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学术期刊变迁中的知识交流权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期刊论文,知识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世界学术期刊体系陷入了举世公认的危机，其主要表现就是期刊价格上涨和订户减少之间的恶性循环。由于期刊危机已经严重削弱了图书情报机构的文献保障能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术团体的科研和教学活动，它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科研团体、图书情报界、出版界、科研管理机构共同关注的问题。我国图书情报界虽然对危机本身给予了不少关注，但对于它产生的历史背景，特别是其中的知识交流权因素，却很少剖析。笔者认为，这样的剖析对于我国刚刚开始的期刊出版体制改革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本文就是希望通过考察世界学术期刊出版中的权势关系及其对期刊危机的影响，揭示世界学术期刊出版演变过程对我国期刊出版改革的启迪。
2 “礼品经济”时期的学术期刊及知识交流权
世界上最早的学术刊物出现于17世纪中叶。当时，欧洲刚刚经过了文艺复兴运动，现代科学迅速崛起，各类研究组织（如科学院、学会、协会）纷纷成立。这些组织沿袭古希腊学院的传统，定期聚会，交流最新的研究进展；在会议的间隙，学会还通过邮政系统向其成员发布消息[1]。最早的学术期刊（法国《科学家杂志》和英国《哲学会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的。
在大约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这些早期的杂志虽然已经具备现代学术期刊的某些特征（如汇集成册、定期出版等），但它们一般并不报道科学发现本身，而是用来预报即将问世的科研成果（主要是图书）。除此之外，它们还报道一些新闻通讯[2]。由于不涉及原始的科学发现，且交流范围相对狭小，因而这段时间的期刊出版基本上是学会的内部事务：学会秘书负责刊物内容的取舍、编辑和出版事务；学会理事会(Council)负责内容审核；学会承担出版过程中的费用。整个期刊出版过程不涉及复杂的社会分工和权势关系。
18世纪中叶以后，世界学术期刊逐渐走向成熟，期刊的编辑出版过程发生了若干显著变化。首先，期刊内容逐渐从预报科研成果转向报道原始科学发现。由于期刊比图书更快捷，更适应科学创新的时效性，因而，这一转变极大地推动了科学的发展。随着期刊成为报道原始发现的基本渠道，期刊论文也成为确认科学发现优先权的基本形式，在著名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也随之成为科学家能力和贡献大小的表征。这些变化，再加上后来实施的以同行评审为手段的质量控制，使期刊逐渐变为科学交流系统的支柱媒介和科学交流权的窠巢：掌握着期刊发展方向的利益权人，也掌握着科学交流系统的命脉。
其次，世界学术期刊开始陆续采用严格的质量控制机制——同行评审制(peer review system)。这是一种由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审查论文内容并决定论文取舍的制度。英国的《哲学会刊》是最早实行这一制度的期刊。1752年，伦敦皇家学会对《哲学会刊》出台的新出版政策规定，刊物内容的取舍不再由学会秘书自主决定，刊物收到的材料必须送交学会选出的专家评审，编辑根据专家意见决定材料取舍[3]。这一制度应该说是现代同行评审制度的先声。
从质量控制的角度看，同行评审的价值主要寓于它采用的评审标准和操作规范。同行评审一般由两位或以上资深专家双向匿名评审（即评审专家不知道作者姓名，作者也不知道评审专家的姓名）；专家意见不一致时再请其他专家重新评审。评审过程采用相对统一的标准，这些标准通常涉及理论视角、研究设计、对前人研究的了解程度、知识声称的创新程度以及图表和陈述的质量等。培根的现代科学观是确立这些标准的主要基础。培根认为知识来源于观察，理性通过归纳、分析、比较等方法对人们在实验或观察中获得的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就能形成知识。这样的科学观经过孔德等哲学家的提倡，后来也改造了现代社会科学。它使科学研究团体在论文评审标准上能够达成共识，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同行评审制的客观、公正和权威性。
