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产业空心化成因探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成因论文,为例论文,区域论文,产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前言
2005年以来，中央政府为抑制经济过热增长，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意图引导宏观经济软着陆，并根治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人民币持续升值、原材料及土地价格上涨、新《劳动合同法》颁行使得生产要素的价格大幅上升，推高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与此同时，新版《企业所得税法》的通过、新增加工贸限制类商品目录的出台、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税率的降低使得企业的外部环境日益严峻，利润大幅削减。进入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日益扩散，在深深伤害美国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的同时，对美国实体经济、消费者信心和全球经济的负面影响逐步显现。中国作为一个FDI、外贸依存度双高的国家难以幸免，不得不面对外需骤减、游资抽离的突发状况。国内、国外环境的全面趋紧，大大压缩了依靠低成本生存的企业的微薄利润空间，大量的企业已经或准备外迁。这种现象在制造业发达、经济外向度高的珠三角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
珠三角地区企业外迁之所以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从表象来看主要缘于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外迁企业数量较大。据中国香港工业总会的一份调查显示，在珠三角目前约8万家港企中，有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生产能力搬离珠三角，更有超过63％的企业计划迁出广东。二是外迁企业规模不小。工业企业外迁已不仅仅是少数行业个别企业的自发行为，而是有组织、较大规模的集体行动。深圳外商协会副秘书长王川流称，仅外商协会就有30％会员有意将生产线外迁到广东以外的省市。三是外迁企业类型多样。虽然外迁企业以制鞋、制衣、塑料、印刷、玩具加工、家具、五金、仪器仪表等传统制造业中的中小企业为主，但也包括一些大型企业，还包括个别电子加工等高附加值产业的企业。四是外迁引起连锁反应。例如，一家较大的鞋厂关门，为其提供配套的纸箱厂、印刷厂、包装厂、各种配件厂都将受牵连。一般来说，一家较大的工厂倒闭，集群链条上会有众多的小厂受影响。尽管企业外迁情况近几年来一直存在，但像自2007年以来的这种高数额、大规模、多类型、强关联企业的外迁同时暴发确属罕见。
珠三角制造业的困局是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共同造就的。如果这种困局只是产业结构优化、经济活动空间布局调整的阶段性现象，当不值得忧虑；但如果这种困境反映的是产业升级严重滞后于企业外迁，从而导致区域产业空心化，这对于尚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当引起政府和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因为，依照国际经验，一旦一个国家或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要想扭转所要付出的成本和时间都是惊人的。基于此，本文从影响区域产业空心化的两个关键因素——区域产业迁移与产业升级出发，分析区域产业空心化的成因及其可能性。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前言，介绍本文的现实背景；第二部分是相关理论的回顾；第三部分基于相关理论，构建出分析区域产业空心化成因及可能性的一个框架，并对珠江三角洲展开分析；第四部分在第三部分的基础上，从政府的视角出发，给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回顾
产业空心化一词最早见于B.布鲁斯和B.哈里逊1982年编写的《美国的脱工业化》一书，其认为产业空心化就是一国的基础生产能力方面出现了广泛的资本撤退。日本学者高野邦彦对这一概念做了进一步阐述，认为产业空心化是“特定地区为基础的特定产业的衰退，新产业的发展不能弥补旧产业衰退而形成地区经济的极度萎缩”。我国学者也曾对产业空心化进行界定，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产业空心化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是传统的基础生产能力特别是第二产业的生产急剧萎缩；二是这种萎缩来自于资本的广泛撤退；三是新产业的发展未能及时弥补旧产业的衰退，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影响。由上述理论分析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否出现产业空心化，取决于新的产业是否能够及时取代旧的产业，即产业升级与企业外迁之间的时滞长短。
