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述评 总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总论论文,年中论文,史研究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经济史研究在文革结束后曾经经历过一个备受人们重视的黄金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晚期以后经济史热降温，一些学者的兴趣转移到文化史和社会史方面去，但到了新旧世纪之交，经济史坛又呈现出一些令人欣喜的现象。一是人们探索经济史学理论方法和中国经济史重大理论问题的热情在增长，经济史研究出现一些新的趋向和新的生长点，研究在深入；二是经过多年的辛勤耕耘以后，一批重要的成果相继问世。
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 《中国经济史研究》99/2设有“经济史学方法论笔谈”专栏，刊登了199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世界史所等单位举办的关于中国经济史学理论与方法研讨会的4篇文章。吴承明《经济史的理论与方法》一文比较系统地概括了他多年来在这方面所作的探索，试图把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相关理论融为一炉，简要地论述了历史哲学、历史主义、实证主义、价值判断、经济学理论的方法论意义、假设、计量研究、新经济因素、制度、社会变迁、非经济因素、底层社会、总体史观、变化制约、思想发展规律、启蒙思潮等方面的问题。林甘泉论述了实证研究与理论分析的关系，主张《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赵德馨就《经济史学科的分类与研究方法》全面阐述了他的观点。李根蟠《从经济史研究谈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强调了研究中的“横通”与“直通”。
2000年10月由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学系、中国经济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的“新世纪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举行，这次会议主要也是讨论经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的。与会学者就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基础和特点，经济学与历史学的互动关系，引进与创新、理论与史料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有的学者对西方经济史理论进行了评述，对经济史研究进行了反思和展望。此外，与会学者还探讨了近代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发展，微观经济分析与制度变迁，经济史教学改革与创新等问题。部分发言已在《南开经济研究》00/6刊登。吴承明《经济史研究的实证主义和有关问题》强调实证主义是研究历史、也是研究经济史的基本方法，对19世纪末以来西方的三次反实证主义高潮进行了评述，反对史学研究中的模式法、决定论和预期论。高步德《论经济史学的对象、任务与方法》强调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结合。赵凌云《“新经济史革命”的路径、内容与借鉴》对“新经济史”作了肯定的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00/3发表的刘佛丁的《齐波拉经济史学思想评述》，也是为这次会议准备的论文。在会议上，学者们对西方经济史理论的估价以及理论与实证关系等存在不同认识，读者可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00/1的会议综述。
关于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99/2也有两篇相关文章。一是黄宗智的《中国法律制度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作者介绍了他近十年来利用地方诉讼档案研究法制史的情况，指出法律制度的实际运作与政府官方表述之间的背离。作者认为地方诉讼档案对经济史研究有重要意义，强调要跳出以近代西方经验为规范的理论框架，建立适用于中国经济实际的概念和理论。卫贺、王浣尘的《寻租理论在新经济史学研究中的应用》，从寻租理论的角度介绍了西方新经济史学的研究成果，并以此考察了苏联式中央计划体制运行特点和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长期缓慢的原因。1999年和2000年《中国经济史研究》组织对一些知名经济史学者的访谈，其中不少是有关经济史理论与方法的，如吴承明提出经济史“主要是研究经济的运行机制和效率”的观点（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中国经济史研究／99/1）。此外，有关文章还有：连英祺、杨宏伟／经济史中的技术与社会变迁／财经问题研究／00/11；唐艳艳／全要素分析法的范本——读赵德馨教授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85-1991》／社会科学动态00/12；王家范／从苏州到上海：区域整体研究的视野／档案与史学00/5；蔡汕津／试论人类经济历史发展过程的波形路径／学术界／00/1。
古史分期与社会经济形态 古史分期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应用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发展的阶段。它在建国后十七年讨论最为热闹，经过文革时期的停顿，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再起高潮，不久沉寂下来，而近年又出现了升温的迹象。1999年11月，南开大学历史系、《历史研究》杂志社和天津市社科联在天津共同举办了“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关于社会形态理论及相关理论的再认识，关于中国社会发展形态及演进过程的新思考，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与概念系统的新探讨。《历史研究》00/2刊登该会议讨论的详细述评和“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再认识笔谈”。