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安全与党管媒体原则——中国媒体融合政策之形成与体系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体论文,意识形态论文,中国论文,原则论文,体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共产党从政治、组织和思想等方面领导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经过多年实践，中国党政系统在制定和实施重大决策的方式和步骤方面，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对稳定的程序和自成系统的作法。①中国当前媒体融合政策也是在这样一套决策体系中形成的。新闻政策是反映政策主体的意志，因此要体现政党和国家对新闻领域的明确态度，新闻政策主体的意志、想法以及试图达到的目标体现在政策制定、政策方案选择和政策实施过程中。②在这个过程体系中，意识形态安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了核心影响力。 一、意识形态安全是核心：媒体融合政策的形成过程 1.媒体融合政策议程的创建 根据现有公开资料，习近平首次提及“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是在2013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他在讲到宣传思想工作创新时说，手段创新，就是“要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特别是要适应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新情况，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充分运用新技术新应用创新媒体传播方式，占领信息传播制高点”③。其中可以解读出两个信息：第一，习近平是在宣传思想工作框架下考虑媒体融合发展问题的。将新闻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一脉相承的思想。在中国的政治和新闻体制下，新闻事业历来都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是党的喉舌和宣传工具。第二，习近平是讲到宣传思想工作创新时提出加快媒体融合发展的。创新意味着改革，这为后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全面深化改革部署中包括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内容埋下了伏笔。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这次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回顾总结了十七大以来的相关工作，研究部署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努力开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④，表明了其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 一般而言，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要宣传和实行的政策愈重要，会议的规模就越大，出席和主持会议的领导人的规格就越高。⑤根据本研究对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⑥的检索，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名义召开的会议截至目前只有4次，分别是在1994年1月、2003年12月、2008年1月、2013年8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或出席会议发表讲话，或以与会议代表座谈的形式发表讲话。从出席会议的领导人的规格看，这是全国宣传思想领域最高层级的会议。政治领导人是最基本的政策议程创始者，中国的许多重大决策，特别是关系到全局的、长远的和根本性的决策，一般都是由执政党主要领导人创始的。⑦最高领导人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政策课题，是媒体融合政策形成过程的第一步。 2.媒体融合试点实践探索 试点是中国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常常经历的一个重要过程，中国党和政府所推行的任何一项较为重大的政务活动几乎都要经过试点阶段，“每改必试”是中国改革的一个显著现实特征。⑧试点，是指执政者为了验证决策的正确性、可行性，并取得实施这种决策的具体化方案，而在所辖范围内若干单位进行的一种决策局部性施行活动。 在现有公开资料中没有找到媒体融合发展存在中央层面确定的试点这样的表述。但从研究的角度，可以发现客观上带有试点作用的媒体融合实践探索。受到学界业界普遍关注的一个案例是上海报业集团的组建。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召开后不久的2013年8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议传达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神和习近平讲话精神时，市委书记韩正说，上海要努力在新媒体领域有所作为，杜绝犹豫徘徊，更不能逃避退让做“鸵鸟”。⑨两个月后，10月28日，在上海市委高层推动下，上海报业集团即宣告揭牌。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的报道说，组建上海报业集团，是上海在多样化信息传播格局下，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举措；集团将整合报业资源，特别是在新技术的运用、新媒体的发展、新领域的拓展上负起责任。⑩ 明确表示是“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并且强调“新技术”、“新媒体”、“新领域”，是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提出加快媒体融合发展的政策议题后，一次引人注目的媒体融合改革实践。在上述报道中，上海市委的相关表态说，组建上海报业集团的目标是“推进主流媒体创新转型发展”，主流媒体要“把旗帜鲜明、态度明确、立场坚定、守住底线作为政治纪律和基本要求，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突出表明了在推进媒体融合改革中，维护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是一个重要考量。虽然没有官方权威资料证实上海报业集团的组建和媒体融合发展尝试是中央的试点项目，也尚无官方权威资料证明上海报业集团的组建与后来中央和全国层面推行媒体融合发展政策的直接关联。但从时间逻辑上看，可以说上海报业集团客观上扮演了新闻宣传改革排头兵和媒体融合发展先行者的角色，特别是后来以“澎湃新闻”为代表的一系列新兴媒体项目的推出及产生的广泛影响，可以说为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提供了具有试点意义的经验参考。 