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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是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半壁河山。西部地域极其辽阔，资源特别富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经济发展潜力非常巨大。源于地理区位，自然条件，社会历史等诸多因素，经济虽然也在发展，但相对东部地区而言，目前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属于我国的“不发达地区”。对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发展差距扩大的问题，笔者认为，把握机遇，发挥地区自身优势，采取超常规发展战略，不失为加快西部大开发的一种可行的思路和现实选择。
一、西部大开发面临难得的机遇
“西部”在经济学界有两种不同的界定：一是1985年8 月在兰州市举行的“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讨论会”上专家们的界定：内蒙、广西、宁夏、西藏、新疆等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和陕西、甘肃、青海、 云南、贵州、四川6个省共11个省区； 二是体现在国家“七五”计划中的“三个经济地带”的划法，这是依据地区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地理位置而界定：包括大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大西北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9个省（区）， 这种界定把广西划入“东部沿海地带”，把内蒙划入“中部地带”。本文采用前一种界定把“西部”看作由11个省区构成的经济、社会地理区域。
西部大开发，必须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邓小平说：“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失去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幌就过去了。”西部大开发面临着不少机遇。其中具有战略意义的是：
1.国家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部署。由于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和改革区域性推进策略，致使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相对滞后。进入90年代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部署，却为西部带来了发展机遇。其一是，1992年6月国务院决定开放乌鲁木齐、南宁、昆明3个内陆边境城市； 同年7月，国务院决定开放的5个长江沿岸城市中又有西部大城市重庆（后又升格为直辖市），在4个边境省会城市中又有呼和浩特，在11 个内陆省会（首府）城市中就有成都、贵阳、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6 个城市分布在西部地区。国家对这些城市都实行沿海开放城市的优惠政策。这些城市进一步对外开放，对加快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发，缩小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的经济差距，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其二是，国家从“九五”开始实行由区域开放向产业转移、地区倾斜相结合的对外开放方略。这些方略，在1996年3月17 日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2.“九五”期间国家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为目标的区域经济政策调整。“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简称《纲要》）、全国人大九届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坚定而明确地提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到实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鼓励外商投资项目更多地进入中西部地区、优惠贷款等多方面支持， 为西部的快速兴起，提供了颇有力度的政策投入。这就为西部地区大开发创造了宽松的软环境。
3.东部生产要素西流和中国式的“西进”。三峡电站的兴建，重庆改设直辖市，东部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如能源，原材料，纺织等）开始西移，东部一些省市和大中型企业为实现优势互补，把当地产业链向中西部延伸，而实行跨省区的联合协作。例如，上海纺织行业已同新疆签订了自1995年始实现10－20万锭生产能力转移，新疆棉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25%。实现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能力转移，有利于协议双方优势互补，有利于西部11省区经济的发展。潍坊市到延安创办了近百个“少而精，短平快”的工业项目。仅1994年就为延安农民创收1400万元。上海金山县与云南思茅地区合作开发西双版纳风光旅游、湄公河国际边境旅游，开了东西旅游业合作的先河。杭州娃哈哈集团、金义集团等，富有远见的大集团公司较早开始在三峡库区设立分公司。象这样的生产要素从东向西的地区间流动，不能不说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难得的机遇。
