些鳗鱼正在吃着浮尸。（中略）不，不只是鳗鱼。到了秋天，黄浦江中的蟹是一大名产，留在这里的〔日本〕民诸君对我说，这里秋天的蟹十分肥美。其中好象真有人品尝过这种美味。
有点儿冷。
在前线看到的支那兵的尸体，就是这个样子。半裸着，仰面超天，火辣辣的太阳晒着，连肚子都成了古铜色。人都死了，还曝尸于烈日之下。在炎热的天气中腐烂的尸体的恶臭味，非常难闻。不知不觉中，我觉得连草丛中的热气都闻不得了。（中略）
在舟山路附近看到的巷战之后留下的烧焦的尸体，最为可怕。只剩下了上半身，倒在路上。胳膊只剩半截，耷拉下的脑壳，泛着奇妙的冰冷的白色。真令人不堪详写。（中略）
那些尸体的可怕情景，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就象孩子们的胆怯一样，我回到了宿舍之后，那可怕的情景依然纠缠着我。即便喝醉了威士忌，也是拊之不去。晚上上厕所，就着摇曳的蜡烛光，在朦胧的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脸的时候，就仿佛看到了白天那些被烧死的死尸的游魂。的确，人的脸在深夜映照在镜子中，是可怕的。那好象不是自己的脸。严格的灯火管制，倒使人生起这多余的恐怖。
然而死尸倒算是好的，街头散落着的土袋子上，沾着鲜红的血。正因为它没有实体，所以容易让人生起种种想象。我心里一阵难受，在土袋前面呆呆地站着。
这就是日本侵略者踏上中国领土制造的人间恐怖！
在初期特派作家的作品中，尾崎士郎的长篇从军记《悲风千里》一直获得日本读者和学者的较高的评价。《悲风千里》描写了日军侵占下的华北地区的情形。但他笔下却很少那种人间的恐怖，而是一种带着温情的“和平”的情景。它恰好代表了日本侵华文学的另一种类型。在其中的《支那的孩子》一节中，有这样一段描写：
支那的孩子，听人说日本兵都是“鬼子”。鬼一样的外貌，鬼一样的残忍，甚至肚子一饿就要吃人。东洋鬼——这个词有表示着一种非常现实的含义。据说只要一说“日本兵来啦”，所有正哭闹的孩子都不敢再哭，吓得缩起身子来。然而，日军攻占华北，支那的孩子们才算真正弄清了“鬼子”的真面目。
孩子们肯定都躲在隐敝处，扭着脖子偷偷地观察追击支那军队的威严的日本兵——
没见头上有角，帽子下面也就那样啊，即没有龇牙，也没有裂嘴。和支那人一模一样，也是人的脸。要说这就是东洋鬼子，真有点奇怪呀！无论看多少次，看了哪一个，都不是听说的那种东洋鬼。
于是孩子们从隐蔽处爬出来，怯生生地出现在东洋鬼的面前，远远地靠在一起，朝这边张望。
可是，不仅看不出他们有吃人的意思，而且不都笑眯眯的，朝这边看吗？还有的招招手，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喊道：
“小孩！小孩！来！来！”
孩子们起初不敢接近，随着逐渐熟悉，慢慢地靠了过来。于是东洋鬼子给他们牛奶糖，抚摸他们的头。抚摸头的时候，吓了他们一跳。当然他们没有被咬，那牛奶糖里也决没有放毒。
孩子们已经知道了，原来东洋鬼不是鬼。于是跑回家中，从家里拿来了梨、柿子等，献给“东洋鬼”。
“东洋鬼”乐得笑逐颜开。他们接受了水果，同时付了钱。
孩子们再次跑回家里，然后把他们的父母兄弟带来了。
“东洋鬼”不是鬼，农民和城镇居民们由自己的孩子证明了这一点。他们也小心翼翼地走出来，殷勤得有些滑稽。一边打着手势一边表示敬意。随着进一步熟悉，他们打心眼里表示欢迎。或者敬茶，或者送菜，或者帮忙出力，全心全意，没有贰心。
日本军每攻克并占领一个地点的时候，就在被炮火打得如同墓地的空旷无人的街上出现一两个孩子。不久他们从各处走出来，并成为日本和支那握手的契机。
…………
