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西方经济学家-我们可以参考或借鉴什么?_宏观经济论文

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目标的西方经济学家-我们可以参考或借鉴什么?_宏观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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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达工业国家中,一般说来,主要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就是要达到:高度的和稳定的就业水平、稳定的一般物价水平、发展的真实收入水平,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及一定的分配目标。本文先概括介绍西方经济学者论证宏观经济政策的以上目标(注:H·R·文、J·L·松普桑:《宏观经济政策导论》,1993年英文版,第九章169-188页。),最后对于我们从中可以参照或借鉴什么提出个人的一些意见。

一、充分就业目标

二战后,英国政府的主要政策目标一直是“维持高度的和稳定的就业水平”。然而,正如许多西方经济学者所指出的,在动态经济中,失业将始终一直存在,因为:(1)各个人在部门、产业内从事的各种工作会发生变动,在这期间,他们将面临失业,需要为新的就业而寻找工作;(2)由于供求基础的变动,某些部门或产业将会衰落下去。因此,要确切地说明同理论上的充分就业概念相一致的精确的失业水平,是很困难的。

(一)失业的性质和测量

失业可以按照流入(增加失业者)和流出(减少失业者)“失业劳动池”的情况来加以分析。

主要有五个原因使得任何个人可以加入“失业劳动池”。(1)有些人可以是新加入者,他们作为劳动力寻找工作(如离开学校),或者有些人又回到劳动力队伍内(如妇女已建立家庭,有了子女)。(2)有人可以放弃他们目前的工作,而去寻找新的就业。如果保持相对短期失业,则是涉及寻业者或磨擦性失业。(3)由于企业的产品需求暂时下降或生产的必要材料供给暂时中断,工人便可能在一段时期内被解雇。因需求变动而产生失业的特有例子就是季节性失业。(4)由于企业产品的供求条件持久性变动,人们的工作就可能改变得过多。有时候便认为是结构性失业。(5)有人被开除或解雇,从而成为失业者。

从“失业劳动池”内,有三种主要流出:(1)失业者可以寻找到暂时的或持久的工作。(2)暂时被解雇者可以被召回来参加工作。(3)失业者可以退出劳动,或者是暂时的,或者是永久的(例如,由于退休)。

在时间上失业是否增加或减少,这取决于从“失业劳动池”内流出抵消流入所达到程度。只有当流入与流出完全一致时(即流入和流出对等时),失业水平才将不变。

失业也可以依照失业类型来加以分析。传统意义上,有三种主要类型或范畴的失业:磨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需求不足的失业(即凯恩斯主义的失业)。由于离开了某种工作,某人需要时间来寻找或发现新的工作,这就存在着磨擦性失业。由于经济中发生结构变动,于是产生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的程度和长度最后将取决于劳动的职业和地区的流动性。凯恩斯主义的失业(也涉及周期性失业)起因于总需求不足的状态。事实上,要区别各类型失业,有时也相当困难。

对失业分析的另一种方法是根据自然失业率概念。这是货币主义者所强调的分析方法。自然失业率,有时也叫做NAIRU,即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它与劳动市场均衡状况相联系,即是在市场结清实际工资率并能识别出磨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概念。自然失业率的保持主要是劳动市场上的结构特征的函数,包括这样一些因素,如市场不完全性、调节速度、搜寻工作空位和劳动可得性的信息成本,劳动流动性成本,等等。因此,为了降低自然失业率,政府需要实行微观经济(而非宏观经济的)政策,这种政策要设计改善和改革劳动市场的运转。

如何测量失业,这是较为复杂和困难的。例如,英国的失业测量是以向失业津贴局要求津贴的失业人口数为准则。另方面,英国统计则倾向于低估失业的真实程度,因其统计中排除了要求想要工作、但也许未登记为失业者的那些失业人员(他们不在失业津贴的名册上)。这种范畴的例子包括离开学校的人和有了子女后,愿意回到工作的妇女。当寻找工作机会贫乏时(如经济衰退期间),这类所谓“隐蔽性失业”的范围就可能增加。另方面,英国统计还包括并不积极寻找工作的那些失业工人(例如,接近于退休的工人),而且还包括各产业的失业工人,这些产业受着就业水平的周期波动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只要闲暇时间未超过该产业的惯例水平,那他在“经济上”(与社会上相反)就不是失业者。此外,登记的失业数字也包括作为失业者的各个人,而他们却从事地下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的产出量约占英国GNP的15%左右),因此,实际上,他们处于隐性就业状态。

