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的历史考察及经验启示
★ 杨娜娜 姜铁军
摘要：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人民军队伊始，即坚持从政治上建设和掌握军队，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建军模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力加强组织制度建设，把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建设成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抗日战争时期，创造性地开展整军整风，确保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抗日武装；解放战争时期，通过新式整军运动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保证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牢固树立战斗队思想，奋力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改革开放新时期，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有效抵制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和思潮对部队的侵蚀。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的光辉历程，为新时代推动政治建军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政治建军 历史经验
Historical Analysis and Lessons of CPC Building the Armed Forces through Political Works
中国共产党在创建人民军队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创造中，坚持从政治上建设和掌握军队，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建军模式，科学回答了“为什么政治建军、怎样政治建军”的时代课题。回顾这一历程和总结其经验，对加强新时代军队政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的发展历程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受俄国革命经验影响，已认识到武装斗争的重要性，在“一大”纲领中即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页。 的任务，只是尚未对如何组织革命军队的问题提出切实办法。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中共开始具体做军事工作，在1924年5月《农民兵士间的工作问题议决案》中，要求全党“要做国民党军队里的有规画［划］的宣传，便［使］在‘军人’手里的兵士变成真在［正］拥护民族解放运动的战士”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第249～250页。 。此后，派出大批共产党员进入黄埔军校及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军中开展工作，并于1924年11月在中共两广区委成立军事部及在1925年底决定建立中央军事部，以指导全党的军事工作。同时，中共在理论上也进行了初步总结，主要是认识到“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③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册，北京：战士出版社，1982年，第32～33页。 ，“工农受了过甚的压迫，必然会觉悟起来利用武力去反抗压迫者”④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页。 ；强调军队必须服从政党的领导，为政党的主义而战⑤ 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册，第74页。 ；明确“兵士之能克己牺牲，很勇敢地上前去斗争”，是因为“知道他本身的责任和战争的目的”，其原因乃是“受了党的训练，受了主义的培养的结果”⑥ 《聂荣臻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1页。 ；并指出要“以革命的精神作维持纪律的基础”，让“个个兵士都能了解政治的目的及军队战争的目的”，使他们都“能一丝不苟的遵守纪律”①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册，第136页。 。大革命时期的军事实践使中共认识到党领导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为后来建立新型人民军队进行了有益探索。
（一）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大力加强组织制度建设，把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建设成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大革命失败后，中共深刻认识到“雇佣军队决不是革命的靠得住的工具”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340页。 ，提出创造新的革命军队的历史任务。在组织南昌起义时，即着重从政治和组织上创建和领导军队，成立前敌委员会作为领导起义部队的最高机关，明确规定“党的作用高于一切”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404页。 。但是，由于前委跟军师之间很大程度上还是协商的关系，加之“军队中未设法肃清反动的官长”④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491页。 ，使部队遭到破坏。起义打响后，还积极领导开展宣传教育，发表《告全体官兵书》《土地革命宣传大纲》等，以使“在党的教育下，战士们为民众谋利益，为工农打天下的朴素认识是有的”⑤ 《陈毅军事文选》，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674页。 。部队转战闽粤赣边期间，朱德、陈毅领导进行了赣南三整，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军事训练三者结合起来，稳定了军心，激励了士气。对此，习近平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朱德同志从一开始就注重思想建军、政治建军。他领导南昌起义余部进行‘赣南三整’，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⑥ 习近平：《在纪念朱德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0日，第2版。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受挫后，起义军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班、排建立党小组，各连建立了党支部，营、团建立了党委”⑦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史资料》第1卷，北京：长征出版社，1994年，第1页。 ，使人民军队从连队开始就有了坚强的党的领导，也是中共在自己领导的革命武装中进行政治建军的伟大开端。1928年5月，工农革命军第4军成立后，毛泽东等采取进一步措施，基本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党委制、强化了党代表制度、提高了红军政治部的地位。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先后写下《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文章，教育提高官兵的思想政治水平。另外，红军还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作为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初步确立了军队的民主制度和新型的官兵关系。三湾改编及井冈山斗争时期的探索，是中共政治建军在组织、制度和思想上三位一体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共政治建军的奠基。
