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考据史学的别派：赵翼史学的新定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12)12-0047-05
赵翼，字云崧，号瓯北，常州府阳湖县人，生于雍正五年(1727)，卒于嘉庆十年(1814)。其一生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而此一历史阶段正是乾嘉考据学最为兴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经史名家，诸如戴震(1723-1777)、钱大昕(1728-1804)、王鸣盛(1722-1797)等皆为考据学健将，考据之风弥漫当时的整个学界。然而，身处其间的赵翼，其治学风格却与此考据学风有同有异。故此，目前学术界对于赵翼史学的定位存在较大分歧：一般的观点往往将赵翼看作乾嘉考据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并与钱大昕、王鸣盛合称为乾嘉考据史学三大家；[1](P52)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赵翼治史迥异于乾嘉考据史学家，他“不是一位历史考据学家”[2](P927)。那么，赵翼到底是否为考据史家呢？下面，我们拟从赵翼史学的渊源，以及赵翼治史与主流考据史家钱大昕、王鸣盛治史的比较出发以重估赵翼史学的定位。
一、赵翼史学的渊源略说
明清鼎革的历史巨变，给明末清初的学术界以极大的震撼。“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晚明学风，遂成为众多学者反思、批判的对象。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始倡实学、斥空谈，清初学风为之一变。其间，昆山顾炎武一方面推重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另一方面亦强调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对有清一代学问的影响至巨。然而到了乾嘉时期，外在的政治高压与内在的学术理路交互作用，乾嘉考据学者诸如戴震、惠栋、王念孙、钱大昕、王鸣盛等崇尚“为考证而考证，为经学而治经学”[1](P5)。他们倚重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治学方法，将顾氏开创的征实以致用的学问发展为纯粹考证的饾饤之学，经世致用的学问宗旨遂黯而不彰。王国维曾总结清代学术曰：“我朝三百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国初之学创于亭林，乾嘉之学创于东原，竹汀，道咸以降之学，乃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仍当于二派中求之焉。”[3](P97)可见，钱大昕、王鸣盛等人虽为考据史学之正统，但已丧失顾氏学问的博大气象与恢弘宗旨。
与钱大昕、王鸣盛等正统派考据史学家相比，赵翼的史学可以说更全面地继承了顾氏之征实以致用的学问。《廿二史札记·小引》曰：“是以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然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亦随所见附著之。”赵翼史学之考据的内容，固然有许多错误，但不能否认的是，其归纳、比较的征实方法，以及关注治乱兴衰以经世的著述宗旨，确是对顾氏学问的全面继承。《廿二史札记·小引》曰：“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谓身虽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则吾岂敢。”这一正言若反的话，道出了赵翼期许顾氏学问的消息。
这就是说，赵翼之学与乾嘉考据学同出一源，既如此，他就不可能“飘然于乾嘉学风之外”[2](P936)。不过，赵翼考史，确实迥异于乾嘉考据史学的主流，他突破了狭义考据，博涉二十四史，关注治乱兴衰，这与顾炎武贵创、博证、经世的治学宗旨[1](P11～13)相遥接，对乾嘉考据学确然起到补弊纠偏的作用。但赵翼之学并非仅受顾氏的影响，其贫寒的家世，少年入京谋生的经历，汪由敦、李保泰等师友的切磋砥砺，以及与常州今文经学者的交往都对其治学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二、比较视野下的赵翼史学
今人一般认为钱大昕、王鸣盛是典型的主流考据史家，那么，下面我们就将赵翼《廿二史札记》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相比较，藉以审视赵翼史学的特点。
