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竞争：财政赤字扩张及其比较效应：来自县的证据_财政赤字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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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F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5)09-0066-10

       一、引言

       地方经济增长实绩构成了地方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依据。1994年分税制改革使得“财权上移”、“事权留置”，由此形成的财政缺口直接导致地方政府进一步寻求两个方面的行为努力，即努力追求预算内财政收入和预算外与非预算资金收入的增加。前者刺激了以“工业园区”为标志的工业化迅速推进，后者导致了以“城市经营”为特征的“土地城镇化”的急剧扩张。[1]于是，对经济增长的政绩追求与弥补财政缺口的双重激励，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增长机制，并进一步演变为由地方政府主导的区际竞赛及其“为增长而竞争”的模式。[2]

       这一竞争模式因为“中国式分权治理”及其“财政资源预算软约束”等体制特征，激励着地方政府在区际竞争中进一步表达为“扩张性偏向财政政策”。方红生、张军通过考察1994～2004年中国28个省区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发现，在经济繁荣期，中国地方政府有63.78％的概率执行扩张性政策，而在经济衰退期，地方政府有75.16％的概率仍是执行扩张性政策。[3]扩张性财政政策最典型的方式是通过财政赤字扩大政府支出的规模。尽管1995年颁布的《预算法》第二十八条明确规定“地方各级预算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但地方财政赤字的名义值仍然从1994年的1632.75亿元扩大至2010年的33244.60亿元。①

       财政赤字的常态化使得地方政府负债已经积累到相当严重的程度，特别是2005年后地方政府呈现主动的债务融资特征，债务规模不断扩大。2010年末，全国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达107174.91亿元，其中高达48.85％的债务是在2009年和2010年形成。②国家审计署对15个省、3个直辖市及所属的省会城市与市辖区共计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的审计结果表明，截至2012年底，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余额38475.81亿元，比2010年增加4409.81亿元。其中，2011年举债6307.40亿元，占16.39％；2012年举债11419.62亿元，占29.68％。③可见，地方政府债务总体上有进一步扩张的趋势。④

       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紧密相连，其中，赤字是“流量”，债务是“存量”。那么，在中央的土地政策不断收紧、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逐步规范以及政府债务风险不断积累的背景下，地方政府竞争对财政赤字规模具有怎样的影响？一个地方的债务扩张行为，是否会导致关联区域类似的行动响应，从而表现出政府赤字规模扩张的区际竞争与攀比效应？考虑到地方政府债务数据获取的受限性，本文重点考察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区际关系。

       二、地方政府竞争行为的演变及其策略选择

       (一)竞争行为及其演变

       地方政府竞争的生成前提在于，一是存在碎片化的地方政府，二是地方政府严重依赖地方财力资源。[4]事实上，我国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呈现广泛性、多样性和激烈性，不仅表现为赢得优惠政策、吸引人才，更重要的是表现为利用辖区土地资源进行引资与融资竞争，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且呈不断加剧的特征。[5]

       我国地方政府竞争行为一直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即从分税制改革前的地方政府“藏富于企业”，到分税制改革后对国有企业改制“甩包袱”，再到利用土地资源和“主动负债融资”。分税制以来的地方政府竞争大体呈现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94-2003年)“廉价土地出让”为主的竞争模式。预算内地方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而税收主要依赖于生产型的增值税，这激励了地方政府对GDP最大化的追求。GDP的增长依赖于投资与出口，所以兴办工业园区和“招商引资”成为政府的重要工作，其成效的高低与所提供的“优惠条件”密切相关。于是，地方政府追求GDP的增长转化为优惠条件的“区际引资竞争”。优惠条件竞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政府利用其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权与建设用地的管制权，竞相提供“低地价”甚至“零地价”。引资竞争转换为“占地竞赛”。1998年启动住房商品化改革后，土地增值空间显现，获取“征地价格剪刀差”进一步成为各地预算外收入的重要来源，对农地资源的掠夺与占用在已有的路径依赖下雪上加霜。