(二)失业的代价

在讨论失业代价时,用流量项分析失业的简单方法需要通过三方面考虑来加以补充:(1)一个人仍在失业的时间长度;(2)各特殊群体之间的失业数字分类,在劳动力范围内,是可识别的(即按照年龄、性别、资格等来分类);(3)失业率的地区变化。这些因素可以是而且常常是相互关联的。例如,失业的持续期间可与特殊地区可利用的工作类型有关,如年龄、资格和有关人们的种族(例如,在英国利物浦,无技术的青年人、有肤色的工人中存在高失业)。重要的是,经济中的总失业率可能隐藏着在劳动力中的特殊地区和群体之间的显著变化。

失业的代价包括个人和整个社会所承受的。失业人员将遭受收入损失(其程度取决于能得到的和要求的津贴数额),而且可能也遭受社会痛苦,例如,不安全、家庭紧张等。两种代价都可能并确实取决于失业者的失业时间长度。虽然像社会痛苦这一代价要定量化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很可能对有关个人是非常重要的,而不应被忽视。

然而,西方现行失业统计却未能精确地表明各个人所承受的代价。第一,家庭人员数目未能显示出失业者给其他家庭人员造成的连带损失。第二,有些代价由仍在就业的那些人来承受,他们经历着工作小时的减少。到了经济中总产出量低于其潜在水平的程度,如果“充分就业”流动,整个社会也受损失,遭受的代价是在真实的产出方面。例如,已被估计,对美国经济说来,短期内,失业率每增加1%的代价将使真实产出水平降低3%。除了经济代价之外,还存在高失业的社会代价,即导致国内社会政治紧张状态。

二、价格稳定目标

通货膨胀被定义为物价持续地上涨的过程,即总物价或一般物价水平上涨。虽然当通货膨胀随时间在进行,物价将平均地上涨,但它们并非将按同速度变动。当各种产品和服务的供求状况变动时,相对价格变动就将发生。

相对稳定的物价水平的维持是西方政府寻求的主要政策目标之一。然而,实际上,什么形成可接受的或可忍受的通货膨胀率,这是用任何精确方式难以确定的。这将受到变化中经济、政治和历史情况的影响。

关于通货膨胀的代价关键取决于通货膨胀是否完全地或不完全地预期到。例如,每年货币工资按10%增长和物价按6%增长,实际工资就会按4%增长;假如这些都是均衡增长率,而且这些速度均无变动,那么工人和雇主会很少关心通货膨胀。同样地,如果金融资产(如公债,银行存款)的所有者接受6%以上报酬(假如,他们接受8%,则留下有2%真实报酬),他们便认为是适当的,因而并不关心通货膨胀。与这种情况相对应,即如果不料通货膨胀率突然从6%上升到10%,工人们的实际工资便为零增长,而金融证券持有者则会认为他们的资产实际报酬损失2%。换言之,这将会产生分配上的代价。就形式上而论,在完全预期到通货膨胀率的经济中,预期的通货膨胀率能正确地在经济交易中予以考虑到,因此,可避免财富和收入分配的任意变动。

然而,在现实世界里,通货膨胀不是完全能预期到的。有因通货膨胀而得益者,也有因通货膨胀而受损者。因而对通货膨胀予以关心的是税收支付者与政府;借用者与出借者,强大工会的工人与弱势工会的工人。

当通货膨胀不完全预期到时,固然会发生影响生产和分配的通货膨胀代价,但甚至当通货膨胀完全预期到时,也会发生某些通货膨胀代价。经济单位保持有一定数量的货币(即纸币与硬币),由于通货膨胀使持有的货币真实价值降低,因而产生现金余额的负数报酬率。显然,经济单位将势必节约它们的现金余额的持有。除非通货膨胀开始使支付制度崩溃(如恶性通货膨胀期间),在一般情况下所包含的代价(如更经常跑银行把较少支票兑现)不可能是很大的。最后,通货膨胀的代价也包括时间浪费和改变商店的物品价格、变动停放车辆计量表与售卖机等所使用实际资源,即所谓菜单成本。一般说来,温和通货膨胀率时,这些代价是较小的,但是,当出现高通货膨胀情况时,这些代价就变得可观了。

