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连锁董事在中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董事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董事身兼数家企业的董事职务在中国并不罕见，我们将此现象定义为连锁董事。统计 数据表明，连锁董事的现象在中国已经很普及。访问调查也显示人们对这一现象有所认同。 然而，作为一个已经普遍存在的现象，中国学术领域并没有对其做相应研究。作者对大陆近 期几十种经济、管理期刊的检索表明，除由人大复印资料转载的香港信报的一篇连锁董事的 研究之外（注：见王誉龙、区玉辉及彭维刚：《家族董事局与连锁董事对公司管理的影响》，人大复印 资料《台、港、澳及海外管理学》转载于香港信报，2001年第1期。
），无一篇关于此领域。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将向大家展开对中国企业连锁董事的 探讨。
Keister(1998)研究发现，1988年40个大型企业集团中40%的企业集团具有连锁董事的现象 ；并且每一个企业集团内部，平均19.5%的成员企业具有连锁董事。而我们对1998及1999年 深沪两家上市公司中销售量最大的140家企业的调查结果表明，1/3以上的企业具有连锁董事 ，某些个体企业甚至具有多个连锁董事。此种局面不禁让我们提出一系列有关连锁董事的 问题。如连锁董事是如何存在的，其存在对企业行为及关系有什么影响？
在对特定的主题进行研究之前，让我们对连锁董事这一学术议题作一番介绍。首先介绍的 是 连锁董事的概念、分类、特征、以及西方一系列理论与实证研究；其次，通过统计调查的数 据，对中国企业因连锁董事而形成的企业间关联联系的分布作一描述；文章最后，作者构划 出有关连锁董事的潜在的研究议程，从学术的角度呼唤实证研究的探讨。
一、西方对连锁董事的研究
（一）连锁董事的定义
同时在两家或两家以上公司的董事会担任董事职务的董事被称为连锁董事(Mizruchi,1996)
。如甲是A公司的董事，同时他又担任B公司的董事。此时，甲被称为连锁董事。由甲连接的 两家公司A与B，从而具有共同分享一个董事的关联关系。实际上，一个董事同时兼任超过两 个董事职务的现象在西方并不罕见。而此时，围绕该董事形成的关联关系的公司可能会是3 个、4个、或更多。
（二）连锁董事的分类
连锁董事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直接连锁董事(Direct interlocks)和间接连锁董事(Indirec t interlocks)（注：对这一分类的另外一种定义方式是初生董事(Primary interlock)及引致董事(Induced i nterlock)。见Stokman,Ziegler & Scott,1985.
）。直接连锁董事和间接连接董事的含义如图1所示。A公司的董事甲分别到B 公司和C公司做董事。对于A公司与B公司或A公司与C公司而言，甲即为直接连锁董事。此时 ， A公司分别与B公司及C公司之间因甲而形成直接连锁董事关系。而B公司与C公司之间因同 时拥有第三方A公司的董事甲而形成间接连锁董事关系。甲对于B公司与C公司是间接连锁董 事。
（三）连锁董事的特征
连锁董事在其原公司的董事会是属于内部董事(Inside director)还是外部董事(Outside d irector)、是执政官(Executive)还是非执政官(Nonexecutive)(Stokman,Ziegler & Scott,1985)，构成了连锁董事的一个特征。划分这一特征的意义在于不同背景的连锁董事所承担 的 角色及所起的作用不同。
除此之外，就某一位连锁董事来说，其所担任的董事数目构成连锁董事的又一个特征。比 如有的董事只同时任职于两家董事局；而有的董事同时兼任3、4家企业的董事；有的董事甚 至会同时兼任9家或10家的董事职务。研究这一特征的意义在于，兼任的董事数目越多的董 事所在的公司在企业的社会网络中就越处于中心的地位，由此会产生不同于边缘企业的影响 （见Stokman,Ziegler & Scott,1985）。
