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发展南京文化产业，推进“三个文明”协调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南京论文,协调发展论文,文化产业论文,三个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十朝佳丽地，金陵帝王洲”，作为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江苏省会的南京拥有着悠远的历史文脉、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文化资源、优越的文化区位和荟萃的文化人才。在新的历史时期，南京提出了建设“文化南京”的城市发展定位，并将其作为彰显城市特色、塑造城市精神、提升城市形象和综合竞争力，推进南京“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举措，而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无疑是“文化南京”战略目标得以达成的必经途径和加快实现的重要手段。文化产业是21世纪增长最快的朝阳产业。作为文化南京，不仅仅只是体现资源和禀赋的优势，更需要能运用产业化的手段，挖掘文化积淀、整合文化优势，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相融合，把南京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生产力，转化为竞争力。同时，要促进广大市民的文化消费，整体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质和文化品味，为推进南京“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和实现“两个率先”的宏伟目标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保证。
一、文化产业与南京“三个文明”协调发展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不断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这一点又被明确写入了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这从国家根本大法的高度确立和保证了“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战略地位，这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全面深化，极大丰富了社会主义文明内涵，具有深远和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2004年1月，中共南京市委下发了《南京市创建“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特色区域行动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指出了南京“通过创建‘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特色区域，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到2007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12年左右，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总体目标，确定了“富民强市、依法治市、科教兴市、文化南京、绿色南京”的五大战略和“坚持经济建设与社会进步协调发展、坚持协调发展与改革创新相互促进、坚持加快发展与生态建设协调推进、坚持经济强市与人民富裕同步并进”的四项指导原则。《纲要》的出台，表明了南京从新世纪新阶段的实际出发，抓住战略发展机遇，破解发展难题，顺利渡过转型期，让老百姓得到更多实惠，实现经济社会文化更快更好发展；是南京全市人民对中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深刻阐述和具体落实；同时也为更好地全方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谐南京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政治保障和精神支撑。
1.文化产业是推动物质文明增长的新亮点。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随着人们生活收入水平的提高，他们对于精神财富的需求也相应上升，消费的结构改善和层次提高为文化产业提供了日益扩张的发展空间。作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不仅为文化价值的产业化提供了一条操作性的道路，体现了文化的经济意义，而且是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随着世界经济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随着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趋势，文化产业开始成为全球公认的朝阳产业，成为美、日、英等许多发达国家的支柱性产业。
