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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学》创刊于1949年10月，停刊于1966年6月。1976年1月复刊，出版至今。复刊当年(1976)的《人民文学》共出九期，其中，前四期为双月刊，第五期起的后五期为月刊。
关于《人民文学》的复刊，《人民文学》1977年第八期有署名为“本刊编辑部”的题为《<人民文学>复刊的一场斗争》一文作了简要的说明：
一九七二年夏天，原《人民文学》负责人，根据国务院有关部门的指示，遵照毛主席批示同意，周总理亲自关怀制定的《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中筹办文艺刊物的精神，着手准备《人民文学》杂志的复刊工作。但是，万恶的“四人帮”多方刁难，故意拖延时日，始终不予批准。结果，筹办的班子被迫解散，人员含愤离去，《人民文学》复刊计划又被打入冷宫。
时过不久，“四人帮”忽然对筹办《人民文学》热心起来。一九七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张春桥亲自出面召见他们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进行谋划。这是因为在“四人帮”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摧残下，百花齐放不见了，诗歌、戏剧少了，散文、小说少了，文艺评论少了，群众有强烈的不满情绪，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都一再严正地批评了这种状况。七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又对电影《创业》作了重要指示，严厉批评“四人帮”动辄陷人以罪，指出要调整文艺政策。……“四人帮”便慌了手脚，以攻为守，想在《人民文学》问题上打主意。不过，这次不是别人筹办，而是他们一手包揽；既要打击别人，又要伪装自己。
张春桥在召见那个亲信面授机宜时说：“只要几个热心人，几个年轻人就办得成功。要夺权，不要原来的人。《红旗》姚文元去夺权。人不要多，《朝霞》人就少。”……根据张春桥的这个旨意，经过一番密商，文化部那个亲信副部长荣任主编，一个“信得过”的《朝霞》的负责人调来任常务副主编。大事既定，创办(不是“复刊”)《人民文学》的请示报告于九月六日以文化部的名义径送中央政治局。九月八日，张春桥首先看了这份报告，即刻批道：“拟原则同意”。这个由“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主办的“新生的”《人民文学》眼看要粉墨登场兴风作浪了。
……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在这份报告上作了针锋相对的重要批示。邓小平同志对于出版《人民文学》批示：“我赞成”。接着，义正词严、一针见血地指出：“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领导办好这个刊物，不容易。”……
……张春桥扣压这个批示一个多月之后，于十月十五日批道：“××同志：此件在我处压了一些时候，本想面商，实在按(安)排不出时间，反而误了时间。请你们同出版局协商，先办起来。”……签名之后，张春桥又作了补批：“待商。可以先设在出版局，如果不方便，将来再说。”……文化部的亲信领会了张春桥的意图，一面向编委会和编辑部严密封锁邓小平同志的批示，一面极力争夺《人民文学》的领导权。经过“协商”，他们竟干出这样的事：只让国家出版局出经费、管出版，而刊物的方针大计概由他们在文化部的亲信制定。这样一来，《人民文学》还是由“四人帮”直接控制。
1976年1月，《人民文学》正式出版。
文中的“原《人民文学》负责人”，是指曾任《人民文学》副主编(1962年7月—1966年5月)的李季，当时他最早受命负责筹备《人民文学》的复刊。文中几处提到的“文化部的亲信”，指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后又任复刊的《人民文学》主编(1976年1月—1976年冬)的袁水拍。所谓“一个‘信得过’的《朝霞》的负责人调来任常务副主编”，是指当时专门由沪调京负责《人民文学》复刊前夕和复刊初期的具体工作的施燕平(注：施燕平有关于《人民文学》复刊和工作的详尽日记，这份日记不仅是当时的工作日志，而且还记录了当时有关的一些重要会议内容、文件摘要、领导指示和谈话、人事安排、文艺界动向等。日记将另行发表。本文以下所引日记内容，均据日记手稿。2003年秋冬以来，施燕平曾多次接受我的采访，除口述内容外，还提供了多年来的日记、照片等多种原始资料。有关施燕平的情况，我将在发表其日记的同时，结合其口述内容一并予以介绍。)。