同行评审制的实施是世界学术期刊演化过程中最重大的变化之一。在科学研究规模不断扩大，论文数量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同行评审制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进入科学交流系统的成果的质量和整个人类知识体系的严谨。如果说学术期刊是现代科学交流系统的支柱，同行评审制则经常被视为这一支柱的基石。正因为如此，一些具有强烈选择性的数据库（如SCI、SSCI）往往把是否采用同行评审制作为选择来源期刊的基本标准。在科学研究团体内部，衡量作者学术水平和地位的指标也逐渐具体化为在实施同行评审制的刊物上发表论文的数量。随着论文内容的审查权和取舍权被移交各领域的专家，评审专家(referees)成为学术期刊出版中最有权势的利益权人之一。
随着同行评审制的实施，学术期刊出版中的分工也逐渐明确：作者负责科学研究和论文撰写，然后将稿件提交学术刊物进行评审；编辑负责接收稿件、联络作者和评审专家、根据专家意见决定稿件的取舍、审核作者的修改是否符合评审专家的要求以及文字表述是否合乎标准。评审专家负责对稿件内容的有效性、可靠性和其他方面的质量进行审查，并据此提出稿件能否被接受的意见，对可以接受的稿件提出修改要求；学会负责期刊出版过程的策划和运行，如印刷、装订、营销等，并承担出版过程的全部费用。在这一分工中，作者通常是无偿地向学术刊物提供科研成果，编辑和评审专家也是无偿地承担学术论文的质量控制职责，学会虽然也销售期刊，但定价通常只涵盖期刊生产过程的成本，如纸张、印刷、办公费等，而整个科学研究团体则可以无偿使用他人的科研成果。学术界将这种分工所支持的科学交流过程称为“礼品交换”(gift exchange)，将其经济模式称为“礼品经济”(gift economy)。截止20世纪40年代，这一出版链始终代表了学术团体内部的分工，知识的交流权也因此掌握在以评审专家为核心的学术团体手中。
3 商业化改造下的学术期刊及知识交流权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西方主要国家科研投入的增长和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科学文献生产量迅速增长。这不仅使已经出现的科学文献呈指数增长的趋势得以在更大基数的基础上维持，而且缩短了科学研究文献翻番的年限。在化学、生物学、数学等领域，文献的增长速度都由原来的每15年左右翻一番上升为每10年左右翻一番[4]。
迅速增长的文献量对学会的出版能力提出两大挑战：其一是处理大量投稿、维持期刊定期出版的压力；其二是在新兴的学科分支领域提供专门的学术刊物的压力。学术期刊的商业化——即由商业出版机构接管学会期刊或出版新期刊——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拉开了序幕。
对商业化出版机构来说，学术出版具有多重吸引力。第一，迅速增长的科学研究队伍为学术期刊提供着丰富的稿源；第二，研究队伍的增长还代表着对期刊需求（即市场）的扩张；第三，学术成果之间不能相互取代（即不存在竞争），因而可能给出版商带来一定的垄断地位；第四，学术团体一直把研究成果视作应该无偿提供的公共品，作者、编辑和评审专家的劳动基本上是无偿的，因而，学术期刊商品化的成本比较低。这些因素使战后的学术期刊出版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领域。
最早进入学术期刊领域的出版商是Robert Maxwell。1948年Maxwell出版了他的第一份学术刊物，又在随后的几年增加了刊物种类，为若干专业领域填补了学术刊物的空白。20世纪60年代以后，学术刊物的商业化速度加快，出现了像Elsevier,Springer,Blackwell等大型学术期刊出版商，他们除了出版新的期刊，还从学会手中接管已有的期刊。
商业化改造给世界学术期刊带来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在交流知识和确定科学发现优先权等宗旨之外，学术期刊也成为出版商获取利润的途径。这一新的目的导致了期刊价格的迅速增长。出版商不仅将他们接管的学会刊物大幅度提高了价格，而且还利用期刊需求的非弹性，以远远超过物价平均上涨幅度的速度提高期刊价格。例如，The Journal of Supercritical Fluids原来由美国聚合物研究联合会(Polymer Research Associates)出版，每年定价为$275，1997年由Elsevier接管，1998的定价增长为$656[5]。另据英国图书馆情报统计中心的数据，自1991年以来，英国研究图书馆订购的学术期刊的价格平均每年上涨11%，而同期的其他消费品价格平均每年上涨2.7%[6]。在过去的20多年中，期刊价格的上涨已经使学术期刊基本上失去了个人订户，也迫使大多数图书馆减少了期刊订购数量。面对期刊订购量的削减，出版商用进一步抬高价格的做法来弥补利润的损失，从而使期刊出版系统陷入了价格上涨—订数减少—价格上涨的恶性循环。