此后，由建军原则上的争论引出的中央九月来信和《古田会议决议》批驳了脱离党的领导的单纯军事观点，最终确立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原则，到1931年全国各红军部队普遍建立了党的委员会，实行党的集体领导。此外，红军还发布《关于颁发红军奖章命令》和颁布《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大力表彰有功人员和开展优抚活动，激发了官兵的战斗热情。但是，1931年11月的《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红军问题决议案》提出“打破党的包办主义，把在红军中超过政治委员政治部的职权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取消”⑧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89页。 ，党委制由此中断。直到遵义会议后，红军才逐渐恢复党对军队的集体领导制度，并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保证了战略转移任务的胜利完成。
（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牢固树立战斗队思想，奋力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新中国成立前后，毛泽东提出要牢固树立“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⑥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5卷，第514页。 的思想，要“教导人民解放军的指战员不要骄傲自满，不要以功臣自居”⑦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6卷，第83页。 。为此，1950年全军在干部中开展整风运动，克服不良思想作风。另外，1950年9月25—30日在北京召开的首届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在全军掀起学习英模人物、发扬光荣传统的热潮。而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军西藏和边境反击作战中创造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更是彰显了和平时期政治建军的巨大优势。
此外，中共着力恢复和健全党委领导制度以及加强党支部建设。1947年2月27日，中共中央重申“应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的原则，组织军队中各级党委会，以避免军队中单纯的首长制所产生的一些缺点”④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0册，第576页。 。1947年7月28日，总政治部颁布第一个党委会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委员会条例草案（初稿）》，明确规定“党委会作为对军队之一切领导与团结的核心”，同时，对连队党支部的地位作用的认识也发生重大深化，规定“支部委员会为全连的最高领导机关”⑤ 侯敬智、满绍华：《军队政治工作重要历史文献选编》，第312～316页。 。而后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于1949年12月向全军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连队支部工作条例（草案）》，为人民军队实行党支部领导全连工作的制度奠定了制度和思想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连队党支部建设就是在这些思想指导下进行和发展的。
同时，为克服抗战初期的“速胜论”“亡国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左”、右的思想影响，毛泽东撰写了《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阐明了争取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批判了对于抗日战争的各种错误认识，因而从思想上武装了全党、全军和广大人民，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军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另外，先后于1939年开始的整军和1942年全军整风运动，有效克服军阀主义残余和游击习气，坚决反对军事领域中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从思想上组织上保持了军队的纯洁。
此外，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左”的错误思想和“突出政治”口号，也曾给政治建设带来干扰和损害。但是，由于广大官兵坚持发扬优良传统，并经过1975年的军队整顿，使政治建军的理论原则得到了坚持并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我省《关于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已由省委省政府正式印发。《实施意见》牢牢把握中央《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的精神实质和基本要求，充分体现江苏的发展阶段和省情实际，坚持问题导向，突出工作重点，明确攻坚任务，强化保障措施，是新一届省委省政府接续奋斗、确保打赢打好我省脱贫攻坚战的任务书，是未来几年全省扶贫工作的施工图。
（三）解放战争时期，通过新式整军运动极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保证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解放战争时期，官兵的思想变化很复杂，主要表现为抗战胜利后的和平麻痹思想，全面内战爆发后对取得战争胜利信心的不足，战争进行中的无政府无纪律现象，以及革命胜利前夕的骄傲自满情绪。对此，中共先后进行了揭露蒋介石反动本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加强纪律性和将革命进行到底为内容的教育，并创造性地开展以诉苦和三查三整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开展立功运动和团结互助运动，系统总结和开展三大民主，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建立请示报告制度，这些措施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改造教育了大批解放战士，使大批国民党的俘虏兵变为解放战士掉转枪口打国民党，也使“人民解放军又经过了一次改造”③ 《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347页。 ，这是中共政治建军的伟大创举和历史功绩。