从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来看，文化产业从过去的附属的产业形态，已成为当代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民经济发挥着不可或缺的波及效应，从而产生乘数(multiplier)和连锁(ripple)反应。约翰·奈斯比曾预言，“艺术既是文化财产，同时又是经济源泉。投资艺术将对一个地方的整体经济产生影响，它有着乘数效益，艺术将使旅游业大受裨益，从而推动工业的发展，提高不动产的价值。”据研究，文化产业的发展将分别对以文化产业为中间产品的先行产业、后续产业和与文化产业有消费互补性的产业产生逆向波及、顺向波及和间接波及。① 文化产业竞争优势明显，对其他产业的渗透力大，具有很强的扩张能力和持续发展力，发展文化产业，对于刺激消费、扩大就业、提高综合竞争力和促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京目前的重化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较大，第三产业相对薄弱，市民的文化消费尚未形成习惯，这既意味着南京的文化产业发展存在着巨大挑战，同时也无疑蕴藏着无限机遇。发展文化产业，有利于南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提升经济发展的内涵和质量，优化经济结构，实现跨越式发展，文化产业将成为南京物质文明增长中的新亮点。
2.文化产业是推动政治文明进步的新动力。面对经济、文化全球化的世界大潮，随着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承诺的逐步兑现，政府对原来各项产业的保护措施将逐渐取消，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资本将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我国。拥有资本优势、技术优势、管理优势和经验优势的西方文化产品的逐步准入，一方面对我国尚属幼稚的文化产业构成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又对我国的民族文化传统、意识形态阵地乃至国家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构成巨大的威胁。
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这个“文化超级大国”，在大规模输出自己的文化产品的同时，输出自己的审美观、消费观和价值观，“好莱坞”、“麦当劳”、“迪斯尼”等美国文化商品充斥着被输入国的文化市场，对当地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起着潜移默化的同质化作用。这种文化世界主义改变了民族文化生存的环境，使各种民族主义的事业受到了真正的威胁。② 在中美关系中，美国政府越来越重视以文化力量为核心的“软手段”或“合法性权力”的使用，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实质就是要通过“美国方式”或美国主义来改造中国，最终将美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扩展到全球。③
胡锦涛同志在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始终高举社会主义文化旗帜，在文化观念上决不照抄照搬，在发展模式上决不简单模仿，坚决防范和抵御各种腐朽落后的文化观念侵蚀干部群众的思想，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文化产业是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实现途径，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积极应对、主动出击，积极发展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产业，生产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和反映时代主旋律的优秀文化产品，一方面有利于有效开发我国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资源，保护和弘扬优秀的中华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可以通过文化产品的普遍传播，加强文化交流和沟通，提高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宣传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占领意识形态阵地，防止出现西方“文化入侵”的趋势，维护国家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推动政治文明始终沿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发展。
3.文化产业是推动精神文明发展的新途径。从根本上讲，精神文明发展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更要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文化南京”战略的实施，其最终目的就是满足市民的文化需求和愿望，提高市民的整体文明素质。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指出，“衡量城市现代化的水平，不能单看GDP；衡量人的现代化水平，也不能只看收入高低。以时代精神充实南京文化内涵，是指南京人要有新的文化素质，这个文化素质不仅是指教育程度，而且是指人的文化精神、文化理念、文化修养，是指南京人的精神风貌要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品格。”④
