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研究的拓新之作——评王联斌《中华武德通史》，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武德论文,通史论文,之作论文,中华论文,中国传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华武德文化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族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过去和现在，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影响都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中华武德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但是过去一直没有进行过系统地开发整理和研究。国防大学博士生导师、南京政治学院王联斌教授经过10年的努力，精心撰写了第一部全面系统研究中华武德文化的专著《中华武德通史》（以下简称《通史》），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该书被列为“九五”国家重点图书，近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通览全书，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第一，着力探讨了中华武德文化的历史定位和现代价值，开掘了传统武德精神的时代内涵。
“探讨中华武德文化的历史定位和现实价值意义”，可以说是《通史》的基本出发点和归宿。《通史》着力阐述一个基本观点，即中华武德文化是比较能够涵盖民族文化精华、反映民族精神本质的一个文明窗口；开发和继承中华武德文化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对于丰富和发展民族文化，激发民族的自豪感，发扬爱国主义精神，促进军队和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武德文化之所以在民族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主要是由于军事职业生活的特殊性、丰富性以及它在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所决定的。马克思在讲到军人职业生活对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影响时曾经指出：“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我们对生产力和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的看法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还说：“军队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概括了市民社会的全部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183页）这就是说，军人职业、军事生活具有普遍的社会品格。《通史》从道德科学的独特视角揭示和展现了马克思的这一历史观，着力揭示中华武德文化的历史个性中所蕴含的民族精神的本质，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条新的认识民族文化特质的有效路径。
我们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作为民族伦理文化的特殊形式存在和发展的武德文化，始终将自身融入伦理社会的文化大背景中。特殊的武德文化形式包含着民族文化的普遍品格。显而易见，在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文化系统工程中，应包含对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开发和借鉴。《通史》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它在更高的理性层面上，比较系统地把握和揭示出了中华传统武德文化中值得借鉴的现代价值，如忠贞的民族气节、高尚的爱国主义情操、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团结精神、吃苦精神、英雄主义、乐观主义和恪尽职守、爱民保民、居安思危、自强不息、勇于献身、机智果敢，等等，这些精神和品格，“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结晶，仍值得今天继承和发扬”。
第二，开拓了中国道德哲学研究的新领域，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新见解。
对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的研究，近二十年来有很大发展，一是相继有多部比较系统全面研究伦理思想的史学专著问世，二是研究诸子伦理思想的著作层出不穷。但是，今天看来，在伦理学领域的研究中有一个明显的缺憾，就是忽视了对武德思想和兵家伦理的研究。另一方面，在研究军事文化的史学著作中同样也缺少对武德思想的系统把握。这在一定程度上遮掩了对华夏文明研究的视野。其实，在中国传统道德资源中蕴含着丰富的武德文化宝藏。研究诸子百家的伦理思想，不能冷落兵家，因为它是百家中的一个大“家”；同时，也不能把原本属于诸子伦理思想体系中的武德内容从其体系中抽去。《通史》的一个可贵的、颇有创造性的尝试，就是把诸子的伦理思想与其本人的武德思想及同时代的兵家伦理、武德实践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不仅拓宽了中国传统道德哲学和军事文化研究的视野，弥补了中国文化史研究上的一大缺憾，而且也为全面、系统、准确地把握诸子和兵家的伦理思想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