本文尝试将雷达图分析法应用在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及评价中。以天津地铁1号线为例，对车站周边土地利用特性、交通衔接条件及商业成熟度等影响车站客流的主要因素进行综合评价，构建基于雷达图分析法的评价函数，给出定量分析结果，并与实际客流表现进行比对，进而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
现阶段电子信息化技术发展迅速，会计管理电算化应用广泛，在各项会计管理活动中，电子化系统降低了传统会计活动中的部分风险发生率。但是其仍存在一定的风险性，如：电子会计计算应用不充分导致渗漏、登记错误等现象时有发生，风险难以避免；工会缺乏系统完善的内部监管制度，监管体系存在不足，导致审计、监督管理不及时、不全面、不到位，进而导致记账错误、征缴不及时等现象仍有发生；除此之外，管理人员、监督人员缺乏风险防范意识，是导致工会会计存在风险的重要原因。
为适应国家领导体制的变化，党和国家的最高军事领导机构也进行了较大调整。1954年9月，取消了1949年10月设立的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重新成立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机关。这样，最高权力结构中党政军一体的特性得以确立，并与党委制相配套形成上下一致的严密的党对军事领导制度体系。另外，中共中央在1949年11月发出《关于部队中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组织问题的指示》，在全军团以上党委建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对纯洁党的组织和党员队伍起到重要作用。
（二）抗日战争时期，创造性地开展整军整风，确保红军在改编后成为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抗日武装。1937年5月，中共苏区代表会议批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同时决定在“军师及独立行动之单位组织军政委员会”，以“指导军队的全部政治和军事工作，并向党中央负责”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19页。 。但是，在1937年2月至8月改编谈判中，受国民党干扰取消了政治委员制度，并改政治部为政训处。对此，中共中央及时从组织上进行了纠正。1937年10月成立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年底各部队相继设立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部（处）名称。1941年2月7日，中共中央军委颁布《军政委员会条例》规定“在军、师、旅、团及纵队、支队、军区、分区等级成立军政委员会，作为每级的集体领导机关”① 侯敬智、满绍华：《军队政治工作重要历史文献选编》，西安：西安政治学院训练部，2001年，第280页。 。这些措施有力保证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
根据脑梗死患者病情差异,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如针对风痰阻络证患者,可以给予患者使用三七、银杏叶制剂;对于气血血瘀症的患者,可以给予患者注射参麦注射液;对于阴虚风动证的患者,可以给予患者使用脉络宁。并且,在患者平常的治疗中,可以指导患者使用金银花泡水漱口、使用生姜水擦拭身体,这样主要是起到清热解毒及祛风散寒的效果。
不过，在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军队经验时，对坚持党委制还是实行苏军一长制曾引起过短暂争论。1953年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彭德怀明确指出军队在组织方面“采取在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① 《彭德怀军事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495页。 。其后于1954年4月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即明确规定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度、政治机关制度是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并首次以法规形式明确“党委统一的集体的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② 侯敬智、满绍华：《军队政治工作重要历史文献选编》，第318页。 。此后，人民军队一直坚持实行这一根本制度。
形势的发展和相对稳固的战略后方，也为中共加强自身建设提出了要求和创造了条件。1938年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使共产党扩大发展成为能担当抗战建国大业中一部分光荣任务的伟大力量。”②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763页。 毛泽东先后发表《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指导中共不断加强思想、政治、组织等建设。党的七大后，中共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空前团结，为夺取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准备了坚实思想基础和领导力量。同期，还形成了以《谭政报告》为代表的理论结晶，标志着中共政治建军在理论上达到成熟。
（五）改革开放新时期，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建设，有效抵制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和思潮对部队的侵蚀。改革开放后，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和资产阶级思潮的侵蚀，中共领导军队进行了长期的坚决的思想战线上的斗争。20世纪80年代，持续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反对“精神污染”的教育。90年代，正式颁布《加强和改进士兵思想政治教育方案》，提出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全军各项建设的首位，引导全军干部战士拒腐蚀、永不沾，并鲜明提出“我们军队的军魂就是党的绝对领导”③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47页。 。进入新世纪，大力开展人民军队历史使命教育，培育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着力解决“三个确保”的时代课题。这些措施筑牢了官兵思想根基，保证了边境自卫反击作战、压缩部队员额、百万大裁军、抗洪抢险、抗震救灾等任务的完成，部队也经受住了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这是政治建军在思想战线斗争中取得的卓越成效。
老虎很贪婪、很凶猛，但将其“关”进笼子，就会变得俯首帖耳，十分的温顺和老实。据此，桀骜不驯、野性十足之权力，要想使其循规蹈矩，不至于专横跋扈、胡作非为，看来也只有将其“关”进制度的笼子而别无他法。
