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古代白话词汇研究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白话论文,几个问题论文,试论论文,词汇论文,古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代白话是六朝以后在北方话口语基础上形成的，它基本上反映了中古、近古汉语的真实面貌。古代白话词汇（有人亦称为“俗语词”）是上古汉语词汇的延续，又是现代汉语词汇的直接源头，具有继往开来、承上启下的作用。按道理说，它本应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并对之进行充分的研究。但是，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许多文人学士却不屑一顾，问津者甚少，致使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停滞不前。
“五四”运动以后，被历代视为“正统”的文言退出了历史舞台，而被诟为“引车卖浆者流”使用的白话，开始登上了大雅之堂。可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前研究古白话的专著，只有徐嘉瑞所著的《金元戏曲方言考》这一本书。
真正对古白话词汇重视研究，是在建国以后的事。近几十年来，特别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在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对古白话词汇的研究才有了显著的进展。不仅有许多考释古白话词汇的论文发表，而且有一批蒐罗丰富、训释精当、追溯古白话词汇流变与演化的专著相继问世。近几年来，在吸取古白话词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涌现出一批工具书：有全面收录解释某一古白话小说中字、词的专书词典；也有综合性的断代词典。另外，在对中古、近古各种文学作品整理注释时，也往往对出现的古白话词汇作了考释，其中不乏精到之见。
对于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国在古白话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王英曾在《唐宋笔记语辞汇释》的前言中作过总结。他说，从现已取得的研究成果中可以看出，三十年代日本老一辈汉学家青木正儿批评我国对“近世俗文学之训诂，则还处在赤贫如洗的状态”①“到今天已经大为改观了。”然而，正如王英接着所指出的那样：“由于这一历史阶段所包括的时间既长，作品又多，呈现出来的语言现象非常丰富，因此，现在所取得的这些成就，还仅仅是这个领域内研究工作的一个良好开端，要解决的问题还多，待开垦的处女地仍有不少。”②
那么，究竟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解决，还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努力呢？笔者不避愚拙，谨陈一孔陋见，以就教于方家。
首先，在取材范围上还需要进一步拓宽。古代白话，从它的萌芽、发展到成熟，有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由六朝迄明末，上下达一千几百年，历经十几个朝代。单从词汇的角度说，它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点，它在同一时代不同体裁的作品里，又各有其不同的运用方式。而词汇的发展，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发展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语言发展内部规律所制约的。因此研究古代白话词汇，既要把它放在历史中去讨论，即从语言的历时性上去探索它究竟和上古汉语词汇有哪些继承关系，究竟和现代汉语词汇有哪些衍变轨迹；又要从语言的共时断面上，去研究它究竟在某一时代是如何运行使用的，究竟有什么内在的和外延的规律。
蒋礼鸿说：“研究古代语言，我以为应该从纵横两方面做起。所谓横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语言，……所谓纵的方面，就是联系起来看它们的继承、发展和异同。”“入手不妨而且也只能从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做起，但到后来总不能为这一小部分所限制；无论是纵的和横的，都应该有较广泛的综合。”“研治语言，材料不能局限于狭窄的范围之内。”③
吕叔湘说：“在对某一种语言进行研究的时候……历时的研究是以若干个共时断面研究为基础的。这个认识对于汉语研究者特别重要。”④