连锁董事的方向是另外一个重要特征。由图1可以清楚地看出连锁董事的方向问题。比如A 公司和B公司的直接连锁董事关系是由A公司的甲到B公司兼任导致。此时，甲所在的A公司是 主 动方，而B是接受方，方向是由A到B。比如，为监督所投资的公司的运营，美国银行或非银 行性金融机构主动派遣本公司的董事到其投资公司兼作董事。此时，银行是主动方，所投资 的公司是受动方。又比如，公司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此时对外部资本的依赖使得公司主动 邀请金融机构的代表同时作其董事。此时金融机构是受动方，公司是主动方。对方向的区分 意义在于，通常主动方与受动方所赋予该关联关系的目的不同（见Stokman,Ziegler & Scott ，1985）。
（四）西方对连锁董事的相关理论分析及实证研究
1.就连锁董事“存在”的理论探讨
西方学者就连锁董事存在的理论解释有以下几种：共谋理论(collusion)；资源依赖理论(r esource dependence theory)；监督、控制理论(monitoring andcontrol)；法理理论(legi timacy theory)；事业推进理论(career advancement theory)；及社会凝聚理论(social c ohesion theory)。
共谋理论主要体现在企业间对市场的控制作用方面。一个行业内几家公司同时拥有一个董 事的现象在西方很普遍。其中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共谋来抑制同业竞争(Mizruchi,1996 )。比如，美国国家商业银行与纽约每一个主要的银行都有分享董事。1914年克雷顿法案宣 布禁止处于同一竞争领域的企业间建立连锁董事，之后美国主要公司间的连锁董事现象大大 减少。产业内部连锁董事频繁发生的事实一定程度上暗示企业间抑制竞争的可能。
共谋理论体现在中国企业的实践上，同样可以表现为连锁董事的存在。比如为促进竞争， 中国的电信行业被分为几家，又建立了其他的服务部门，摆脱了原来的独家垄断的局面。而 现有的电信行业内的公司为避免激烈竞争而实现共赢的局面，可以通过连锁董事的途径来实 现控制市场的共谋目的。
资源依赖理论把连锁董事视为联系环境与外部资源的重要渠道(Burt,1983)。通过连锁董事 ，企业间可以互相利用资源，协调关系(Burt,1983；Au,Peng & Wang,2000)。此外，兼任另 一家公司的董事会触及该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状况以及特定的企业信息(Stockman,Ziegle r & Scott,1985)，从而减少外部竞争的不确定性(Burt,1983)。研究发现，在很多情况下， 连锁董事源于资源的路径依赖(Mizruchi,1996)。富有资源的企业在企业网络中或关联关系 中更有能力控制他人。而某些企业为避免被动的控制，主动与富于资源的企业建立关系以内 化该企业的资源。
美国航空业管制放松时期，同业间通过增加间接连锁董事的数目用以规避不确定因素和竞 争的激烈性。由于放松管制导致的航空业的利润率下降以及企业对资金依赖程度的增强促使 其与银行建立连锁董事关系。中国企业目前越来越重视资源的互相依赖。市场化的机制使得 企业不得不自身寻找出路。而为降低交易成本，企业间亦利用关系网来疏通渠道，获得必要 的资源。比如，国有企业实行改革以来，企业对资金的依赖越来越强，而贷款越来越难。为 获得资金，开拓渠道，一些企业主动争取加入大企业集团的名下，原因在于通过企业集团的 财务公司来获得争取资金的渠道。在这个过程中，一些企业通过在集团公司中争取董事职位 或者邀请集团公司的董事同时兼任本公司的董事职位而增进联系。在这一点上，体现了资源 的路径依赖。
监督与控制理论来源于对银行在连锁董事网中处于主导地位的发现。在西方，银行通常会 派驻董事到其有业务往来的公司监督企业的投资行为。一家银行可能会派同一位董事兼任几 家公司的董事，从而导致连锁董事的存在。同时，非金融性质的企业之间也会因为某些控 制与监督的必要而产生连锁董事。如一项对以色列1974～1987年间的企业集团内部连锁董事 的研究表明，连锁董事是集团内用以控制和协调企业间关系的一个重要手段。这一组织形式 似乎是集团用以达到控制能力的战略安排(Maman，1999)。
在中国，计划经济下的银行体制在逐步向市场体制下的商业银行转化。另外，更多形式的 银行主体或金融机构逐渐出现，如外资银行、基金、外资的保险公司等等。逐渐市场化的商 业银行以及多种体制的银行和非银行性金融机构的形成与普及也会慢慢增强对企业的渗透作 用，通过更进一步的监督与控制措施来实现其资本的更有效的配置。而连锁董事作为其中一 个有效的途径，亦会得到发展。另外，在中国，集团公司派其董事到上市公司兼作董事的现 象也非常显著。例如，Keister(1998，2000)研究发现，1988年中国最大的40个企业集团内 部，40%的企业具有连锁董事的现象，其中不乏其监督与控制的目的。