当然由于地方情况与全国情况的差异性，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政策不可能仅仅由一个地方的实践就得出。媒体融合最早是技术更新推动的一个现象，从中央到地方的许多新闻媒体都或多或少地进行着融合的探索和实践。全国的政策理应根据全国的情况制定，从这个角度看，所有相关实践探索可以说都具有“试点”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央通过一系列场合与渠道传递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政策信息的背景下，从中央到地方以此为指导开展了一系列探索，为此后正式出台《意见》打下了实践基础。 3.媒体融合政策纳入施政纲领 2013年11月9日至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若干重大问题。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1)，共分为16个部分，在第十一部分“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中，提出了“整合新闻媒体资源，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要求。(12)这是继习近平当年8月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媒体融合的政策课题后，执政党又一次在最高层面作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部署。 中共中央全会在中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无需赘述。这里有必要先就“三中全会”的特殊意义作一些说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命运。正如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说明里讲的，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三中全会都研究讨论深化改革问题，“说到底，就是要回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13)。 在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是具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重大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定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有两句话，一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前一句是后一句的前提。这表明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改旗易帜的改革，而是坚守意识形态安全前提下的改革。在这个大的背景和框架下理解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政策，能明确地看出这一政策的意识形态取向。 再来看《决定》中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表述的上下文语境。“健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体制机制”，“形成正面引导和依法管理相结合的网络舆论工作格局”，“重视新型媒介运用和管理，规范传播秩序”等，表明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与意识形态安全紧密相关的。 这种判断也可以在习近平在全会上就“加快完善互联网管理领导体制”所作的说明中得到印证。他说：“特别是面对传播快、影响大、覆盖广、社会动员能力强的微博、微信等社交网络和即时通信工具用户的快速增长，如何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和舆论引导，确保网络信息传播秩序和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突出问题”。 4.主管部门部署、调研与意见综合：关于媒体融合工作 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两个最高领导人出席并讲话的会议上提出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后，宣传思想文化领域开始不遗余力地部署、推进融合工作。2014年1月3日，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出席并讲话。(14)继2013年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这次会议再次明确要求，加快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15) 从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的检索结果中可以看到，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每年召开1～2次，近年来多是一位政治局常委出席会议并讲话。依照多是在年末或年初召开的时间特点和有关新闻报道的内容，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可以被看做全国宣传思想文化系统的年度会议，回顾总结上一年工作，并对新一年的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因此，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是宣传条线地位仅次于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重要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对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高层次、全局性的落实。 2014年1月，春节前夕，刘云山代表习近平和党中央看望文化界知名人士。新华社在报道这样说：在看望新华社原副社长兼总编辑、著名记者冯健时，刘云山与他就进一步改进新闻宣传工作进行探讨，冯健建议要重视网络舆论引导、管好用好新媒体、促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16)虽然报道的是冯健谈媒体融合发展，不是刘云山谈媒体融合发展，但官方媒体关于领导人活动的新闻报道传递的是官方认可的信息。报道中说，曾经在官方主流媒体担任领导的冯健谈媒体融合发展，是在“新闻事业的发展”、“改进新闻宣传工作”、“重视网络舆论引导”、“管好用好新媒体”的语境下进行的，表明了意识形态安全是政策制定者考虑的重要问题。