       第二阶段(2004-2008年)“经营城市”的竞争模式。中央政府对开发区进行清理，对耕地保护红线再三重申，政府土地储备制度和建设用地市场化供给等政策陆续出台，地方政府进入到通过“以地养地”、“城市经营”来获得建设资金的“良性”循环阶段。由此，以土地的抵押获取债务性融资收入，成为地方政府扩大投资的重要来源。因此，这一阶段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构成演变为“土地财政、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政策性银行支持”的混合模式。

       第三阶段(2009年以来)地方债务膨胀的竞争模式。一方面，土地资源有限与征地成本上升，特别是在中央多轮政策调控下，多数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益大幅度减少；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实施经济刺激计划，催生以政府信用为背景的银行贷款增加和地方政府债务膨胀。于是，各级地方政府利用政府信用和对土地资源的垄断优势，通过土地担保、地方政府债券创造了各种融资手段，地方政府债务由此节节攀升。

       根据国家审计署2013年第32号公告《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债务已经呈现下列特点：(1)总量增长快。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总额达到108859.17亿元，其中，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的债务比2010年底增加38679.54亿元，年均增长19.97％；(2)市县级政府成为主要的负债主体。在全国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中，市级和县级占有的债务分别达到44.49％和36.35％。与2010年底相比，市级、县级债务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7.36％和26.59％；(3)从债务资金来源看，银行贷款、BT、发行债券是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的主要来源，分别占到债务总额的50.76％、11.16％和10.71％；(4)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截至2012年底，11个省级、316个市级、1396个县级政府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偿还的债务余额为34865.24亿元，占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余额93642.66亿元的37.23％。

       (二)财政赤字扩张：根源及其表现

       1.分税制改革与有限财政分权。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我国在1994年实施分税制改革，框定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关系。改革的核心一方面是改善中央政府的财政调控能力，另一方面是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但实际形成的财政分权制度是一种有限分权，具体表现为：(1)在中央政府授权的框架下，地方政府不享有独立的税权。改革后，中央有不断集中税收、上收财力的趋向，地方政府延续原先的职责，承担了绝大部分地方公共品支出责任；(2)由于上级政府的监管有限以及户籍制度的固化使居民“用脚投票”的机制失灵，地方政府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行为失范，严重偏离居民福利最大化，支出结构呈现“重基本建设、轻人力资本投资和公共服务”的特征；(3)财政压力转嫁行为普遍，上级地方政府把开支责任压给下级地方政府。可以发现，以1994年分税制改革为分界点，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1993年为79.79％，1994-2010年降低为55.46％，财政支出的比例则维持在75.86％的水平(图1)。

      

       图1 1993-2010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支出占总量的比重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2.财政资源属性加剧了地方预算软约束行为。公共财政具有“公共池”资源性质，当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存在隐性关系合约(兜底责任)时，公共财政的“公共池资源”属性会导致预算软约束问题。一方面，当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困境时，中央政府会出手援助，例如，分税制改革后，转移支付占地方财政支出约40％的比重，地方政府频频使用“跑部钱进”的策略缓解地方财政压力。中央给予的转移支付会掩盖地方提供公共服务的真正成本，使地方政府产生财政幻觉；另一方面，由于预算内财权的上缴与事权留置，地方政府则利用财政资源的预算软约束空间解决支出能力不足问题。

       1993年，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占财政收入的25.92％，1994-2000年这一比例增加为38.90％，尽管之后该比例有所下降，但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却显著增加(表1)。由表1可见，1993年地方政府实现财政盈余132.41亿元，随后其财政赤字规模接连攀升，2010年的赤字规模是1994年的20.36倍。其中，1994-2000年年均增长率为14.61％，2001-2010年年均增长率显著上升为23.51％。财政赤字扩张已经成为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常态。

      

       (三)竞争策略：财政赤字的攀比效应及其假设

       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支出竞争及其竞争策略一直是公共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最早的研究来自Case、Rosen和Hines，他们基于1970-1985年美国各州数据的研究发现，一个州的人均支出和相邻州的人均支出显著正相关。[6]已有文献不仅关注支出总量竞争的分析，而且考虑了不同类型财政支出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考察我国省级政府在财政支出政策方面的策略互动行为。研究表明，中国的省级政府财政支出之间不仅在总量上存在明显的策略互动，而且在本级基本建设、教育、科学、医疗卫生的投资和预算外支出都表现出显著的策略互动特征。[7]