连锁董事的存在同样离不开法理理论的解释。许多公司鉴于认受性及合理性的考虑而促 成连锁董事的出现。比如，公司通常会邀请高威望的人进入董事局(Mizruchi，1996)。在某 些情况下，企业也会为体现遵守规章，表现出良好的企业法人形象而做出符合法理的举动。 如在董事会构成的问题上，美国要求独立董事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等等（李占猛与杨宏伟 ，2001）。在中国，证监会对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压力会促使其聘任更多的独立董事。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教授身兼数家企业的独立董事职务便引致了连锁董事的存在。法理 理论所体现的另一个例子是中国国有企业董事会任命方面。中国企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中， 国家派驻的董事的普及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制度性的法理理论的适用。
事业推进理论是说个人为获得声誉、促进与他人之间的联系以及增加财务报酬(Mizruchi， 1996)，会同时兼任几家公司的董事，从而引发连锁董事的存在。社会凝聚理论则说连锁董 事 的存在源于企业界存在一个局内网(An inner circle)(Useem,1984;Mizruchi,1996)，各 企业精英们为保持联系，稳固声誉以及商业交易的机会(Stokman,Ziegler & Scott，1985) ，主动追求连锁董事这样的职位，或互相邀请进入对方的董事会。
在中国，尽管制度上并不倾向于强调个人利益，随着市场经济意识的加强，个人通过追求 自身发展而在经济建设中所起的不可低估的作用越来越被人们认同。通过连锁董事的职位来 发展自己亦不乏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在社会网络与关系普及的中国，社会精英间通过连锁董 事而紧密联系亦非常自然。
基于以上讨论，我们可以看出，西方就连锁董事这一现象作了广泛的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不论从经济的角度、社会的角度、企业的角度，还是从个人的角度，连锁董事的存在都得到 了不同理论的诠释。而从西方所诠释的理论来看中国企业的情况，亦可推导出其存在的基础 。
在探讨其存在原因(Antecedents)的同时，西方研究者就连锁董事的影响(Consequences)， 如其对企业行为、企业间关系以及企业绩效的影响更是进行了大量深入的实证研究。
2.连锁董事与企业行为
正如一位研究连锁董事的美国学者Mizruchi所说，“如果连锁董事值得研究，那么研究它 对企业行为的影响就更为必要”(1996：280)。就连锁董事与企业行为的关系，西方学者主 要做了如下的一些研究：(1)连锁董事与企业收购行为；(2)连锁董事与企业组织形式；(3) 连锁董事与企业反兼并政策；(4)连锁董事与首席执行官报酬；(5)连锁董事与企业参与社会 及政治活动。
就上述5方面研究，西方学者应用了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和模仿理论(Imitation theory)来论述以上的行为。
企业间对行为及企业组织结构的相互模仿非常普遍(Haunschild,1993)。模仿是企业对竞争 行为的一种战略回应(Lieberman & Montgomery,1988)。模仿者往往占有回避风险的优势， 因为风险由首先采取策略的企业所承担(Lieberman & Montgomery,1988)。在理论探索的同 时，实证研究也发现，在企业网中，先采取某些策略的企业(Prior adopter)的数量对策略 跟随者(Later adopter)采取该策略的机会有很大的影响(Fligstein,1985)。