关于产业转移，国内外的学者从国家、地区和企业的层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和探讨。小岛清（1991）的“边际扩张论”认为：投资国是将本国已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边际产出下降的产业），逐步有序地移植到其他国家；而哪些国家或地区能够接受这些转移的产业，取决于其与投资国的技术差距。Vemon（1966）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解释产业转移的微观基础。他将产品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化产品。三者之间存在一个时间上先后有序的转化关系，伴随着产品在不同阶段的转化，其特性也发生转化，由知识技术密集型向资本或劳动密集型转变，因此在产品的不同生命周期里，产品生产要素的重要程度会发生变化，从而引起该产品的生产在要素类型不一、丰裕程度相异的国家或地区间转移。随着分工的推进，跨国公司寻求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将自身不具有竞争优势的经营活动（主要是产品的生产制造环节）脱卸到这些国家或地区的企业内，从而使得跨国公司的内部价值链通过外部延伸得到优化，这些原本局限于一个企业内部的价值链通过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布局形成了全球价值链。在跨国公司将某些生产经营环节脱卸至发展中国家的同时，它们会在当地培育相应的配套厂商或促使其原先的配套厂商跟进，从而在承接生产活动的国家或地区形成外生型的产业集群。这就是所谓的全球价值链的“片断化”特征（Ardnt & Kierzkowski，2001）。这样，产业转移的研究就从产业间、产品间的层次逐步过渡到产品内的层次。在上述国家和地区接受外来产业转移的同时，其本地的生产能力被激活，其中一部分是纯粹的代工，另一部分则通过长久的发展形成了内生型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往往是内外并举，在积极寻求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同时，也勇于开拓本国市场，形成以自己为旗舰的价值链体系。浙江的块状经济、广东的专业镇就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由于产业集群内企业中间投入品的可替代性小，可以有效地控制企业的生产成本，因此产业集聚的程度就成为影响企业迁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Markusen & Venables（2000）的研究认为，尽管企业倾向于布局在市场潜力大的地区，但本地市场越大，不可流动要素的价格越高，生产成本也越高（通过集聚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决定外迁，是否真的外迁取决于生产地与销售地之间的贸易成本。陈耀等（2008）的研究认为，高集聚、高外向型的企业短期内不会因生产成本或贸易成本的上升而外迁，因为这种类型的企业其投入或产出的产品是中间投入品，市场上难以获取或售出；低集聚、高外向型的企业，由于其中间投入品往往来自外部市场，最终产品的销售又主要依靠国外市场，所以其对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的上升均非常敏感，短期内极有可能发生迁移。低集聚、低外向度的企业，由于产品的内销比例较大，对贸易成本的上升相对不敏感；由于中间投入品有较强的可替代性，因此其对生产成本的上升较敏感，因此，这类企业短期内也极有可能外迁。最后一类是高集聚、低外向度的企业，其对生产成本、贸易成本的上升不敏感，所以短期内也不存在迁移的可能。陈文主要关注的是企业短期内迁移的可能性及迁移的目的地，但制造业发达地区的产业空心化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成，从长期来看，其取决于区域内的企业是否能够实现产业升级。
虽然关于产业集群的升级研究有众多的分支，但对产业集群所拥有的自发性的升级动力始终未能脱离马歇尔最初所提出的两点：“产业氛围”和“外部经济”。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产业升级的推力——基础性的科学研究及其转化能力、拉力——发育完善的市场均较缺乏，所以产业集群自发性的升级相对缓慢。基于这种情况，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改变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到发展外向型经济），使得本地的企业逐步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以期获得跃进式产业升级。Gereffi（1999）、Bair & Gereffi（2001）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过程归结为四个呈阶梯式上升的阶段：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产业功能升级以及链条升级。其中，产业功能升级又可进一步细化为OEM→ODM→OBM。现有的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在全球价值链上“旗舰企业”的有力推动下，代工企业可以顺利地实现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以及产业功能升级中的OEM环节，如果价值链是由服务型企业驱动的，则可能支持到ODM。此后，代工企业由于内外条件均不具备而难以实现后续的升级过程。在内部条件方面，瞿宛文（2007）认为，代工企业通过实现在OEM、ODM阶段所累积的组织能力以规模生产和计划执行能力为主。