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最大的特点，是按照正史原有顺序对其中的问题进行孤立分散的考证。从考证内容上说，《廿二史考异》重点有二。一是史文校勘，即对正史及注文中出现的衍文、脱文、讹误、省文、脱简、重文、史文失序等加以改定、增补、删除；二是关于舆地、职官、天文历算、避讳、年代、氏族史实的考证。如钱氏考证《后汉书》的319个条目中，史文校勘的条目有102个，约占总数的32%；关于舆地等内容的条目共214个，占总数的67.1%。钱大昕认为史家应“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4](P869)，这一主张在《廿二史考异》各卷中有着充分的体现。
又如，《廿二史考异》之《晋书》部分共373条，其中属于史文校勘的有75条，占总数的20.1%；对舆地、职官、天文历算、避讳、年代、史实的考证和评论共有272条，占总数的72.9%；对《晋书》义例的评论有26条，占总数的7%。针对两晋时期地理建制的巨大变化，钱大昕对侨置州郡等内容甚为留意，考证舆地的条目多达110条，占条目总数的40.4%。东晋南渡后设置许多郡县，以安置北方流民，这些郡县都以流民原居住地郡县名称命名。南朝刘宋时为避免与北方同名州郡混淆，在州郡名称前例加一“南”字，如南青州、南兖州、南徐州等。这本是刘宋时开始实行的政策，但唐修《晋书》时误以为侨置州郡自东晋即已实行，因此造成沿袭千年的错误。[4](P431～432)钱氏以其精审的舆地之学彻底纠正了《晋书·地理志》的错误，得出“晋侨置州郡无‘南’字”的重要结论，此发千年之覆的精核考证至今为现代历史地理学者惊叹。
与《廿二史考异》一样，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也是按照正史的原有顺序进行考证，但与钱氏稍异的是，王氏除了孤立分散的考证之外还注重阐发深刻的历史见解。《十七史商榷》对《后汉书》的考证，史文校勘共85条，占总条目的45.2%；而典章制度、年代、避讳、人物事迹、史实考评共78条，占总条目的41.5%。在这些考证的条目中，最为突出的内容是，王鸣盛往往择取历史上关系甚大而被人忽略的问题，钩稽贯穿分散的史料、史实而得出自己的洞见。如“台阁”制度是刘秀为加强皇权，削弱相权而采取的重要措施，导致东汉后期宦官专政，对东汉以后的政治制度影响甚大。王氏根据《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对台阁制度的记载对其加以深入考证与综合分析，探讨了汉三公九卿与宫内尚书、中书的权力矛盾，认为西汉宣、元二帝以后，宦官逐渐掌握机要，弘恭、石显为皇帝所宠信，先后任中书令，权力超过公卿，而公卿萧望之反被宦官排挤杀害。三公与尚书、中书之间的关系是：“以三公与尚书对言，三公不及尚书；尚书与中书对言，尚书又不及中书。”[5](P260)这较为准确地揭示了西汉以来上层政治权力关系的发展与演变，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超越了对表面的历史事实的孤立考证，而向着洞察人事幽微、揭示历史演变的方向发展。
而《十七史商榷》之《晋书》部分，共259条，史书义例评论共21条，占总数的8.1%，主要讨论《晋书》义例的得失；史文校勘共92条，占总数的35.5%，主要是对《晋书》的讹误、衍文、脱文给以改定、删除、增补。典章制度、舆地、年代、避讳、官制、人物事迹、史实考评共146条，占总数的56.4%，是《晋书》部分的主要内容。王鸣盛对东晋政治史诸多问题的研究尤有建树，每多新颖独特的观点。如《十七史商榷·晋书十》之“东晋国势不弱”条，曰：“东晋君弱臣强，势则然矣，而其立国之势却不为弱。刘琨、祖逖志在兴复，陶侃、温峤屡有诛翦。恒温之灭李势，谢安之破苻坚，刘裕之擒慕容超、姚泓，朱龄石之斩谯纵，皆奇功也。”[5](P387)王氏有理有据地阐述了东晋的立国之势不弱，结合东晋之初的历史可知，其阐述确有洞见。
与钱氏《廿二史考异》、王氏《十七史商榷》不同，赵氏《廿二史札记》一方面最为关注“史法”与“史事”，另一方面不作狭义考证，而是善于在考证的基础上阐发自己的观点。“史法”主要分析二十四史的编撰得失，“史事”则集中探讨了历代的风俗、政事。如《廿二史札记》之《后汉书》部分，首先两条目探讨了“《后汉书》编次订正”和“《后汉书》间有疏漏处”；其次四条“汉帝多自作诏”、“光武信谶书”、“光武多免奴婢”、“东汉功臣多近儒”则是对东汉初年历史的总结和评价，基本概括了东汉初年的时代特征和政治大事；而“东汉四亲庙别祭”、“东汉诸帝多不永年”、“东汉多母后临朝外藩入继”、“外藩入继追尊本生”、“东汉废太子皆保全”五个条目则分别讨论了东汉皇位继承的特色。“东汉尚名节”、“党禁之起”、“东汉宦官”、“宦官之害民”、“汉末诸臣劾治宦官”、“宦官亦有贤者”则全面探讨了东汉末年党锢之祸和宦官专政产生的原因、发展经过及宦官、朝臣双方的斗争经过。其他如“累世经学”、“召用不论资格”、“擅去官者无禁”、“籍没财产代民租”多关于东汉的经学和吏治。[6](P80～119)在有关《后汉书》的25个条目中，考论史事的内容达到90%，基本上包括了东汉时期的军国大事。而考察这些条目可知，它们皆非孤立考证，而是立足考证以阐发“风俗之递变、政事之屡更”及其内在的原因。