同时，这篇报道还传递了一个信息，即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提出媒体融合发展后，中央有关领导和有关部门可能在有意识地围绕这一课题开展调研，征求综合各方面意见，为进一步作出决策提供参考。 意见综合是指把各个方面所表达的意见汇集起来，在各种相关力量的交互作用下，形成一定的政策选择的过程。一个成功的政策，应当让许许多多的人产生接近感，也即达到政治认同。(17)因此，在制定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政策文件的过程中，充分征求、综合和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是提高政策制定科学性和适用性的一个必要方式。中国共产党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传统，调研与意见综合是党制定政策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个阶段。参与中央出台媒体融合政策调研过程的学者撰文透露，中央宣传部门组织的调研活动是从2013年10月开始的。中央各主要新闻单位、地方主要媒体、一些商业网站的负责人，以及相关各方面的专家都参与了这项调研工作。(18) 在2014年8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意见》之前，调研和意见征求综合过程有序进行。在这个过程中，舆论动员、集中座谈、听取汇报、实地考察等，既是意见综合的方式，也是政策推行的途径。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出席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座谈会并讲话。(19)5月至6月，刘云山在陕西(20)、人民日报(21)，刘奇葆在浙江(22)、光明日报社(23)等地方和中央媒体的调研中，媒体融合发展都是内容之一。特别是刘云山在陕西日报传媒集团的调研中指出，要牢牢把握正确导向，充分发挥党报在舆论引导中的旗舰作用，再次体现了意识形态安全在这一政策设计中的重要地位。 5.舆论动员引导 2014年4月，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议题在官方媒体密集呈现。4月13日，新华社以“改革创新探新路”为题报道了中央主要媒体积极推进媒体融合发展的实践，《人民日报》14日在要闻4版刊登了新华社的报道。这篇报道写道，媒体融合发展正在“推动正面声音在网络空间进一步放大”、“人们相信，随着中央主要媒体进一步推进融合发展，其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从而凝聚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更多正能量”。(24)中央电视台13日也在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栏目中分别以“中央主要媒体积极推进媒体融合发展”(25)和“融合：媒体发展新趋势”(26)为题，报道了中央媒体的融合实践。 4月14日，刘奇葆出席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座谈会并讲话。当天，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报道了这条消息和刘奇葆讲话的要点。15日的人民日报在要闻4版刊登了座谈会的报道，(27)并配发了题为“在融合发展中担当使命与责任”的评论员文章。文章肯定了已经开始的媒体融合发展探索，认为“有不少亮点”；同时指出，融合发展是一个“全新课题”，必须“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统筹规划，制定总体思路，明确工作目标”。(28)统筹规划、总体思路、工作目标，都是政策的必备要素，意味着未来可能出台专门政策文件来推动媒体融合发展。 事实上，作为“喉舌”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表的这篇评论员文章已经展示了后来政策文件的框架和雏形。比如，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坚持发展与管理并重，强化互联网思维，新型主流媒体、构建现代化的立体传播体系等，在后来出台的《意见》和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有相应的表述。这篇评论员文章传递着鲜明的意识形态信号。比如，文章说，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党中央着眼巩固宣传思想文化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一项紧迫的战略任务”，“通过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把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向网络空间延伸……更是巩固壮大宣传思想阵地的必要选择”，“全面落实党管媒体原则，始终做到效果好、管得住”，“切实加强对媒体融合的组织领导……开辟党的新闻事业新天地”，处处体现着中央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意识形态安全考量。 领导人发表讲话和文章是中国政治体系中执政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一个重要方式。4月23日的《人民日报》6版刊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的长篇署名文章《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29)这篇文章的长度和内容的详尽性、作者身份的权威性，可以确定这是截至目前对中央媒体融合政策的最详细披露。 刘奇葆的这篇文章开头就表明，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对2013年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讲话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的落实。文章分为五个部分，分别从重要意义、观念认识、技术运用、内容优势、体制机制等方面全面介绍了中央主管部门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详细考虑。这五个部分是总分关系。第一部分是“总”，即论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意义和应当坚持的原则，对全文具有统领作用；后面四个部分是“分”，从行业管理者的角度，论述实现媒体融合发展在思想观念革新、技术建设、内容建设和体制机制改革等四个方面应当推进的工作。从“总”到“分”，全文贯穿的一条红线是，通过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确保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文章在第一部分，即“总”的部分，首先分析了技术更新引发的媒体格局调整和舆论生态变化，明确指出“从意识形态领域看，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从意识形态安全乃至政权安全的高度论述了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重要性。