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与投资率问题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当前投资率过高问题又凸显出来，对如何控制投资率过高问题，仍存在较大的争议。本文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探索投资率问题，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
一、对扩大再生产条件下投资率模型的推导
在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中，“Ⅰ.生产资料：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Ⅱ.消费资料：具有进入资本家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①这就意味着，第Ⅰ部类产品的价值所表示的是社会投资的量，第Ⅱ部类产品的价值所表示的是社会消费的量。但是，这里所指的消费量和投资量不是指相应部类产品增加值的总和，而是指相应部类最终产品价值的总和，
但是像(6)式这样一个复杂的模型，很难直接看出投资率与上述七个因素的关系。又由于对投资率的研究是属于宏观研究，而目前的统计数据也没有
为了分析年劳动者报酬(V)占国民收入(Q)的比例（μ）与年平均利润率的关系，可以假设年利润(P)③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κ，固定资产折旧(θnc)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η，则：
，μ+κ+η=1。由此可以得出：
将(8)式代入(7)式得：
由于
，所以(9)式可简化为：
由于
，
，所以，Ⅰ′与μ、η成正相关的关系，与
、θ成负相关的关系，与λ成正比的关系。
由于r、n、N和p'在目前的统计指标中难以直接测算出来，又根据(8)、(9)式和 
，可知r、n、N和p'这四个因素变动的情况，可以通过μ、η、θ这三个因素变动反映出来，这样，投资率的分析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分析框架内，还可以扩展到运用各国的实际经济运行数据进行分析。
简言之，投资率理论模型是从实体经济的角度揭示了影响投资率大小的因素及其发展趋势。这与凯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论存在一些明显差异。如前所述，需求管理理论强调短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运用，以达到调整投资的目的。运用投资率理论模型，在短期内，调整投资率，特别是调整固定资产投资，也可运用需求管理理论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不同的是，投资率理论模型还特别强调了μ、η、θ（r、n、N和p'）这三个因素对投资的影响，因而调整投资率，仅仅运用需求管理理论有它的局限性，而投资率理论模型还可以通过运用相关政策来调整μ、η、θ、λ（r、n、N和p'）这四个因素，以达到调整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的目的。
二、对投资率模型的分析
如上所述，投资率大小是由η、θ和λ三个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1.对第Ⅰ部类扩大再生产程度（λ）的分析
从理论上讲，消费品的需求状况决定第Ⅱ部类产品的投资变动，而这一变动，又决定第Ⅰ部类 a（即为第Ⅱ部类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投资变动情况，第Ⅰ部类a变动再决定第Ⅰ部类b（为第Ⅰ部类a和b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的投资变动情况。简言之，λ取决于第Ⅱ部类产品的需求情况。但是，实际的经济运行状况却变得异常复杂。λ受到第Ⅱ部类产品的需求情况影响，这既要考虑消费的可支配收入水平及其消费倾向，又要考虑各类产品的消费需求弹性。除此之外，λ还受到虚拟经济、政府政策以及投资者的信心及偏好的影响。所以，虽然λ最终取决于第Ⅱ部类产品的需求状况，但在短期内，其变动没有定势，有时为负，有时为正，其大小取决于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正因为如此，在短期内，政府可以采取相关的措施，影响λ的升降，从而调控投资率的升降。由于现有的统计体系没有直接对第Ⅰ部类扩大再生产程度（λ）进行统计，为便于估算，可将λ近似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2.对固定资产折旧所占份额（η）的分析
投资率与η成正相关，即投资率随η提高而提高。因此，调整投资率，可以通过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占GDP的比例来达到这一目标。一般而言，固定资产是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物质手段，是企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保证，它既是盈利的基础，也是投入的大项。一个企业的固定资产常常占到总资产的一半以上，资产折旧费又常常占到总成本的一半以上。我国在1992、1995、1997和2000年的η值均大于同年美国、日本、韩国的η值。这说明中国需要消耗比美国、日本和韩国更多的固定资产，才创造相同的利润，这就意味着中国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和经济增长质量比美国、日本和韩国更低。
3.对固定资产折旧占转移的不变资本的比例（θ）的分析
θ值是指固定资产折旧占转移的不变资本的比例。θ值越高，固定资产折旧占转移的不变资本的比例就越高，中间投入的比例相应地就越低。根据科斯的解释，一个企业将扩大规模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个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交换的方法进行相同交易或者组织另一个企业的成本时为止。由于中间投入的产品就是指企业在公开市场上交换得来的，因而其比例高低可以从整体上反映企业的规模或产业集中度。由于固定资产折旧在转移的不变资本的比例越高，中间投入的比例就越低，产业或企业外购的流动资产比重就越低，因而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越高，所以，θ值也可以从整体上反映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同时，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不断发展，这对企业规模扩大或产业集中是一种负作用，即社会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会减缓企业规模的扩大或产业集中的程度。可见，θ值还反映了产业集中度和分工（或专业化）发展这两种作用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另外，如果中间投入比重高，反映的是企业外购的流动资产比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增加值率低，投入产出效益低，即经济增长质量低。1992年后，我国在逐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从整体上使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降低，这种降低的作用是双刃剑，一方面，有利于增强市场机制的作用，从而使计划经济更快转轨到市场经济上来；另一方面，却增加了交易成本，降低了投入产出效益。这也是转轨中必然的发展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付出的成本，但也为我们提出了转轨过程中必须注意引导企业做大做强，节约交易成本，提高企业效益，从而从整体上推动产业集中度的提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由投资率模型可知，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θ值越高，投资率就越低。所以，推动企业规模的壮大，促进产业集中度的提高，可以降低投资率。
三、对我国宏观调控的启示