众所周知，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有多少中国的孩子们死在了“东洋鬼子”的刺刀和枪炮之下，又有多少孩子被掩埋在“被炮火打得如同墓地”的废墟瓦砾中！而尾崎士郎却在这里刻意描绘颇有“人情味”的场面，这决不是有的日本学者所说的是什么“人道主义”，而是刺刀和枪口下的“和平”，也正是日本军队在中国搞的所谓的“宣抚”、所谓的“思想战”和“宣传战”。
日本在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初期由报刊杂志社派出的这些作家，其主观动机是协力日本侵华战争的，事实上他们的作品也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起到了这样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些作家在观察、表现战争的时候，其角度、方法有所不同，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也不尽一致。例如，日本作家近代以来受欧洲自然主义的影响很大，注重“事实”和“真实”的描写，而在初期特派作家中，就有一个人由于写了一些“事实”和“真实”，而为军国主义政府所不容，因此招致笔祸。那就是石川达三和他的中篇小说《活着的士兵》。作品描写了一支进攻南京的部队，如何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做。石川达三意欲通过这篇纪实性很强的小说，“把战争的真实情况告诉社会”。 不料作品在《中央公论》1938年3月号上发表后，石川达三即遭当局逮捕， 法院判处他四个月徒刑，缓期三年执行。理由是：“描写皇军士兵杀害、掠夺平民，表现军纪松懈状况，扰乱安宁秩序。”这一事件在当时的作家和读者中造成了强烈的震动，也促使军部进一步采取措施，强化舆论管制，干预作家创作。与此同时，作为日本士兵之一员在侵华战场作战的青年作家火野苇平的小说《麦与士兵》在当时发行了120万册以上，成为最畅销书， 极大地煽动了国民的战争狂热，也为军部所激赏。《活着的士兵》和《麦与士兵》正反两个事例，显然给了日本军部和政府以明确的启发，并导致了他们对作家从军及其创作活动的干预与管制，并也成为由军部和政府直接出面组织从军作家的所谓“笔部队”的一个契机。
二、军部和政府直接组织派遣“笔部队”
1937年8月20日晚， 在东京的许多作家收到了日本文艺家协会会长菊池宽的快递明信片，上面写着：“内阁情报部和文艺家们有事相商，请于明日即23日午后3时，前来首相官邸内阁情报部开会。”23日， 在内阁情报部，以菊池宽为首的12名作家前来赴会，他们是尾崎士郎、横光利一、小岛政二郎、佐藤春夫、北村小松、久米正雄、吉川英治、片冈铁兵、丹羽文雄、吉屋信子、白井乔二等。据与会的作家白井乔二在《笔部队编成的经纬》中的回忆，主持人是情报部的几个人，此外还有陆军省新闻班的松村中佐、海军省军事普及部的犬冢大佐、松岛中佐等人。会议开始时，只是随便地交谈一些有关战争时局的问题，后来陆军省的松村中佐站起来，指着墙上挂的大地图，讲解武汉攻坚战的情况，最后提出：希望先派二十名左右的作家到中国前线看看；虽说是从军，但并不对作家提出硬性的要求，完全是无条件的；现在时局重大，相信作家们会有正确的认识；看一看战争的现状，未必马上写出战争文学，但十年后执笔也好，二十年以后也好，悉听尊便。云云。
尾崎士郎在题为《一只文学部队》的纪实作品中写到：当时，当军部提出希望作家从军的事情以后，有一位作家不安地提问道：从军没有危险吗？——