国际传媒大享默多克曾在中央党校发表“文化产业的价值”的讲演，他指出“对于21世纪的任何一个先进国家而言，强劲繁荣的传媒产业不仅仅是有利可图的，而且是必不可少的。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艺术和知识产品的价值，远远超过它们所带来的财政收入：它们是传播的原动力。”⑤ 文化产业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带来的经济价值，更主要的，它通过文化和知识的传播，提升整个民族的智力程度，促进民族的思想交流，使民族的整体素质和精神内涵发生深刻的变化。
大力发展南京文化产业，创造出更多更好、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内容和崭新途径；大力发展南京文化产业，加强文化建设，不断提高劳动者的思想道德文化素质，培育市民的创业、创新和创优精神，使600多万南京人民真正成为“富民强市，加快发展”的力量之源；大力发展南京文化产业，通过优秀文化产品的载体，把时代精神充分融入到南京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充分激发广大南京市民积极投身于实现“两个率先”和建设“和谐南京”的伟大事业之中。
4.文化产业是提升南京城市竞争力的关键手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经济浪潮、信息技术革命促使全球经济结构发生剧烈的变化，世界城市在更大的范围内参加对资源的争夺和聚集，这必会导致城市竞争的白热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深化，国际间人力、资本资源流动的进一步加快，南京同其他的中国城市一样，已然加入到这个全球城市竞争格局的行列之中。正确认识自身的现状及潜力，发展特色产业，建立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对于南京整体提升城市竞争力，在资源分配与控制序列中占据更有力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
城市竞争力指一个城市在竞争和发展过程中与其他城市相比较所具有的吸引、争夺、拥有和控制转化有效资源的能力，以创造价值为其居民提供福利的能力。事实上，城市竞争就是城市综合实力的竞争，一个城市如果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都有很高的发展程度，城市综合实力就强，同时也具备较高的城市竞争力。
城市竞争力的子系统按表现方式的不同可概括为两类：即硬竞争力系统和软竞争力系统。其中，硬竞争力和软竞争力又由许多具体的分力构成。城市竞争力(UC)=F(硬竞争力，软竞争力)。硬竞争力(HC)=人才竞争力+资本竞争力+科技竞争力+结构竞争力+区位竞争力+环境竞争力+设施竞争力。软竞争力(SC)=秩序竞争力+制度竞争力+文化竞争力+管理竞争力+开放竞争力。把城市产业比作箭，它们相互作用，共同形成城市竞争力。弓弦质量越好，搭配越恰当，所形成的力越大，产业箭射得越远，获得的价值收益就越大。⑥ 2003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曾连续三年发布《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对中国200个主要城市的竞争力进行评价及排名，南京在2003、2004、2005年中分别排名12(含港、澳)、9(不含港、澳)及16(不含港、澳)位。尽管南京的位次下移主要是因为评价指标发生变化而造成的，尽管排名的科学性还有待争议，但这足已引起南京政府和广大市民的关注和自省。
城市是人口的集聚，是知识的集聚，是产业的集聚。在新经济时代，城市的竞争和发展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和知识型的产业而实现。文化产业作为特殊的知识经济和都市型产业，具有经济社会文化的多重效益，能为现代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在新形势下，城市竞争力的提升，越来越依赖于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成为城市竞争力中的核心竞争力。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等一些世界级城市(World city)纷纷实施文化竞争战略，确立成为世界或国际文化中心的城市目标；⑦ 日本学者青木保文在考察了上海的投资环境后，感叹道，亚洲城市“文化大竞争”的时代开始了，为了在大竞争时代成为赢家，下阶段的方向性战略是立足于“文化”。⑧
南京市委市政府把“文化南京”战略作为推动南京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的五大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委书记罗志军提出，要坚持先进文化前进的方向，把南京建设成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把南京丰富的历史与现实文化存量资源充分地转化为文化生产力和竞争力，是南京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文化中心，提升南京城市形象和城市竞争力，实现“世界历史文化名城”的城市目标的关键手段。
二、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态势
