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阶级与新的不平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平等论文,阶级论文,全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信息生产力
我们所说的全球化，准确地说，也许指的就是一种新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出现，它们已经突破了所有传统边界。把它们描述为生产力是很有迷惑性的，在这里，涉及的恰恰不是生产。它们也不是那种古老意义上的“服务业”，如科林·克拉克（Colin Clark）与让·富拉斯蒂耶（Jean Fourastié）对于这个概念所赋予的那种意义（对于这个有60％以上的人在“服务产业部门”从事“第三产业”的社会来说，那种含混的抽象概念无论如何都已经过时）。全球化的新力量是信息力量。在这里涉及的是一种技术，它使得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信息原则上到处都可以同时为任何人所掌握。“原则上”这个词是很重要的，法语的en principe，似乎更准确些，众所周知，它意味着与绝对肯定完全不同的意思。我还是要回到属于全球网络和“网络社会”（如曼努埃尔·卡斯泰尔所说的那样）的那些人和那些地方。无论如何，信息社会的力量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
至于统治信息社会的权力，同样也是无法否认的。作为伦敦商业中心一家银行董事会成员，我在1999年有好几个小时是这样度过的，听取信息“专家”向我讲述关于可怕的Y2K（前面已经提到）的吓人故事，也就是向2000年过渡时将会发生大灾难的预告。飞机将从天上掉下来，而抢险救护队却无法到达飞机残骸所在地，因为他们自己被困在电脑控制的大门后面，这个门已经无法自动打开。在毫无危险地降落以后，我们大家都被憋在电梯里面，无法使用紧急呼救电话，与此同时，上百万的金钱以不可思议的方式从我们的银行账户上消失，或者出现在我们的账户上（对于不属于全球阶级的那些人来说，这种可能性的概率就更大一些）。为了阻止这种预言的灾难，我们不仅不得不身心疲倦地在会议上熬过几个小时，而且还要向那些高薪“专家”支付很多钱，世界范围有很多这种亿万富翁。后来到了2000年第一次董事会会议开始的时候，Y2K就从实施日程上消失了。在讨论“例行事务”的时候，我提出问题说：“这一切只是一个大玩笑，难道不是吗？”信息“专家们”被安排在另外的时间向董事会讲课，都是尽可能对自己有好处的话，如计算机现在已经进入最新发展阶段，应该使工作人员掌握深奥的系统知识等等。事实上，像北朝鲜这样的国家并没有做很多事情，也进入了新世纪。与英国、美国相比，意大利和希腊也没有做多少事情。全球阶级把我们当成了束手无策的人质，越是在“进步”国家，人们越是要毫无反抗地屈从他们。
这个故事似乎很微不足道，但是它是一个涉及权力的故事。新的社会经济力量并不像重力一样，后者始终在发挥作用，无论伽利略是否为了他的试验而爬上比萨斜塔，反正都一样。而社会经济力量涉及到许许多多的人，没有这些人，它就不会存在：发明者、投资者、使用者、占有者。他们影响到一个阶级的崛起，在这里，使用的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概念。新的力量创造出利益，围绕这些利益，那些从支持新力量中获得好处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就这样，全球化导致了全球阶级的崛起。
新的声音，谁来定调？
全球阶级也许是旅行者，他们有许多时间是在国际机场和公司商务会所中度过的。这个男士正在用精巧的移动电话接听远方伙伴的谈话。“你在什么地方？在檀香山？你忙得挺来劲。我被粘在法兰克福了。但是你听着，我们可能会抓到订单。”三句话离不开订单。全球阶级的先驱者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肖像画家。这个肖像几乎就像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用他自己发明的词汇所描绘的那样。他把一本很有影响的附有照片和简历的画册献给“新的炼丹师”。这本书的副标题是：《先知先觉的人们如何从无变有》。另外也在强调他们的行李是如何轻巧：《依靠稀薄的空气生活》，这是查尔斯·利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新经济”研究的标题（托尼·布莱尔用崇拜的词句吹捧这项研究是“异乎寻常的有趣”）。罗萨贝特·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曾经谈到世界主义者的“世界阶级”，他们不是把旅行，而是把自己的“精神禀赋”作为自己的特征。他们的“内在的精神财富是非常丰富的”，三个K导致他们在全球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并获得权力。Konzepten（计划）——最好最新的知识和思想；Kompetenz（能力）——在任何既定地区都能最高水平地发挥作用；Kontakten（联系）——最好的人际关系，在世界任何地方，到处都可以把别人的或者其他组织的资源搞到手。