       必须重视的是，在分权体制和软预算约束背景下，地方政府间的财政支出竞争有可能进一步演化为财政赤字的竞争与攀比。

       1.中国式分权：软预算约束。一是从契约角度看，财政支出是政府执政正当性的基础，也是解决市场失灵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常态化工具；⑤二是根据“粘蝇纸效应”理论，财政资源属性和地方政府竞争是引发财政支出扩张和赤字膨胀的诱因；三是分税制改革规定了预算财政收入却没有限定支出，财政支出的自主权掌握在地方政府手中。地方政府拥有对财政支出的自主裁量权，甚至可以通过“引导”的方式扩大辖区财政支出扩张，表现为“逆预算软约束”，即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权力自上而下地在其管辖范围内攫取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资源来突破现有预算的限制。[8]

       假设1：财政分权程度影响着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

       2.不平等厌恶与赶超冲动。中国区域间经济和社会发展存在着诸多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会影响决策者的心理感受及其社会评价，对发展不平等的厌恶往往会激发“赶超”冲动，并由此影响着地方财政赤字规模。落后地区对发展当地经济表现得尤为急迫，更倾向于通过税收优惠减免、扩大本级政府支出、建设产业园区等方式吸引投资，从而刺激地方政府本级财政赤字增加；经济增长水平较低的地区对财政赤字规模变化更敏感，往往对经济发达的相邻地区采取财政模仿策略，增加本地财政赤字膨胀，模仿行为的主要动机在于提高本地在竞争区域(本省或邻域)中的相对位次。

       假设2：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在区域中的位次排名影响着地方财政赤字规模。

       3.产业结构锁定与路径依赖。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往往会流向投资收益率较高的区域，一旦形成专用性资本，就会导致产业结构对投资的持续性要求及其路径依赖。产业结构所形成的路径依赖具有两重性：对于先发地区和实施“赶超战略”的区域来说，提升产业结构，吸引产业资本的进入，必须不断改善投资环境和基础实施，这有可能会加剧地区扩张性财政支出及其赤字膨胀：对于部分“吃饭财政”的欠发达地区而言，由于缺乏区际竞争力，有可能“破罐子破摔”，放弃财政扩张竞争而转换为对“贫困”资格的认定和获得上级政府转移性支付的“底部竞争”的财政行为。

       假设3：地区产业结构特征影响着区域财政赤字规模。

       三、模型选择和数据来源

       (一)计量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县域政府的财政赤字竞争行为。由于区际竞争不仅具有区域互动性，而且具有时间依赖性，因此，当地区间存在空间滞后项时，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将是有偏且不一致的；当存在空间误差项时，普通最小二乘估计虽是无偏却不再有效，其标准误差将是有偏的。需要在普通最小二乘回归模型(OLS)、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三者中进行选择。

       空间滞后模型是将因变量的空间相关性视为内生变量，其表达式为：

      

       (二)数据来源与指标选择

       本文选取广东省与邻省接壤的沿边县域作为实证考察对象，原因为：

       第一，关于区际竞争策略互动行为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省级层面。本研究选择县域是希望在研究对象方面做出有益的补充。

       第二，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依托体制机制的先动优势，成为全国经济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两个方面的事实值得关注：(1)与广东接壤的省区均将吸引珠江三角洲的产业转移作为重要的工作部署，并分别将与广东接壤的县域作为其对接广东经济的“桥头堡”；(2)广东经济发展一直存在明显的区域不平衡，推进广东边缘区域特别是沿边县域的发展，已经成为广东的重要战略选择。因此，广东与相邻省区的县际竞争应该尤为激烈。