虽然传统上都集中于再分配效应,但是现在西方更多论著都涉及未预料到的通货膨胀的代价,强调通货膨胀对产出量和就业所引起的潜在反效应。

关于为何较高通货膨胀可以引起较高的失业率的论辩,西方经济文献中有四种主要观点:第一,价格体系作为协调机制可能功效较少。第二,增加的不确定性可能引起消费和投资的下降,例如,当在未来收入流量和利率支付这两者的不确定性增加使得企业的投资刺激减弱时,长期投资决定就可能受到相反的不利影响。第三,较高通货膨胀导致较高失业,其原因可能由于政策反应,即采用了价格和收入政策,而这种政策却将降低价格机制的功效。第四,如果国内通货膨胀大于国外通货膨胀,那么,当其他条件不变,国际价格竞争的失败会引起由国外进口需求的增加和向国外出口需求的减少。结果,国内产出量将下降和失业也上升。关键的问题是:(1)一国所经历的通货膨胀率是以国外所经历的通货膨胀率为基准,而非只限于单独国内通货膨胀率。(2)如果汇率完全调节以抵消国内外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差别,那么,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联系就被破除了。但经验证据暗示:汇率完全调节是不可能的。

三、经济增长目标

(一)经济增长的性质和测量

西方发达工业国政府还试图实现迅速和持久的实际GNP的经济增长。这种产出量和服务的数量增长可能来自两个主要源泉:(1)现存资源利用的增长(即现存生产能力利用的增长);(2)实际生产潜力的增长(即生产物品的一国生产能力的增加)。严格地说来,经济增长涉及后一个源泉。在遭受严重失业的经济中,生产的增加可通过降低失业和利用多余生产能力(即上面第一个来源)。另方面,通过发明和采用新机器可以增加生产,这样就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增加经济的生产能力(即上面第二个来源)。虽然实际GNP增长的这两个来源在讨论一国的经济增长时,应当加以区分,可是它们却很难实践。

政府期望由经济增长来达到政治目的,如国际声望、军事力量,也期望提高一国居民的生活水平。然而,在可能使用真实GNP作为生活水平的测量之前,必须注意两种重要考虑:(1)人均的真实收入。如果用真实项计算的GNP增长4%,但同时人口增长1%,那么人均的经济增长率则只为3%。(2)是否GNP的增长改进了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这部分地取决于其构成。例如,生活水平不可能增加到同等程度,如果增加军事花费而非增加消费支出(私人消费或公共消费,如医院或教育供应),这也说明GNP上升了。尽管对于国家安全,防卫支出是必要的。而且,GNP的国际比较是充满困难的,因为准备说明的方法各不相同。所以,当进行人均实际GNP的国际比较时,最重要的需保证:同样定义和方法已用于计算GNP,而GNP的构成的任务差异要加以考虑。最后,应记住,人均实际GNP的增长并不表示这样的增长在经济的各个成分中(例如,在富人与穷人之间)是如何被分配的。

(二)经济增长的代价

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是投资,投资增加一国资本存量的数量和质量,提高其生产潜力。如果经济资源被充分使用,附加的投资将需要牺牲现在消费(生活水平)以实现更快增长和未来的另外特别消费。含有的机会成本取决于社会的时间偏好率程度,即为了将来特大的、格外的消费,社会准备牺牲现在一定的消费数量。除这种机会成本外,在实现经济增长中还可能付出某些社会的、环境的代价,而这些并未适当反映在GNP数字上。这些代价可以包括污染增加、交通拥挤、喧闹噪音、城市杂乱和其他外部不经济。虽然要度量这些代价非常困难,但这些“极坏”的产出量却很可能对福利起着负面影响。

经济增长的更大经济代价包含自然资源的耗尽问题。当前能量资源的争论就是一例。一派经济学家争辩说,价格机制将克服能源耗尽问题。例如,正日益出现的石油短缺将导致价格上涨,而转过来又导致石油节约和选择替代的能源发展。与此对应地,另一派经济学家则争辩说,重大能源危机正隐隐呈现在未来中。

四、国际收支平衡目标

这是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因为达到满意的国际收支平衡状态的失败可能成为约束一国实现其他主要政策目标的能力。而国际收支失衡是要付出代价的。

在固定汇率下,一国可能至少在短期内经历国际收支失衡(赤字或盈余)。如果一国实现国际收支盈余,则可能将它加到该国外汇储备上,或者偿还官方政府债务。然而,在实现持续的国际收支盈余中,就存在所含有的机会成本,因为一国以先行消费或投资作为获得外汇储备的交换。一国经历国际收支赤字,这就必然削减其储备,或者由于向外国借款来承受债务,偿付赤字。一国外汇储备的水平(及其达到程度)规定有一个时间限度,即一国能经历感受国际收支的时间。