在这里，人们想到了年轻的计算机网上高手，据说，他们原来几乎没有任何可以支配的财产，但在几周之内就“挣出”百万金钱。事实上，这都是“稀薄的空气”。如果缺乏氧气的话，他们自己也会虚脱，而他们放在交易所的可疑的股票和他们自己将始终远离可信形象，成为一堆乱七八糟的麻烦。他们的活动范围从银行、保险公司伸展到所有现实的和虚拟的贸易商行、亚马逊网站、旅游局。这个业务名单并不局限于严格意义的经济活动，媒体大王、甚至一些教授都属于这个全球阶级。他们还包括在所有耀眼生活领域中的明星，如体育界、通俗音乐界、可能有希望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领域，而且首先是在这样的地方，在这里，巨额彩票的赢家、畅销书的作者、公众舆论的英雄，他们凭借善行或者恶行，突然走红而一跃成为明星。
盈利者与失败者：政治的优先次序
这是一种充满魅力的一揽子价值观念。它们构成了一个阶段政治哲学的基础——也许这还仅仅是政治语言——这种政治哲学作为“第三条道路”已经是众所周知。在这里，我有意识地引述乌尔利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的话。克林顿的新民主党、布莱尔的新工党事实上都是全球阶级利益的完美表现。这种立场的吸引力还在不断增长，他们把谋求短期利益的政党变成了一个新的统治集团的维护者。与此同时，这也就成为这些政党内部深刻冲突的根源。欧洲大陆的社会民主党发现自己有充分的理由，很难去遵循布莱尔的纲领。施罗德与布莱尔关于新中派和第三条道路的文件几乎使德国社会民主党陷于分裂，一直到把文件悄悄地束之高阁，搁置起来。法国社会党人在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公开接受新的意识形态，但事实上他们始终是这样做的，只要他们还在台上执政。布莱尔在欧洲最亲密的朋友是现在的西班牙和比利时的首相，一个是保守主义者，一个是自由党人。我在这里试图描述的这种新关系政策同样也是含混不清、十分混乱的，就像一个世纪以前的政治一样，当时古老的社会集团——在英国，保守党人迪斯雷里（Disraelis）推行的“一个民族”的政策，格拉斯通（Gladstones）推行的改良自由主义的政策——都失去了力量，而正在诞生的新结构还没有找到一个明确的模式。
但是，如果认为全球阶级对于在这里所揭示的绝对不平等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这种不平等使得所有人的生活都很不舒服。大家都要面临代价昂贵的安全防护措施，广泛流行的社会解体感觉，以及道德上的野蛮行动。怎么办？人们可以努力设法继续扩大教育的希望，但是，总是会碰到极限。随着这种教育后备军长期存在，又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一点上，在我们确认新的冲突阵线之前，还要在分析中引入另外一个因素，这就是劳动。全球阶级并没有废除所有人都应该劳动的思想。就像在教育问题上一样，他们感觉自己出于恐惧而采取的强制行动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新工党和老工党在实现充分就业方面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他们许诺要采取一切措施，努力使所有的人都能够拥有职业工作。所以说，对于劳动市场及其结构的深刻变动，他们表现出一种罕见的色盲症。
劳动与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的削弱可能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很大问题，还是它的一个普遍研究命题。首先是教会失去了自己的力量，然后是家庭、乡村和城市、民族国家。社会到处都走向被等级契约约束的道路。最后，劳动契约就成了能够实现人们生活结构化的唯一办法。随着劳动契约也不再是一种正常规范，对于多数人来说，不再是他们的生活经历，于是就开辟出一个危险的空白领域。社会的道德基础开始瓦解。毫不奇怪，社会凝聚问题成了一个政治题目，与它并列的还有关于团结互助和社会共同体的讨论。提出这样的命题就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法律和秩序问题吗？在紧急问题的清单上已经有许多类似的重要问题。