       广东与广西、湖南、江西以及福建接壤(图2)，四省区相邻接壤的沿边县域共有53个(后文简称“沿边县域”)。其中，广东省邻接外省区的县域有27个(包括廉江市、化州市、高州市、信宜市、罗定市、郁南县、封开县、怀集县、连山县、连南县、阳山县、连州市、乳源县、乐昌市、仁化县、南雄市、始兴县、翁源县、连平县、和平县、龙川县、兴宁市、平远县、蕉岭县、梅县、大埔县、饶平县)，与广东省接壤的外省区县域共计26个，其中，广两省9个(浦县、博白县、陆川县、北流市、容县、岑溪市、苍梧县、梧州万秀区、贺州八步区)，湖南省5个(江华县、蓝山县、临武县、宜章县、汝城县)，江西省7个(崇义县、大余县、信丰县、全南县、龙南县、定南县、寻乌县)，福建省5个(武平县、上杭县、永定县、平和县、诏安县)。

      

       图2 广东及相邻省区沿边县域行政图

       本文选取1990-2010年上述53个县域作为分析样本，数据来自历年的《广东统计年鉴》、《广西统计年鉴》、《福建统计年鉴》、《江西统计年鉴》和《湖南统计年鉴》。具体指标选择如下：

       (1)财政赤字。衡量财政赤字规模的常用指标包括财政赤字总额、财政赤字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人均财政赤字等。财政赤字率指标能够说明各个县域在当年以财政赤字支出方式动员了多大比例的社会资源，而且剔除了通胀和收入等因素对财政支出规模的影响。

       (2)财政分权。现有文献大多采用下级政府的财政收支份额来刻画财政分权程度。为便于分析，本文将53个县域视为同一竞争区域。财政分权指标选择被定义为：FD=县级人均财政支出/(县级人均财政支出+沿边县域人均财政支出)。

       (3)人均GDP水平。地方声誉与政府政绩的表达，使得各地GDP水平在区域中的相对位次显得极为重要。本文选取沿边各县域人均GDP作为对经济发展不平等的衡量指标。其中，为消除通胀等价格波动因素的影响，面板模型采用人均GDP的排名位次。

       (4)产业结构水平。根据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特征，第一产业比重高的经济落后地区可能在财政支出的横向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但非农产业比重相对较高的区域则可能对财政支出与投资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本文选取第一产业产值占第二、三产业产值的比值作为各县域产业结构水平的衡量指标。主要变量的统计描述见表2。

      

       可以看出：第一，各县财政赤字和财政分权逐年递增；第二，竞争区域内收入差距扩大，即各县人均GDP实际值的离散趋势逐年增大；第三，产业结构水平普遍提升，即第一产业产值比重呈明显下降趋势。

       四、计量分析：来自县域数据的验证

       (一)财政赤字的空间格局

       本文从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 I指数)的角度对地方政府赤字扩张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进行探索性空间分析。首先基于空间分析软件OpenGeoDa和ArcCIS 10.0以及matlab软件进行参数估计，然后根据相应的统计检验确定空间计量模型，并进行相应的比较分析。

       Moran's I指数分析侧重于从区域空间整体角度刻画相邻县域财政赤字的集群格局。通常Moran's I指数值在[-1,1]之间，其中，Moran's I指数的绝对值越接近于1，表示相似或者相似属性的空间单元集聚程度越大；反之，指数接近或等于0，说明空间单元属性属于随机分布状态。测算结果显示，Moran's I指数在1990-2010年间有所波动，但总体而言各县财政赤字率在空间分布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表明地方政府间财政赤字策略互动行为具有明显的模仿与攀比效应(表3)。

      

       (二)计量模型分析：攀比效应抑或替代效应

       1.模型估算。模型估算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选择代表性年份对空间截面数据进行估算，二是使用1990-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测算。每类计量均基于三种方法(OLS、SLM和SEM)进行估算，并通过显著性检验的比较来采用最为显著的结果(表4)。

      

       2.实证结果分析。第一，相邻地区的财政行为影响着本地财政赤字规模，存在显著的模仿行为与攀比效应。(1)从分年份的截面数据回归结果看，其空间自回归系数或空间误差系数都显著为正(2000年除外)，其参数估计值从1995年的0.2137上升到2005年的0.3544，再上升至2010年的0.4317，表明攀比效应在时间维度上呈现不断增强的趋势；(2)空间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同样表明县级政府财政赤字存在明显的攀比效应。