后者包括：何兆武／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何兹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过程中的三个关键性时代；田昌五／中国历史发展体系的新构想；马克垚／说封建社会形态；宁可／中国社会形态研究中应当注重的一个方面——商品经济；刘泽华／分层研究社会形态兼论王权支配社会；冯尔康／从地主农民的构成观察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张国刚／本土化：重建中国社会形态理论的基础；晁福林／探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形态理论；沈长云／认清中国古代非西方历史发展道路的特色；李伯重／资本主义萌芽研究与现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二卷·2000（天津古籍出版社）也刊登了“中国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问题”短论5篇：刘泽华／社会形态与相关理论研讨会开幕词；冯承栢／弗兰克与兰德斯的论战和社会形态理论的讨论；张分田／劳动关系是划分社会形态的重要标志；王利华／农业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李喜所／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理性思考。王家范的《中国历史通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出版），袁林的《西周土地制度新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1）的“社会形态问题”专节，也谈到了社会形态和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散布于各个刊物中的相关文章还有：何顺果／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态》考辨／史学理论研究99/1；晁福林／说封建／社会科学战线／2000/2；王和／从突破部族社会桎梏的意义认识周初变革——兼谈五种社会形态问题／史学月刊／2000/3；叶文宪／关于重构中国古史体系的思考／00/2等。在上述这些讨论和文章中，多数学者对把“五种生产方式”当作僵死的模式表示不满，主张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探索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但对如何看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却出现许多分歧。一些学者承认人类社会一般要经历奴隶社会，中国历史上确实存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等依次发展的阶段，只是这些发展阶段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可参阅马克垚和何顺果等人文章）。另一些学者认为奴隶制并非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中国历史上没有经历奴隶社会；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仍然是指导古史分期的基础。如晁福林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氏族封建制社会、宗法封建制社会和地主封建制社会。又有学者试图在传统“定势”中作些调整和修正。如刘泽华提出分层次把握社会形态，基础性社会关系形态仍应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理论来解释；关于社会控制与运行机制形态，则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大特点是“王权支配社会”，这种王权是基于社会经济又超乎社会经济的一种特殊存在，是社会经济运动中非经济方式吞噬经济的产物。还有一些学者声称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摒弃五种生产方式，或试图撇开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另辟蹊径。如田昌五提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帝国时代的分期法，王家范则把中国历史分为部族时代、封建时代和帝国统一时代，袁林的著作、沈长云和王和的文章都提出对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尖锐批评。讨论中，除了对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有不同认识外，对“封建”这一概念以及封建社会形态是否具有普遍性也存在着争论，可参阅马克垚、朱凤翰、晁福林等人文章。
地主制经济和土地赋税制度 地主制经济是近年经济史界讨论较多的问题。1999年6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暨庆贺李文治先生九十寿辰学术研讨会。北京、外地和台湾学者50余人参加了会议，就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的特点、地位、发展历程，地主制经济与租佃制的关系、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以及对地主阶级的评价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一些学者对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评价较高，也有学者对地主制经济理论提出了质疑。有关情况可参阅《中国经济史研究》99/3的会议纪要。学者提交会议的论文，以《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增刊》的方式结集出版。该增刊包括三部分：一是论述李文治先生学术思想和学术经历的文章，包括：吴承明／李文治先生论中国地主制经济的启示；经君健／“地主制经济”是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的“牛鼻子”；江太新／李文治先生从事研究工作的进展历程。其中经文对李文治的地主制经济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二是综论中国地主制经济的文章，包括李文治先生《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灵活适应性及其制约功能》的长文，和方行（中国封建经济的运行机制）、杨国桢（中国封建土地所有权史研究断想）、栾成显（中国地主制经济和封建社会是封建时代较高的发展阶段）、宋杰（中国封建社会和地主制经济是否具备“典型”性质）的文章。三是研究中国封建地主制经济各个发展阶段的文章，其中魏金玉的《我对明清租佃关系的认识》，颇引起与会学者的注意。介绍李文治的地主制经济理论的，还有李文治先生的访谈记《从钟情农民运动到探研地主制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99/1）。