其次，学术期刊的商业化还对期刊出版链及其权势分配产生了深刻影响。出版商一旦把科学研究的成果当作商品，礼品经济就瓦解了。不仅如此，出版商要谋求利润最大化，就必须严格控制论文的使用（即确保只有付费的人才能使用），而要控制论文的使用，他们就必须拥有这些论文的版权。所以，在商业化改造下，世界学术期刊出版链出现了一个独特现象：作者负责研究工作并撰写论文，但在论文发表的时候，却需要将版权转让给出版商；评审专家和编辑负责论文的质量控制，却很少收取酬劳。论文一旦发表，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评审专家和编辑，都不再对它拥有任何特权。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团体权利的沦丧已经给研究和教学中的文献利用带来了很多障碍。学术团体逐渐意识到，“克服这些障碍的关键，是学术团体必须收回他们转让给出版商的权势和控制，或［在商业化出版系统之外］建立起不同的学术交流机制”[7]。
4 数字化革命中的学术期刊及知识交流权
电子期刊的出版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项目”(Electronic Information Exchange System project——EIES)和英国国家图书馆研究开发部资助的”拉夫堡——伯明翰电子网络发展项目”(Birmingham And Loughborough Electronic Network Development——BLEND)分别实验了通过网络直接向终端用户提供电子期刊论文的系统。这些早期尝试由于计算机处理能力的限制和用户界面技术的落后，都未能取得预期效果，但是，它们却展示了由科学研究团体通过网络直接向终端用户传递科研成果的可能性。这种可能一度使很多人相信，科学研究团体终于可以越过出版商，重新主宰学术期刊这一科学交流的基本工具。
20世纪90年代，以网络为媒介出版电子期刊的尝试进一步深入。这种努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术团体开始绕过传统出版机构自行出版电子期刊；二是一些大型商业出版机构开始探索将他们的传统出版物移植到电子领域的途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商业出版机构在经过了若干年的观望和实验之后，终于决定大规模进入电子出版领域，很多出版商将原来出版的印刷式期刊改成了双轨出版（即同时出版印刷版和电子版）。
从一定意义上说，科学研究团体和出版商对电子出版的兴趣代表了两个利益群体对未来科学交流权的关注，以下这段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评论就反映了这一点：
传统出版［商］利益正试图按古老的纸质系统的模式塑造新的虚拟出版系统……他们试图让我们相信：只有他们能够为学术团体的需要提供专业化服务……如果出版商的意愿不能实现，他们一定会设法清除正在涌现的［非商业性］出版物[8]。
学术团体和出版商在电子出版领域权势重组的结果，导致了学术期刊出版模式的多样化。归纳起来，目前学术刊物的主要出版模式包括以下几种：
(1)以出版商为主要出版者的双轨出版模式：这一模式是传统期刊出版体系的延伸。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越来越多的商业出版机构开始为他们的印刷式期刊出版电子版。尽管目前电子期刊依然面临长期保存等问题的挑战，电子出版物市场依然很不成熟，开辟电子版的投人依然需要承担一定程度的风险，但双轨出版已经增强了商业学术期刊在新环境下的优势，也巩固了传统出版机构在科学交流体系中的统治地位。