Useem(1984)指出连锁董事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一种机制，通过此种机制，管理者可以获得对 最新商业实践和整个商业环境的最佳概览。西方在研究连锁董事与企业行为的关系时发现， 连锁董事在企业的相互模仿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当某企业的经理兼任其他企业的董 事时，他会面对该企业的组织形式以及一系列经营和战略决策。此时，关联企业的组织形式 及行为会自然成为被仿效的对象(Haunschild,1993)。此外，连锁董事在企业间传递信息。 通过连锁董事传递的企业信息为公司提供了关于其他企业行为的第一手资料，从而为企业的 决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考。Useem(1984)对美国及英国129位管理者及公司董事的访谈支持 了这一论点。不论是经理担任连锁董事，还是次要的管理人员或外部董事担任连锁董事，信 息的铺垫和模仿的动机使得具有重要战略行为的关联企业在企业网中为其他企业提供了一个 生动的案例，从而促使其他企业为适应竞争而采取相应的企业行为(Haunschild，1993)。
Haunschild(1993)对美国327家企业自1981到1990年的收购行为的研究发现，核心企业现时 的收购行为与关联伙伴过去的收购行为有正相关的关系。在将收购类型划分为横向(Horizon tal)、纵向(Vertical)以及全面(Conglomerate)3类时，相关关系依然存在。研究结果还表 明，模仿收购的行为既发生在相关企业之间，也发生在非相关企业之间。与收购相关的信息 通过连锁董事在企业间传递，为企业间收购行为的互相模仿奠定基础。同时，在企业网中， 处于中心位置的企业（即与越多的企业建立连锁董事关系），其越充分享有信息，其收购行为 越多。为进一步证明连锁董事在何种情况下更起作用，Haunschild和Beckman(1998)对1981 ～1990年期间的4个产业内的全部中型及大型企业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来自于相似领域 的关联伙伴的信息比非相似领域的关联伙伴的信息的影响性更大。
Palmer、Jenning和Zhou(1993)研究发现连锁董事对公司采取事业部组织形式有很大影响。 关联伙伴采纳事业部组织形式对核心企业也采纳该形式有正面影响。而如果关联伙伴没有采 纳该形式，核心企业也不会采纳。Davis(1991)在对《财富》500强企业自1984年7月到1989 年8月的研究表明企业间的连锁董事网对反吞并的“毒丸子”(Poison pill)（注：“毒丸子”是由董事会发行的一种债券，通过大大增加敌意收购的成本，以使敌意吞并 更为困难。
）政策的传播有 正相关的影响。企业采纳毒丸子政策的可能性因该企业的关联企业已经采纳该政策而增加 。O'Reilly、Main和Crystal(1988)则发现公司首席执行官的报酬与其外部董事的报酬呈正 相关关系。Mizruchi(1992)的研究发现具有连锁董事关系的企业在对政治竞选的贡献中具有 相似性。
3.连锁董事与企业间关系
连锁董事作为一种企业间关系，尤其体现在其与公司首席执行官之间的关系，对企业行为 以及企业间的进一步关系有很大影响。从这一角度出发，Gulati与Westphal(1999)研究了连 锁董事与战略联盟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仅仅存在连锁董事的企业联系并不一定促进企业 间战略联盟的形成。其形成的可能性依据连锁董事与企业管理层的关系而定。其中，董事会 对管理层的控制越高，越不利于关联企业之间联盟的形成。而董事会与首席执行官在战略决 策上的高度合作性增强了关联企业之间战略联盟的形成。
Gulati与Westphal对于连锁董事对企业间战略联盟的影响的研究使对连锁董事的研究向前 推进了一步。正如他们所言，以往的有关连锁董事的研究将各个关联关系都视为等同的、有 正 面作用的联系，而忽略了其暗含的差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对企业行为与关系的影响的差异 。
4.连锁董事与企业绩效
在探讨连锁董事存在原因，其对企业行为、企业间关系的影响的同时，西方对连锁董事对 企业绩效的影响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研究者认为，连锁董事应该有利于提高公司业绩 ，因为连锁董事可以促进企业间信息的流动；可以作为一种牵制对手的手段；是一种监督机 制，并且有利于社会精英的凝聚。然而，对这一假设的实证研究却呈现非一致性的结果。Pennings(1980)发现连锁董事对企业绩效有正方向影响；而Fligstein和Brantley(1992)则发 现连锁董事对企业绩效具有副作用。Richardson(1987)的研究表明只有同一对企业之间以同 一方向重新复合的连锁董事才与企业绩效呈正相关关系。Sheppard(1984)在研究加拿大战后 前200家企业间董事联系与企业幸存与否的关系时发现，失败的企业比成功的企业具有持续 的明显较少的连锁董事。唯一的一篇关于中国连锁董事的研究（见Keister,1998）表明，具有 连锁董事结构特征的企业集团内部，其集团成员具有更好的企业绩效。而集团内连锁董事的 比例越高，集团成员的绩效越好。