早在2002年，南京就出台了《关于加快南京文化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大力培植文化主导产业群与培育文化市场、建立和健全文化产业政策法规、加快形成多元化文化产业投融资机制、加快建设文化人才高地和不断优化文化产业的发展环境等六个方面的16项政策措施，为发展南京的文化产业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2002年，南京日报报业集团和南京广播电视集团分别组建成立，这标志着南京的文化体制改革走向破冰之旅，原有政府大包大揽、“政企不分”、“管办不分”的管理体制格局不复存在，经营性文化企业开始与市场进行“亲密接触”。体制的变革使得南京的文化企业逐步做大做强，文化生产力被迅速释放出来。
南京广电集团共拥有7个电视频道和5个广播频率，固定资产13亿，建有同等城市中规模最大、设施最全、技术最为先进的硬件平台，并拥有100万有线电视用户。2003年，广电集团全年实现总产值超过6亿元，被中宣部确立为全国首批文化试点改革单位，而且是全国唯一一家省会城市集团试点单位。
南京日报报业集团下属《南京日报》、《金陵晚报》等“六报一刊一网站”，各报刊期发行总量超过160万份，《南京日报》发行量突破30万份，《金陵晚报》名列南京地区读者阅读率、读者人数和发行量第一，并入选全国都市报20强，各南京报业网站日访问量超过100万人次。目前，集团固定资产近8亿元，年收入超过3亿元。
2004年，南京出版社全年出版各类图书270种，比上年增长12.5％；完成销售收入2188万元，比上年增长17％，《中国南京云锦》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南京民营书业快速扩张，南京书城、江苏教育书城、先锋书店、都市文化书店都加快了其扩大经营或加盟连锁的步伐，台湾康轩集团也开始进军南京书业。2004年内，南京全市新发展印刷企业140家，新增注册资金亿元，行业内实现年销售收入3000万元以上的企业达到20家，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达到15家，部分科技含量较高的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发展。
2004年，南京全市旅游总收入达320亿元，同比增长31.1％；接待国内旅游者2800万人次，同比增长26.9％；接待海外旅游者72万人次，同比增长39.8％；旅游创汇5.077亿美元，同比增长59.8％，旅游总收入和旅游创汇均在2000年基础上实现翻番，提前一年完成旅游倍增计划。
南京共有市属艺术表演团体7家，演出经营单位有102家，其中演出经纪机构25家，营业性演出团体20个，演出场所67家，全市经营面积2000～4000平方米、总投资2000万以上的综合演出场所就有12家。目前，南京的演出市场已经形成“五大品牌”争相斗艳的格局：以文化艺术中心为代表的高雅演出、以秦淮剧场为代表的市井演出、以光阳大舞台为代表的雅俗共赏型演出、以海阔天空俱乐部为代表的涉外型演出、以高淳和溧水两县地方社戏为代表的农村演出。民营资本快步进入南京的演出市场，目前民营投资已经超过2亿元，占南京演出市场、文艺表演团体、演出经纪机构总投入的70％以上。
南京的网吧、音像市场日趋健康、规范。目前，由市文化局管辖的文化市场共有歌舞娱乐场所、网吧、音像店等6类2680个场所，其中，有网吧760余家，拥有电脑相关设备约10万台。安置就业人员2万余人，年上缴国家各种税、费超过2000万元。2003年，在市委宣传部等部门的支持下，南京“龙虎网”网站与江苏省文化产业公司以资金和资源为纽带“联姻”，建立了“浪淘沙”网吧连锁经营网络，成为南京网络文化产业的龙头企业。
三、南京文化产业的SWOT分析
1.优势(Advantage)
(1)理念先进的文化战略。文化是南京的骄傲，文化是南京的特色，南京很早就确立了“文化南京”的发展战略。市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要把南京建设成为“充满经济活力、富有文化特色、人居环境优良”的现代化中心城市，把文化特色明确为南京城市发展的目标，市委书记罗志军指出，“我们要以文化打造城市品牌，以城市品牌吸引先进生产力集聚，努力在新一轮竞争中发挥优势，在未来的发展中赢得先机。”⑨ 2004年，南京又把“文化南京”作为南京市创建“三个文明”协调发展特色区域的五大战略之一。理念先进的文化战略为南京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前进的方向和指引。
(2)富有特色的文化底蕴。南京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有35万年的人类活动史，2470多年的建城史，460多年的建都史。南京是六朝古都，十朝都会，是中国四大古都之一。文化古迹众多，历史遗存丰富，据统计，南京拥有以世界文化遗产明孝陵为代表的各类历史文化资源1500多处。南京文化南北兼容，包举并蓄，璀璨夺目的古都文化、辉煌壮观的革命文化以及丰盛雄厚的当代科教文化构成了内涵丰富、气势博大、特色鲜明的南京文化壮丽画卷，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势。