两位先生的意见无疑都是十分正确的。可是从我国近几十年来对古白话词汇的研究情况来看，已出版的专著大多取材于唐宋以后的韵文。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是在国内外颇有影响一部力作，其学术价值可谓有口皆碑，但取材范围仅限于唐宋金元间诗词曲中的特殊词语。蒋礼鸿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可与张相著作媲美，对于研究唐五代民间文学和汉语词汇史多有贡献，是我国当代研究古白话词汇的白眉之作。虽然作者说：“除了变文以外，也参考了一些其它有关敦煌的文献，及唐五代的诗和笔记小说之类；此外也引用了一些汉魏六朝和宋元以后的材料，附列于本条之后，想把这些材料作极初步的、极不完整的串连”。可是，也正如作者接着所指出的那样：“只是这些材料少得太可怜了，纵的连系竟谈不止。”⑤而且，从体裁方面说，变文也是以韵文为主的文学作品。至于朱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王英的《诗词曲语词例释》，顾学颉、王学奇两位的《元曲释词》（一、二），陆澹安的《戏曲词语汇释》等，均对古白话词汇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遐迩称誉，自不待言。然而时代上未超过唐宋，体裁上也是多以韵文为主。
近几年新出版的工具书，所收词语条目，基本上亦未超出上述范围。
纯粹取材于散文的专著，只有陆澹安的《小说词语汇释》和王英的《唐宋笔记语辞汇释》两种。陆著取材于古典白话小说，突破了韵文的范围，在诠释小说词语方面，还添补了空白，但所收词语条目，多是属于明清两代小说的。王著在时代和体裁范围上有所延伸、扩展，在古白话研究方面是个创举，为汉语词汇史研究展开了新一页。但是笔记之类毕竟出于文人学士之手，虽然其中吸收了一些民间口语，它们也是完全有资格作为白话词汇研究对象的。
古代白话词汇主要是保存在历代民间创作，所谓“俗文学”中。现在已见到的诸家著作虽多取材于韵文，但韵文中也还有许多可供挖掘的宝贵材料。例如源远流长的民歌（特别是六朝的民歌）、民谣，宋金元流行的鼓子词及其变体“转踏”、“曲破”、“唱赚”，由唐代变文和宋代说经而演变成的宝卷，明代的俗曲、山歌、鼓词、弹词等等，现在虽也有些论文和专著间或涉及到一些，但大部还无人理董。至于散文作品里的白话材料，相对地说来似乎要比韵文少一些，这是因为自来民间创作的俗文学，多是以讲唱形式出现的。但也还有可供挖掘的东西，如反映在历代方志和游戏文章里的口语词汇，唐代的和尚语录，宋元的话本等，也还待有人去开发、研究。
第二，对方言土语词汇还需进一步探索。阅读古白话作品使人感到困扰的一个问题，是其中有大量的方言土语。如果弄不懂其中的方言土语词汇，无异于囫囵吞枣，那就更谈不到欣赏和研究了。古代白话作品之所以被称为民间俗文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其中有方言土语。方言土语是人民大众的活语言，它和民间俗文学有着天然的联系。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没有方言土语，不采用方言土语，也就没有民间俗文学。任何民歌，都是以方言土语传唱的，任何戏曲，都是在用方言土语演唱的地方戏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形成的。以“话本”为基础的各种古白话小说里，都夹杂有许多方言土语成分。
汉语方言研究的历史久远，但真正把方言和俗文学结合起来研究，也是近几十年的事。最早把古代白话词汇作为研究对象，并对后来的其它专著有一定启发意义的开山著作，是1948年出版的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考》，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后来出版的几部专著，虽然没有像朱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那样，标明专门考释方言词语，但都能注意收罗方言。尤其是蒋礼鸿在这方面用力甚勤。他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从五十年代末出版后，数十来多次修订再版，每次均能吸取方言研究成果以印证所释字、词。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实在令人钦佩！
然而，一则由于我国方言十分繁杂；二则，在专著中考释方言的诸先生又多系南方人，所操母语毕竟和北方话有一定差别。所以在他们的著作中，对方言土语词汇考释时，也偶有所失，或多或少出现了一些错误。今试举几例：
央及：有的释为“累及。央系殃的借字”；有的释为：“犹云请求也，烦劳或连累也，吵扰也。”其实在北方话里，还有“央告对方请求原谅”的意思。⑥
抬孩：有的释为“骄傲”；有的释为“抬颏之借字。抬颏系板起面孔，表示庄严的样子，引申为气概轩昂的意思。”其实，“现在北方方言中尚有此语。本为极其舒适泰然或踌躇满志的意思，引申之也可以解为过分松懈或故意‘摆谱儿’、‘端架子’的意思。”⑦在河北方言中，是“大方、安逸”的意思。⑧
露柱：有的释为“旌表门第的柱端龙形的部分。”其实它是“碌柱”的误写。⑨
抢白：有的释为“骂也”。其实它在北方话里“本来含有顶撞、驳斥或争辩时不容对方开口等意义。”
合酪：有的释为“馄饨类食品。一作合落，又作饸饹，音迈，意并同。”实际上就是元·王祯《农书》中所说的“河漏”；是北方人常吃的一种面食，“同馄饨并非一类食品。”
现代方言中的古词语，是古代汉语语音的活化石和某些词汇的活标本。研究古白话著作里的方言土语，不仅可为诠释古书提供佐证，有助于我们欣赏古代文学作品。而且，对于认识古汉语的历史面貌，了解方言和“通语”的演变，揭示汉语词汇史的内在规律，都有一定现实意义。
近有黄遵章《元明清白话著作中山东方言例释》一书出版。后来者居上，黄著一改前人以词释词、以曲释曲，排比归纳的考释方法，用山东方言来释古白话词汇，在研究中颇有成果，也纠正了前人的某些失误。但书中所收的词语，仅限于元明清三代山东作者的著作，与取材于山东素材的著作中的方言词语。这样，就难免会受到一些局限。因为不论从古代看还是从现代看，山东方言毕竟只能算是北方方言的一支。况且北方话，从时代上说，它作为汉语方言中的基础方言地位是在唐宋时代正式确立的。据周振鹤、游汝杰所著《方言与中国文化》：“当时的北方话大致可分为秦、中原、河朔、蜀四个小区。”山东方言在唐宋时是属于“中原”小区的，但“中原”方言并不等于山东方言。