尽管实证研究没有呈现出一致的趋势，其不同的研究结果却给研究者带来更大的探索空间 。单纯的测量连锁董事的存在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的研究角度将被更有意义的研究角度所取 代。当然，不一致的结果并不是说过去的研究没有意义。不同经济环境会产生影响企业行为 及绩效的不同机制。比如Mizruchi和Stearns(1988)建议我们在研究企业行为和绩效时对企 业经济决策所面临的宏观经济环境的重视。美国企业连锁董事对企业绩效的不一致影响支持 了这一论断。如研究者解释，美国大量企业与银行建立连锁董事的关系时正处于经济萧条阶 段。而经济萧条时期，企业通常是处于负增长率或增长率下降阶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 研究连锁董事这一企业间现象或关系时，充分考虑其企业内部或企业间关系的运行机制，以 及 外部宏观环境的运行机制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二、连锁董事在中国
在介绍了有关连锁董事的概念以及西方的一系列研究之后，我们来看中国的情况。
（一）中国企业因连锁董事形成的企业间关联关系的有关数据（注：在本文中，我们对中国企业连锁董事的分析落脚在“企业关系”的层面上，即关联联系 ，而非每个企业连锁董事的数目。
作者对中国企业连锁董事情况的调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对1998年深沪两市的最大 收入的140家上市公司的统计。第二阶段是对1999年157家上市公司的统计。其中1999年157 家中包括原1998年的140家上市公司。调查中所涉及的变量有：连锁董事，连锁监事，源于 连锁董事或连锁监事的企业间关联联系。
由于中国企业采取董事会与监事会共存的两会制，连锁董事与连锁监事的现象会同时存在 。连锁监事的概念本质上同于连锁董事。即同时就任于两家或两家以上公司监事会的监事被 称为 连锁监事。企业间的关联联系可以有很多种，本文只讨论因连锁董事或监事而形成的企业关 联联系。通过图2可以明晰因连锁董事或监事而形成的企业间关联联系。
如图2所示，这是一个由5家企业组成的企业网。A、B、C、D、E代表企业。企业间的连线代 表某种联系。本文指因连锁董事或连锁监事而形成的企业间联系。如A公司分别与B公司、C 公司、以及D公司形成了直接的关联联系。此时对于A公司来说，共建立了三个关联联系。E 公司分别与B公司和C公司建立了关联联系，即两个关联联系。简单讲，每一个企业关联联系 的数目就是从该企业出发的线的数目。图中每条线旁的数字表示企业间连锁董事或监事的数 目。比如A与B同时拥有两个连锁董事或监事，C和E则同时拥有5个连锁董事或监事。可以看 出C公司与E公司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联系。
企业所具有的关联联系数目越多，说明该企业在企业网中处于越活跃的地位。关联联系的 数目代表了企业关联关系的普及度。而企业间连锁董事或监事的数目一定程度上代表这两家 企业的关联程度。
1.企业间因连锁董事而形成的关联联系的统计描述
由表1可看出深沪两市1998年收入最大的140家以及1999年157家上市公司由连锁董事而形成 的关联联系的情况。其中，1998年140家上市公司中具有一个以上关联联系的企业有50家， 既有50家企业通过与其他企业拥有一个或一个以上连锁董事而形成了关联联系，占企业总数 的35.8%。而到1999年，这140家上市公司中具有一个以上关联联系的企业数上升为55家。占 总样本值的39.3%，比1998年增加3.5%。从所出现的关联联系的数目来看，1999年出现了一 个企业具有6个关联联系的局面，而1998年最大的关联联系数目是3。具有三个关联联系的企 业由1998年4个上升到1999年6个。所占比率由2.9%上升为4.3%。具有两个关联联系的企业数 从1998年的4个变为1999年的9个，上升了3.5个百分点。具有一个关联联系的企业数目有所 下降，由1998年的42家变为1999年的39家，下降了2.1个百分点。
从以上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140家样本公司中，1/3以上的企业都具有因连 锁董事而形成的关联联系（注：其中，1998年为35.8%，1999年为39.3%。