(2)以学术团体为主要出版者的开放存取(Open Access)模式：开放存取原则和开放存取模式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团体为了削弱出版商的权势，恢复研究成果的公共品性质而提出的。开放存取原则指以下原则：“保证储存于互联网上的学术文献可以被自由存取，允许任何人对它们进行阅读、下载、复制、传播、打印、检索、建立链接、标引、将它们作为数据输入软件或用于其他任何合法的目的，除那些阻碍用户使用互联网的因素外，上述使用不再受任何其他因素，如经费、法律或技术障碍的限制”[9]。开放存取模式就是按这种原则将学术团体的研究成果，包括预印本、未发表的论文、作者有权传播的已发表的论文集中收录并通过网络向所有研究人员免费提供利用的形式。目前世界上已经存在众多的开放存取中心。2002年，为了帮助学术团体有效存取这些开放学术成果，一些国家的大学管理人员、图书馆员和科研人员在布达佩斯通过了“布达佩斯公开存取行动框架”(Budapest Open access initiative Framework)。已经出现的开放存取形式包括：
纯电子期刊：大多数由学术团体自行出版的刊物都采用纯电子式，也都实施开放存取原则。在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这类刊物的代表作有D-Lib Magazine,Information Research,Ariadne,First Monday等。
电子预印本式：这是将作者准备在正式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或已经被接受但尚未发表的论文的电子稿提交给一个数字化存储中心，由该中心通过网络免费向学术团体提供利用的模式。目前最成功的电子预印本中心是由美国物理学家Paul Ginsparg于1991年创建的arXiv.org。起初该中心只是高能物理领域的一个小规模的预印本存储和获取中心，但其收录范围目前已扩大到物理学的其他领域以及数学、计算机科学等领域。[10]。
PubMed Central模式：1997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副校长David Shulenburger提出了一个新的出版模式，即所有的学术论文在它们出版90天之后，按出版时的形式提交给一个专门的存储中心，然后免费向学术团体提供。该提议没有获得成功。但是，2000年，斯坦佛大学的一组科学家发起了一个类似的项目。他们把自己的论文在发表6个月后提交给PubMed Central（一个由美国国家医学图书馆管理的存储中心），并通过PubMed Central免费向学术团体提供利用。这些科学家向学术团体发出了“只向同意在论文发表6个月以后授予作者通过PubMed Central和其他公共网络传播自己作品之无限权利的期刊投稿，只为这些期刊担任编辑和评审，只向这些刊物订购”的倡议。到2002年6月，已有3万多科学家签名响应这一倡议[11]。
(3)SPARC模式：(SPARC Scholarly Publishing and Academic Resources Coalition)是由美国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Research Libraries)倡导建立的学术期刊出版项目。SPARC的目的是通过扶持学会或小型出版商的非赢利或低价刊物，打破商业出版机构在学术出版界的垄断地位，恢复学术团体对学术期刊出版的主导地位，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研究成果的公共品性质。SPARC的具体做法是利用图书馆的购买力或提供经费资助等方法，帮助学会、大学出版社和小型出版商出版与特定商业性学术期刊相似的刊物，以此形成对大型出版商的竞争局面。目前，SPRAC已经支持了约100种学术期刊，其中有些已经迫使他们的商业竞争对手放慢了价格增长速度，有些已经使他们的对手陷入了困境[12]。
上述出版模式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尽管作者、编辑和评审专家的分工基本保持不变，但商业出版机构对学术期刊这一交流工具的绝对控制权已开始面临挑战。在前面提到的新出版模式中，出版商或者被越过了（如纯电子期刊模式），或者被要求接受有限的控制权（如PubMed Central模式），或者不得不面对低价格出版物的竞争（SPARC模式）。这些新模式希望通过改变现有期刊出版格局，帮助学术团体夺回他们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逐渐丧失的学术交流权。
5 结论及其对我国期刊出版改革的启迪