邓小平告诫我们：“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美国西部开发模式，美国西部开发史，应当是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我们完全可以从我国国情、西部区情出发，在西部创建中国式的“农牧业王国”、“矿业城镇”、“铁路城镇”，创造富民强区的“安全活塞”。只要我们把敢想、敢闯同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发挥我们制度的比较优势，经过5年、10年、20年的艰苦努力， 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西进开发运动”一定会取得为世人所注目的巨大成功。
二、西部大开发的困难和优势
研究西部大开发，应当客观地估量现实面临的困难和比较优势。这是我们选择其开发模式和道路的重要前提。
1.困难与不利条件。（1）原有经济基础薄弱，在低起点上迈步。 据统计，1981年西部工农业总产值为1317.4亿元，占全国（7490亿元）的17.59%，是东部（3879亿元）的33.96%；1987年西部为3102.84 亿元，占全国（18488.69亿元）的16.78%，是东部（9888.83亿元）的31.37%。同比人均西部是东部的40.8%、37.58%，呈下降态势。西部交通运输落后，每万公里铁路营业里程只及东部的1/5左右， 邮路长度只是东部的1/4。原本薄弱的经济基础进入90年代， 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了。这就使西部地区开发、建设面临着更严重的困扰。（2）产业结构不合理。 受资源条件和工业基础的约束，西部基本上是农牧业、重型化的产业结构。80年代的资料显示西部农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9.91%，高于全国平均值25.29%，更高于东部的19.01%。重工业占西部工农业总产值的35.35%，占工业总产值的58.83%。到90年代初，由于轻工业发展缓慢，1993 年重工业与轻工业之比为61.98∶38.02。在重工业中，又是采掘业和原材料工业占较大的比重。西部产业结构重型化、资本密集，难以牵动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不利于扩大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这种农业型、重型化的产业结构，构成了西部经济发展重要制约因素。（3）人口总量少，密度小，城市化水平低，区域内市场狭小。西部占全国土地面积50%以上，按第三次人口普查数据，人口为2.47亿（按三大地带口径，不含广西、内蒙），人口密度45人（东部为346人）。1990年东部为360人，西部为48人。内蒙、西藏、新疆、青海4个省区土地面积占全国1/2，但人口合计只占全国人口的4%。最低的西藏人口，密度为1.7人。城市化率是工业化程度的标志，西部城镇稀疏，平均规模不大，辐射力低，是限制其快速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4）人的价值观念陈旧。地处边远、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自然经济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等长期形成的价值观念，远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5）经济发展水平低，人民生活贫困。1984年，国务院确定的14个贫困地区225个贫困县中，西部占134个，占59%以上。到1990年， 西部国土生产能力（每平方公里万元）为4.4万元，创造国民收入在全国所占比重为16.5%， 人均国民收入908元。而东部分别为58.8万元、53.4%、1625元。 贫困或低收入人口的长期存在，不利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国家经济政治一体化和全民奔小康目标的实现。
2.有利条件和优势。（1）地理区位优势。在西部11省区中， 就有内蒙、甘肃、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6个内陆边境省区，同蒙古、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缅甸、老挝、越南等14个国家国土相邻，边境长达16537.45公里。冷战结束后，国家关系，外交关系日益经济化，经济利益具有持久性的价值。由于国家扩大沿边和向西部开放，边境地缘经济地位日显重要。边境6省区同西部其他5省作为区域经济大单元，同周边国家在资源、产品、技术等方面互有需求，就可以更便利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挥各自的优势，分别取得经贸发展中的比较利益。（2）自然资源优势。西部是我国未来工业化、 现代化的“资源库”，目前开发利用程度不高，潜力很大。土、矿、水（西北例外）、能、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矿藏丰富。西部11省区的“自然资源综合优势度”居全国前13位、“自然资源人均拥有量优势度”居全国前15位、“自然资源总丰度”居全国前13位。有的省区，如内蒙素有“东林西铁，南粮北牧，遍地是煤”的盛誉，探明的稀土氧化物储量为全国之首，世界第一，铍、钽储量全国之首、世界第一第二，氧化银储量全国之首、世界第二。伴随东部地区工业化进程，土地、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进入中后期，西部“资源库”的作用更显重要，尽管可以利用国际资源，但比较成本也不会很低。（3 ）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内在支撑能力已呈强势。在20多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实践中，各省区党政首脑和干部群众，在改革开放中求发展，“发展是硬道理”的意识已坚定地确立起来；各自在探索适合省情区情的改革开放发展规律性的基础上，制定了各具特色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及实施方略；开始学会按照市场规律吸引和运用生产要素；在中央政策引导和物力财力支持下，交通、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已有一定基础，如新亚欧大陆桥（陇海—兰州新亚欧大陆桥）的建成贯通、内蒙的煤电联营大企业“伊敏河煤电公司”一期工程的竣工、广西北海“合浦水库”的加固，开发等；“三线”企业的技术更新改造稳步推进，具有国内国际先进水平的军工民用骨干企业、支柱产业焕发出勃勃生机，发挥着令人瞩目的先导作用；科学技术、文化教育也以矫健步伐向前发展，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一天天提高；地方财政能力也在增强。仅从这些片断事实，也不难看出西部内在的基础和发展希望。