因此，这类企业在选择扩展战略时，往往代工升级优先、跨业代工次之，自创品牌再次之；在外部条件方面，由于产业升级的OBM环节以及链条升级均威胁到了“旗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旗舰企业”在产品研发上会通过诸如“上楼抽梯”的策略抑制代工企业的自主创新；在链条整合上，通过品牌建设、渠道整合、市场垄断等手段给代工企业设置升级的障碍。但内外条件的具备程度均受到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影响。Gereffi et al.（2005）根据交易的复杂性、信息的可编码程度以及供应商能力三个独立变量，提取了五种典型的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俘获型以及科层制型。现有的实证研究表明，在前三种模式下，代工企业可获得较大的升级空间，而在后两种模式下，代工企业的升级空间非常狭窄。
三、区域产业空心化成因的一个分析框架：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相关分析指出，一个区域是否发生产业迁移取决于成本，成本主要有两类：生产成本和贸易成本。产业的空间集聚会带来生产成本的降低，这就是马歇尔所谓的“外部经济”，因此集聚程度成为影响生产成本的重要变量；产业的外向型程度则决定了该产业对何种贸易成本（内贸、外贸）更敏感；而一个区域在发生产业迁移的同时，能否避免产业空心化的威胁，则取决于区域是否有新的产业带入，新产业的出现无非有两个来源：一是本地产业的升级或转换；二是外部新产业的进入，根据本文对产业迁移的理论回顾，可以发现外部是否有新的产业迁入，与本地产业升级或转换密切相关。因此，区域新产业的出现，归根结底取决于区域能否实现产业升级。内外部因素共同决定了产业升级的程度和水平。内部因素主要是指产业的集聚程度，即马歇尔所谓的“产业氛围”；外部因素则主要是指集群所嵌入的价值链，包括价值链的类型（国内价值链、全球价值链）、价值链驱动模式（服务驱动、技术驱动）以及价值链的治理模式。综合上述研究，本文根据产业集聚程度、外向程度以及所嵌入的价值链将产业集群区分为若干类型。在此基础上，结合产业迁移和产业升级的相关理论，就每种类型下产业空心化的成因及可能性展开分析，并结合珠江三角洲的相关案例进行佐证。
高集聚、高外向型。由于产业集聚程度较高，该产业对生产成本提升不太敏感；由于是高外向型的，因此其对外贸成本的提升将较为敏感。这种类型的产业是否迁移，主要取决于贸易成本的上升幅度和持续时间。从产业升级的角度分析，高集聚意味着集群内部有较好的升级条件，但具体升级的水平会达到何种程度，则与以下因素有关：嵌入的价值链类型、价值链的驱动模式以及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最好的状况是，其所嵌入的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旗舰企业是服务驱动的，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是关系型的。在这种情况下，本地产业可实现完整的功能升级（即可实现至OBM的升级），但链条升级的难度仍较大；最坏的状况是，其所嵌入的价值链是全球价值链、价值链是由技术驱动的、价值链的治理模式是科层型或俘获型的。在这种情况下，于明超等（2006）认为，本地集群往往表现出封闭生产网络的特点，即本地的企业往往处于核心网络的边缘，由于核心网络的封闭性，本地企业很难获得升级所需的知识、经验和能力。
低集聚、高外向型。这种类型的产业，一方面表现出对生产成本、贸易成本波动的高度敏感，从而导致本地根植性较弱，容易迁移；另一方面，从内部来看，产业集聚程度低，无法创造出经由内部实现升级所需的“产业氛围”。从外部看，其所处的全球价值链往往是俘获型或者科层制型的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本地企业实现OEM之后的持续升级，难度相当大。
高集聚、低外向型。这种类型的产业，对生产成本的上升有一定的消化能力，对贸易成本的上升不敏感，因此其有很强的本地根植性，不易发生迁移。与此同时，从产业升级的角度看，这种类型的产业具有升级所需的内部条件，但由于其主要市场在国内，受制于国内市场的规模小、层次较低，无法提供产业升级所需的需求牵引力，因此产业升级往往是递进式的，升级速度较缓慢，且空间受限。需要说明的是，该区域这类产业中的企业往往是其所在价值链的旗舰企业，因此其拥有管理和驱动整个链条的经验和能力，而且其所分享的整个链条的价值较多，因此为其后续的升级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
低集聚、低外向型。这种类型的产业，由于缺乏全球价值链上旗舰企业的指导，且内部未能形成紧密而完善的产业链条，因此对外界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体现出“逐水草而居”的游击特性，缺乏升级的动力。
基于上述对产业迁移与产业升级的分析，本文就特定产业区域空心化的成因及可能性进行探析，具体见表1：
下面选取珠江三角洲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产业，对上述分析加以佐证。