如文中所说，《人民文学》复刊的最早动议始于1972年夏。这与“林彪事件”后的国内政治形势直接相关，也与当时的《关于出版工作座谈会的报告》有具体、直接的联系，属于中央和国家领导层的政治、文化决策中的一项具体措施。“1972年夏天，遵照周恩来同志要多出好书，要恢复全国性文艺刊物的指示，经中央批准，他(按：李季)被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调回北京，主持筹备《人民文学》复刊工作。随后，我们几个‘老’《人民文学》的编辑也先后调回参加复刊工作”(注：周明：《人有尽时曲未终》，《雪落黄河》，周明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7月。)。但这次的复刊却终告流产。其直接原因是正式复刊的报告始终未得到中央领导批准。“我们眼巴巴地等候了两年的光景，不见批复，当然就不能复刊。”(同上)复刊既无望，李季由石油部旧友安排，调任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副院长。不久，仍返文艺界，出任了复刊后的《诗刊》主编(注：除了1972年的复刊之议并有所实现外，1975、1976年间，包括《人民文学》、《诗刊》等在内的少数几家主要的“全国性”文艺刊物，都相继筹组复刊，并获正式出版。)。
《人民文学》复刊的重议，是在1975年间。旧话重提且能付诸具体实施的根本原因在于毛泽东的有关指示。在1975年7月25日对电影《创业》的批示中，毛泽东表示了对缺少“百花齐放”的文艺作品的现状的不满，并明确提出要“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在当时的形势和语境中，所谓调整，也就意味着适度或有限的“宽松”、“开放”策略，这理所当然地影响到了全国文艺领域的重新布局，如一些重要刊物的复刊便提上了议事日程，其后很快演成“一时之盛”，有些沉默已久的老作家也跟着被鼓励“复出亮相”。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围绕着对“调整”的如何理解和实现，当时不同系统的文艺权力部门在其内部及相互之间，也发生了某些敏感的分歧(注：以下资料系据施燕平日记手稿摘录：
解放军文艺社学习主席关于《创业》批示的情况
在讨论中取得基本一致的意见：一、关于怎样调整党的文艺政策。1.调整应按照主席三条重要指示的原则精神进行。即调整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安定团结，而不是相反。调整是必需的，不调整不能做到社会主义文艺的真正繁荣，不能用无产阶级思想更全面、更有效地占领思想文化阵地。2.调整应是坚持方向(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肯定成绩前提下的调整。不要一窝蜂、一阵风，不搞“解冻”，不起哄。调整既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稳稳当当逐步地进行，不简单从事。总的是基本肯定，局部调整，注意划清延安和西安、成绩与错误和缺点的界限。成绩主要是什么?一是革命样板戏，二是对文艺黑线的批判。革命样板戏是文艺革命的先锋，是有大的成绩的。对文艺黑线、对黑八论的批判，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某些批判中有简单、武断，但总的成绩是不能抹煞的。3.调整中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情况。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求全责备”是文艺批评上形而上学的观点，主要属于教条主义范围。教条主义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所谓防止另一种倾向，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也当成教条主义反了，把革命样板戏这个文艺革命的重大成果也否定了，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这个根本任务也取消了，这就不是调整，而是搞修正主义了。4.一定要调整，这是坚决的。如果在毛主席、党中央指示以后，无动于衷，拒绝调整，就是一种非党性的立场态度，对党的文艺事业是有害的。
二、关于调整什么?主要意见如下：1.关于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和三突出。同志们认为，强调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这是正确的，应坚持。有这一条和没这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创作论和修正主义创作论的主要界限。这个问题关系到文艺的方向，实际是创作哪一个阶级的典型形象，用哪一个阶级的面貌改造世界的问题，是文艺舞台上哪一个阶级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问题。塑造和树立哪个阶级的英雄典型，历来是文艺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一个焦点。有人说，塑造非无产阶级的典型“是批判地写”，“这对认识世界是必要的”，“写英雄人物高不可攀，写中间人物更能打动人”等等，无论其理由是多么冠冕堂皇，结果都是导致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登上主演、占据文艺舞台的统治地位。这种斗争，现在也是存在的。所以同志们认为这个口不能开。