批评地主制经济经济理论的，除了主张中国传统经济是权力经济的秦晖外，还有主张中国传统经济是市场经济的赵冈。近年来他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向地主制经济论发难，它们是：农地的零细化／中国农史99/3；历史上农地经营方式的选择／中国经济史研究00/1；从另一个角度看明清时期的土地租佃／中国农史00/2；简论中国历史上地主经营方式的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00/3。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的研究，王家范提出了新的思路。他的《中国历史通论》中有“农业产权性质及其演化”的专章，又发表了《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产权辨析》（史林99/4）和《中国传统社会农业产权“国有”性质辩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99/3）。他认为我们通常所说的“所有制形态”，应该界定为“产权形态”，中国历史上虽然存在某种形式的私有产权，但它是模糊的，有弹性的，实质上摆脱不了“国家主权是最高产权”的阴影，并概述了中国历史上产权形态的演变。其他有关文章还有：丁栋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产权制度性质质疑／南京社会科学99/8；钱忠好／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历史变迁的经济学分析／江苏社会科学00/3；褚鸿运／中国古代赋税制度变革的三大里程碑／山西财经大学学报00/6等。
商品经济及传统市场，商业、货币与城市 近年来经济史学界对商品经济和传统市场的讨论相当热烈。在上述“社会形态及相关理论”和“中国地主制经济”学术研讨会上，商品经济都是主要议题之一。2000年4月、6月、10月、12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历史所、近代史所、世界史所、首都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社会科学院、河北大学等单位学者参加的“中国经济史论坛”召开了“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系列研讨会。这是继1994年底经济史学会等单位举办的“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讨论以后又一次集中的讨论。研讨会的主题，第一次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特点和阶段性，第二次是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变化及其与外国的比较，第三次是国家干预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第四次是中国历史上的要素市场与土地买卖。讨论涉及广泛的方面，内容相当丰富，也更为深入，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新的问题。例如，中国封建地主制时期商品经济的特点是否可以用“小生产、大市场（或大流通）”来概括？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的机制是什么？国家、地主、农民各扮演什么角色？需求、生产、消费和制度等因素对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变迁起什么作用，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对商品经济发展阶段性，讨论较多的是汉魏之际的变化，是自然经济取代商品经济还是自然经济范畴内商品经济的起伏？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对历史上的要素市场，则比较集中和深入探讨土地市场问题。以前被忽视的国家政权和国家财政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作用，这次进行了专题讨论，认识也不完全一致。第一、二、四次研讨会的比较详细的纪要已分别刊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00/3、4和01/1，读者可以参考。方行的《中国封建经济发展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00/4），是在研讨会发言的基础上写成的，文章认为土地制度、赋役制度和租佃制度的变革使中国封建经济的运行呈现为以国家配置资源为主，地主配置资源为主和农民配置资源为主三个阶段，从而推动了社会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报刊上有关这个论题的文章很多，有些是综论性的。如唐文基认为非统一的国内大市场、市场的垄断多于竞争、市场的进入遇到种种的障碍、缺乏有效的宏观调控，是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四个特征（试论中国封建市场发育的特征／福建师范大学学报99/1）。程念祺提出中国古代存在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市场：生活市场和财政市场；所谓财政市场是指因政府的财政施为而形成的市场，它以挤占生活市场为自身存在的前提（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市场问题／史林／99/4）。郑学檬根据布罗代尔的观点，主张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他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萌芽于16世纪以前，但这时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16至17世纪中国的市场和市场经济萌芽问题／福建论坛／99/3）。林文勋、杨华星不赞成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作简单的对比。指出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并形成了多层次的多元化发展格局；它一方面受政治干预极其强烈，另一方面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思想战线00/6）。王家范的《中国历史通论》中有“特型化的市场与商人阶层”专章，剖析帝国体制下的商品生产、消费形态和商人的历史命运，试图找出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的特殊性。