然而,国际收支目标的性质比之仅是一般国际收支平衡是更为精确的。长期来说,对于发达国家有必要实现经常项目平衡。这样,发达国家不必通过持续借款(经由资本项目)来为持续经常项目逆差赤字筹资。如若不然,持续的经常项目逆差的政策不是可行的或合意的,其理由有三:(1)持续地借款需要以提高利率来从国外吸引必要资金,因此会增加利息支付总水平。(2)高利率将防碍、延迟投资,进而妨碍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必须用来偿还债务)。(3)贷出款额的国家不可能如此慷慨,以至继续增加他们的贷款,而不要求对借款国家所实行的经济政策实行控制。

浮动汇率的采用会改进国际收支,但是它并不能使经济完全隔离外部世界,因此,仍将会引起货币贬值、升值战。

五、分配目标

每个政府都关心收入与财富这两者在社会成员个人与地区间的分配。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一直关心收入和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富裕者和贫穷者之间的分配,其总目标是保证更公平分配,以达到更公正和更人道的社会。保守主义政府一般地更关心奖赏酬报社会上那些承担风险和显示首创精神的人员,而同时又不忽视减轻贫穷的目标。大多的政府政策都具有必须考虑的分配效应。

最近期间,世界各地区不平衡问题日益出现在最前沿,因而人们广泛认识到,在地区内众多产业结构变动时,由于劳动者的不完全流动,而导致失业。于是,各国政府正试图通过政策偏向而使其恢复平衡。

六、目标之间的潜在冲突

西方经济学者明确指出,要同时实现以上所有目标会造成困难。

例如,一种政策决定可以作出维持固定汇率,并试图通过国内通货紧缩而使进口减少来矫正国际收支逆差(赤字)。在这种情况下,对坚持固定汇率的国家来说,在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之间就存在潜在冲突。又如,潜在冲突存在于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之间。如众所知,低于自然失业率的失业水平只能以加速通货膨胀为代价,这才易于维持下去。所以,充分就业的指定目标若低于自然失业率,那么在物价稳定与充分就业这两个目标之间就存在潜在碰撞,不甚调和。事实上,这个问题还更为严重,因为菲利浦斯曲线分析断定,可能降低通货膨胀的唯一方法是允许失业暂时上升到自然失业率之上。

目标之间潜在冲突存在许多例子,这是政策制定者进行配置各种目标优先权工作时的选择。在各种冲突之间要建立优先权或重点,这大多是政客、政治家的职能,而这必然涉及他们个人的价值判断偏好。大多数的不一致性可能产生在特别选择的想望上。不同政党可以列举出同样的基本目标,但却附加有个人目标的不同优先选择。如特定政府当局的主要目标也许是降低通货膨胀率到x%,而保持失业水平到y%以下,以此为条件来服从满意的国际收支形势(不管怎样定义)。所以,提供政策评价的单一标准难度很大。经济学家的作用就是对于旨在达到最终目标的经济政策的可行性和合意性提出建议或忠告。尽管政策制定的最终责任在于政治家、政客们,但达到任何目标也存在着产生失败代价和目标利益的不同结果。

七、我们从中可以参照或借鉴什么

(一)西方经济学者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的五个主要目标,现今在理论界、舆论界和政治界几乎已成共识,各国都不同程度地采用实行。结合我国国情,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据此,我们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中除借鉴西方经济学者提出的宏观经济政策五个目标分别予以实现之外,我们还必须注意把“效率与公平”作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另一重要目标,适时、切实地予以运用,并真正落实。

(二)据西方经济学者的论断,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因而不可能同时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所有主要目标,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为要实现实施宏观经济政策所要选择的主要目标,必须针对具体情况和具体问题作出可行性决策,切忌不分轻重缓急而一把抓。90年代初,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过高的通货膨胀,到1994年,通货膨胀率竟达到21.7%,党中央、国务院及时加强宏观调控,实施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从而使国民经济顺利实现“软着陆”。1996年,通货膨胀率降到6.1%,经济增长率达到9.7%。这样的“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确实来之不易。当其时,理论界、舆论界纷纷宣扬“只有恶性通货膨胀才可怕”;“通货膨胀是平等负担,人人一律有份”;“有通货膨胀治理通货膨胀”;“宏观调控的优先目标现时应降低失业”等等。幸好终未被误导!1997年以来,面对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等问题,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地及时地转向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从而有效遏制了通货紧缩趋势的发展,促进了经济回升。由是可见,审时度势,正确掌握宏观经济政策诸种目标中优先选择目标,以有利于经济的良性运行,确实至关重要。