但是在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的前提下，同志们认为在有关“三突出”创作原则的宣传和推行中，有一些问题是需要调整的。一是“泛用”。如对抒情诗、短诗、山水画也要求三突出；二是主要人物只能有一个，如有两个往往被批评为“平分秋色”。其实一个作品里，有两个主要英雄人物，如一军一民，一司令员一政委，一上级一下级，一老一青，一男一女，相得益彰，是完全可以的。损一增一，压一拉一，以求突出惟一，并不一定都好。一个作品里人物各式各样，有时陪衬人物有点喧宾夺主，主要人物在个别场次里不那么主要了，但总的来讲，整个作品还是塑造了无产阶级英雄，这种情况也是可以允许的。三是“起点要高”，即成长中的英雄人物不能成为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同志们认为，英雄人物的起点要讲，不然就成为“落后到转变”了，但这个起点不一定是十全十美的，从低级到高级，从自发到自觉，从不够成熟到成熟，还是可以的。可以允许主要英雄人物在作品里有一个成长发展的过程，这样也能体现党的教育培养，体现革命斗争是熔炉，体现英雄人物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这种革命精神。如果英雄人物从出场到最后，都处于同一高度，就无所谓起点了。同志们认为《闪闪的红星》较好地学习了革命样板戏，有所创造，也表现在这方面。这个影片的主要英雄人物潘冬子就是一个成长的英雄。
同志们还认为，要切实探讨创作的成败得失，引出经验教训，但不要搞成一种“作文规则”、“创作法大全”之类的东西。总的原则是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是毛主席所说的六个“更”，是典型化，是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典型。不要再搞繁琐哲学，搞程式化，现在这方面的东西多了：三突出、三陪衬；远铺垫、多侧面；立体化等等。一讲情节、结构(矛盾冲突)，又有多层次、多回合、多波澜、多浪头等等。一搞繁琐哲学，革命原则反而被淹没了，创作精神反而被束缚住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四突出”，即加上了一个主要英雄人物又要突出主要性格特征，主要性格特征又往往只两个字或四个字来概括。这样搞下去，容易搞成概念化、简单化、八股化。应该发展不同的艺术风格。理论工作的繁琐倾向，不利于文艺创作的繁荣。
2.关于文艺创作不受真人真事局限的问题。同志们认为，文艺创作不受真人真事的局限，总的原则是正确的，实践中产生了一些问题。……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理解为真人真事的总和。创作总是不能离开真人真事的，过分地追求素材来源，作品中有一点可与生活相互印证的，就认为是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这种做法不适宜。所以从一句话、一件事追究这是生活中的某人某事，指责其“受局限”，这对创作的源于生活不利。问题在于典型概括这一番功夫下得如何。把不受真人真事局限这一原来正确的提法绝对化到要脱离真人真事，甚至实际上要搞到“绝源”那样的程度，就是违背创作规律的了。
3.关于写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同志们认为这个提法本来也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为了提高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觉悟，为了在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塑造英雄人物，为了克服创作中的“无冲突论”，这样提都是必要的。产生一些问题和意见，也在于用得太“泛”。如要求每个小戏、短篇小说，都要写阶级斗争，就有点绝对化。许多部队作者主要写连队生活，连队里找不到阶级敌人……一些小舞蹈，一些三五分钟的器乐曲，也有勉强硬加阶级斗争内容的。
以上供领导参阅。
下面是总政文化部于1975年9月22日的批件：
送上《解放军文艺》社的同志学习毛主席关于影片《创业》重要批示的情况，请参阅。我们认为这些见解是可取的。目前许多作者在创作思想上有些问题不明确，影响创作，文艺社同志们的这些见解似可以用于他们编稿和指导作者进行写作。
(以上内容系于1975年11月12日日记中)
所录的这份材料当时流传有限，有些“应该”可以得到它的部门和领导也并没能经由正式途径及时见到。施燕平因组稿于11月中旬抵沪后，上海才知道北京有这样一份材料。在《朝霞》编辑部和上海市委写作组文艺领导先听施的口头介绍，再看了施的抄件后，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之一的徐景贤，即于11月18日(星期二)约见施面谈。下据施燕平日记手稿摘录：
徐景贤于11月18日的讲话(根据当时记录)
现在的形势有点像1956年。1956年时，毛主席根据当时的形势，就提出了双百方针，调动人的积极性，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当时党内部分人的思想，有反对的，也有一些人从另一方面去理解。现在呢，也有些人思想不通，但得注意，比如革命样板戏，它对文艺革命有着深刻的意义，有不能否定的功绩，对此是不能动摇的。什么东西都有个具体情况，完全怪领导，对各级领导求全责备也是不对的。