《廿二史札记》之《晋书》部分，共17条。其中，5条内容集中讨论《晋书》的编撰得失，占总数的29.4%。赵翼认为《晋书》的长处在于不专据臧荣绪一书，而是参考各种晋史，叙事“爽洁老劲”、“详而不芜”，列传编次“位置得当”、“甚有斟酌”等。而其缺陷在于人物评价褒贬失当，内容“好采诡谬碎事”，史文“竞为艳体”。[6](P152～153)《晋书》部分重点在“史事”，共有12条，占总数的70.6%。其中，关于社会风俗的条目共有4条，重点探讨了“六朝清谈之习”的历史原因、弊端并将其在南朝各个时期的不同表现进行了精要的总结和概括。其余两条目，一条“唐人避讳之法”总结了唐人修史避讳的三种方法，另一条“建业有三城”则是历史地理的小考证。除上条目外，其他6条则全部是讨论东晋南朝的重大政治问题，占“史事”内容的50%。其中，赵翼于“东晋多幼主”、“晋帝多兄终弟及”、“愍、元二帝即位”三条探讨了东晋多幼主的原因：“盖运会方隆，则享国久长，生子亦早，故继体多壮年，所谓国有长君，社稷之福也。及其衰也，人主既短祚，嗣子自多幼冲，固非人力所能为矣。然东晋犹能享国八九十年，则犹赖大臣辅相之力。”[6](P163)赵翼以“运会”解释历史，虽有一定的神秘性，但落脚点依然在人事，其合理性不言而喻。而“九品中正”条，赵翼不仅全面考察了九品中正制度的产生原委、变化过程，也深入分析了它的利弊得失以及它虽然弊端百出却又“莫之能改”的原因，可谓古人关于九品中正制度研究最全面、最深刻的见解。赵翼于“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条，从寒人、门阀大族以及君主三者的关系深入分析了“寒人掌机要”的原因、利弊，显示出高超的综合运用史料、全面分析问题的能力。
综上，可以看出钱氏、王氏与赵氏治史的不同特点：
其一，王鸣盛尤其是钱大昕善于做孤立分散的考证，而赵翼治史很少做孤立考证，他善于归纳同类事物以提出“公则”。就《后汉书》和《晋书》来看，赵翼并没有按照它们原有的顺序孤立分散地逐条作札记，而是按照自己对东汉、两晋历史的理解，以问题统领同类史料，以同类史料佐证自己的观点。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钱氏、王氏是校史和考史，赵氏则是以考史的形式来著史，抑或说是考史和著史的结合。
毋庸讳言，钱大昕、王鸣盛对历代正史校勘和考证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但也不应否认，对正史的校勘、考证与对历史和史学问题的阐释毕竟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史文校勘和史事考证是对基本的历史资料和历史事实自身的个别判定，历史的编撰和史实的阐释则是对历史和史学深层次问题的纵横联络与综合分析，已进入到历史解释的范畴。前者固然是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基础工作，但若仅仅停留于此，历史研究和史学研究就不可能提高和进步，只有两者的有机结合，方能促进史学的发展。
其二，赵翼治史的领域和重点与钱氏、王氏的差异，反映了三人治史旨趣的不同。三部考史著作的自序清楚地表明三大家治史旨趣的差异。《廿二史考异·自序》云：“廿二家之书，文字烦多，义例纠纷，舆地则今昔异名，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迭代，冗要逐时。欲其条理贯穿，了如指掌，良非易事。”可以看出，钱大昕著《廿二史考异》的主要目的是“校勘”，是解决史书存在的“文字”、“义例”、“舆地”、“职官”问题，为后世读史者扫除障碍。《十七史商榷·自序》云：“十七史者，上起《史记》，下迄五代史。……海虞毛晋汲古阁所刻，行世已久，而从未有全较之一周者。予未为改伪文、补脱文、去衍文，又举其中典制事迹，诠解蒙滞，审核踳驳，以成是书，故名曰商榷也。”可以看出，王鸣盛所做的工作主要有两种，一是校勘，二是考证。赵翼的治史旨趣与钱、王明显不同。《廿二史札记》的治史旨趣则在于辨明“史法”，探究“史事”：前者是对历代正史撰修经过、著者、著史岁月、内容真伪、体例得失进行的集中探讨，后者则主要探究历代“风俗之递变、政事之屡更，及关于治乱兴衰之故”。所以，钱大昕治史偏重史文校勘、史地勘正，最能体现乾嘉考据史学的特色；赵翼治史则偏重史书编撰与经世致用，考证方面疏漏较多；王鸣盛治史的特色则介于两者之间，兼重考证史实与阐发史识。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人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也预示着考证学风向经世学风、“考史”向“著史”的转变，三人从不同侧面继承、发扬了清初顾炎武等人所开创的征实以经世的学风。