这一部分强调的“新闻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始终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方针”、“把正确导向贯穿到融合发展的各环节、全过程”、“使融合后的媒体继续成为主流媒体、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等，都与执政党在新闻传播领域长期坚持的政策原则一脉相承。换言之，就是在媒体融合发展中坚持意识形态的一贯底色。 在上述各项准备工作的基础上，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意见》，习近平就此发表讲话。至此，中国当前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核心政策文件正式形成。 二、中国当前媒体融合政策构成：以党为核心的政策体系 由于现代国家的政治体系在横向上一般由立法、行政、司法三个子系统构成，在纵向上则是由中央、地方、基层三个层级构成，所以在形式上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向来理解“政策体系”；而从内容上看，政策体系是一个包括元政策、基本政策、部门政策等在内的整体。中国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方式有自身的特点。从形式上看，当代中国的公共政策在横向上是由党的政策、人大决策、行政决策三部分构成的；(30)纵向上则包含了中央到地方各个层级的政策；从内容上看，中国的政策是通过党和国家的各种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行及各种文字材料体现出来的。其中，各种文字材料是最基本、最可靠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党的政策文件、党的领导机关与国家机关联合发布的文件、国家法律或法规、国家机关制定发布的不属于法规的文件以及见之于报刊的重要讲话、报告和文章等。(31) 新闻政策体系的结构也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来理解。从纵向上看，是由总体新闻政策、基本新闻政策、具体新闻政策三个层次构成的金字塔；从横向上看，可分为政治策略、行政管理、经济手段、法律规定等。(32) 可以这样表述：中国当前媒体融合政策，是中国新闻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总体新闻政策指导下兼具基本新闻政策性质和具体新闻政策内容的一个政策体系。相应地，这个媒体融合政策体系，从横向上看，是由党的政策文件、党的机关和国家机关发布的文件、国家法律法规及不属于法规的文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报告文章及代表党和国家意志的新闻媒体报道等构成的有机整体；从纵向上看，与中国的国家治理纵向结构相对应，是由中央政策、地方政策和基层政策构成的有机整体。 广义的“媒体融合”包含的范围可以很大，本文的“媒体融合”指的是《意见》所说的“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因此，在划定中国当前媒体融合政策体系的构成时，都会紧扣“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这个题干。什么划进这个政策体系，什么不划进这个政策体系，都根据这个主题判断。 1.作为核心政策的《意见》 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是中国当前媒体融合政策体系的核心政策，即在这个政策体系中发挥顶层设计和主导统筹作用的政策文本。 之所以作出《意见》是媒体融合政策体系中核心政策的判断，首先是由于审议通过《意见》的机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中国政治决策体系中的角色和地位。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是2013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决定》的内容。(33)根据习近平在全会上的说明，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是：统一部署全国性重大改革，统筹推进各领域改革，协调各方力量形成推进改革合力，加强督促检查，推动全面落实改革目标任务。 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在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中央委员会领导党的全部工作。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每年至少举行一次。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 在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定》中包含相关内容后，中央政治局会议予以了落实。2013年12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由习近平任组长。这次会议的官方新闻稿对领导小组的职能表述中，“重大改革”是一个关键词和主题词。(34) 循着这个组织结构体系，本文认为，《意见》由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表明了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在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属于一项重大改革，而《意见》则是这项重大改革的核心政策文件。 对《意见》这一中国当前媒体融合政策体系核心政策的分析研究，既要对《意见》文本的内容进行分析，也要对《意见》的形成脉络与领导人关于《意见》的讲话、报告和代表政策主体意志的文章等进行研究，从而尽量全面、准确地理解这一核心政策的缘起和实质。 先看习近平讲话的要点。2014年8月18日新华社发出的电文虽然没有报道《意见》的具体内容，但对习近平在会上就此发表的讲话的内容作了两百多字的报道。本文认为，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的讲话是对以《意见》为核心的中国当前媒体融合政策的最权威、最精炼的表达。这个讲话内容包括这样七个要点：一是要遵循两个规律，即新闻传播规律和新兴媒体发展规律；二是要强化一个思维，即互联网思维；三是要坚持一体发展，即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四是要正确处理技术和内容二者的关系，即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五是要把握融合的五个方面，即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深度融合；六是要把握融合目标的三个层次，基础目标是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更高目标是建成几家拥有强大实力和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的新型媒体集团，最终目标是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七是强调要确保融合发展的正确方向，即两手抓，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强调管理的重要性。 