2000年7月，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联合组织的《第三届中国商业史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举行，与会学者围绕会议的主题“中国商人、商会及商业网络”展开热烈的讨论。2000年8月，由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经济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中国经济史学会第五次年会暨“经济组织与市场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北武当山举行，与会学者就商人、商人组织与商业网络，企业制度与中国早期市场的发育，现代中国市场与世界经济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这两次会议的纪要已刊载于《中国经济史研究》00/4上。
这两年也有一些论述商人和商业的文章，如：岳朝娟、朱彧／中国古代中间商人的历史演变／河南高等商业专科学校学报／99/6；郭莹／中国古代的官吏经商／史学月刊／99/4；盛瑞裕／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商贾／华中科技大学学报／00/4。货币史方面，宋杰著有《中国货币发展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23.4万字），系统论述了从货币起源到民国时期历代货币发展的概况。王健的《通宝币制研究论纲》（徐州师范大学学报／99/3）是他撰写的《中国通宝币制史稿》的绪论，分别论述了通宝币制在中国货币史上的地位，通宝币制的研究史和该书的编写旨趣。在城市经济研究方面，于云翰撰写了《中国封建城市经济发展特点新探》（社会科学辑刊00/6），对张鸿雁的《论中国封建城市的总体特点》（中国史研究97/3）提出商榷。作者还撰有《古代城市中的工商业组织及其活动习俗》（民俗研究00/4）。石峰运用我国和外国丰富的民族志的材料《试析“默契交易”的成因》（中央民族大学学报99/6），也是一篇颇有意思的文章。
传统经济因素在现代化中的作用及社会转型期的中西比较 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化过程及途径，也是这两年经济史界关注的问题之一。1999年3月，由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广东省社科联和海南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联合举办的“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海口市举行。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和美国、日本的40多位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与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中国传统社会、传统经济、传统文化的特质及其现代化的道路等问题等进行了探讨，讨论还涉及社会经济史研究方法以及该学科今后走向等重大问题。会议论文将由广东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1999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经济所联合召开了“传统经济与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中心议题是传统经济因素在现代化中的作用。会上，吴承明阐述了现代化的概念及经济、制度、社会、文化诸因素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作用。从翰香用近代农业史的事实批驳了黄宗智关于“没有发展的增长”的观点。李根蟠认为精耕细作不但是传统农业技术的特点，而且构成了中国历史的基因，影响中国的历史与现代化。丁泽霁着重分析了小农对现代化的阻碍作用。刘志琴指出权力对中国传统商业发展的制约，认为权力统治财产是中国现代化的障碍因素。朱荫贵通过对股份制企业的分析说明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这次会议的纪要，已刊登在《中国经济史研究》00/1。
关于传统经济因素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林刚的研究值得注意。他先后发表了两篇论文《中国国情与早期现代化》、《关于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99/4,00/3）和一本专著《长江三角洲近代大工业与小农经济》（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1月），强调中国西欧封建社会形成前提的不同，生产要素配置的不同，对外经济关系的不同，因而从封建社会向现代转化的道路也各具特征。他指出，中国近代以来的状况不完全符合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的前提和条件。长江三角洲现代化过程中在传统部门中分化出与现代经济密切相关的新型成分，呈现出“三元结构”。这说明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互补互助。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充分利用家庭劳动力等行为准则，在与现代化工业技术结合后，可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积极因素。