       第二，财政分权影响着财政赤字规模，具有显著的分权效应。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驱动作用，而且分权效应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从分年份的回归结果看，按照支出法衡量的分权效应对县级政府财政赤字的驱动作用从1995年的0.2707上升至2010年的0.3733；从空间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看，分权效应对县级政府财政赤字率的影响同样显著为正。

       第三，人均CDP影响着地区财政赤字规模，表现出显著的追赶效应。从分年度的回归结果看，除了1990年之外，人均GDP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并且呈现上升趋势，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低，实施追赶战略进而扩张财政赤字规模的冲动越为显著。空间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也证明，人均GDP排名靠后的欠发达地区，其追赶冲动与财政赤字的膨胀更为显著。

       第四，产业结构水平影响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效应。从分年度回归结果看，第一产业比重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的影响为负且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这意味着，县域产业层次越低，越是规避财政支出规模扩张和主动负债，放弃财政赤字竞争策略；产业层次越高，财政支出扩张冲动越显著。空间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同样表明，产业结构水平对地方政府财政赤字规模具有路径依赖性。

       五、进一步讨论

       (一)财政赤字扩张及其攀比效应：广泛性

       本文的研究表明，广东与相邻省区沿边县域政府间财政赤字的策略互动存在普遍的模仿行为及攀比效应，不仅具有显著性，而且具有广泛性。

       图3刻画了1990、1995、2000、2005和2010等5个代表性年份沿边县域财政赤字Moran's I指数的散点分布状况。各代表性年份的散点分布均表达了明显的空间正相关。

      

      

       图3 5个代表性年份沿边县域地方政府赤字Moran's I散点图

       注：可将Moran's I指数散点分布划分为四个象限。其中，第一象限“高—高”(HH)和第三象限“低—低”(LL)刻画了区域均质性；第二象限“低—高”(LH)和第四象限“高—低”(HL)表达了区域异质性。

       沿边县域财政赤字的空间正相关即模仿策略，主要集中于第一和第三象限。其中，第一象限表示某一县域及其周围县域的属性值均高于平均值，其空间正相关意味着存在显著的财政赤字攀比效应。

       第三象限同样表明了相关县域的空间竞争，但由于是低值聚集(属性值均低于平均值)，意味着策略互动行为既可能是攀比竞争，也可能是“底部竞争”。但1990-2010年的沿边县域财政赤字的快速上升以及空间面板数据回归模型中空间自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能够说明第三象限的低值聚集大多以攀比竞争为主要策略。

       从图3可以发现，大部分县域均位于第一象限(HH)和第三象限(LL)，其县域个数占总样本的比例在1990年为75.47％，1995年为71.70％，2000年为73.58％，2005年为71.70％，2010年为66.04％。在整个1990-2010年期间，53个县域中平均有38个县域之间的财政赤字扩张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从而表明广东沿边县域政府间财政赤字策略互动行为所存在的攀比效应具有广泛性。

       (二)县际竞争及其赤字攀比：特殊性

       区际竞争中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大体源于三类机制。[9]一是财政竞争机制，强调地方政府在地区竞争中通过财政手段争夺有利于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稀缺资源，从而表现为行为上的策略互动；二是政策外溢效应机制，通过财政政策外溢效应的测度来刻画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的直接形成机制，即财政政策的辖区外溢效应会直接改变其他辖区政府偏好，从而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具有明显的空间相依性；三是标尺竞争机制，主要侧重于信息外溢性和政治体制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即由于存在信息外溢性，公众往往会以其他地区的政府表现作为本地区政府绩效的评判标准，从而产生一种标尺效应，使得本地区政府在制定财政政策时不得不考虑其他地区政府特别是相邻地区政府的行为。

       从我国分权体制特性来讲，区际竞争主要是辖区内同级政府通过财政手段争夺上级财政资源，比如各省区争夺中央政府资源(即所谓“兄弟竞争”与“父子竞争”[10])。但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讨论的53个县域分属不同的省级行政辖区，不同辖区间的县域应该不存在空间关联性，但是，计量分析所表达的财政分权为什么会加剧“沿边县域”县际财政赤字扩张的策略互动与攀比效应呢？这显然与特定的区域性质有关。