(3)充满活力的经济实力。南京是江苏省省会，长江下游和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的现代化中心城市。2004年，南京全市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91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7.3％；一、二、三产业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7∶52.6∶43.7，经济结构日趋完善；全市财政总收入403.65亿元，比上年同口径增长27.6％；进出口总值达206.3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0.3％，合同利用外资45.2亿美元。2004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国综合实力百强城市，南京列上海、北京、深圳、广州、天津之后排名第六，在省会城市中仅次于广州。南京被评为“中国城市投资环境40优”之一，也是国际上看好的21世纪亚洲环太平洋地区最有发展前景的城市之一。南京充满活力的经济实力为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4)濒江近海的区位优势。南京位于长江黄金水道和津沪大动脉的交接处，以江为轴，跨江发展，具有贯通南北、承东启西的重要战略地位。南京是富饶繁荣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下游重要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与上海交相辉映，正在加快的长三角交通一体化进程使南京跟江浙沪城市的联系进一步密切，居民往来更为便利。南京对周边苏皖城市的幅射力日趋加强，“南京都市圈”逐渐做大做强。南京频江近海的区位优势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市场机会。
(5)秀美优良的人居环境。南京依山、襟江、抱湖，“山、水、城、林”的城市格局完整清晰，古都特色与滨江傍水的城市景观浑然一体，展示了南京优美宜人的城市风貌。“绿色南京”建设成绩斐然，绿成为南京的一大城市个性，2004年，南京市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达到11平方米，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4.5％。南京1997年就获得了“国家园林城市”的称号，近年来又先后获得了国家卫生城市和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的称号。南京秀美优良的人居环境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展示空间。
(6)雄厚发达的科教资源。南京科教文化十分发达。南京拥有各类普通高校40所，在校学生33万人，独立研究和开发机构100多个，两院院士74人，各类科技人才70多万；有400多个跨国公司在南京设立了办事机构，3000多名外国专家常年在宁工作，8000多名留学人员在宁工作。全市拥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3家，国家级软件园2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3家，各类科技创业服务中心、科技园60余家，各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80家，2004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工业产值972.72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的30.1％。南京雄厚发达的科教资源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技术支持。
2.劣势(Weakness)
(1)体制性障碍仍然突出。南京文化产业总体上还存在管理体制上的障碍，没有形成“大文化”的统一管理体制；文化立法和文化经济政策力度不大且难以真正落实，文化资金渠道比较单一；各文化团体、文化企业的体制改革总体上仍然滞后，文化资源没有得到最有效配置；文化市场中多头管理、各自为战的现象依然存在。
(2)产业意识比较薄弱。南京文化产业起步较晚，规模较小，观念相对落后，政府指令性色彩相对较浓，产业意识比较薄弱，全社会自觉参与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在实际运作中，“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提法普遍流行，使得文化产业成为配角，没能把文化产业当作一个“朝阳产业”来着力发展。⑩
(3)文化基础设施相对落后。文化基础设施是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目前南京全市尚缺少大剧院、音乐厅等标志性文化设施，部分文化场馆狭小简陋，面积没有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有些新建城区的文化设施配套不够完善。
(4)文化策划创新能力不足。文化产业需要大策划、大创意、大制作。南京文化资源丰富，但是多数资源没有能与文化产业很好地结合起来，文化产品商品转化率低；文化人才众多，但是缺乏创意能力强的管理、策划、经营人才，没有出现文化产业中的“顶层”人才；文化企业发展迅速，但总体而言规模不大，社会资本进入不足，缺乏象深圳华侨城、浙江宋城这样的大型文化集团企业，能够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和产品也不多。
3.机遇及挑战(Opportunity & Threaten)
(1)全球化与入世。机遇：国际文化交流变得更为广泛和深入，南京有可能以其丰富的文化资源参与国际竞争，争取到更多的国际文化资本和国际文化市场份额，共享国际文化发展的经验和成果；文化产业的发展将变得更为规范和成熟，政府管理将变得更为理性和遵循“国际规则”。