一些文章对中国社会转型期进行了长时段研究。如：刘秀生／中国经济转型期(1436-1935)的金融特点／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99/1；王日根／商业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争鸣／人民日报／99/7/24；张海林／中国传统城市早期工业化散论——以苏州为典型个案／南京大学学报／99/4；周运清／中国农耕经济的变革与乡土社会结构转型的推进／社会科学战线／99/5。
这两年发表的中西比较的文章，也多集中在传统到近代的转型期的研究。例如：王素琴／从转型时期中西生产方式中的差异看中国工场手工业发展缓慢的原因／湘潭师范学报99/2；对西欧封建商业迅速跨越资本主义门槛的再认识／湖南教育学院学报00/3；程洪、罗翠芳／试论中西16世纪商业资本的不同历史命运／武汉教育学院学报00/5；胡幸福／论中西封建农业生产不同结构对社会转型的影响／湖南教育学院学报00/1；王加丰／前工业社会农村手工业的盛衰问题／浙江学刊00/3。此外还有杨师群／中世纪中西方社会结构之比较／学术月刊00/9。
在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2000年初中央编译出版社翻译出版了德国史学家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该书认为，在近代早期大部分历史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而亚洲的中心则是中国。后来的欧洲不过是靠着从美洲掠夺和生产的白银，才从三等车厢的乘客一跃而取代了亚洲这个火车头的位置。该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引起颇大的震动，赞誉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批评的文章较详细而有代表性的是王家范的《解读历史的沉重——弗兰克〈白银资本〉读后》，载于《史林》00/4。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 近年来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关系的研究勃然而兴，有关论著数量颇多，人们或从经济史、或从思想史、或从灾害学、或从历史气候学、或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许多学者注意综合考察技术、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与生态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变化，其中不乏有份量的研究成果。以《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9年增刊名义出版的史念海主编的《汉唐长安与关中平原》，是中日历史地理合作研究《中国黄土高原的都城与生态环境变迁》论文集第二辑，包括：1、序；2、汉唐都城；3、水利开发（8篇）；4、环境变迁（7篇）；5、其他（4篇）6、附录。朱士光的《黄土高原地区的环境变迁及其治理》（黄河水利出版社）收录作者有关论文23篇，侯仁之为之序。作者另有《论我国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演化特点与可持续发展对策》（历史地理论丛／00/3）一文。史念海的《司马迁规划的农牧地区分界线在黄土高原上的推移及其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9/1、2）指出：司马迁规划的由碣石至于龙门的农牧分界线，是适合于生态环境的。当时如此，后世亦然。在农耕操作稽留在粗放经营时期，为农为牧都不能过分超越这条界线。过分超越就会造成这条界线的移动，从而影响到生态环境的平衡发展，引起不良的后果。这条界线绝大段落经过黄土高原，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甚至于黄河的溃缺泛滥，都与这条界线的移动有关。周宏伟的《历史时期长江清浊变化的初步研究》（历史地理论丛／99/4）表明，历史时期长江干流曾出现9次较为明显且持续时间较长的清浊变化，汉水、湘江等主要支流也存在程度不同的清浊变化；人类的活动和气候变迁可能是造成这种变化的重要原因。他还进行了《长江流域森林变迁的历史考察》（中国农史／99/4）。王建革的《游牧圈与游牧社会》（中国经济史研究／00/3），以民国时期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对蒙古草原地区的调查资料为基础，从人与草原环境的关系出发，通过分析游牧民冬夏营地的分区和畜群周期性的移动规律，对蒙民传统的游牧业经济及游牧社会作出比较细致的分析，指出传统游牧经济形态是一个多层次的游牧圈结构。王利华考察了《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的水环境和渔业生产》（历史地理论丛／99/4），认为当时的水环境相当优越，而渔业生产也比较发达，是农牧经济的重要补充。关于历史上人地关系的理论，《历史地理论丛》00/2发表了两篇文章：毛曦的《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研究》和赵淑玲的《历史上人地观的演变及现实反思》。《中国农史》99/4也组织了关于“生态、农业、社会”的专题讨论。关于刀耕火种，胡兆华阐述了《“刀耕火种”个案研究在农业发展上的意义》（农业考古99/1），认为“它应不是我们想象的‘农业开始’，却是现在世界上最落后、为害无穷夺取众人安危的经营方法”。蓝勇通过《“刀耕火种”重评》（学术研究00/1），提出自然科学方法介入经济史研究和在经济史研究中树立生态观和效益观的问题。此外，侯向阳论述了《北亚热带过渡带的变迁及其农业景观生态意义》（中国农史00/2）。许怀林研讨了《江西历史上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变迁》（农业考古00/3）。徐晓望分析了《商品经济与明清以来福建自然环境的变更》（历史地理论丛00/3）。李并成作了《历史上祁连山区森林的破坏与变迁考》（历史地理论丛00/1）。彭世奖《从中国的农业史看未来的农业与环境》（中国农史00/3）。从生态思想立论的有谢丽的《人类需求与自然平衡的协调统一——“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传统农业运作方式》（农业考古00/3），张建民的《论传统农业时期的自然保护思想》（中国农史99/1）。论述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有：何业恒／近五千年来华南气候冷暖的变迁／历史地理论丛99/1；胡火金／中国古代岁星纪年与旱涝周期试探／中国史研究99/4；史威、张静／长江三角洲历史洪灾发生规律研究／长江志季刊／99/3；谢永刚／对有关历史水旱灾害年统计成果的比较分析／古今农业／00/1；卜凤贤／农业灾害学与农业灾害史研究／农业考古／00/1；施由民／东汉至清江西农业自然灾害探析／中国农史／00/1；王民柱／从汉中历代水患看其发生发展规律／古今农业99/2；江西兴国县五百年来水灾发生规律及减灾对策研究／古今农业99/2；卜凤贤／简谈中国古代的抗灾救荒／光明日报／99/4/23。以上是该领域的通论和跨代研究文章的简介。断代研究的珍品也不少，如萧正洪的《环境与技术选择——清代中国西部地区农业技术地理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综合运用历史地理学、农学和经济学等方法，探讨了历史上技术选择与环境的关系。这里不能一一介绍了。