三、西部大开发宜走超常规发展之路
抓住机遇克服劣势发展优势，面向新世纪，走超常规发展之路，应当是西部开发的适当选择。
所谓超常规发展，就是有别于全国经济常态发展，是根据客观经济规律，把国际国内有利因素同自身经济优势合理地组合起来，使经济增长和结构进步超过全国的一般水平，而又不发生大起大落的周期性波动的发展。越是不发达地区越是要实行超常发展战略，超常规发展，就是“一年上一个新台阶”。只有这样的速度，才能快速改变落后，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全国非均衡协调发展。事实说明，近年来中西部与东部地区经济差距非但没缩小，反而在拉大。如人均GDP，东、中、西的比例，1990年为1∶0.64∶0.55，1995年则变成1∶0.57∶0.46。这几组数据表明，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人均经济量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在以较大的幅度拉大。尤应注意的是，东部地区产业现代化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西部地区从总体上看还处于工业化初期偏上的较低水平。按照波特经济增长4个阶段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 创新驱动和财富驱动阶段）的常态顺序发展是不行的，只能以生产要素（劳动、土地、其他初级资源）驱动为起始点，“投资驱动”和“创新驱动”（技术进步）相并而行，即两步变作同步走。
西部大开发，怎样实现超常规发展？拟提出以下发展思路：
1.基础设施建设先行，突破“瓶颈”制约。西部穷，穷在基础设施落后。东西部差距拉大，基础设施差，尤其交通不发达，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开发大西北，走超常规发展之路，必须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其理由：（1）西部发展的需要。 国内外经验昭示我们：没有相应的基础设施各种资源开发不出来，各种产业都发展不起来，生产要素无法快捷地输出输入。“要想富，先修路”。基础设施建设上去了，投资环境改善了，内外客商才能愿意到西部来，才能吸引投资，引进技术和人才，其他产业才能得以发展。可以采用BOT、TOT投资或其它有效途径扩展西南、西北对外运输的国际国内大通道，扩建、新建铁路干线、公路干线、空运干线、管道干线、通信干线。当然，还有电网水利设施等的建设。（2）机遇在即。中央文件多次明确提出加快西部发展， 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扩大内需，加快西部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为落实中央3 号文件精神，国家计委还进一步提出了在公路国道主干线建设、路网改造、中西部铁路干线、民航重要机场以及城乡电网改造方面加大投资力度的具体思路，国务院还成立了加快基础设施建设领导小组。西部省区应不失时机地进行筹划申报，争取中央的支持。
2.依托地区优势，构建特色产业体系。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中西部地区要加快改革开放和开发，发挥资源优势，发展优势产业。国家要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和资源项目。”这种区域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结合方略，既为西部提供机遇，又指明了产业发展方向。要抛弃自成体系、大而全、趋同化的产业选择思路，要从优势中找特色，借特色求发展。依照劳动地域分工论、优势产业论、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论以及区域空间投资布局论，按照中央确定的区域开发和产业政策指导部署开发优势特色农牧业和旅游业，应把发展能源、原材料工业和高耗能料的加工业作为特色产业，发展规模化、基地化、外向化、现代产业体系，形成经济拉力，用以支撑西部经济的超常规发展。同时各省区又有自己的特色，如新疆的油气、内蒙的稀土、山西的煤炭、青海的钾盐、云南的烟草、云贵川能源、钢铁、有色金属重化综合发展产业体系。原材料、能源重工产业体系不能孤立存在与发展，还要依托各省区的优势，开发独具特色、有市场需求的轻纺、食品、电子等轻工产业。总的原则是，基础产业先行，优势产业重点支持，一般产业兼顾。资本来源，国内靠东部有实力的企业西进实行区域联合、合作；本区大公司、集团公司的投入开发；国家对大型水利工程、骨干交通干线、高速通信工程的建设和尖端科技军事工业，通过投资和财政转移支付予以支持；组建西部开发银行，实行政策性贷款、组建新的产业投资基金。集中各渠道的资本投入开发。通过改善软硬投资环境，吸引外商投资。