另外，否定不存在重大的题材和非重大的题材区别，这不是导致题材无差别论了吗!当然，题材不能以行业来分，主要是看矛盾冲突，是否反映了比较深刻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而且，题材的大小也是相比较而言。还有人问，《第二个春天》和《春苗》哪个题材大?我说都大。《春苗》虽说是写小单位，但接触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写了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这题材还不大吗!题材还是要讲的，题材无差别同反题材决定论，不是一回事。
自然，当前的侧重点是鼓励创作，但要清醒，要注意另一方面。文元同志讲，出一点《草木篇》之类也不要紧，那就说明有可能出一些《草木篇》之类的毒草或者是烂苹果、穿心苹果之类的东西。
《人民文学》希望能是一个崭新的刊物。崭新，就是新的工农兵作者，老的人员也要发一些作品的，他们也要亮亮相的，但是开始亮相的最好选一些比较好的。像这样一本刊物，要挤进来亮亮相的有的是，但不可能都让他们亮。我看一是政治上比较好，一是内容上至少有点新的精神。这样，我看中央负责同志看到后，一定会高兴的。
有人讲上海现在比较活跃，但这个活跃有个条件和基础，比如在前些时候，要活跃也活跃不起来。有些人没有解放，有的还未落实政策，新的还未出来，你怎么活跃法。老人中有的是今后根本写不出东西来的，他们脱离生活太远了。
工农兵作者，主要是各地党组织抓的问题。上海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做一些艰苦的工作，才能有成效。
要谨慎，特别是对上海去的同志，前些时候有些反映，要多听，谦虚谨慎。你去，有很多人不一定会服气的，你施燕平算老几，就是编了几期刊物，就到这里来占地盘，文学史上哪有你的地位。有些人表面上服心里不服，因此更得注意谨慎，团结更多的人。
上海的稿子不要发得太多，我倒有个建议，今后《红旗》一般不发戏曲了，今后发的戏，也不再标样板戏了，因此你们是否把《审椅子》发了。
文学创作、文学评论，绝对不能搞成地方化。本来有些作品可讨论，可评价，可现在一评论到哪个作品，就变成对那个地方的支持了；同样，一批评，也成了对这个地方的事了，造成紧张，这很不好。《春苗》在其他报纸上，没有看到一篇评论，只是在上海。看来《红旗》发了文章后，可能各地会跟着来。今后评论都这样，恐怕不行吧。
(以上内容系于1975年11月18日日记中。当月14、15、17日日记中还有相关记载。))。概言之，毛泽东的调整文艺政策的提出，使当时主管文艺和意识形态工作的文化部(部长于会泳)首当其冲地感到了直接的政治压力，有关落实调整指示的具体措施必须紧跟着出台。于是，在《人民文学》的复刊和重组问题上，政治权力的较量和文艺、意识形态主导权的争夺也加快了节奏，短时间内便进入了最后阶段直至定局。相比于1972年的“无疾而终”，1975年《人民文学》的复刊，在不到半年(当年的下半年)的时间内便已尘埃落定了。
但是，大局虽定，矛盾乃至危机却又人为地渗透进了《人民文学》的内部和刊物所处的生存结构——也可以说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权利博弈场中了。这集中表现在有关《人民文学》杂志的人事和建制安排上。
在人事方面，主编由文化部副部长袁水拍担任，副主编则有李希凡、严文井和施燕平三位。李、严各有专职，李是《红楼梦》研究小组的负责人，工作在文学艺术研究所，严时为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李、严两人在《人民文学》杂志的职务可视为“兼职”；“专职”副主编只有施燕平一人，刊物的日常具体工作理所当然也就由施主管。本来，文化部将施由沪调京的目的，就是由施来具体负责《人民文学》的工作。
在刊物的建制方面，筹备和复刊初期的《人民文学》属于双重甚至是多重上级部门领导的单位。具体来说，《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归属国家出版局，但国家出版局并不同意将杂志编辑部设在出版局，当时出版局负责人是石西民)，杂志的出版和发行由出版局负责承担，文化部则主要负责刊物的方针政策。显然，《人民文学》在编辑、出版发行、政治领导各方面形成了权利归属交叉的格局，而名义上则由出版局和文化部对其进行双重领导。
但从这种人事和建制的特殊安排和结构上已足以明显地看出，《人民文学》的最高权力实际上是由文化部直接掌控的。而在文化部之上，则有张春桥和中央政治局。有关《人民文学》的一些重要报告、批示、决定等，最终都由张春桥核批、定夺，其后再经由中央政治局成员阅批(注：《人民文学》“复刊”的报批文件由文化部上呈中央，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都圈阅了，张春桥作了具体批示，邓小平也有批示。现据施燕平日记手稿，将有关文件资料及施的整理说明转录如下：
有关复刊的批文，袁水拍送来的是复印件，我当时觉得这些内容很重要，就在另外的本子上全部抄了下来。因事关《人民文学》复刊筹划详情，现转抄如下：