同时，在加强组织制度建设方面也进行了新的创设。1982年12月4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以立法的形式从国家的组织制度上保证了党对军队的领导。2004年4月，中央军委颁发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第一部专门规范党委工作的法规《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工作条例（试行）》，推进党委工作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另外还先后颁发了《中国共产党军队支部工作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共青团工作条例》等，这些措施都旨在通过加强党在军队的各级组织来提高领导政治建军的水平。特别是1992年11月7日中央军委专门作出的《关于发扬优良传统加强廉政建设的决定》，开始明显加强军队的党风廉政建设。在人才建设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提出并贯彻干部工作“四化”方针，努力造就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为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第一，顶层设计。其实就是我们CS渠道的分销拿货政策和奖惩制度，在假定裂变发展速度下核算的业绩表和利润表。对于CS从业人员并不复杂，但很重要。顶层设计一定要在逻辑演算上没有漏洞，还要有远超常规的赚钱预期，这个是卖造福梦想的基础。另外有一个误区，微商产品的利润空间层级并不需要太大。微商是靠量级的团队裂变来描绘财富神话的。
二、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的经验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共政治建军直面时代挑战，强力推进政治整训。2014年10月31日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指出了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存在的十个方面突出问题，提出把四个带根本性的东西立起来，强调抓好五个方面的工作。这次会议精神为新形势下加强政治建军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具体指导。特别是习近平在2016年1月5日视察第13集团军时强调：“政治建军是我军的立军之本，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松懈。”① 《深入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依法治军坚定信心狠抓落实开创强军兴军新局面》，《解放军报》2016年1月8日第1版。 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清晰阐述政治建军的科学定位，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政治建军与军队建设关系认识的深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军理论新的理论贡献。回顾中国共产党政治建军的光辉历程，总结它凝聚的基本原则、国情特色、中国智慧和作风传承，对在新时代推动政治建军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指导和启示作用。
（一）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的辩证关系。一是坚决反对“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的错误观点。中国共产党与人民军队的初心是一致的，统一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任何标榜军队非党化、军队国家化的鼓吹，都隐藏着割裂党、国家和军队辩证关系的阴谋企图，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二是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党通过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党的理想信念注入这支军队，使它具有了灵魂，摆脱了为个别人或某个剥削阶级谋利益的狭隘性。如果丢掉了这个原则，军队则可能复将成为某些军阀野心家或利益集团谋私利的工具，对此，党和人民军队是绝对不能答应的。三是不断加强党领导政治建军的能力。在历史上，党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对政治建军造成了干扰和损害。因此，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创造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以引领军队各项工作的水平，是政治建军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重要保证。
（二）正确把握政治建军与战斗力生成的辩证关系。汲取历史教训，要防止以下两种倾向。一是防止以政治建设冲击一切。军队战斗力是由多方面要素构成的，是系统作用的结果，政治建设不能也不可能代替其他建设对战斗力的作用。要特别注意防止片面地把军队中的政治建设提高到不适当的地位。这与政治建军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也在实质上偏离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真正内涵。二是把政治训练附属于军事训练。这种倾向把战斗力标准简单地等同于军事训练，忽视了战斗力是军事训练、政治训练等共同作用的结果，也割裂了党的领导与战斗力的不可分割的辩证联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提出了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和依法治军四位一体的强军兴军方略，这四个方面相互协调，共同保证强军目标的实现。这是党对军队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正确理解和处理政治建军与坚持战斗力标准关系的根本遵循。
（三）正确处理借鉴传承与自主创新的关系。一是把握发扬传统与融入时代的统一。政治建军创造的优良传统是需要大力继承发扬的，但是其中一些具有明显时代印记的手段和内容也需要改革创新。所以，继承传承要在吸收合理内核比如民主基础上的自觉的纪律、群众自我教育的手段等的基础上，融入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美好蓝图的时代内容，达到同样激发官兵听党指挥和刻苦训练的目的。二是正确处理借鉴外军经验与结合自身实际的关系。我军党委制、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制度，都是借鉴外军并因其符合中国国情军情和科学的军队领导规律，从而一直延续下来并得以发展完善。但在其发展历程中也经历过1931年取消党委制和1950年代学习苏军的争论等曲折。对此，毛泽东曾指出：“拒绝学习苏联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必须加以反对。但脱离我军的实际去高谈学习苏联，也是一种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因而就一定会是学不好的。”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199～200页。 这一论述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今天同样要注意把握和坚持的原则。
中图分类号： E22 E29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883-（2019）05-0072-05
［作者简介］ 杨娜娜,军事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姜铁军，军事科学院军队政治工作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闫茁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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