虽然如此，黄著在以方言考释古白话词汇方面的成绩，是应得到充分肯定的。我们相信，在黄著的启发下，能够有更多的类似的专著问世，然后集腋成裘，汇溪流为大海，将来形成一部“诂林”式的古白话词汇研究著作。
第三，对古白话中外来词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的环节。在汉语词汇中，外来词占的比例相当大。在汉语词汇的发展史上，外来词有极其重要的一席地位。外来词的借用，大大地丰富和充实了汉语的词汇库，增强了汉语的表达能力。
所谓外来词，指的是那些从别的语言中连音带义都借过来的音译词。汉语中的外来词分为两种：一种是从国外借来的；另一种是从国内各兄弟民族中借来的。
我国自西汉就与西域通商，开通了著名的“丝绸之路”。东汉明帝时佛教开始传入，到南北朝时其规模势力已十分强大。唐代国力强盛，实行开放政策，不仅中亚文化和汉文化的交流形成了新的高潮，而且由印度传入的佛教，在此时也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物质方面的输入，精神文化的引进，特别是佛教的广为传布和随之而来的佛经翻译，都会使汉语受到他国语言的影响，许多外来词必然会被借入汉语中。但因长期以来已习以为常，其中有一些词，一般人已很难觉察到它是外来词了。研究古白话中的外来词，不仅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某些词语的意义，而且对探究其来源也是很必要的一项工作。例如：
“菠菜”。明·李时珍《本草纲目》称为“波斯菜。”《辞海·生物》分册：“菠菜，又名‘菠
’。藜科。……原产伊朗。”刘正琰等编的《汉语外来词词典》说来源于尼泊尔。“菠菜”究竟是从何处借来的呢？唐·刘禹锡《嘉话录》说：“菠生西国中，有自彼将其子来，如苜蓿、葡萄因张骞而至也。本是颇陵国将来，语讹尔，时多不知也”。又，宋·王溥《唐会要》说：“太宗时尼婆罗国献菠菜，类红蓝，实如疾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刘禹锡所说的“颇陵”，王溥所说的“尼婆罗”，都是今尼泊尔的古译名。据此我们即可确定：“菠菜”是从尼泊尔借来的词。
又如，“劫波”。《辞海》：“劫波：梵语义为一段时间。《法苑珠林·三·劫量篇》：‘何名为劫，……依西梵正音名为劫簸崤陀。’注：劫簸者，亦名劫波，秦言分别时节。”《汉语外来词词典》：“劫：佛教用语，原意为极久远的时节。据印度神话：梵天的一个白天是一个劫（劫波），等于人间的四十三亿二千万年（一说四百三十二万年）。劫后有劫火出现，烧毁一切，然后重创一切，因而又引申有灾难之意。又作‘劫波、劫数、劫簸、劫跛’”。根据上面的材料可知，“劫波”是从梵语中借来的，原意为“极久远的时节”，“又引申有灾难之意”。此词在我国俗文学中也有用例，只是有时叠为“劫劫波波”，亦有作“劫劫巴巴”，或倒言之为“巴结”、“波波劫劫”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释为：“辛苦、艰难。”即是从“灾难”引申来的。《诗词曲语辞例释》说：“有忙碌义”，则是从“辛苦、艰难”又引申而来的。两种解释虽都有道理，但如果能再加上“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这层意思，便会使释义更确切、完备了。今试将它的这些含义套入具体句子检验，均可释通：
王喆《红窗迥》词：“到明年，大丰熟。这险
心中，全然不烛，越越地、劫劫波波没休时。”
《介子推》剧三：“行路途劫劫巴巴，耽凄楚消消洒洒，头直上风雪纷纷下”。
刘庭信《折桂令·忆别》词：“祭灶的时节，笃笃寞寞终岁巴结，孤孤另另彻底咨嗟。”
马钰《万年春》词：“堪叹人人，波波波劫劫贪名利。”
又如“变文”。变文在唐五代俗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但据郑振铎先生考证，“变文的来源绝对不能在本土文籍里来找到。”“象‘变相’一样，所谓‘变文’之‘变’，当是指‘变更’了佛经的本文而成为‘俗讲’之意（变相是变‘佛经’为图相之意）。后来‘变文’成了一个专称，便不限定是敷演佛经故事了（或简称为‘变’）。”《方言与中国文化》说：“变文，就很可能是外来词。‘变’出现得很早，法显《佛国记》已有‘变现’之名。《洛阳伽蓝记》卷五说惠生以铜拳写释迦四塔变。义净《根本说一切有部·昆奈邪杂事第十七》：‘佛言，长者！于[寺]门两颊应作执仗药叉，次旁一面作大神通变。’周一良先生以为此‘变’非汉语固有，应是翻译梵语而来。”
以上几例，已足以说明古白话中有许多来自国外的外来词，还有待于我们去发掘和研究。
国内各民族的语言在历史上对汉语词汇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南北朝所谓“五胡十六国”，就是各民族杂居的时代。在漫长的岁月里，我国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紧密联系，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各兄弟民族之间互相学习语言是很自然的。宋金时，汉语中借入了一些契丹语和女贞语的词汇。后来到元代、清代，汉语中又吸收了大量的蒙语词和满语词。
郑振铎说，俗文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勇于引进新的东西，凡一切外来的歌调，外来的事物，外来的文体，文人学士不敢正眼儿窥视之的，民间作者们都往往是最早便采用了……许多新的名词，民间也最早知道运用。”这一见解是十分精辟的。
众所周知，在金元戏曲中就有不少来自国内各兄弟民族语言的词汇。其中，以蒙语为最多。读元曲若不懂蒙语，往往会使人连文义也顺不通，更不要说弄清楚剧情了。