《意见》通过两天后的8月20日，新华社播发消息，报道了《意见》的主要内容。(35)这也是目前官方媒体对《意见》内容最直接、最全面的披露。除导语外，这条消息分为四个自然段，分别以“《意见》指出”、“《意见》提出”、“《意见》强调”、“《意见》指出”作为开头，可以看作是从四个方面简明扼要地介绍和传达《意见》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出台《意见》这一核心政策的背景和价值目标。这段传递的信息主要是，推动媒体融合发展是在全面深化改革总框架下宣传文化领域改革创新的重要一环；改革的目标是适应媒体格局深刻变化、提升主流媒体传播力公信力影响力；实现目标的途径是融合发展，而融合发展的核心是使主流媒体掌握先进传播技术，增强传播能力。第二个方面是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几项指导思想。即遵循两个规律，新闻传播规律、新兴媒体发展规律；强化一个思维，互联网思维；以及坚持五个方面，正确方向和舆论导向、统筹协调、创新发展、一体化发展、先进技术为支撑。第三个方面讲的是融合发展中技术和内容的关系，强调要将技术建设和内容建设摆在同等重要的位置。由于传统主流媒体普遍存在重内容、轻技术的惯性，所以这个部分实际上强调了技术建设的作用，并列举了技术建设的重点内容，提出以新技术引领媒体融合发展。同时，也强调要把握内容建设这个根本，在新兴媒体上继续发挥内容优势。第四个方面讲的是融合发展的内容构成、目标构成和要坚持的原则。内容构成是指媒体融合包括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融合；目标构成分为三个层次，从“一批”到“几家”再到“几个”，即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建成几家新型媒体集团、形成一个现代传播体系。而核心原则强调的是融合要有正确方向，确保这个正确方向的手段就是一手抓融合、一手抓管理。 通过对这几个方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传统主流媒体是《意见》的关键词，无论是关于政策制定背景、政策目标设定的表达，还是关于融合发展途径、融合发展原则的论述，都是从传统主流媒体这个角度出发的。即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核心在于在技术驱动使得新兴媒体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通过融合发展，使传统主流媒体变成新型主流媒体，并进一步建成新型主流媒体集团和以此为基础的现代传播体系，从而将传统主流媒体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转移到新型主流媒体集团和现代传播体系中。 2.媒体融合政策体系 本文从全局政策、行业政策、地方政策三个层面对这一政策体系作出内容分类。 首先是全局政策，即具有全局性、统领性的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政策，在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中起着统领性的作用，指导着行业政策、地方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在全局政策层面，目前所知的公开政策文本包括三个部分：执政党颁布和实施的政策文件——主要是两个，一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框架下对推动媒体融合发展作出部署；二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的《意见》，前文已经论述，这是当前媒体融合政策体系中的核心政策文件，是当前媒体融合政策的集中体现；执政党领导人关于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讲话、文章等——主要有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刘云山、刘奇葆在相关会议的讲话、考察调研中的讲话、发表的文章等；政府等国家机构对执政党决策的落实性文件——如李克强在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财政部在2015年预算报告也提出要促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第二是行业政策。根据中国记者协会2014年12月首次发布的《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在中国新闻事业的公共管理体制中，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等，是新闻事业的主管部门，分别承担不同的管理和服务职责。(36)这些行业政策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领域：一是出版领域，2015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财政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在出版业具体落实中央提出的媒体融合发展任务的举措。这也是目前各主管部门在《意见》总的框架下出台的唯一一个具体行业的、明确以推动融合发展为题的政策文件。在基本原则的表述中，它强调“必须始终坚持党管出版，把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出版导向贯穿到出版融合发展的各环节、全过程”，(37)鲜明地划出了意识形态安全这条“红线”。二是版权规范领域，2015年4月，国家版权局办公厅发出《关于规范网络转载版权秩序的通知》，开头就表明是贯彻落实《意见》的举措。2015年5月，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布了可供网站转载新闻的380家新闻单位名单，包括中央新闻网站、中央新闻单位、部委网站、省级新闻单位四个部分，这些媒体涵盖了网络媒体、报刊通讯社、广播电视等，无一例外是官方主管或主办的新闻媒体。三是网络管理领域。近两年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连续出台了多项举措加强对新兴媒体的管理，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文文件是三个“十条”，先后于2014年8月出台的“微信十条”《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2015年2月出台的“账号十条”《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2015年4月出台的“约谈十条”《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 第三是地方政策。