大家一下子笑了起来。“没问题”，中佐的嘴唇上浮着自信的微笑。于是菊川信（即菊池宽——引者）和一同召集这次会议的作家久野高雄（即久米正雄——引者），用铿锵有力的语调说：恐怕文坛上所有的作家都希望从军，要确定人选还着需要一两天的时间，无论如何至少需要二十个人。中佐当场回答：“可以。”并且说：“还有，在战场上难免有个万一，还是办个生命保险之类的为好。当然，各位都将受到军属的待遇，所以事先会给你们在靖国神社办好安放遗骨的手续。
白井乔二在《笔部队编成的经纬》中也写道：
我们都一齐大受感动。大家在心里似乎都形成了一个相同的想法，那就是作为国民之一员的满腔热血，还有文学家被当做嫩芽一样爱护而产生的一种自豪。我们立即对从军的提议产生了共鸣。与会的作家们几乎全部抱着从军的志向，实在应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此，8 月23日这一天，将作为划时期的第一步永远铭刻于文艺史上。
具体帮助军部策划“笔部队”事宜的菊池宽，在事后不久发表的随笔《话的屑笼》（原载《文艺春秋》1938年10月号）中说：
作为文艺家协会会长的我，当初想派出四五个人。因为是到激战的中心汉口，我担心愿去的可能不多，就打算去做一做自己熟悉的几个人的工作，召集容易拜托的人来情报部开会。不料，十一、二个赴会的朋友都说愿去。我自己最初没打算去，但是听了情报部人的讲话，就想无论如何要去，下定了从军的决心。情报部说，二十来个人可以，而且明天就得确定下来。军务紧急，不能个别联系，我想，如果和四五十个人联系的话，会有一半人愿去。所以就发出了快递。于是除两三个人之外，都说愿去。
8月26日下午， 内阁情报部在首相官邸公布了情报部确定派遣的从军作家的名单，他们是：吉川英治、岸田国士、泷井孝作、深田久弥、北村小松、杉山平助、林芙美子、久米正雄、白井乔二、浅野晃、小岛政二郎、佐藤惣之助、尾崎士郎、浜本浩、佐藤春夫、川口松太郎、丹羽文雄、吉屋信子、片冈铁兵、中谷孝雄、菊池宽、富泽有为男，共22名。此后，日本新闻媒体对这批从军作家大肆宣传，称其为远征中国大陆的“笔部队”。入选“笔部队”的作家们在报刊上谈感想，说抱负，表忠心，大出风头，一时成为舆论的宠儿。其中有些本来默默无闻的作家，一跃而成为知名人物。他们从军部领到了高额的津贴、军服、军刀、手枪、皮裹腿等，俨然是一批出征的将军。临行前，政府、军部和媒体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然后分“海军班”和“陆军班”两路乘飞机前往中国战场。无怪乎当时有的报刊把“笔部队”的出征说成是“大名旅行”（诸侯巡视的意思）。未被选中的作家，有的怨天忧人，抱怨菊池宽等人做事不公；有的则表示失望，如著名作家广津和郎在《都新闻》上撰文说：“有人问我，你想从军参加武汉攻克战吗？我说真是朝思暮想，高兴得心都跳了起来，因为这是出乎预料的幸运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快快得到消息。可是，一看公布的名单里头没有我的名字，真是空喜一场。抱的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厉害。”
在第一批“笔部队”被派往中国的时候，正是规模空前的武汉会战的高潮时期。武汉会战从6月11日起，进入八、九月份， 已经打了两三个月。日本为了最终攻下武汉，正在加紧进攻并占领武汉外围的战略要地；中国军队也集中全力，保卫大武汉。日本赴武汉前线采访的海军班的一行作家，包括菊池宽、吉川英治、佐藤春夫、浜本浩、小岛政二郎、北村小松、吉屋信子、杉山平助等，先飞到上海，访问了日本陆战队本部，次日又访问了日本扶植的傀儡政权“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然后从南京溯长江而上，到达九江，9月底10月初到达武汉会战前线， 正赶上了战况激烈的田家镇战役。10月11日，除杉山平助希望看到武汉陷落、而继续留在前线之外，其余七人回国。属于陆军班的一行“笔部队”，有人先到南京，有人经杭州、苏州到达南京，有的随军去大别山区。第一批“笔部队”回国以后，军部政府又组织了第二批“笔部队”，他们是：长谷川伸、土师清二、中村武罗夫、甲贺三郎、凑邦三、野村爱正、小山宽二、关口次郎、菊田一夫、北条秀司等人。1938年11月，他们作为海军的从军“笔部队”被派往“南支”，即中国南方地区。