从学术上说，《通史》留给读者的一个最为突出的印象，就是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建性、启发性的新见解。
一是对人物、著作的基本武德思想的论证评析和提炼概括上很有特色。如管仲“贵人贵德”的军事伦理思想，老子以“守柔”为宏旨的“慈战”观，孔子军事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仁”，《孙子兵法》“堪称为一部军事仁学”，墨子的义战观以“非攻”为核心，吴起国防伦理观的基本内核是“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以及孙膑“战胜而强立”的军人价值观，《商君书》“以战去战”的战争伦理观，孟子“吊民伐罪”的“仁战”标准，荀子“王霸合一”的安国方略，直至太平天国反帝爱国的民族气节，孙中山对中华武德文化的创新，等等。这些见解都使读者耳目一新。
二是对中华传统武德文化的历史分期和发展轨迹提出了富有创建性的见解。《通史》将中华武德文化发展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即远古春秋，是中华武德的起源和武德文化走向成熟、奠基的时期；战国军争和“百家争鸣”，把中华武德文化的发展推向了隆盛时期；秦汉至三国，是中华武德文化在融合中走向统一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唐宋元明时期，中华武德文化经历了一段漫长的衰落之后，又走向了复兴，迎来了民族魂的新生，谱写了中华武德文化史上可歌可泣的新篇章；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建“八旗军”至孙中山创建国民革命军，中华武德文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同化、退化到革命的转化过程。《通史》通过对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分析，得出了一个全新的、具有规律意义的结论：“中华武德文化在以上五个时期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武德之‘仁’）和两条主线（‘义战’、‘人和’）的轨迹辐射和展开的。外以‘义’为上，内以‘和’为贵，武德意义上的‘义’与‘和’，是‘仁’的原则在军事领域的集中体现。”这一概括是富有启发性的，它不仅对中国军事史的研究，而且对整个民族文化史的研究都有借鉴意义。
三是对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些学术谜底提出了独到见解。试举几例：(1)关于孔子学说中“仁”与“礼”的关系问题。《通史》通过对所挖掘的新的史料的分析，指出：“在实践中，孔子体验到了他的‘仁’与‘礼’的冲突性。在孔子看来，‘礼’应当为‘仁’服务，应当服从‘仁’的需要。总之，要以‘仁’制‘礼’，以‘礼’辅‘仁’。”(2)关于孙子“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之说。《通史》运用“战场道德环境效应”理论和可靠史料，经过谨慎考证，一反众说。“孙子‘众陷于害’的用兵原则，并非是指对士兵生命不负责任，冒险地把士兵驱往‘死地’，以迫使士兵去拼死。从孙子所述的立意看，所谓‘害’，实质上是一种心境，是相对意义上的一种心理体验。也就是说，它是以士卒心理体验到‘危境’而又不惧其‘危境’为尺度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孙子强调指出：‘九地之变，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变换和利用战场环境，以及进退攻守，一切要看是否符合部队的心理状态，是否有利于士卒精神潜能的释放。”可以说，这段议论是相当精彩的。(3)关于吴起的人格问题。《通史》针对史学上有所谓“不忠”“不孝”等存异之说，在考证的基础上，通过辩证分析，得出了“不忠之忠”、“不孝之孝”、“不仁之仁”、“不信之信”等富有哲理的结论。诸如宋襄公“仁义”战法之辨难，“向戍弭兵”的是非之争，刘邦、项羽武德人格之得失，宋太祖“黄袍加身”的道德意义，等等，都有不少独到解疑之处。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不满足于对历史只作梳理、归纳和描述，而是运用了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在“史”与“论”的结合上作了有益的尝试。
《通史》中的各章节，可以说都是按照学术论文的思路写成的，都可以单独成篇。但是，通卷读来，从体系结构、历史逻辑、风格体例等方面来看，《通史》给读者的印象却非“史论文集”，而是一部实实在在的、能够比较完整系统地揭示和反映中华武德文化基本内容、本质特征、发展演变规律及其历史和现实价值等方面的通史性专著。
写史难，写史论更难，写史论性的通史尤难。因为章章节节都要论，论得多了，也就难免要有些重复，甚至空乏无味。但是，《通史》却较好地避免了这些弊端。其成功之处有两个方面：
一是取材严谨。《通史》对入书人物和著作的取舍，是比较审慎、严谨的。该书不仅多以正史为底本，取翔实资料，而且重视所取材料的价值地位和个性特色，即“(1)在历史上居于重要地位并有较高的价值意义；(2)有发展、创新之处和鲜明的个性特征；(3)有可靠史料记载。”由于这种取材方式可以将一些重复或近似的史料滤去，因而也就可以较好地避免了立论上的重复。二是立论精当。《通史》不仅是一部能搏采百家之说的论著，而且视角新颖，立论平实、精当，富有哲理。
总的来说，《通史》是一部自成体系，结构严谨，视野广阔，取材丰富，富有创见的拓新之作。确如张岱年先生在为该书所撰“序言”中所言：“这是对中国军事史、中国文化史研究的一项崭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