），其所占比例已经十分显著。(2)从关联联系的密度来看，其主 要集中于一个关联联系的范围，如1998年为总样本的30%，1999年为27.9%。此结果说明，大 多数具有关联联系的企业只与一家企业形成直接的关联关系。说明在企业网中，企业间相对 独立，网络比较松散。(3)从1999年与1998年的对比情况来看，关联联系的普及有所增加， 增加了3.5个百分点。同时，具有1个关联联系的企业范围缩小，而具有2个及3个关联联系的 企业有所增加，增加比例合计为4.9%。此外，1999年出现了具有6个关联联系的企业。该结 果说明，企业网中出现了相对核心的企业。
2.因连锁监事而形成的企业间关联联系的统计描述
对因连锁监事的存在而形成的企业间关联联系的描述如表2第一部分所示。其中，1998年14 0家上市公司中因关联监事而形成1个以上关联联系的公司数为22家。占样本总值的15.7%。 而到1999年这140家上市公司中，具有1个以上关联联系的公司数下降到18个，占企业总数(1 40)的12.9%，减少了2.9个百分点。1999年对总样本值（157家）的统计结果是具有1个以上关 联联系的企业数为21家，占总样本值的13.4%。从以上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 在存在因连锁董事而形成的企业间关联联系的同时，存在因连锁监事而形成的企业间关联联 系。(2)从关联联系的个数分布来看，其大部分企业不存在因连锁监事而形成的关联联系。 其中，1998和1999年，没有该关联联系的企业比例分别为84.3%和86.6%。(3)1999年的数据 表 明，不论是140家作为统计单位，还是157家作为统计单位，其因连锁监事而形成的关联联系 呈现下降的趋势（注：因统计数据只包括1998年和1999年两年，此下降趋势并不能体现因连锁监事而形成的企 业关联联系的长期发展趋势。）。
3.董、监事会合一的关联联系
表2的第二部分列出了董、监事会合一的分布情况。如表所示，1998年140家上市公司中具 有1个以上关联联系的企业1共有72家。占样本总值的51.4%。其中具有1个关联联系的企业共 41家，占样本总值的29.3%。具有2个以上关联联系的企业共有31家，占企业总数的22.1%。 具有3个以上关联联系的企业共13家，占样本总值的9.3%。具有4个关联联系的企业共6家， 占样本总值的4.3%。
同时，1999年与1998年相比，统计样本中原140家公司的最高关联联系数由1998年的4个上 升为1999年的7个。具有1个关联联系的企业数有所上升，而具有2个、及4个的企业数有所下 降。1999年总样本值的关联分布情况是这样：具有1个以上关联联系的企业数一共86家，占 总样本值的54.8%。其中具有1个关联联系的企业数一共53家，占总样本值的33.8%，而占总 关联联系企业数的62%。具有2个以上关联联系的企业数占总样本的比例为21%，占总关联联 系企业数的比率为38%。
另外，将此结果与因连锁董事或连锁监事而形成的关联联系的独立统计结果相比较（即表1 及表2的第一部分与表2的第二部分相比），其董、监事会合一情况下的关联联系明显高于独 立统计情况下的关联联系数目。
从上述统计结果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与独立统计相比，董、监事会合一下的关联联 系数目体现了样本公司的更普及的关联情况。样本公司中，多于一半的企业(1998：51.4%； 1999：54.8%)具有因连锁董事或连锁监事而形成的关联联系的现象。(2)与1998年相比，199 9年的董、监事会合一的关联联系体现了分布的多样性。如分布范围为0～7；并且期间呈现 出连续的分布。而1998年分布范围是0～4。(3)最高关联联系数7个说明某些公司在企业局部 网中趋向于核心地位的倾向加强。
（二）结论
通过以上对中国企业上市公司因连锁董事、连锁监事而形成的企业间关联联系的描述分析 可以看出，连锁董事以及由此形成的企业间关联关系的现象在中国企业环境中已经逐渐出现 。
三、西方研究对我们的启示以及潜在的研究领域
（一）对西方研究角度的借鉴
西方的研究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从其研究中我们可以借鉴以下几种研究角度：第 一，将其作为一种企业层面的行为或关系。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探讨如下一些问题。比如， 为什么有些企业之间建立了连锁董事的联系？其存在原因是什么？其存在对企业间的进一步关 系有什么影响？对关联企业的行为，策略有什么影响？对企业绩效有什么影响？同时其存在对 该连锁董事本身有什么样的影响？第二，将其作为一种个人行为来研究。从这一角度出发可 以探讨如下一些问题。比如，是什么因素导致个人行为动机的连锁董事的存在？其存在对连 锁董事本身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所在企业有什么样的影响？其中包括企业策略及行为的影响； 企业间关系的影响；企业绩效的影响等等。