那么，“笔部队”的作家们当时的心态是什么？他们在中国都干了些什么呢？“笔部队”成员之一的尾崎士郎有一部特殊的作品——《一支从军部队》（1939年2月），写的就是“笔部队”的活动本身， 从“笔部队”的组成，到赴前线之后的情况，都有具体的描写。并且写出了“笔部队”作家的特有的心理状态和出人预料的行径：一心想参加“笔部队”，又对“大名旅行”的批评心有顾忌；想到战场建功立业，同时又意识到这是一种虚荣心；在汉口攻克之前就想回国，同时又担心社会上的物议。更有一个“老作家”挪用一笔巨款，把它借给同行的弟子使用；一位诗人来到战场，还在追逐女人与酒，等等。这部作品发表后，当时极右的评论家中村武罗夫在《东京日日新闻》（1939年2月1日）的《文艺时评》栏中发表文章质问道：“《一支从军部队》的作者究竟是什么写作意图呢？描写那种事情，——把那些行为抖落出来，究竟要告诉读者什么呢？用那么长的篇幅，写那种题材，如何表现人生的意义呢？或许作者觉得有什么意义，才一味写那种事情也未可知。但只从现象上看，它显示了作者浅薄的黑幕猎奇的趣味。这样说不为过分吧？”他指责作者在描写的时候缺乏应有的所谓“诚实”。现在看来，《一支从军部队》描写的是事实也好，还是杜撰也好，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写出了作者的一种情绪，那就是对当时仿佛是“敕选”作家组成的“笔部队”的神圣性的怀疑。它对我们认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是有一定价值的。
“笔部队”的组成以及开往中国的过程，表明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已经开始通过国家权力，把日本文学拖入了侵华战争的轨道。是日本文学及日本作家自觉地全面协力侵略战争的象征性事件，虽然参加“笔部队”的人为数并不多，但它是一个恶劣的开端。自此之后，无论是否到中国前线，日本的绝大多数作家们都以不同的方式，为支持和配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写了大量侵华的所谓“战争文学”的文字。可以说，“笔部队”诞生是日本文学大规模堕落的开始。日本当代一位有良心的学者说得好：“8月23日……这一天作为战争时期重要的时刻， 现在有必要从相反的意义上明确地予以记载。从此为契机，到若干年后以英美为敌，把战火扩大到太平洋地区，征用更多的文学家派往南方，这个国家政权一开始就露出骗子的嘴脸，对文学家使用怀柔政策。文学家们不必说抵抗，连不合作也没有，竟附炎趋势，溜须拍马。文学家们应该从这种可耻的堕落中，充分地汲取历史的教训。”（高崎隆治《战时下文学的周边》第10页）。
三、“笔部队”制作的侵华文学
1938年底，“笔部队”的大部分作家都已回国，日本许多报刊杂志纷纷召集“笔部队”作家的座谈会，争先恐后地登载“笔部队”作家的从军记、报告文学、小说等，形成了侵华战争期间所谓“战争文学”的一次高潮。各报刊杂志仅在12月份发表的主要的作品就有：富泽有为男：《中支战线》，载《中央公论》。
尾崎士郎《扬子江之秋》，同上。
《战影日记》，载《日本评论》。
《站在第一线》，载《日出》。