一、由于会泳签发并以文化部核心小组名义向国务院打的请示报告
关于筹办刊物的请示 于会泳签发
国务院：
根据中央负责同志关于创办一个全国性文学刊物的指示，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经过多次讨论，决定立即筹办。
新的文学刊物，拟定名为《人民文学》，主要刊登文学作品和评论，也适当地登载一些戏剧、电影文学剧本以及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对全国发行，明年一月创刊。刊物由袁水拍、严文井等同志筹备。
现将《关于创办全国性文学刊物的方案》送上，妥否，请批示。
文化部核心小组
1975.9.6
二、关于创办全国性文学刊物的方案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在毛主席文艺路线指引下，日益发展和繁荣，从刊物出版方面看，全国大多数地区都已创办了省、市、自治区一级综合性文艺刊物，但中央一级的文艺刊物还很少，文学刊物还没有。
为了适应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文艺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繁荣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拟立即创办全国性文学刊物。
(一)创办的文学刊物，要使革命文学更好地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以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为指导，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等方针政策，批判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团结党内外专业和业余革命文学工作者，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在文艺领域内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努力奋斗。
(二)刊物拟定名为《人民文学》，刊登小说、诗歌、散文、杂文、报告文学等各种文学作品和评论，也适当登载一些戏剧、电影文学剧本以及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
(三)重视对工农兵业余作者的培养和支持，在编辑工作中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开门办好刊物。
(四)编辑机构力求精干，成立《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委员会，由以下十一人组成：
主编袁水拍，副主编严文井、李希凡、施燕平，编辑委员(以姓氏笔划为序)马联玉、李季、贺敬之、浩然、张永枚、袁鹰、蒋子龙等七人。由编委会责成主编、副主编及工作人员二十人左右组成《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进行日常的编辑工作。
关于编辑部的组成，鉴于原文化部和各协会的文学编辑骨干已选调出出版局，现在文化部的干部，几乎没有搞文学专业的，因此建议《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由出版局和文化部对刊物进行双重领导，文化部主要负责方针政策(经与出版局协商，他们不同意设在出版局，只同意负责刊物的出版工作)。
(五)刊物对全国发行，数量预计为八十万册。刊物的出版、发行工作，由出版局承担。创刊时间拟在明年一月，由双月刊过渡到月刊，不搞试刊。
(六)为及早做好准备工作，在编委会未成立之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文学艺术研究所负责人调集人员组成筹备小组，立即进行筹办工作。
文化部核心小组
1975.9.6
三、张春桥在10月15日向文化部转达批件时给于会泳的信：
会泳同志：此件在我处压了一些时候，本想面商，实在安排不出时间，反而误了时间。请你们同出版局协商，先办起来。
张春桥在文化部起草的请示报告上，有三处作了“批示”，一是在“请示报告”上批：“拟原则同意。早日出版一个文学刊物，对推动文学创作和评论，较为有利。方案中有些问题待中央批准后再协商解决。请小平、江青、文元、先念、锡联、登奎、东兴、吴德、振华、桂贤同志核批。”签示的日期为9月8日。二是在“方案”所列编委名单的右边空白处批了一句：“委员名单还需要商量，可以由袁、严负责。”三是在“方案”中提到刊物设于何处时，他在右边空白处，又批：“待商。可以先设在出版局，如果不方便，将来再说。”
值得一提的是小平同志如其他核批的政治局委员一样，在他名字上划了一个圈外，还批：“我赞成。看来现在这个文化部要领导好这么一个刊物也不容易。”但是这几个字在复印件上十分模糊，几乎无法认出，很显然，这是在复印前用橡皮擦过的，我是连猜带认，一个字一个字辨认出来的。联系到袁水拍在主编、副主编会议上和另一次编辑部全体人员会议上两次宣读中央批示时都只字未提小平同志的批示，我当时只认为大概是为了不影响文化部的威信吧!