（二）连锁董事与公司治理
在借鉴西方研究角度与思路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企业的实践活动和管理倾向的关 注。比如连锁董事与公司治理的联系。目前对这一命题的研究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原因在于 中国企业进行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正涉及公司治理这一重要关节。同时已经出台的独立董事 制 度的有关规定将同时引发更多的连锁董事现象。而连锁董事作为与公司治理相关的现象及重 要影响因素，其对公司治理有效性的影响值得研究。比如连锁董事在董事会中所承担的角色 、所起的作用对公司治理的影响，其是否破坏了公司治理的有效性，抑或是增进了公司治 理的效率。
（三）连锁董事与关联董事
尽管连锁董事这一名词还没有被提到学术的桌面上来，有关企业界的新闻互联网络也未涉 及这一现象，然而作者通过互联网检索发现，关联董事这一概念的使用非常普遍。在公司的 关联交易的操作中，关联董事依据公司章程应回避表决，而中国上市公司文献库以及雅虎的 500条左右的新闻文献正是围绕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这一主题。究竟被企业界所使用的关联董 事与本文所研究的连锁董事有什么关系？通过多方咨询与调查，令作者惊奇的是并没有发现 对关联董事这一名词的特定解释。作者所查的互联网络虽然频繁的使用了这一名词，也没有 对其进行解释。最后，综合多方面的信息，作者认为被人们所频繁使用的关联董事的概念在 一定程度上与我们所研究的连锁董事具有交叉。即关联董事的其中一部分是相关董事因同时 身兼几家董事会的董事职务而形成关联关系。而此时，在审议关联交易时，此董事（既是关 联董事，又是连锁董事）依据公司章程予以回避。
依据此，互联网检索发现的500多条含有关联董事这一关键词的新闻文献提供了很重要的参 考线索。比如抽样调查显示了如下的信息：关于企业受让股权，关联董事在董事会表决中回 避；收购资产，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资产置换，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债务重组，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购买经营性资产，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收购土地所有权以冲减应付账款，关联董事 回避表决等等（注：以上此交易行为被称为关联交易。在检索过程中，作者并没有发现特定的有关关联交易 的定义。孙艺林，何学杰(2000)将关联关系及其交易定义为“在企业财务和经营决策中，如 果一方有能力直接或间接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或者如果两方或 多方同受一方控制，均视为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同时关联交易可划分为经营往来中的关联 交易和资产重组中的关联交易。”
）。虽然关联董事在董事会决议中回避表决，然而对于企业作出这样的决策， 以及企业间达成此关联协议过程中，关联董事所造成的影响，并没有通过回避表决而排除。 基 于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如关联董事在企业的关联交易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对 这一问题的探讨，我们必须关注企业的决策过程、连锁董事（亦是关联董事）在企业董事会中 承担的角色、以及董事会在企业决策与发展中的作用等等。