《战云可测》，载《雄辩》。
丹羽文雄《未归的中队》，同上。
《上海的暴风雨》，载《文艺》。
《变化的街》，载《新女苑》。
片冈铁兵《战场就在眼前》，载《改造》。
《从军通信》，载《妇人俱乐部》。
杉山平助《从军备忘录》，同上。
《从战场寄给儿子的信》，载《妇人公论》。
《汉口溯江入城记》，载《大陆》。
佐藤惣之助《战火行》（诗），同上。
《南京展望》，载《大陆》。
《中支的自然》，载《嫩草》。
岸田国士《从军五十日》，载《文艺春秋》。
吉川英治《汉口攻坚战从军见闻》，同上。
《从军感激谱》，载《妇人俱乐部》。
北村小松《战场》，载《ALL读物》。
《战场风流谈》，载《大陆》。
浜本浩《溯江部队》，同上。
吉屋信子、浜本浩、佐藤惣之助《从军作战观战记》，同上。
浜本浩《从军作家和炮弹》，同上。
佐藤春夫《战场十日记》，载《现地报告》。
《闸北三义里战迹》，载《新潮》。
中谷孝雄《前线追忆记——汉口攻克战》，同上。
《南京和庐州》，同上。
菊池宽《从军的赐物》，载《大王》。
吉屋信子《武汉登陆之日》，载《新女苑》。等等。“笔部队”成员的这些作品，尽管所写的内容、表现的方法有所不同，但是都不同程度地贯彻了军部所要求他们完成的使命。如上所说，军部在劝诱作家从军的时候，曾表示不对作家提出具体要求，只是让他们去中国前线看看，“完全是无条件的”。然而，事实却相反，他们一旦来到前线，就必须按军部的要求去做。和“笔部队”同时作为《都新闻》特派员被派往武汉的井上友一郎，在《从军作家的问题》（《日本评论》1939年1 月号）中，引用了“中支军报道部”交给从军作家的《从军文艺家行动表》，这个“行动表”上明确写着：
目的——主要向国民报道武汉攻克战中陆军部队官兵的英勇奋战以及劳苦的实相。同时，报道占领区内建设的状况，以促使国民奋起促进对华问题的根本解决。
按照这样的要求来写，“笔部队”作家还有什么创作的自由呢？况且，石川达三因自己对战争的理解和不加掩饰的真实描写而刚刚惹下了“笔祸”。受军部政府派遣的“笔部队”作家们又如何敢越雷池呢？另一方面，“笔部队”成员和火野苇平、上田广、日比野士朗、栋田博、谷口胜等身为士兵的作家不同，他们在战场上呆的时间很有限，大多数人只是走马观花式地“观战”。因为这些缘故，他们所制作的“从军记”，或是用概念化的、皮毛的描写代替深刻的战争体验，或是用浅薄的抒情、无聊的琐事、道听途说的故事连缀成篇，或故意夸张战场体验，炫耀自己的“勇敢”，或赤裸裸地为军国主义作侵华战争的叫嚣和宣传。这就是“笔部队”作家的“从军记”的基本特点。
在“笔部队”中，林芙美子是一个特殊的人物。因为她是“笔部队”中唯一的女作家。女作家从军出征，这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宣传价值，当时的报刊也对此大加鼓噪。如《东京日新闻》1938年11月30日的一篇文章说：
作为唯一的一位日本女性林芙美子女士参加了汉口的入城。（中略）跟随快速部队继续进行决死的行军。日本女性到战场来啦！使全军官兵大为吃惊，如在梦境。
林女士去了那荒凉的武汉平原，简直是战场上的一个奇迹。她一下子成为战场上的众口皆碑的中心，她的勇敢和谦虚使全军将士从心底里尊敬和感动。她风尘仆仆，风餐露宿。汽车随时都会碰上地雷，但林女士置生死于度外。（中略）林女士的汉口入城，是全日本女性的骄傲。
作为从军的收获，林芙美子回国后发表了书信体的从军记《战线》和日记体的《北岸部队》。试看《战线》中的一段描写：
战场上虽然有残酷的情景，但也有着美好的场面和丰富的生活，令人难忘。我经过一个村落时，看见一只兵队捉住了抗日的支那兵，听到了这样的对话。“我真想用火烧死他！”“混蛋！日本男人的作法是一刀砍了他！要不就一枪结果了他！”“不，俺一想起那些家伙死在田家镇的那付模样就恶心，就难受。”“也罢，一刀砍了他吧！”于是，被俘虏的支那兵就在堂堂的一刀之下，毫无痛苦地一下子结果了性命。我听了他们的话，非常理解他们。我不觉得那种事情有什么残酷。