三、结论
杜维运先生曾指出，赵翼著述“错误百出，考据实非所长；历史考据学家治史，也非为著史，而为考史……赵翼则不考史，而致力于历史解释，超越于孤立的繁琐事实之上；历史考据学家治史，更为考据而考据，不为经世，赵翼则寓经世思想于著述之中”[2](P936)。这一论述确有洞见，然而，他由赵翼著述“错误百出”、“寓经世思想”而得出赵氏“不考史”、非考据学者的结论，则不足以让人信服。
其一，一个学者是否为考据学者，不能从其考史的错误多少来判定。赵翼之《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等著作，其考史的条目比比皆是，仅《廿二史札记·卷一》就有“司马迁作史年岁”、“褚少孙补史记不止十篇”、“史记律书即兵书”等。如“司马迁作史年岁”一条，此条属于驳正他人的观点，赵翼首先指出有论者谓司马迁作史始于李陵之祸，接着他从《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等篇章找出许多证据，指出司马迁著史远早于此。当然，赵翼并没有就此而止，他不仅详细推算出司马迁修史花费时间长达20余年，而且还罗列了欧阳修等人修《新唐书》花费17年、司马光等人修《资治通鉴》花费19年等同类事件，由此得出著史当审慎不可“聊而命笔”的结论。显然，赵翼既考史又超于考史之上，善于从同类事件中归纳其中的“道理”，可谓有“理”有“据”。当然，赵翼考史多误，也是毋庸讳言的，杜维运先生曾作《廿二史札记考证》，指出《廿二史札记》错误多达399条。但是，乾嘉时期主流的考据学者如钱大昕、王鸣盛诸人亦有不同程度的错误，《陈垣史源学杂文》一书就对钱大昕尤其是王鸣盛考史的错误多有驳正。
其二，也是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杜先生认为乾嘉考据正统派学者如钱大昕、王鸣盛等人“为考据而考据，不为经世，赵翼则寓经世思想于著述之中”。实际上，以钱氏、王氏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者亦有经世致用的主张。例如，钱大昕亦主张史著选择人事当关乎法戒、纪治，他说：“事之无关法戒，人之无足轻重者，削删节之。又史以纪治忽之迹，非取词章之工。”又说：“良史之职，主于善恶必书，但使纪事悉从其实，则万世之下，是非自不能揜，奚庸别为褒贬之词。”[7](P284-285)再如，钱氏关心黄河治理，《十驾斋养新录》有“河防”条专门谈论黄河治理，这些都表现了他经世的一面。同样，作为一个考证史家，王鸣盛除了注重考证史实之外，也具有“治史通识和独到见解”，如王氏关于“台阁”制度的考证就蕴含着明显的经世致用思想。但总体而言，《十七史商榷》和《廿二史考异》侧重校勘和考证，而《廿二史札记》虽注重考证，但更注重在全面考索历史人事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历史见解，是一部有着明确经世致用目的和深刻历史见解的考史著作。
其三，从治学特色与方法而言，赵翼与钱大昕、王鸣盛并无二致。近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从乾嘉考据学之正统派的治学特色与治学方法考察三人治史的同异，明确将赵翼《廿二史札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并列为考据史学的代表作。不过，梁氏又特意补充道：“惟赵书于每代之后，常有多条胪列史中史实，再归纳比较研究，以观盛衰之乱之源也，此其特长也。”[1](P49)作为清代学术、学风的继承者与扬弃者，梁氏对乾嘉考据学之特色、方法的归纳总结是恰当的，而由此得出赵翼属于考据史家的结论也是具有说服力的。
总之，通过考察赵翼史学的渊源，以及比较《廿二史札记》、《廿二史考异》和《十七史商榷》三部著作，我们以为赵翼史学与乾嘉考据史学同源异流，广义上同属于考据史学的范畴。赵翼治史不仅深受考据学风的影响，而且在治学特色与方法等方面亦与钱氏、王氏有相同之处。赵翼治史固然独具特色，但与乾嘉考据史学仍为同道。从渊源而言，三人均传承、发扬了清初征实以致用的学问，只是因各人的性之所近与现实的政治、环境促成了各自的著述方法与宗旨。由三人比较而言，赵翼不着意于文字词语的音韵训诂、史料文献的辑校订补、名物掌故的训释疏通、地理典制的梳理考证，而是独怀史学经世的旨趣，善于从宏观角度探求历史时势的变化和盛衰之故，进而发掘隐藏在大量分散史实背后的历史通则。从这个意义上说，赵翼史学确与钱大昕、王鸣盛为代表的主流考据史家有差异，甚或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乾嘉时期主流考据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促进了乾嘉学术风尚的变化。因此，如果说钱氏、王氏是乾嘉考据史学的正统派，那么，赵翼当属于乾嘉考据史学的别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