(以上内容系于1975年10月23日日记注一中))。
《人民文学》的第一次领导成员会议于1975年10月23日(星期四)在文学艺术研究所举行，参加者有袁水拍、严文井、李希凡、施燕平、袁鹰共五人。第一次全体编辑部工作人员会议于11月1日(星期六)在东四八条五十二号召开。在此期间及稍后，基本决定了《人民文学》的人员编制、部门设置、编委人选、工作分工、刊物规格形式等具体工作事项和安排，并决定第一期将于1976年1月20日出版，首期最终发稿时间定在1975年12月20日。事实上，复刊第一期提前至1975年12月末已经印毕出版了。
但《人民文学》复刊第一期的“风光”还是被《诗刊》“抢”去了。因为毛泽东的“词二首”首发于复刊后的《诗刊》第一期(1976年元旦)，《人民文学》等全国媒体都只能用“转载”《诗刊》的名义发表了。
另外还有几个有关复刊首期的重要细节。从《人民文学》的历史来看，1976年的重新恢复出版，理应属于“复刊”，但经由文化部的报告并获中央批准的决定，则是“创办”。一词之别中显然寓有明确的政治潜台词。《人民文学》历史的被腰斩，明确了“十七年”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两段不同历史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区别及定性。
具体参与复刊首期决策的领导成员，除上述提到的《人民文学》主编、副主编外，还有张光年。张是由出版局负责人石西民委派列席杂志领导干部会议的，也具体参与了决策过程。如张对发表《第二个春天》和《万水千山》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同时还提出首期的发刊词要早点定，起草后还得送审。但袁水拍提议，不用“发刊词”之名，而用“致读者”的形式来谈复刊大旨。最后袁议被采纳。1977年初，张继袁出任《人民文学》主编。
关于复刊后的《人民文学》杂志封面使用毛泽东的手迹做刊名封面字，缘由袁、严、李、施四人联名致信张春桥，请张上呈毛泽东批准。经张春桥的转呈，毛泽东批复“可以”两字。毛泽东的手迹出自1962年4月27日为发表“词六首”写给《人民文学》编辑部信中的“人民文学”四字。这个封面字一直沿用至今。
《人民文学》复刊于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一个特殊历史时期，复刊后的风波、曲折自是在所难免。就杂志本身而言，它所遭遇的第一次大风波正源于首期发表的蒋子龙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由于受到1976年间“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波及，加之清明期间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的影响，这篇小说遭致批判，编辑部和作者本人都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压力。第四期“编者的话”中不能不作自我批评和检查，同期也刊发了蒋子龙的自我批评文章。但对比此前的其他批判运动，这一次的结果实在并不“残酷”。毕竟，中国的政治格局又已临近了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注：以上除参阅施燕平日记手稿外，主要还综合使用了周明、崔道怡、杨筠诸先生的文章和口述资料。由于全部资料尚未整理、核对完毕，特别是我曾向所有口述资料提供者“承诺”过：口述内容的公开发表将会事先征得口述者的同意，故而为避免因轻率和擅断而造成可能的“麻烦”，对于某些尚难确定的人、事，我目前的处理方式，一是尽量不作肯定性的“历史叙事”，二是绝不将口述者再牵涉到由历史而导致的现实纠葛中。本文因此采取了综合使用的方式，可视之为资料的辑录。如有差错，文责概由本文作者承担。)。
200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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