对于林芙美子的这些从军记，有的日本评论家认为其问题是缺乏战争报道应有的纪实精神，过多的记录从军中的身边琐事，而且缺乏知识品位。但我认为她制作的从军记——无论是在《战线》，还是《北岸部队》——的症结，就在于她极力把残酷的战争加以诗化和美化，不仅对亲眼目睹的侵华战争毫无反思，而且努力把自己或日本读者的价值观与日本侵华士兵的所做所为统一起来。“真想把武汉的长满棉花的大平原变为日本所有！”（《战线》）——这位女作家就是如此的浅薄和狂妄。
在“笔部队”中，林芙美子被当时的宣传媒体誉为陆军班的“头号功臣”，而杉山平助则被称作海军班的“头号功臣”。杉山平助是“笔部队”中在前线呆的时间最长的人。他在加入“笔部队”来中国之前，曾作为初期的报刊特派作家到过天津、蒙古、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并以此为题材，出版了随笔集《支那、支那人与日本》（1938年5 月改造社版）一书。参加“笔部队”后，他只身一人提前一周先行出发，而且又晚于其他“笔部队”的作家，单独一人回国。他跟随海军，溯扬子江而上，在日军攻占武汉时，随军入城。杉山平助对自己在中的这些“勇敢”行为颇为自得。他曾说：“看看这次的从军作家或从军记者吧。他们（其中也包括我在内）回国以后极力强调自己是如何冒着危险。有的作家的确是到了第一线，司令官都给他们发了证明书。对自己所冒的危险尽可能地夸大，只是他们自以为是罢了。”（《从军备忘录》）在自得之外，也流露出“的确到了第一线”的杉山平助对其他作家的轻蔑。杉山平助以自己在武汉一带的从军经历，撰文向《东京朝日新闻》投稿，成为日本最早的报道占领汉口的文字。回国后又加以整理充实，出版了《扬子江舰队从军记》。他在上述两本书中，极力宣扬对华侵略，抨击当时日本国内的一些人的所谓“和平主义”。他在《支那、支那人与日本》一书的“前言”中说：“现在，无论做怎样的和平主义的念佛，无论愚蠢地念它一百万遍，现实也不会有一步进展。而且企图搞垮日本的国际上的重压，象无形的钢刀，架在我们的头上。我在〔中国〕现场直接感受到了这一点。直面这一事态，就会使一切退却无为的消极态度变得失去意义。即使在精神的领域，我也从来主张抛弃优柔寡断的态度，转为积极的进攻，此外别无选择。这本书是我支那旅行的报告，同时，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我思想的一个侧面。”在《扬子江舰队从军记》中，他又以日军在武汉的“胜利”，批判在中日战争问题上的所谓“悲观论”和“怀疑论”。他在该书的“前言”里写道：“依照陈辞滥调的常识论，在没有实际做起来之前，就散布悲观论调。对于这些愚蠢的人，这又是个何等好的教训！近来日本一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当中，这种可悲的怀疑论者实在太多了。”但与此同时，在武汉前线亲眼看到的残酷的战争现实，看到惨遭涂炭的中国民众，他又不禁流露出一丝人性的良知，甚至也有些“悲观”起来：“我在心里暗暗叹息。我为自己还活着感到可悲，这是事实。啊！自己今后仍必须在这痛苦的人世间活下吗？不知不觉地发出这样的叹息，也是事实。每当我看到支那民众那惨痛的样子，我就难受，不禁生出一个念头：自己也想在这场战争中死去。当然，如果死神要捉住我的话，我又会拼命地逃脱和挣扎。”杉山平助当时就是这样（后来也如此），常常在军国主义的侵略狂热和人性的良知之间徘徊，难怪有的日本的评论者认为他是个“机会主义者”。