       沿边县域的竞争具有两重性。对于一个特定的县域来说，不仅要面对本省区内相邻县域的竞争，而且还面临着外省区毗邻县域的竞争。因此，标尺竞争机制和政策外溢效应机制对县际竞争及其攀比具有重要的行为发生学含义。

       1990年，广东沿边县域人均GDP为1092元，尽管只达到广东全省人均GDP水平的44.37％，但绝对水平高于其他相邻省区沿边县域的水平。其他省区沿边县域的人均GDP不及广东，但却在省区内的相对水平好于广东。因此，从“标尺竞争”的角度来说，各县域的竞争冲动并不明显。1995年及之后，广西县域在全区的相对水平下降，但追赶广东相邻县域的步伐加快；湖南、江西、福建的沿边县域，不仅要保住其在所处省份中的地位，而且加快了赶超广东相邻县域的努力(表5)。

      

       因此，中国的区际竞争不仅存在显著的“兄弟竞争”，而且还存在普遍的“表兄竞争”。据此可以认为，中国的区际竞争是普遍而多样的。

       (三)值得警惕的现象：“区际财政竞次”

       沿边县域的区域特殊性与财政赤字扩张的攀比效应，并没有显著改善其所在省区中的经济地位(广东、广西、江西的沿边县域人均GDP相对其全省的平均水平一直显著下降，湖南和福建虽略有波动但相对地位亦未得到有效提升)。

       本文讨论的沿边县域竞争，既不同于单一的行政体制等级中纵向的“父子竞争”，也不同于单一的同一行政辖区内横向的“兄弟竞争”，这类边缘地带异域间的区际竞争(可称之为“交叉竞争”)，极有可能导致地方政府间策略互动行为的“区际财政竞次”模式。

       第一，为了主动承接珠江三角洲的产业转移，增强县域招商引资的竞争力，沿边县域一方面会努力增加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的投资，另一方面则会努力降低进入产业准入门槛并提供优惠的土地与税收政策。前者无疑增加财政支出负担，后者则会减缓财政增收，由此势必导致县域财政赤字的不断积累。

       第二，对于省市上级政府而言，与外省接壤的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能够通过“桥头堡”的扩散效应带动本辖区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能够以区际标尺竞争所表达的“声誉效应”彰显地区形象。

       第三，在财政软预算条件下，由此形成的“父爱主义”会进一步激励沿边县域财政赤字规模的进一步放大。

       鉴于上文所述，必须高度警惕“区际财政竞次”在官员任期制背景下极有可能导致“不负责任”的财政赤字的肆意扩张现象。⑥考虑到中国在省、市、县不同行政辖区之间存在广泛的沿边区域，规范地方财政支出行为，建立地方政府项目投资的问责制和终身追究制度尤为必要。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已有关于地方政府竞争及其策略互动行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行政上下等级间的纵向竞争与辖区内同级之间的横向竞争。本文首次关注跨辖区的县际竞争及其财政赤字扩张的攀比问题。因此，研究不同辖区间地方政府的竞争特性以及行政体制分割对其策略互动行为的影响，应该是值得重视的领域。同样，如何促进跨行政辖区间地方政府从竞争走向竞合，更是值得关注的课题。

       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中宏数据库：http://edu.macrochina.com.cn/skins/1/edu/index.shtml。

       ②国家审计署：《2011年第35号公告：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2011年6月27日)。

       ③国家审计署：《2013年第24号公告：36个地方政府本级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2013年6月10日)。

       ④最新的数据表明，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总计达20.6989万亿元。参见《经济参考报》2014年8月4日。

       ⑤例如，美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将财政赤字作为常态，为应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赤字率攀升，2012年因财政收支矛盾持续激化而陷入“财政悬崖”的危机。

       ⑥2010年对全国28个省446位县级主要领导的问卷调查表明，县级主要领导任现职时间平均为3.25年，61.2％的任现职时间在3年及以下，71.8％的任现职时间在4年及以下，任现职5年以上的只有14.5％。受访者前一任在此职位上工作不到1年的占10.8％，工作1.1～2年的占26.3％，工作2.1～4年的占48.7％，没有一位前任任职时间在5年以上。参见罗中枢、王卓：《我国县级主要领导人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态度的调查》，《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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