应该说，在已出版的研究金元戏曲的专著里，都已经注意到了考释其中的蒙古语借词，而且有许多都是正确的。这对于我们阅读、研究金元戏曲是大有帮助的。但是，总的说来，各家著作所收的蒙语借词还是不够多的。而且有的释义不够准确，有的也出现了一些差错。今亦试举几例：
“毛”。亦作“卯兀”。有的释作“羞耻别人的用语。”而据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蒙汉词典》，应释为：“坏的，恶的、劣的，不好的，不良的，恶劣的”。
“撒因”。亦作“撒银”、“赛因”、“赛银”、“赛音”、“赛艮”、“撒赢”、“洒婴”、“洒缨”。有的释为：“牛、牛肉。”而据《蒙汉辞典》应释为“好，优，良，善，良好的，优良的，善良的。”
“搭”。有的释为：“元衣名。”而据《蒙汉辞典》应释为：“翻毛光板皮大衣，皮外套。”
近闻方龄贵已有《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一书出版，可惜笔者尚未见到。过去虽也有些学者注意到了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也偶见有人为文讨论，但还未见有类似的专著。
王力说，汉语中，尤其是“在各地方言里来历不明或无字可表的词语，都可能来自他族语言。”这种情况也必然会反映到古白话词汇中来。方龄贵已对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作了研究，这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元明以前的其它体裁的古白话著作中的“他族语言”词汇，还需要我们去挖掘、研究。
注释：
①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要》第一章第二节“训诂”。隋树森译，重庆人民出版社出版，1982年。
②王英：《唐宋笔记语辞汇释》第1页。中华书局出版，1990年。
③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四次增订本）第1页、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1年。
④吕叔湘：《语言和语言研究》，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首。中国大百科辞书出版社出版，1988年。
⑤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第四次增订本）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1年。
⑥韩燕如：《爬山歌选·上册》第139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1983年。
⑦吴小如、吴同宾：《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第208页。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
⑧李行健：《河北方言中的古词语》载《中国语文》1979年第3期。
⑨刘明瑞：《露柱·碌碡·卢都》，载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文史》第二十七辑，第230页，中华书局出版，1986年。
⑩吴小如、吴同宾：《中国文史工具资料书举要》第208页。中华书局出版，1982年。
(11)李行健：《河北方言中的古词语》载《中国语文》1979年第3期。
(12)已见掘文《内蒙古西部地区汉语方言里的古词语》，载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编《文学与语言论集》第194页。内蒙古教育出版社出版，1992年。
(13)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1985年。
(14)见《方言与中国文化》第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86年。
(15)见《汉语外来词词典》第48页。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1984年。
(16)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90、191页。作家出版社出版，1954年。
(17)见《方言与中国文化》第230页。
(18)见《中国俗文学史》第6页。
(19)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蒙汉辞典》第809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
(20)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蒙汉辞典》第84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
(21)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蒙汉辞典》第1121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1976年。
(22)《王力文集》第十一卷第67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