很明显，上述结论都是以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前提的。市场机制不完善或缺失，可能会使这些变化趋势不明显或者不复存在。因此，针对我国现状，调控投资必然要从影响投资率大小的因素和完善市场机制两大方面出发，才能取得实质成效，否则可能是治标难治本，甚至标本也难治。
长期以来，我国基本上存在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的国民经济运行格局。一方面，在人均GNP400美元④以前，我国消费率均低于钱纳里“标准结构”近20%；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国家的消费率没有降至70%以下，有高储蓄率之称的东亚国家消费率最低也在62%以上，而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消费率均在60%以下。⑤消费率过低，相应地投资率就必然过高。而投资率过高，对宏观经济的运行会带来相当大的负作用，即带来最终消费需求不足，从而使经济运行在生产资料（特别是投资品）生产和基本建设之间循环，使经济运行陷入投资替代消费的周期性投资过热的非良性循环，使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效率低下，资本和资源消耗大，与可持续发展不相协调。因此，我国宏观调控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降低投资率，提高消费率。作为宏观调控政策，不能为降低投资率而不惜代价地采取一切措施，而应根据上面的分析采取恰当的措施才能取得实质成效。
1.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
根据(9)式，可知，Ⅰ′与λ成正比的关系。所以，降低投资率的重要手段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一是鼓励长线产品的企业更新改造，严格控制这些企业的新建扩建。二是严格控制新上项目，使固定资产投资增速降下来。当然，在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程中，不能为降低投资率而不惜手段，而应当根据产业结构调整规律，制定科学的产业政策，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鼓励成长性高的环保型产业的发展。
2.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率
根据(10)式，降低投资率，也可以通过降低η值这一途径来实现，在θ和λ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率，降低η值，则可以降低投资率。美国的发达程度比我国要高，在现有科学技术水平下，其η值比我国低，这并不表明我国整体科学技术水平很高，并不表明我国资本有机构成很高，而是表明我国固定资产使用效率较低和产业结构重型化。因此，我国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的空间还很大，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当前，提高我国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的途径主要有：一是做好投资前期的科学决策，减少投资失误。二是注重更新改造投资，提高原有固定资产的使用效率，降低基本建设投资比例。三是规范各地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使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真正反映市场机制形成的价格，从而减少投资错配，优化产业布局，最终达到提高固定资产使用效率，提高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四是优化产业结构，使农轻重比例协调。
3.提高产业集中度，减少中间投入的比例
根据(10)式，可以通过提高θ值来降低投资率。由于θ值是指固定资产折旧占转移的不变资本的比例。θ值越高，固定资产折旧占转移的不变资本的比例就越高，中间投入的比例相应地就越低。根据科斯的解释，一个企业将扩大规模至在企业内部组织一个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交换的方法进行相同交易或者组织另一个企业的成本时为止。由于中间投入的产品就是指企业在公开市场上交换得来的，因而其比例高低可以从整体上反映企业的规模或产业集中度。由于固定资产折旧在转移的不变资本的比例越高，中间投入的比例就越低，产业或企业外购的流动资产比重就越低，因而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越高，所以，θ值也可以从整体上反映企业规模或产业集中度。另外，如果中间投入比重高，反映的是企业外购的流动资产比重高，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增加值率低，投入产出效益低，即经济增长质量低，实际情况是，我国产业集中度不高，主要表现为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大量企业存在规模不经济，特别是适合于大规模生产的产业（如汽车、机械、石化、钢铁等）没有适度集中，涌入了大量规模不经济的中小企业，导致产业或企业中间投入比例过高，提高了交易成本。因此，—方面要采取鼓励措施，提高适合于大规模生产的产业集中度，减少中间投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另一方面，打破“行政性垄断”，依靠市场力量，提高产业集中度。
4.转变政府职能，为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这是我国调整投资率的治本之策。在目前体制下，各地加快发展的冲动非常强烈，特别是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这当然是达到又快又好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仅有这种强烈的发展冲动，盲目上项目，盲目攀比增长速度，则会扭曲市场机制的功能，形成投资高涨、投资错配的局面。要扭转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就应当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使政府经济职能主要转移到社会需要解决而企业和市场解决不了和解决不好的问题上来。其中最突出的职责是依法维护产权独立和经济自由的经济制度，完善市场机制和维护市场秩序，解决市场和企业难以解决的问题，减少和消除市场机制造成的消极后果和负面影响。但是，由于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和各级政府经济职能与市场机制还不很适应，导致一些市场机制扭曲或者缺失。这是推动投资率高涨的体制性原因。例如，从理论上看，在人均收入较低的情况下，边际消费倾向较高，但是实际情况正好相反。目前我国存在社会保障、医疗和住房等领域的问题，导致人们的预期消费较高，从而出现边际消费倾向较低，储蓄率很高，这样在各级政府投资冲动强烈及其对项目评审权力、土地批租权力和贷款影响力较大的情况下，就促使作为日益市场化的银行面对如此局面不得不放贷，从而使高储蓄率转化为高投资率，使居民最终消费率处在低位运行，从而推动产业结构重型化，最终形成投资替代消费的增长模式。
注释：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8-439页。
②鲁从明：《〈资本论〉的思想精华和伟大生命力》，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261页。
③实际上这里的年利润包括生产税净额和营业盈余2个部分，即国内生产总值－（劳动者报酬＋固定资产折旧）。
④1964年美元价。注：折算根据《1985年世界发展报告》第174页，该报告公布的按当年美元统计的中国1983年人均GNP300美元；该报告公布的美国通货膨胀指数是：以1964年=100，1983年=311.6（报告第175页）；按该指数将1983年美元折合成1964年美元，中国1983年人均GNP为96.3美元。其余各年按1983年数字和各年的环比指数推出。
⑤肖泽群：《以科学发展观协调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载《宏观经济管理》2004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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