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各级地方的政治权力结构实际上是中国政治中枢各个基本要素的放射的结果，机构设置的一条重要规律是上下对应。(38)官方话语中常见的“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等，也体现了下对上、部门和地方对中央的服从是中国政治体系运行的一项基本规则。 习近平2014年1月22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的讲话中要求，各省区市要尽快建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39)此后，各地建立了相应的机构。2014年8月18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意见》后，各地纷纷以各种方式推进中央媒体融合发展政策的实施。通过一系列政策制定过程，以《意见》为核心的从全局到部门、从中央到地方的中国当前媒体融合政策体系逐步形成。这一体系包含各类成文和不成文的政策文件及载体等，可划分为全局政策、行业政策、地方政策三类，体现着与中国的政治治理体系结构相适应的特征。而无论是从政策的形成过程还是从政策的内容及体系构成来看，意识形态安全都是始终贯穿的一条“红线”。 从系统论的观点看，研究政策离不开研究政策得以产生的环境。安德森认为，政策行动的要求在环境中产生，并从环境传到政治系统；同时，环境限制和制约着决策者的行动。他提出的政策环境构成包括地理特点、人口统计要素、政治文化、社会结构、经济体制以及国际环境等。(40)中国的政治体制与新闻体制在中国新闻政策环境中有着特殊重要地位。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执政党将新闻工作视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的一个部分，同时从组织人事上对这一领导体制予以保证。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安全极为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一系列讲话和论述中都强调了意识形态安全的思想，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41)；必须毫不放松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建设、意识形态工作，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2)；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与此同时，党管媒体原则一直得到强调。《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在“完善意识形态工作方面的党内法规”条目中，明确提出“坚持党管媒体原则，完善新闻媒体及新闻从业人员管理制度和办法，加强对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管理，把舆论导向管理落到实处”(43)，从执政党党内立法的角度为十八大之后坚持和强化党管媒体的原则定了调。 在执政党强化党管媒体原则的具体行动中，除大力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外，十八大以来，主管部门还首次对在岗采编人员开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全员培训；实施高校新闻传播院系和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千人计划”；推动地方党委宣传部门与高等学校共建新闻学院；落实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管理原则；开展打击新闻敲诈和假新闻行动；推进新闻道德委员会试点等(钟欣文，2014)，采取多项举措确保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在新闻媒体领域的巩固。 与党的领导人对青年学生的重视相呼应，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的意见》中，也包含对高校新闻传播学科教育的要求，提出制定实施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相关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深入实施卓越新闻传播人才计划。(44) 从执政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到互联网管理的加强，从意识形态安全相关法律制度的构建，到党管媒体原则的强化，当前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的政治生态，构成了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政策选择的政治环境基础。在这样一个政治生态环境中产生、推行和发展的媒体融合政策，必然带着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以《意见》为核心的当前中国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集中于一个核心价值目标：通过改革与创新媒体管理，确保官方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意识形态安全考量是这一政策体系中始终贯穿的一条价值红线。 中国当前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政策体系，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在新时期的延续和发展，是中国当前总体政治环境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映射，是作为政策主体的执政党在新的执政环境下对技术驱动的媒体融合发展趋势作出的政策回应，核心目标是使官方意识形态在新的媒体格局中拥有主流地位，发挥引领作用。媒体融合政策与它的政治环境是相互作用的，它们是相互呼应、相互协作、相互加强的关系。 注释： ①⑤⑧(17)(38)朱光磊：《当代中国政府过程(修订版)》，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6、180，181，182，113～115，53页。 ②(32)郎劲松：《中国新闻政策体系研究》，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4、43～51页。 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4年8月8日。 ④倪光辉：《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 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第1版。 ⑥根据新华社多媒体数据库的介绍，这一数据库的文字系统汇集了从1948年以来新华社播发的所有中文电讯稿，网址为：http：//info.xinhua.org。 ⑦胡伟：《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37～238页。 ⑨缪毅容：《市委常委会传达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着力加强和改进宣传思想工作 韩正要求加强科学理论学习 坚定理想信念 始终保持政治上清醒坚定》，《解放日报》，2013年8月24日，第1版。 ⑩王志彦：《更好适应形势和发展需要 更好发挥上海报业影响力引导力 上海报业集团正式成立 韩正出席并揭牌新集团凸显主要报纸内容特色优势 加快传统媒体新媒体融合发展》，《解放日报》，2013年10月29日，第1版。 (11)下文简称的“《决定》”，除特别说明外，均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12)(13)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 (14)彭波：《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在京召开 刘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1月4日，第1版。 (15)(24)华春雨、史竞男：《改革创新探新路——中央主要媒体积极推进媒体融合发展》，《人民日报》，2014年4月14日，第4版。 (16)霍小光：《刘云山看望文化界知名人士 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向文化工作者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人民日报》，2014年1月28日，第1版。 (18)宋建武：《媒体融合：传媒业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起点》，《新闻爱好者》，2015年第1期。 (19)(27)《刘奇葆在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在媒体融合发展之路上走稳走快走好》，《人民日报》，2014年4月15日，第4版。 (20)隋笑飞、娄辰、叶前、吴振东、涂铭：《网络空间越来越清朗——“扫黄打非·净网2014” 专项行动让广大干部群众看到网络环境的改善》，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4～09/05/c_1112384450.htm，2014年9月5日。 (21)倪光辉：《刘云山在人民日报社调研时强调 充分发挥宣传舆论的积极作用 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人民日报》，2014年6月30日，第1版。 (22)新华社：《刘奇葆在浙江调研时强调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改革发展》，《人民日报》，2014年5月19日，第4版。 (23)新华社：《刘奇葆在光明日报社调研时强调 用文化传播和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民日报》，2014年6月14日，第4版。 (25)《中央主要媒体积极推进媒体融合发展》，央视网，http：//news.cntv.cn/2014/04/13/VIDE1397388071640715.shtml，2014年4月13日。 (26)《融合：媒体发展新趋势》，央视网，http：//news.cntv.cn/2014/04/13/VIDE1397390051959781.shtml，2014年4月13日。 (28)人民日报评论员：《在融合发展中担当使命与责任》，《人民日报》，2014年4月15日，第4版。 (29)刘奇葆：《加快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人民日报》，2014年4月23日，第6版。 (30)宁骚：《公共政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 (31)蔡守秋：《国家政策与国家法律、党的政策的关系》，《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5期。 (3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544页。 (34)新华社：《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研究部署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审议通过〈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人民日报》，2013年12月31日，第1版。 (35)新华社：《推动主流媒体在融合发展之路上走稳走快走好》，《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第4版。 (36)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报告》，中国记协网，http：//news.xinhuanet.com/zgjx/2014～12/29/c_133880855.htm，2014年12月29日。 (37)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关于推动传统出版和新兴出版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http：//www.gapp.gov.cn/news/1663/248321.shtml，2015年4月9日。 (39)新华社：《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强调把握大局审时度势统筹兼顾科学实施 坚定不移朝着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前进 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人民日报》，2014年1月23日，第1版。 (40)[美]安德森：《公共决策》，唐亮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41)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页。 (42)新华社：《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 提高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基本问题本领》，《人民日报》，2015年1月25日，第1版。 (43)新华社：《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7/c_118322508.htm，2013年11月27日。 (44)新华社：《中办国办印发〈意见〉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人民日报》，2015年1月20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