而在“笔部队”的另一个成员——白乔二那里，除了侵华的狂热叫嚣外，就什么也没有了。他在《从军作家致国民》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我还想向日本国民再说一遍：这场战争就起因于支那的抗日教育。你们为什么对此置之不问呢？这难道不是一种怠慢吗？我认为，中日开战的理由，除了谁先向谁开了炮、谁先杀了对方的一个军人之外，就因为〔中国的〕这种抗日教育，也必须向他们开战！为了我们国家的威严，应该向他们发出这样的宣言：‘撤回这样的教育吧！否则就兵戎机见！’如果我们国家没有这样的意志力，真正的国际秩序就不能成立。”白井乔二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教育”呢？请看他的一段描写吧：
途中，在硖石车站，支那一所小学的学生出来迎接我们，我很感动。在写着“欢迎日本从军作家一行！”的旗子上，落款是“硖石镇全体师生 开智小学”。每个支那小学生手里都打着太阳旗，在车窗前面挥舞。我们很高兴。抗日教育一变而成为以东洋人和平相处为基调的教育。这种教育早就开始起步了。这在全世界教育界都是值得提倡的。毋宁说非提倡不可。”
这就是白井乔二乐于看到的使中国人成为亡国奴的教育，情愿让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称王称霸的教育！
总之，“笔部队”制作的侵华文学，完全是日本军国主义“国策”的产物。一方面，侵华的“国策”造就了“笔部队”，另一方面，“笔部队”制作的有关作品又在相当程度上为日本的武力侵华推波助澜，从而形成了“枪杆子”和“笔杆子”一哄而上、武力侵略和文化（文学）进攻双管齐下的侵华战争格局。“笔部队”有被动地受军国主义驱使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也有自觉地主动地为侵华战争摇旗呐喊的一面。因此，他（她）们对侵华战争负有不可推卸的一份罪责。战后被判为“文化战犯”或受到处分的作家是这样，没有被判为“文化战犯”的不少作家也是这样，特别是“笔部队”的作家更是难辞其咎。遗憾的是，在日本战后，有关作家的这段不光彩的历史在各种文学史和作家评论与研究的著作中，被有意的轻描淡写，或有意抹杀了。更令有遗憾的是，在中国近年来的一些介绍和评论日本文学的文字中，有关作家在侵华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也被忽略不计了。如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文学》杂志1986年第1期上， 开设了曾是“笔部队”重要成员的林芙美子的“特辑”。该“特辑”中由中国评论者撰写的有关林芙美子的一篇文章，对这位作家的“笔部队”经历只字不提，反而强调她在战后的“反战”。文章说：“尽管林芙美子在侵略战争时期动员去过战场，写过‘从军记’一类文章，但在她的战后作品中，反战思想还是很明显的。”诚然，在战后“反战”比起在“战后”仍然恋战要可取一些，但在战后“反战”，总象在没有敌人的战场上喊“杀”一样，有免有些虚妄。况且林芙美子在战后是否真的“反战”了，尚且还是疑问；而她在侵华战争中的恶劣行径，我们为什么要为之隐讳呢？但这样的情况反而说明了：在今天，把日本的侵华“笔部队”及其有关作家的行径加以审视和批判，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是作者正在撰写的专著《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中的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