全球阶级拥有他们保障自己成员个人安全的手段和途径；但是，他们也希望有一个凝聚在一起的社会。仅仅推行交往主义并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也不会加强非政府组织中的自愿成分。所以，使所有人都能劳动就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使所有人都有工作，之所以必要，首先在于它是实现社会控制的手段。但是，如果有人不希望自己拥有可支配的工作，恐怕是因为他们知道，这些工作本来就没有什么用处，难道不是吗？这样，就要有人强迫他们工作。对于那些不劳动的人，必须要缩减社会福利金，即使她是单身母亲。必须严厉地进行反对骗取社会福利的斗争，即使骗取数额还不是很多。如果人们最后乞灵于犯罪，托尼·布莱尔的政策就要发挥作用：“坚决与犯罪行为作斗争，坚决与犯罪原因作斗争”。这也就是说，首先要坚决地惩治犯罪行为。用什么来对付犯罪原因，劳动似乎是唯一的、无论如何要优先考虑的答案。
冲突的主要路线
人们可以对全球阶级的操劳表示理解，但是，结果并不能产生持续稳定的社会关系。总结整个论证：一个新阶级正在诞生，这就是全球阶级。他们骑在一种新技术的成就上面，而这种新技术是没有边界的。他们与许多伴生陪客一起，为21世纪初的世界社会定下了基调。这就是新经济条件下所有者利益的基调，但是，与一种希望和新的机会相联系的是对于能否具有一个持续发展的未来的担忧。全球阶级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阶级，由于他们繁忙的工作方式和迅速获取财富、极端暴富从而使许多人感到自己受到排挤。
全球阶级现在面对两条主要的冲突路线，一个是所谓的传统冲突，这就是新阶级与他们的历史前辈的斗争。查尔斯·利德比特提供了语言，托尼·布莱尔和其他人从此就接受了这些说法。全球阶级希望实现“现代化”，这也就是说，要按照他们自己的形象塑造一个世界。但是，他们看到自己面对的是“保守主义力量”。利德比特谈到我们“各种各样的高度革新能力”，这也是“我们不舒服的基本根源。”“我们是科学技术的革命者，但是，在政治和社会制度方面是保守主义者。”这种保守主义并不局限于保守主义政党；事实上它在传统的社会民主党、老工党的身上也打下很深的烙印。全球阶级相信，这种怀旧主义反对现代化的反抗是不会持久的。就像所有正在崛起的阶级一样，他们认为，世界精神站在自己这一边。在各个不同国家，新老社会民主党之间的斗争也许会有完全不同的结局。这可以用全球化形式的多样性来解释，如同我们今天所观察的那样。
另一条主要的冲突路线更难对付，更加令人忧虑不安，它是从新的不平等中产生出来的。人们必须公正地说，利德比特和其他“稀薄空气”、“第三条道路”理论家们非常清楚地看到，“不平等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慢性的、急性的、以及混合病症的标志。”就像“教育，教育、教育！”一样，这种荷尔蒙是为了加强全球阶级的权力，而“工作，工作，工作”是他们反对新的不平等的手段，但是，它并没有发挥作用。因为我们想捍卫的是这个最高价值观念：自由，所以，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它发挥作用。
全球阶级高度紧张地捍卫自己的自由，并且充分使用新的经济力量与社会力量来做这件事，这些力量构成他们存在的基础，但是，他们很少花时间和精力用于传统的自由观念。今天，我们知道，代议制政府意义上的民主是与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说的“民族性”，也就是民族国家、以及对于民族国家的绝对无条件信任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信任把民族国家凝聚在一起。没有一个例子能够证明，目前有一个超然于民族国家之外的真正有效的民主制度。但是，全球阶级正是在超然于民族国家之外的地方活动。所以，民主就成了“保守主义力量”的一部分，结果就是，伴随着新阶级的崛起，我们经历了什穆埃尔，艾森施塔特（Shmuel Eisenstadt）与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所说的“民主组织的政体的许多制度和组织基础发生松动”。
我们正在用新形式的极权主义采取代民主。这种极权主义的部分内容是有意造成的。强迫人们去劳动，也许会用间接手段，这就是一种极权主义政策（劳动权利，这是一种用滥了的说法，是不能强迫的。相反地，保障人们不劳动的权利倒是一种自由主义原则）。毫不容情地追究所有骗取福利行为，几乎必然会导致极权主义措施。对于有意识地“坚决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政策来说，同样也是如此。重要的是，这是新阶级并不明言的极权主义。如果劳动再也不能发挥对于受歧视者进行社会控制的作用，那么，就必须用其他方式实现社会控制。受歧视者，如同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似乎无论如何也不打算参加政治组织或者其他社团组织的活动，他们倾向于麻木不仁。而许多人麻木不仁始终就是少数人权力失控的另一面。
摘自《国际政治研究》（京），2005.1.129～1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