日本学者原宗子发表了《我对华北古代环境史的研究——日本的中国环境史研究之一例》（中国经济史研究00/3），亿里也译介了她的《中国古代生产技术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历史地理论丛99/2），提出春秋战国时期华北的开发有两种模式：实行多种经营的齐—《管子》模式，实行“大田谷作主义”的秦—《商君书》模式。延至汉，“农本”主义趋于成熟，这是以精耕细作为内容的资源循环型的小规模经营。关中的“
土”是精耕细作的产物。这两篇文章别具一格，可供国内学者参考。
1999年底，中国农史学会、中国经济史学会古代史分会、《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学术研讨会，参加会议的有研究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生态环境史、气候史、人口史、历史地理学和生态经济学的中外学者近30人。会议借用传统哲学“天人关系”的范畴，考察经济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试图把各个学科的分散研究整合起来，把研究推向深入。李根蟠为此撰写了《“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00/3），指出在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论中，“三才”理论比之“天人合一”更接近现在所说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能体现中国传统有机统一自然观的特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斑斓色谱中的一种“原色”。该会议的有关成果将用中日两种文字结集出版。
农业、水利、饮食文化
农业通论：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中的“农业经济的内环境与外环境”章，其内容包括：农业起源概说、农业发展进程鸟瞰（耕作制度变化、耕地拓展及其盈缩、农业产出）、小农经济的历史合理性、是什么障碍了经济变革等。李成贵纵论了《历史视野中的中国农业》（农业考古99/3）。《古今农业》00/4有卜凤贤／中国农耕文化传统的现代传承；张文芳、吴建新／也谈中国农业的集约化和持续化两文。
农业专论：曾雄生的《跛足农业的形成——从牛的放牧方式看中国农区畜牧业的萎缩》（中国农史99/4）认为，中国农区耕牛的放牧方式经过了一个由牧牛到放牛，再到縻牛的过程。而它的背后则是用于养牛土地面积的减少，用于粮食等种植的土地面积增加。此消彼长的结果，导致了跛足农业的形成。郭文韬《试论中国古农书的现代价值》（中国农史00/2）介绍了日本政界、学界对中国传统农业技术的重视和整理研究中国农书的计划。此外还有：韩茂莉／中国古代农作物种植制度略论／中国农史00/3；林文勋／唐宋茶叶生产发展补论／中国农史00/1；李晓岑／关于玉米是否为中国本土原产作物的问题／中国农史00/4；谷茂、信迺铨／中国栽培马铃薯最早引种时间的辨析／中国农史99/3；孔润常／古代水土保持的生物措施／文史杂志00/4；刘磐修／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豆生产和地域分布／中国农史00/1；王星光／中国古代中耕简论／中国农史00/3。
农田水利：张芳研究了前人较少涉足的《中国古代淮河、汉水流域的陂渠串联工程技术》（中国农史00/1），叙述了它的起源和发展，举例分析了古代单首制引渠与陂塘串联、一河取水多首制引渠与陂塘串联水利工程的规划、布置和作用，并介绍了它向国外传播和当今的应用的情况。王培华探讨了《元明清江南官员的西北水利思想和实践》（古今农业／00/4），指出当时的西北水利指黄河流域及其以北地区水利，不同于今天的“西北”概念；其思想创议者和实践者，都是出身于江南的官员和学者。文章试图解答：为什么是江南人而不是西北人提倡西北水利？其思想是什么？为什么受挫？给今人什么启示？王建革作了《河北平原水利与社会分析(1368-1949)》（中国农史00/2），对滏阳河上游和天津地区农田灌溉水利的形态及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它与江南圩田水利的不同特点进行了探讨。萧正洪探讨了《历史时期关中地区农田灌溉中的水权问题》（中国经济史研究／99/1），资料和视角皆新。吴琦论述了历史上《漕运与古代农田水利》（中国农史99/3）的关系。此外还有：康复圣／淮河流域古代的农田水利／古今农业00/4；杨新才／关于古代宁夏引黄灌溉面积的推算／中国农史99/3；周魁一、谭徐明／新疆屯垦水利的历史经验99/3等。
与农业关系密切的饮食文化研究，近年相当活跃。重要成果有徐海荣主编的六卷本的《中国饮食史》（华夏出版社1999年）除绪论外，依次全面叙述了原始社会、夏商、西周（以上为第一卷）、春秋战国、秦汉（以上为第二卷）、魏晋南北朝、随唐五代（以上为第三卷）、宋、辽金夏、元（以上为第四卷）、明、清（以上为第五卷）、民国时期和少数民族的饮食文化（以上为第六卷），包容包括饮食原料、食品加工和烹饪、饮料、饮食器具、饮食生活和风尚、饮食行业、饮食文化的民族交流与中外交流，饮食思想理论与饮食著作等各个方面，是饮食文化史研究中空前的集大成之作。王利华的《中古华北饮食文化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00/11）也是这一领域有份量的新成果，全书28.7万字，除引言和结语外分7章，分别叙述中古华北的生存环境、食物原料构成的变化（一、二）、食品加工技术的发展、烹饪方法与膳食构成、饮料的革命和文人雅士与饮食文化的嬗变。论文方面，蓝勇的《中国古代辛辣用料的嬗变、流布与农业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00/4）有新的视角，杨坚作了《我国古代豆腐及豆腐制品加工研究》（中国农史／99/2）等。《农业考古》亦设有“农业与饮食”专栏。
民族经济、地区经济与海洋经济