Wong(1985)以及王誉龙、区玉辉、彭维刚(2001)在研究家族董事局与连锁董事对公司管理 的影响时，对香港最大的200家上市公司自1986年到1996年的关联情况的研究结果表明，华 裔商人实行连锁董事制，即倾向使用以关系为基础的经营策略，对业务会产生负面的影响。 基于此，他们还建议立法以限制连锁董事制，以促进企业的公平经营。沿着同一思路，本文 作者也建议研究者在宏观分析的同时，从管理学的角度，用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来探讨有关 企业关联交易的行为以及连锁董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四）企业集团以及非集团内部的连锁董事
Keister(1998，2000)在其研究中国企业集团的结构特征对企业集团成员的绩效的影响中， 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研究连锁董事的切入点。其将连锁董事作为企业集团的一种结构特征， 从集团特征的层面来探讨对成员企业的影响。该研究对我们的启示是，在研究连锁董事时， 可以依据某些特征将所调查的样本分组。然后分析不同组内连锁董事的影响。此研究的意义 在于中国的企业性质具有很大的差异性，而不同性质的企业群体可能会具有不同的连锁董事 的动机和机制。比如，国有企业改革鼓励企业集团的建立，集团内企业之间，集团公司与上 市公司之间的运作机制相互影响，管理上也存在共融。由此导致集团内成员企业之间的行为 具有相似性。而私有企业群体更具有管理与经营的相异性。基于此，探讨与比较更行政化的 国有企业与更市场化的私人企业的连锁董事问题成为另一个潜在的研究角度。
（五）连锁董事的背景差异
此外，从连锁董事本身来看，也可以追究其个人差异所导致的结果的不同。比如连锁董事 的身份：其是国家股份的代表，还是法人股份的代表，抑或是代表小股东利益的独立董事。 在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的董事会里，这3种身份的董事同时存在。而3种不同身份的董事形成连 锁董事会带来不同的影响。比如现在大家都在讨论国有股缺位导致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如果 连锁董事来源于国家股份的代表，那么其所带来的影响可能会不同于法人股份代表以及代表 中小股东利益的独立董事。从这个角度来看，探讨不同身份的连锁董事对企业关系、行为的 影响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四、结论
以上我们通过大量的篇幅阐述了连锁董事这一富于潜力的学术问题。在介绍西方理论与实 证研究的同时，作者同时就中国企业连锁董事的情况作了简单的介绍。在文后作者更试图剖 析潜在的学术研究，以为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提供参考。尽管作者对这一研究的前景充满信 心，但通过搜索与查询国内各经济、管理期刊，作者也看到具体的研究企业内部问题的实证 研究少之又少。对这一现象作者想出两点原因。第一，理论的缺乏。纵观国外的企业问题的 研究，无一篇不是以理论指导为背景展开讨论的。在发现一个现象的同时，研究者都会在某 一理论框架下，根据前人的研究，结合对现实的逻辑推理得出自己就这一现象及影响的假设 。除此之外，理论的多样性也促进了实证研究的丰富。而目前国内管理学领域在研究企业问 题时，过多地停留于在单一的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的对宏观现象的阐述。此种局面导致了研 究本身的趋同性和单一性。第二，方法论上的欠缺。在我们就某一现象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 ，并结合理论及自身的推导得出研究假设时，可验证性即成为此研究具有意义的重要环节。 比如大家都在讨论公司治理结构中内部人控制问题，仅仅局限于对现象的描述和理论上的分 析并不能说明对这个问题的完整的研究和回答。作为可以验证的推理和假设，必须用科学 的态度、数量化的方法结合定性方法将其加以证明。在此基础上，才能提供给实践者或政策 制定者一个详实而有说服力的结果和参考。可以想见，一个具有价值的研究即离不开对实践 问题的理论上的回答，更离不开实证数据的加以验证。而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证分析上， 我们对企业问题的研究还需要更多的学习。
就连锁董事这一专题，本文的目的在于向大家介绍这样一个研究领域，望起到抛砖引玉的 作用，令不同的学者对这一主题作更广泛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