挑战：随着文化市场准入限制的逐步放开，南京的文化管理体制、文化企业、文化产品和文化市场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和震荡，部分发展不成熟、缺乏竞争力的企业可能面临倒闭或被兼并的局面，政府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将受到更多因素的制约。
(2)生活习惯和消费方式。机遇：南京处在人均GDP从3000美元向7000美元的上升区间，在这个“黄金机遇期”，人们的闲暇时间将大大增加，并更多地从物质消费转向精神消费、文化消费。以南京2004年583.60万户籍人口，人均消费性支出8349.67元计，只要每增加一个百分点的文化消费支出，就为南京文化产业增加4.87亿元的产值，再加上旅游人口和其他流动人口的文化消费，南京文化产业的上升空间巨大。
挑战：南京市民整体素质较高，但受收入水平、生活观念、消费习惯等因素的限制，文化消费需求并没有完全体现出来；而南京本地演出资源的匮乏和文化品牌的缺失也部分限制了南京的文化消费。(11) 这对南京文化产业如何把握居民消费心理、创新产业特色、培育文化消费市场形成极大的挑战。
(3)长三角一体化。机遇：长三角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最活跃、最具竞争力的地区，正在经济、交通、旅游、信用、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加快其一体化的进程，2004年8月，江浙沪三地签署《关于加强长三角文化合作的协议》，标志着三地间的文化合作了实质性步伐，开始从对话性合作向制度性合作推进。(12) 长三角一体化将促进开放畅通的区域文化共同市场的形成，南京的文化产业更有可能与长三角的其他城市形成一个整体，共同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实现共赢。
挑战：长三角内上海、杭州、宁波等城市都相继确立了其文化发展的整体规划，近年来均斥巨资投入文化领域，文化事业、产业发展十分迅猛，对南京文化在长三角区域的地位形成较大的压力；而在省内，苏南地区城市在其经济实力的支撑下，文化发展势头也咄咄逼人，对南京作为文化大省的文化中心形成一定的挑战。
(4)重大文体活动。机遇：2005年第十届全国运动会、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界博览会等重大盛会相继在南京、北京、上海举办，为南京带来新一轮的文化产业发展机遇，南京有机会在这些重大的文体活动中展示南京文化形象，推出南京文化品牌，提高南京文化产业的影响力。
挑战：目前举办重大文体活动已成为各地提高城市知名度，发展文化产业的共识，但如何在活动中转变政府职能，更多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促进文化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保证文化品牌长久的生命力则需要更为理性的思考和研究。
四、南京文化产业的竞争战略研究
1.差异化战略。竞争战略之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提出企业在产业中获得较好竞争位置，战胜竞争对手的三大基本战略：即“总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集聚战略”。差异化(Differentiation)战略是指将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差异化，形成一些全产业范围中具有独特性的东西。差异化战略可以利用客户对品牌的忠诚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价格的敏感性避开竞争，可以使利润增加而不追求低成本，并可以对竞争对手形成进入壁垒。(13)
由于资源的有限性，一个城市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可能在任何地方都与其他城市争强斗胜，实施“你有，我也要有”的“赶超优势战略”。“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全面发展在产业竞争中并不适合，什么都有，什么都没有特色，近似于什么都没有。这方面，云南的文化产业发展可以为我们提供差异化发展的成功佐证。相对于华南、华东等沿海发达省份来说，云南的经济实力、居民收入、文化基础等方面差距较大，然而云南借助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实现了文化产业的超前发展，(14) 云南丽江的《丽水金沙》、杨丽萍的《云南映象》成为全国知名的文化产业品牌。
南京是历史文化、革命文化和当代科教文化发达昌盛的文化名城，有着其他城市难以模仿的特色和个性；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也必须不是人云亦云，东施效颦，而是应该结合南京的城市风格，对南京文化的比较优势进行理性的判断，寻找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突破口和着力点，集中优势资源，实施差异化战略，把南京文化的比较优势变为南京文化产业的竞争优势，走出富有特色的文化产业发展之路。
2.品牌化战略。文化产业的差异化战略要通过文化品牌的形成来加以落实。差异化发展的城市最终会形成城市文化品牌，差异化发展的企业最终会形成文化企业品牌，差异化发展的产品和服务最终会形成文化产品和服务品牌。品牌，对于营销大师菲利普·科特勒来说，“是一种名称、名词、标记、设计或是它们的组合运用，其目的是藉以辨认某个销售者或某群销售者的产品，并使之与竞争对手的产品区别开来。”并不是所有的产品都能成为品牌，相反，只有那些精心设计、细心维护、并得到消费者认可的少部分产品才能成为品牌，但是，只有成为品牌的产品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并有可能在市场上获得“溢价”即品牌价值。