民族经济：日本学者白须净的《吐鲁番的古代社会——新兴平民阶层的兴起与望族的衰落》（西域研究／99/4），主要根据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的资料，追踪3-8世纪当地上层社会的变动。郝玉玲探讨了《古代吐鲁番地区与中原王朝的朝贡贸易》（西域研究／99/1），吐娜论述了《察哈尔蒙古对西北边疆经济的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99/1）。肖芒分析了《伊斯兰文化对回族商业活动的影响》（西南民族学院学报／00/12）。夏雷鸣写了《从馕的制作看哈萨克族对游牧生活环境的适应》（西域研究／99/4）。研究蒙古族经济的有包玉山的《蒙古族古代游牧生产力及其组织运行》（中国经济史研究／00/2）和《蒙古族古代游牧业与农业；兼评畜牧业落后论》（内蒙古师大学报／99/1）。研究南方民族经济的有：朱圣钟／历史时期鄂西南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结构／历史地理论丛／00/2；段超／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的农业经济／中国农史／00/1；杨正权／云南地区传统农业述论／农业考古／99/1；李世康／羊与彝族社会／同前；陈庆德、高正疆／古代云南民族经济封建化过程／思想战线／99/6；徐旺生／从农耕起源的角度看汉藏民族关系／农业考古／00/1；朱霞等／云南少数民族农业科技成就／同前；董建辉、郭志超／畲族赋役史试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9/3等。
地区经济：高王凌的《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年12月，16.6万字）是研究地区经济发展及相关理论的著作，作者区分了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使之在逻辑上构成经济发展的序列。张泽咸继《汉唐间蒙古高原地区农牧业生产述略》（中国经济史研究98/4）以后，又有《汉唐间东北地区农牧生产述略》（上、下）（文史99/1、2）问世，均为材料翔实的力作。鲁西奇的《历史时期汉江流域农业经济区的形成与演变》（中国农史99/1），分析也比较深入细致。朱宏斌论述了《古代西北地区农牧边缘地带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中国农史／99/4），农牧两大系统汇聚使它形成独具特色的、多元揉合的经济与文化。马强讨论了《北宋以前汉中地区的农业开发》（中国农史／99/2）。薛瑞泽连续发表了关于河洛地区经济史的若干论文，它们是：汉唐间河洛地区的农业开发／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00/3；论汉唐河洛地区小农土地私有制的盛衰／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199/2；汉唐河洛地区的畜牧业／中国农史／00/3；先秦至北朝河洛地区的漕运与仓储／洛阳工学院学报／00/3。许永璋也讨论了《古代洛阳与南丝绸之路》（史学月刊／00/1）。总结西部的经验教训的有：魏明孔／历史上西部开发的高潮及经验教训／中国经济史研究／00/3；任重／从大西北农牧历史演变思考其开发战略／农业考古／／00/3；李春芳／西北经济发展缓慢的历史研究及对策研究／甘肃理论学刊／00/4；党瑜／论兰州地区农牧业的发展／历史地理论丛／99/2；蒋耀春、陈学胜／孙中山开发西部的构想／陕西经贸学院学报／00/6等。论述经济总体布局变化的有刘德增的《中国经济重心南移问题再探讨》（文史哲／99/3）和张菁的《试论古代江南经济后来居上的三大因素》（中国农史／99/3）。刘文认为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根本原因在于南北人各自行为模式的不同。北人过于重农，农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趋于缓慢，过度垦殖又导致生态破坏；南人诸业并重，齐头并进，终于成为经济重心。
海洋经济：前些年杨国桢提出要建立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科，并指导研究生分工进行有关专题的研究，最近已经出了一批专著和论文。他们还以此为主题召开了国际学术讨论会（曾少聪／关于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史的讨论：“厦门海洋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中国经济史研究／99/1）。这两年关于海洋社会经济史和海外贸易等论文时有所见。如戴一峰／中国海商与环中国海的贸易网络：兼论亚洲历史的重建／东南学术／99/4；张利民／近代环渤海地区间商人对流与影响／社会科学战线／99/3；单纯／试论海外华人经济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向／汕头大学学报／99/1；宋岘／“澳门与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侧记／世界历史／99/6；庄国土／“中国侨乡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评述／华侨华人历史研究／99/4等。学者们在发掘资料方面也取得新成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99/1还发表了吴春明的《试说海洋考古与社会经济史的整合》，论述了利用海洋考古资料研究海洋社会经济史的重要意义。在海峡的对岸，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也每隔两年组织一次海洋发展史的研讨会，出版相应的论文集，目前已经出版到第7集。可见，海洋史的研究已经引起海峡两岸学者的重视，并取得重要成果。
综合性的经济通史和论文集 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的“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的成果，以多卷本《中国经济通史》的形式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除早先已经出版的魏晋南北朝二卷、宋代二卷、辽夏金一卷外，其余各卷在这两年均已出齐。它们是：周自强主编的《先秦经济卷》上中下三册，125万字；林甘泉主编的《秦汉经济卷》上下册，80万字，宁可主编的《隋唐五代经济卷》一册，50万字；陈高华、史卫民合著的《元代经济卷》一册，40万字；王毓铨主编，刘重日、张显清副主编的《明代经济卷》上下册，80万字；方行、经君健、魏金玉主编《清代经济卷》上中下三册，120万字。这一工程，动员的专家最多，历时也最长，无疑是代表新时期研究水平的巨著。这两年出版的经济通史类著作还有：宁可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10月），共5册，第一册包括先秦卷、秦汉卷和魏晋南北朝卷，第二册包括隋唐五代卷、宋辽夏金卷和元朝卷，第三册是明清卷，第四册是近代卷，第五册是现代卷，全书计272.2万字。