(三)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西方经济学者和西方发达工业国家都是极为强调和重视的。什么是充分就业?对此有不同解说,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只要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就算是实现“充分就业”了(这时只有“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货币主义者认为,只要存在“自然失业率”或“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就算达到“充分就业”了。美国经济学家A·P·勒纳提出“高充分就业”与“低充分就业”之间的区别问题。前者意指:劳动力的100%仅减去由于职业变更而引起的摩擦性失业;后者的含义基本上就是“非加速通货膨胀的失业率”。勒纳把“低充分就业”作为就业政策的优先目标,而未把“高充分就业”作为就业政策的优先目标。可见,勒纳是赞同货币主义关于“充分就业”含义的观点的,但现在大多数自认为是凯恩斯主义者则比勒纳更有雄心,他们要奋力争取高充分就业目标。(注:参见《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大辞典》,第二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141页。)须知,货币主义首领米尔顿·弗里德曼已指出:“自然失业率水平”不是一个常量,它是劳动市场上的结构特征的函数,因此,它是与通货膨胀率无关的。60、7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和政客们认为,失业率处于4%即为充分就业;80-90年代初,他们又把自然失业率定在5.5-6.5%。可见,即使以“自然失业率”为准则而确认的“低充分就业”,也是随意性较多,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猜测的。

正如前面所介绍的,西方经济学者们也承认,要准确测量失业,那是极为复杂和困难的。现在,我国面临的就业形势相当严峻,且莫说存在1.3-1.5亿农村剩余人口需要转移,仅以城镇新增就业压力而论,有专家估计:1998年为1934万人(下岗未就业450万人+登记失业560万人+企业新下岗300万人+城镇净增加新劳动力322万人+中央政府机关2万人分流+农转非300万人=1934万人);1999年城镇新增就业压力为2394万人(下岗未就业600万人+登记失业620万人+企业新下岗300万人+城镇净增加新劳动力274万人+机构改革预计分流300万人+农转非300万人=2394万人)。当然,我国登记失业者中有60%的人员是处于一种隐性就业状态,但也还有失业者没有去登记,大约相当于登记失业者的40%,因此,仅就我国登记失业者而言,真实失业数字约高估了20%。此外,有些地方为了更多地得到中央财政的一些补贴,竟高报、高估该地区下岗职工人数。(注:见杨宜勇:《当前就业的发展态势及其理性判断》,中国财经出版社,《经济活页文选》1999年第5期。)可见,我们确应认真贯彻实行“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的方针”,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一定要注重增加就业机会,推广灵活的就业方式。

1984年7月,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皇家经济学会会长G·D·N·沃斯威克在他的会长发言中作了关于“人人都有工作?”的演讲。他最后讲道:“是否可以制定一个规划,使之既有利于国民经济,又有利于全体工人,而且也符合已经就业的那些工会成员……的利益?这是新一代经济学家所要进行的工作。直到一个最终的解答找到之前,我的题目后面的问号必须保留”。(注:《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二卷第142页。)所以,解决我国的失业问题,我们也需要打持久战。

(四)稳定一般物价水平,即克服通货膨胀,在西方经济学者看来,始终是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他们揭示的通货膨胀的代价,对于我们同样有着借鉴意义。

90年代初,在世界银行举行的一次“发展经济学研讨报告年会”上就总结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广泛可适用的三条最重要的经验教训:(1)当出现景气时期,需要避免“欣快症”(指心理上的一种不正常感觉),并使公共投资规划方案服从于适当的成本—收益分析。(2)能很好运用政策的政府会创造出低通货膨胀和高经济增长;而高通货膨胀的出现则是政府已失去良好管理能力的征兆。(3)为保证低通货膨胀,一个国家必须专心致志于非膨胀性的货币政策,也许还要加上非膨胀性的财政政策;除此之外,还应调整名义汇率以适应避免非稳定的实际汇率。灵活汇率政策应与非膨胀性的货币政策所承担的义务相结合。所以,我国既然也是发展中国家,就应吸取世界各个发展中国家所总结出的以上经验教训,我们必须谨记:高通货膨胀,一旦持续若干年,要想使之降低而又不付出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沉重代价是难以办到的。