自学术期刊成为科学交流的基本工具以来，世界学术期刊经历的最显著的变化之一就是从“礼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即原来作为期刊出版者的学会、协会将出版事务移交专门的出版商；原来作为著作权人的作者将版权移交出版者（通常以签订版权转让合同的方式移交）；原来非赢利的出版过程转化成赢利的途径；原来在学术团体内部交换的成果转化成在市场上营销的产品。在赢利目标驱使下，出版商极力限制出版物在市场以外无偿传播，为此，很多出版商甚至对作者本人的使用权都严加限制。商业化改造使期刊这一原本以广泛传播人类知识为目的的交流工具从此套上了以版权等名目限制使用的羁绊。
商业化了的学术期刊出版链(publishing chain)包括若干利益权人：作者、编辑、评审专家、出版商和用户。作者利用科学研究机构（如大学）的设施、资金和时间开展研究、撰写论文，然后无偿地将论文连同版权移交出版商，他们的成果为出版商提供着丰富的稿源；编辑和评审专家同样利用科学研究机构的条件和时间从事论文的编审，对论文质量进行控制，保证出版商的产品质量，他们的服务为商业化学术期刊赢得了质量声誉，并使它们成为作者们向往的投稿目标；用户群体则利用其研究机构的经费订购出版商的产品，为学术出版商提供着相对稳定的市场，并在客观上促成了出版商的垄断地位。这种利益权人关系赋予出版商极大的科学交流控制权，其他利益权人对它的制衡十分有限。
然而，如果因此将作者、编辑、评审专家和用户构成的科学研究团体理解为商业利益的奴仆，那将是对学术期刊出版过程中复杂的政治经济关系的误解。作者、编辑、评审专家在期刊出版链中扮演的角色除了源于他们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知识之公共品性质的信念，还由于他们可以从学术期刊出版中获得利益，这包括科研成果的发表、声誉、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晋级、加薪等。20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科学研究机构日益强调科研效率及其评估，研究人员承受着不断增强的发表论文的压力(“publish or perish)，功利目的已经成为作者、编辑、评审专家参与商业学术期刊出版的主要动力。这就使学术团体一方面对出版商限制论文使用的苛刻规定以及垄断式提高价格的做法感到不满，另一方面又通过投稿、提供编审服务、订购期刊等维护着商业化出版链的运行，巩固着出版商在科学交流中的权势。
随着电子出版而出现的众多出版模式，如电子预印本模式、PubMed Central模式和SPARC模式，从表面上看是信息技术赋予学术期刊的新型出版模式，但他们事实上代表了学术团体力图削弱商业出版机构垄断地位的尝试，因而代表了使学术期刊回归传统的努力，正如SPARC明确提出的，他们的目标是“将科学归还科学家！”[13]从当初的“礼品经济”模式到完全商业化再到对出版商权力的抵抗，世界学术期刊的出版可谓经过了不小的弯路。
这些努力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扭转世界学术期刊的出版格局，进而削弱商业出版机构对学术交流权的垄断，是本文这样简短的回顾很难预言的。但以上回顾或许能为那些正在尝试学术期刊出版改革的国家（包括我国）提供一些经验教训：首先，学术期刊的商业化必须为政府干预留下余地，政府的职能不仅需要体现在对学术刊物之政治导向的监督上，而且应该体现在对学术期刊出版链的规范和监管上，政府需要在出版物价格、版权归属、版权转让程度等问题上充当决策者。目前，我国学术论文的著作权依然归属作者，但期刊出版改制之后，版权的归属很可能成为有争议的问题，因为出版企业若不能控制论文的版权，也就不能限制作者将自己的论文提交给网上传播机构或数字图书馆，企业的经济利益就可能受到损害，期刊出版企业很可能像他们的国外同行一样要求作者转让版权。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企业与科学研究团体之间的权势分配必须由政府裁决，必须避免出版企业对期刊出版的绝对控制权。其次，学术研究团体需要积极参加改制过程中有关期刊发展方向的决策，从一开始就建立开放存取等能与商业出版机构制衡的出版模式，避免改制后的出版系统走向垄断。再次，我国可以借鉴世界学术期刊出版中一些源于“礼品经济”的角色分工，如论文的无偿发表（即不收稿酬）、学术团体对编辑和评审职务的无偿兼职等，以降低期刊出版成本。因为在商业化了的（即失去了政府补贴的）期刊出版过程中，稿酬、编辑与评审的酬劳以及其他成本都可能大大提高期刊的价格，从而使已经在世界学术期刊危机中陷入困境的图书情报机构更加不堪重负。
收稿日期：2004-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