孙健主编的《中国经济发展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3册，上卷远古—1840年，中卷1840-1949年，下卷1949-2000年，略古详今，198.7万字。齐涛主编的《中国古代经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是一部按专题编写的比较简明的著作，除绪论外，分章论述中国古代的自然与社会环境、社会大分工与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初步形成、中国古代农业经济与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中国古代的土地与赋役制度、手工业商业的发展与城市经济的繁荣、工商货币政策的沿革、经济区划的变迁与经济重心的移动、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古代经济的归宿。这两年还出版了两位学者的论文集。一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组织编选《李文治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收集论文16篇，卷首有经君健、江太新的介绍文章，卷末有李文治写作小传和论著目录，全书凡32万字。二是《宁可史学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4月），收集作者论文46篇，其中与经济史有关者计13篇。
经济思想、中外关系及其他 陶一桃的《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评述》（中国经济出版社00/5），按专题评述中国古代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富民思想、财政思想、宏观调控思想和重农抑商思想，在引言中还论述了社会形态与经济思想的关系。吴松等著《中国农商关系思想史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打破按王朝划分思想发展阶段，按人物为纲叙述的传统，按思想发展阶段分章，认为中国农商思想经历了由早期的农商俱利，经过重农抑商，走向启蒙思想的农商并重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全书计25万字。有关论文有：叶坦／宋代渐东实学经济思想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00/4；陈明光／“调均贫富”与“斟酌贫富”：从孔子的“患不均”到唐代的“均平”思想／历史研究／／99/2；李绍强／中国封建社会工商管理思想的变迁／东岳论坛／00/5；嵇建琴／中国古代漕运思想的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99/3；傅允生／平均主义的思想渊源及其影响／中国经济史研究／00/3；余盛均／我国古代消费观念的探讨／消费经济／99/3；王振领／中国古代农学中三才理论的发展轨迹／中国历史地理论丛99/2；邓国用／对古代消费思想和消费文化的深刻反思——评《沈端民古代文学经济研究论文选集》／消费经济／00/6；吴长清／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回顾／光明日报／99/8/6等。
中外关系：林文勋的《钱币之路：沟通中外关系的桥梁和纽带》（思想战线／99/5）认为，我国古代不但存在西北丝绸之路、东南海上陶瓷之路，而且还存在中外钱币相互流动的“钱币之路”。中国对外通道本质上是包括丝绸之路、陶瓷之路、钱币之路等多种复合型文化形态。钱币除经济职能外，还有文化职能。中国人对世界的影响不只是“要素刺激型”，更重要的是体现出“整体拉动型”。吴焯《西南丝绸之路的认识误区》（历史研究／99/1）考证古代西南交通主要是官牂牁道和蜀交趾道。此外还有：陈茜、王涓／滇印贸易的历史与发展前景／云南社会科学／00/1；冷东／中国农业技术在西方的传播／历史教学／99/11等。
世纪性的学术回顾与展望：李根蟠的《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99/3），王志刚整理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百年回眸——李根蟠先生访谈记》（中国经济史研究00/1），比较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古代经济史学科一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历程、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和发展趋向。这一类文章还有：剧锦文的《国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概述》（中国经济史研究00/2），杨直民的《20世纪中国的农史研究》（古今农业00/3），徐勇、徐增阳的《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研究的百年回顾》（华中师大学报00/），朱家桢的《2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过程中的均富思想》（中国经济史研究00/3）等。《中国经济史研究》还组织对知名专家学者的访谈，就他们的亲身经历，对有关经济史学历史和今后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进行阐述。目前已经发表的有吴承明、李文治、张仲礼、汪敬虞、漆侠、李埏等先生的访谈记。
其他论著值得注意的有：李文治、江太新著的《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00/4），主体虽然是谈明清时代，但有专章（第二章）叙述宋代宗法宗族制度的转变并综论封建土地关系变化对宗法宗族制的影响（第一章）。葛剑雄、曹树基等主编的多卷本《中国人口史》（复旦大学出版社）陆续面世；方宝璋《略论中国审计史中的几个问题》（审计研究00/6）；吴江作了《知识经济的历史考察》（中国经济史研究00/2）。《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4期连载了台湾学者谢美娥的《近年来台湾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概况》，增进了大陆学者对台湾中国经济史研究状况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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