品牌与精品不同，精品更多地是从文化产品的产生过程而言的，追求的是作品的审美性和艺术性，而品牌是要拿到市场上去检验的，只有能够被观众所接受，并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保持其忠诚度，才能称为品牌。当西方文化资本巨鳄大举登陆中国市场时，我们无法在资金、技术和管理上与对方相抗衡，而只有已经形成的文化品牌和受众的忠诚度，才是地方文化产业的最大和最后的竞争优势。
品牌创建难，管理更难，在瞬息万变的市场挑战下，稍有不慎，就会提前走入其生命周期的危机或结束。当三联书店开始卖书号、出教辅材料时，事实上，它已经失去了它最宝贵的财富，即代表公共的知识分子精神的文化品牌。(15)
多年来，在南京的文化发展中，曾出现过“小红花”、“南京云锦”、“名城会”等为数不少的文化品牌。但在这些品牌中，部分政府打造痕迹太重，无法在市场上独立生存；部分管理维护不善，过早地失去了其品牌魅力；部分昙花一现，难以体现其作为产业品牌的价值；真正拿得出、叫得响、具有区域竞争力的文化产业品牌很少。
文化产业的品牌化战略就是要求在进行文化产品或服务的设计时，就能从全局出发，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寻找适当的市场定位并进行个性化设计，并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对文化品牌进行策划、包装、宣传、运营和维护，形成南京文化的系列品牌，使之成为南京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3.民营化战略。民营经济是改革开放的产物。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有经济体制的战略性调整，民营经济在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从“补充”走到了“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南京民营企业发展迅速，至2003年底，全市个体工商户总数达13.4万户，民营经济注册资本总额达559.9亿元，但这一数据与省内的无锡、苏州相比尚有不如，更比不上浙江的许多城市。(16) 民营经济仍是南京经济发展的“短腿”。
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具有经营体制灵活、对市场反映灵活的特点，敢于创新。对于南京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说，实施民营化战略，首先是对南京现有以政府为主的文化经营体制有益的补充与调整；其次是可以有效吸纳社会资本进入南京文化产业领域；三是可以增加南京文化产业主体，促进市场良性竞争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四是可以为南京市民提供更多更好的文化产品服务选择，增加文化市场的供给；五是可以利用民营企业灵活的体制，推动南京文化产业创新出新。
近年来，以广厦集团、横店集团、宋城集团等大型民资为代表，浙江的民营资本纷纷进入文化产业，据统计，目前浙江全省共有民营文化企业4万余家，总收入300亿元以上，从业人员50万余人，涉及影视、印刷、演艺娱乐、艺术品经营、旅游、广告、会展等十余个行业。浙江民资的进入不仅带去了庞大的资金，而且为群众提供了丰富实惠的精神文化产品，更对原来文化体制的弊端产生了强大的冲击。(17)
文化产业民营化战略的实施，要求政府认真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出台鼓励和引导民资进入文化产业的明确意见，制定落实融资、税收、优惠等文化经济政策；在政策范围内，放开文化经营领域，激励民营企业进一步大胆尝试、大胆探索；在政府文化项目招标、文化奖励等方面，对国企民企一视同仁，公平对待。
4.创意化战略。当人们从文化产业谈及到创意产业，这事实上已经完成了一个超越。(18) 创意产业的概念最早于1997年在英国被首次提出，英国创意产业特别工作组将其定义为“源于个体创造力、技能和才华的活动，而通过知识产权的生成和取用，这些财富可能发挥创造财富和就业的潜力。”这份文件还把下列活动纳入创意产业：广告、建筑、艺术和古董市场、手工艺、设计、时尚设计、电影、互动休闲软件、音乐、电视和广播、表演艺术、出版和软件。(19)
创意产业的提法突出了文化产业中创造性发展的原则。文化，从根本上看，是人类应对自然，求得生存的能力；面对不断变迁的世界万物，只有不断创造，不断自我完善，才能保持生命的延续。在知识经济时代，人、知识、创造力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创意产业占据了社会产业链的顶端，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最大的利润回报；而那些劳动密集的传统工业只能分得市场的残羹冷炙，并在随时可能即来的经济风险中的风雨飘摇。
称为“文化创意城市”的伦敦有68万人从事该行业的工作，创意经济占伦敦经济的15％，其劳动力占20％，交易额在25万亿-29万亿英镑之间。创意产业在英国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到12％，年增加值超过600亿英镑，已成为英国的第二大产业(仅次于金融服务业)，从业人员195万。
南京的文化包容并蓄，但创造力不足是其弱点。在“南京市民精神”的问卷调查中，有61.6％的被调查者认为南京人“思想不解放”，有43.7％的被调查者认为南京人“求稳”。(20) 推进文化产业的创意化战略可以增加南京文化产业的独创性，提高其核心竞争力；是与提倡“创业创新”的市民精神相符的，也是与目前江苏正在大力弘扬的“三创”精神相一致的。