珠江三角洲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的机遇，利用廉价劳动力，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了在传统的轻工业、家电产业以及信息产业领域的制造优势。其中，家电产业在珠江西岸的顺德、南海、佛山、中山等地，信息产业在珠江东岸的深圳、东莞、惠州等地，轻工业和加工工业在两地均形成了相应的产业集聚带。虽然上述产业集聚带的集聚程度均较高，但由于“基因”的差异，在外向程度上有所不同。珠江西岸的家电产业主要是从相关产品的进口替代起步的，因此，其市场主要在国内。随着技术的成熟、产能的急剧扩大，其市场才逐步扩展到国外。而珠江东岸则主要从“三来一补”起步，市场的外向程度较高，与此同时，由于从原材料到市场，几乎所有的关键环节均来自外部，因此该区域这类产业好像只是整个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一个生产车间，体现出很强的封闭生产网络的特点。自2005年以来，随着人民币升值、劳动力以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出口退税的降低等因素的影响，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五金、玩具、服装、制鞋、家具以及塑料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在外部市场需求旺盛的情况下，这些产业尚能支撑，但在外部市场收窄的冲击下，由于这类产业无法向价值链上的其他环节转移这种压力，也无法通过产业功能升级或链条升级来消化这种冲击，大量的企业关停并转，区域产业空心化的隐忧浮现。与上述受到严重影响的轻加工业相比，家电产业和信息产业受到的影响较小，原因有二：一是这类产业的产业链较长、集聚程度高，有效吸收了生产成本的上升，而外向程度低，使得其对贸易成本的上升不敏感；二是由这类产业所嵌入的价值链的特性决定的。这类产业往往拥有完整的国内价值链，价值链上的旗舰企业是本土企业，这些企业不仅拥有较强的资金和技术实力，而且通过构建和管理国内价值链积累了促使链条升级的知识和能力，其通过海外并购等手段，将价值链延伸到海外，从而获得链条升级所需的技术及高端市场。因此，当宏观经济形势趋紧的时候，这类产业不仅有良好的危机吸收能力，而且可以利用危机带来的机会创造进一步升级的条件。
四、对策与建议
珠三角的经济发展路径基本上选择的是“压缩式”的推进模式，在改革开放30多年时间内，几乎由零开始，形成了完善的轻纺工业和基础工业格局，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其生产总值已经超越除广东以外的内地所有省份。可是，发展到现在，珠三角地区在原材料、劳动力、土地、环境和政策变量等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要想继续快速发展，必须寻求产业结构的再次升级，向重加工业和服务业转型。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珠三角重新定位，立足从“生产基地”向“总部经济”转型，即力争成为新产品的研发中心、知识产权的开端、信息交流的中心、贸易订单的中心和定价的中心。这其中，深圳发展高科技，广州重点发展大型装备制造业，惠州是能源及石化基地，东莞打造为先进制造业的总部基地，佛山则大力发展陶瓷装备制造业和产业总部经济、物流、会展、研发中心等现代服务业。然而，这种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却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完成得好，则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平台，将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果进行得不好，会既丧失已有优势，又不能形成新的发展极，从而步入产业空心化的危局。基于此，本文结合第三部分的分析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一，对于高集聚、高外向型的产业，如果本土企业成为价值链上的旗舰企业，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竞争环境恶化，政府一方面应通过规范市场环境，如强化对品牌、知识产权的保护，帮助这些产业巩固产业升级的成果；另一方面应加大对产业链上“龙头”企业、“七寸”企业的扶持，通过强化这些企业对产业链条的控制，帮助其积累进一步升级的资源和能力，并进而带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如果外资企业是旗舰企业，政府一方面应该通过调整FDI的相关政策（如弱化外资的税收、土地的优惠政策），一定程度上限制其低附加值价值链环节在本地的过度扩张，防止对本地产业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政府应该在投资的软环境上加大改善力度（如知识产权保护、物流体系建设等），增加一般性生产要素的供给（如高素质的人才），促进这些企业将其区域总部、研发中心逐步迁入本地，以发挥这些企业对本地企业的“溢出效应”，实现本地企业的产业升级。
第二，对于高集聚、低外向型的产业，这些产业一般是本地的特色传统产业，往往具有独特的竞争优势，政府应提供对这些产业的适当保护（如设立行业技术标准、产品认证中心），并努力帮助其拓展市场，通过市场规模的扩大，带动产业的升级和成长。
第三，对于低集聚、高外向的产业，由于本地企业往往处于价值链的低端，呈现一种高投入、高增长、低获利的特征，且本地产业高端升级较困难。这类产业由于有较好的基础（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形成较强的OEM能力），政府应当通过在自主创新方面的政策支持（如研发费用的加计扣除、所得税减免、通过产学研一体化促进重大科研成果向其转化等）帮助其实现由OEM向ODM的转变；另一方面，企业可凭借产业集群的多价值链特点，寻找产业高端升级的机会。
第四，对于低集聚、低外向的产业，政府需避免激烈的调控政策对其过于猛烈的伤害，应该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通过有序引导，实现这些产业的逐步外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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