3.培育经济“增长极”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政治、科技、信息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中心，是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优化配置的最佳场所。以其多种功能，在市场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它对周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巨大的辐射作用。西部是我国城市短缺地区，二元经济结构，矛盾主要方面在于城镇发展滞后。1998年全国计有668个城市，其中东部300个占全国的45%，中部274个，占全国的37%，西部只有121个仅占全国的18%。同时， 城乡聚落密度也低。要实现西部经济的快速振兴，走上超常发展，必须加快城市、城镇建设，培育经济增长极。要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牧业、矿业，发展各类型的小城镇，推动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在培育经济“增长极”的同时，还要把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科技企业作为新经济增长点。这是加快西部经济发展，促进经济体制转变，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社会生产力的重要途径。
4.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外向型经济。改变贫穷落后，必须进一步扩大开放，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有效地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包括物质、资本、技术、知识、信息、管理等方面资源，实现区内资源的合理配置。同时，要在国际分工、经济合作与竞争中，发挥我国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争取时间，超常发展，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西部对外开放要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重点。这样不仅可以弥补开发建设资本的严重短缺，而且可以动态地带来国外先进适用的技术、设备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培养经营管理人才，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民经济素质提高。在保证经济安全的条件下，引导外资投向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三线”及老企业改造上。鉴于西部的能源、原材料、交通、通讯等项目的投资都是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必须把重点放在外国大财团、大跨国公司的投资上，同他们建立长期稳定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以利提高西部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和水平，扩大对外贸易的规模和档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除采取股权式方式，也可以在国家政策法规允许范围内，采取外商兼并和收购本省区企业的方式，促进投资规模的形成，使出口产业或基地尽快形成新的生产力。西部扩大对外开放，具有国际旅游业和边境贸易的优势。要通过建立跨国旅游基地，使其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边境贸易，互市贸易，对6 个沿边省区兴省（区）富民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要通过办好边境合作区、互市贸易区，推动经贸合作，通过创办边贸出口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形成产学研、科工贸一体化的产业体系，迎接新一轮边贸高潮，也使其成为更强劲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用外向化牵动经济的超常发展。
5.进一步加大政策投入的强度。特惠的政策，是一种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所不能替代的无形资源。西部大开发，实现超常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宏观政策的指引和各项特惠政策的投入。对业已出台的宏观区域政策、产业政策一定要用够，用活，用好。西部21世纪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处的战略地位和尽快改变不发达的落后面貌，迫切要求国家实行一些更有支持力度的特殊政策。（1 ）进一步扩大西部地区利用外资的审批权限。变目前的1000万美元为5000万美元（高于东部沿海地区的3000万美元）；（2）实施具体项目特惠政策。企业所得税率要变目前的省会城市、开放城市的24%为15%，一般地区变目前的33%为8－10%；从盈利年度算起5年内免征企业所得税，6－15年内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内外投资者一视同仁，平等相待；（3）对西部教育、科技、 人才培训、环境项目等的投资，免征或20年内减征所得税；（4 ）允许高于特区水平的高薪制，对到西部参加开发建设的科技专家、教育专家、管理专家实行高薪加高职务津贴；（5 ）放宽外贸出口方面的某些限制性政策；（6）党政干部试行终身制， 引导其长期稳定地致力于西部的开发建设。同时，西部省区还可以制定一些相应的特惠政策。比如对开发农林、旅游资源、农林矿产深加工、基础设施，老企业改造项目，个体、私营外向化企业，有利环保、生态平衡的产业等，给予优惠。
特惠政策是西部大开发的手段。如果能够出台，必将在西部地区形成新一轮的投资热潮。既有利于西部以超常的速度改变贫困落后，也有利于东中部的进一步振兴。祖国的西部大有希望，一定会在21世纪走向伟大复兴，全国人民对西部的发展寄予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