推进创意化战略，要在全社会形成鼓励创意的社会氛围，倡导开放式思维；完善法律体系，重视保护知识产权；推动文化产业尽快走出模仿加工的初级阶段，提升文化产业层次；鼓励敢于冒险、敢于创新的组织和个人，政策变得更加宽容；建立创意产业园区，集聚创意人才，多出创意成果。
5.数字化战略。创意是动力，数字是载体。进入全球化时代，文化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趋势正在给文化产业的存在形态和发展趋势带来革命性变化。(21) 信息资源传输速度以倍数增加，人们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数字手段完成文化资源的共享与文化产品的欣赏；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原来文化产业中许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得以完成，大大提高了产业发展的效率，降低了成本；原先文化艺术的界限被彻底打破，影视、娱乐、通讯等不同产业在网络和数字的平台上开始了“除界域”的融合过程，文化产业的边界大大扩张；数字内容产业成为21世纪经济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中“基础的基础”。
数字游戏被确定为韩国国家战略产业。2002年韩国的游戏产业规模达到30亿美元，比前一年增加12％。韩国文化观光部表示韩国游戏产业增长率(12％)是2002年国内GDP增长率(6.3％)的2倍。以韩国的最大游戏公司天堂为例，他们的年生产收入约1000多亿韩币，纯利润约350亿韩币，利润率高达35％。一个游戏公司产生的利润比韩国最大的企业三星电子还要多。
南京科技型人才资源雄厚，高新技术发达，有发展数字文化产业的基础；南京高校众多，居民教育程度高，有发展数字文化产业的空间。推动数字化战略，首先要提高对数字文化产业的认识，出台对信息内容和服务产业的相关政策；其次要注重文化产业创新，大力发展网络游戏、动漫制作、多媒体设计等新兴产业，将其作为南京文化产业新的增长点；再次要加快宽带网络和数字电视的覆盖进程，为文化产业的数字化提供硬件基础；四要创新文化产业的展示手段，在数字化信息网络技术的基础上，实现传统文化资源的“数字化生存”，开展虚拟文化服务。
注释：
①李江帆：《文化产业：范围、前景与互动效应》，《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年第4期。
②[英]戴维·赫尔德等著，《全球大变革》，第52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③主父笑飞、赵景芳：《论美国对华文化霸权及中国的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9期。
④李源潮：《发展先进文化，建设文化南京》，《2003年南京文化发展蓝皮书》序，南京出版社，2003年。
⑤默多克：《文化产业的价值》，2003年10月8日在中央党校的讲演。
⑥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
⑦杨荣斌、陈超：《世界城市文化发展趋向》，《2004年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⑧[日]青木保文：《上海软件活力论》，载《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前沿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⑨罗志军：《解放思想 发挥优势 建设富有文化特色的新南京》，2002年8月15日在全市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⑩戴维新：《南京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选择》，《唯实》，2004年第5期。
(11)《南京夜文化的缺失》，《江南时报》2005年1月24日。
(12)叶南客等：《长三角区域文化进程及联动发展评估与分析》，《2005年中国长三角区域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13)[美]迈克尔·波特：《竞争战略》，华夏出版社，1997年。
(14)施惟达：《云南文化产业之我见》，《民族艺术研究》，2004年第2期。
(15)许纪霖：《文化品牌才是最大的财富》，《新闻周刊》，2004年第13期。
(16)陶美珍：《科学发展观与南京民营经济发展》，《南京社会科学》，2004年增刊。
(17)《百亿民资‘热’炒文化产业》，2005年1月28日，浙商网。
(18)荣跃明：《超越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的本质与特征》，《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5期。
(19)[澳]斯图亚特·坎宁安：《从文化产业到创意产业：理论、产业和政策的涵义》，《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前沿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20)王燕文主编：《新时期南京市民精神研究》，第46页，南京出版社，2002年。
(21)王哲平：《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文化产业发展的新趋向》，《南京社会科学》，2003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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