事实证明,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三次物价上涨高峰。1985年,通胀率达到8.8%;1988年通胀率达到18.5%;1994年通货膨胀率达到21.7%。先后三次物价高涨,不能不扭曲价格机制作用并影响公众对通胀的预期和经济的稳定发展,从而不断发生经济波动。因此,在我国要使宏观经济政策更好地实施,我们就必须重视稳定一般物价水平这一政策目标的实现。

(五)西方经济学者所论证的经济增长的性质和测量以及经济增长的代价等问题,确实值得我们参照和借鉴。我们早就提出要坚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所以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应将其作为首要实现的任务。然而,我们绝不可以将“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这两个范畴混为一谈,因为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前者意味着贫困、失业、收入不均三大问题的改善。它涉及:一国生产中投入产出的构成与分布、技术进步、组织管理、工农业部门结构、外贸结构与格局、人口与就业结构等结构性的变化;经济与政治体制、分配制度和分配状况的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和基本需要(营养、卫生、住宿、识字率、就业、福利等)的满足程度;生产性就业的普及和贫困的消除;人民群众参与经济和政治发展的程度以及是否在发展中普遍得益。而后者则意指:经济生产能力和实际国民收入的增加。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经济增长。当然,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是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前者是后者的延伸,有发展必定有增长,但有增长却不一定有发展。(注:见胡代光、高鸿业主编:《现代西方经济学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62、426-427页。)可见,要使经济发展,我们不能单一地、片面地追求GNP或GDP的数量扩张,或增长。

须知,目前西方经济学界正反省GDP这项指标的计算问题。他们认为,“GDP将好的、坏的产出都一视同仁算在经济指标中”,于是,环境污染越严重,投入治理环境的花费就越高,同时因污染而使人体产生的疾病、医疗费用也增加。还有社会犯罪越恶化,防盗设施和治安机构的经费就越多。更不用说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色情行业猖獗和黑社会活动盛行,它们的“交易量”也甚可观。由于这些项目均计入GDP中,所以GDP就越发增大了!尽管GDP这个数字指标表示增长了,可是它并不足以成为代表国家进步的最重要指标。(注:参见《参考消息》1999年5月14日第4版,《从新角度看GDP》一文。)

参照前面西方经济学者指出的经济增长的代价,更值得我们反思,并深切感到,要真正坚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那就必须将经济增长这一目标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自然资源节约利用、人才大力培育和充分发挥其作用、科技不断进步和创新、社会公德发扬、文化教养加强、民主政治发展、法律法规严格执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尤其是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大发展等密切结合在一起全面地坚持贯彻下去,否则,我们的宏观经济“调控”就将可能是徒劳无益。

(六)西方经济学者提出的国际收支平衡应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的论断,以及指出的长期内之所以有必要实现经常项目平衡的三条理由,同样可供我们参照、借鉴。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我们应立足于国内和国外的两个市场、两类资源、两种资金的利用,不能片面和过分,否则,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将是难以坚持下去的。

我国从1994年以来就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由于1997年下半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1998年我国出口仅增长0.4%,1999年上半年出口竟成为负增长,当其时,要求人民币汇率贬值的呼声甚高,但我国政府却从亚洲全局形势出发,权衡长远的利弊得失,坚持人民币不贬值。这样,尽管我国经济短期受到一定损失,但事实证明,这确是明智之举。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尚不完善和金融市场监管体系不够健全,目前我们只能实行经常项目完全开放,而资本项目不完全开放,或长期资本开放,短期资本不开放。这是我们谨慎从事金融开放,提高警惕性,防范金融风险所必须的对策措施。当然,我们现在正加快建立现代金融制度、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增强抗风险能力,把握好金融开放的力度,完善好金融监管的法规,有计划、有步骤地最终实现资本项目的完全开放。

(七)西方经济学者提出需要注意分配目标在宏观经济政策中的实现问题的见解,尤其值得我们深思和探究。20多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在迅速扩大,且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扩大速度。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从1978年的0.16上升到1986年的0.19,1990年的0.23,1994年的0.37(我国有人测算1994年已高达0.434)。农村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1982年为0.22,1988年上升到0.34,1994年已达到0.41。这就说明,我国城镇或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正日益扩大。(注:参见黄泰岩:《个人收入差距变动的中国假说及其验证》,2000年9月“全国高校第十四次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研讨会”论文。)按国际一般标准,基尼系数达到0.4以上,是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扩大的标志。显然,我国居民收入分配不公平程度已接近“警戒线”!可见,我们在分配结构方面一定要认认真真、切切实实地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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