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道德建设与发展先进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先进文化论文,思想道德建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江泽民同志的这一思想是非常深刻的，第一，他把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规定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第二，强调了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地位，即它是发展先进文化的“中心环节”。如果把江泽民同志的论述概括为一点，那就是强调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发展先进文化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
所谓发展先进文化，如江泽民同志所说，“在当代中国，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P158)这就不但规定了先进文化的性质，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而且也界定了先进文化的形态，即指的精神文化（精神文明）。那么，在这种精神文化建设中，为什么说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是其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呢？为了弄清这一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弄清社会主义思想道德的内涵。
通常情况下，人们习惯于把思想和道德合起来称为思想道德，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与道德相联系的“思想”，并不是指的某些具体科学领域和某些具体方面的思想（如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法律思想、文艺创作思想等），而主要是指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而所谓道德，就是指建立在一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基础上的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所以，当我们把思想和道德合起来称为思想道德时，二者是有着紧密联系的；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二者是内在统一的。
社会主义的思想道德，从思想方面来说，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道德方面来说，就是指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三观”基础上的调整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道德要求等道德体系。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看待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因而也包括对社会的思想、信念等，即坚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马克思主义的人生观就是强调在人生目的、人生态度方面要“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2]，也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就是强调个人要对他人、集体、社会有意义、有作用（即有价值），具体说，就是个人要通过劳动向他人、集体、社会贡献物质或精神财富，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从而表现和确证自己的价值。从价值主体和价值客体的关系方面说，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集体、社会是互为主客体的。个人通过劳动创造了价值，做出了贡献，从而成为价值客体，对他人、集体、社会具有价值。同时他人、集体、社会也作为价值客体，满足个人生存、享受、发展的需要。因此，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集体、社会之间的主客体关系是一种辩证统一关系。但需要强调的是，他人、集体、社会能够作为客体，满足个人的需要，是建立在个人首先做出贡献的基础上的。所以，在贡献和满足的关系中，决定的方面是贡献。因为如果过分强调个人的满足而不讲贡献，就会导致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所以，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的侧重点是鼓励人们首先为他人、集体、社会多做贡献，这样才能实现个人的意义和价值。而社会主义道德，就是指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为着力点的道德体系。在这一道德体系中，“原则”和“要求”要以“核心”为前提；而“核心”则体现和贯穿在“原则”和“要求”中。这就是说，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集中体现，而集体主义是为人民服务在处理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时所应遵循的道德准绳。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必须把这三种利益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发生矛盾，则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提倡对社会负责、对人民负责，反对小团体主义、本位主义和损公肥私、损人利己，树立把国家和人民利益放在首位而又充分尊重个人合法利益的社会主义义利观。而“五爱”则是对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基本要求，其中爱祖国、爱人民、爱社会主义是紧密联系、内在统一的，这些不但体现了一个人的道德觉悟，也体现了一个人的政治觉悟。“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凝聚人民的重要思想基础和不断追求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爱国主义具有着鲜明的时代特点，它总是随着时代的前进和历史的进步而不断丰富内容，向人民提出新的要求。我们今天讲爱国主义，就是要热爱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3]而“人民”则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体，因而要践履为人民服务的核心道德就必然要求爱人民。爱科学、爱劳动二者是相互联系、内在统一的，这也是对一个社会主义公民的基本要求。因为如果一个公民做不到这两点，那么他所谓的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就是空的，因为他不可能为人民、为集体贡献出物质或精神财富。所以，“五爱”可以说是每个公民都应当承担的法律义务和道德责任，因而必须把这些基本要求与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方面的具体行为准则（注：关于公民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方面的具体行为准则，见《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第15、16、17条。）融为一体，贯穿于公民道德建设的全过程。
上述可见，由于社会主义道德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基础之上的，所以社会主义道德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完全一致的，是内在统一的。我们只是为了深入地认识这些社会现象，才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论域、采用不同的范畴对二者进行了一定的区分。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进步性，也就决定了社会主义道德是人类历史上最科学、最进步的道德。不言而喻，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社会主义道德的上述内涵、性质和特点，就决定了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发展先进文化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中必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在发展先进文化中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才能保证先进文化的性质和方向。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的自身质的规定性，即具有一定的性质；事物的性质决定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对于文化来说也是如此，即任何文化也都具有一定的自身质的规定性；同时，对于任何文化来说还有一个发展方向的问题。在当今世界，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就是因为还存在着具有其他性质和发展方向的文化。具体说来，从世界范围看，还存在着不同于社会主义文化性质和发展方向的资本主义文化；而从国内来看，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落后的甚至反动的封建文化残余及其变种。因此，我们必须强调我们所要建设和发展的文化是有着自身质的规定性的，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同时，同这一性质相联系，这一文化又有着自己一定的发展方向。实际上，文化的性质与其发展方向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文化的一定性质使它与其他文化区别开来；但如果不把握好它的发展方向，即方向不正确，它就可能演变成其他性质的文化。而一旦文化的性质改变了，那也就再也谈不上其发展方向的问题了，因为它已经丧失了自身。可见，文化的性质和方向的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因此，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来说，最根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就是要始终保持它的社会主义性质，始终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关于这一点，江泽民同志曾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文化建设一定要把握时代精神，坚持正确方向。”[1](P94)为此，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因为如前所述，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涉及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来教育人、培养人的问题，涉及的是要人们树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想信念和未来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问题，涉及的是提倡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人民服务的问题，涉及的是坚持集体主义的原则和践履“五爱”要求的问题。这些，都决定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性质和方向，或者说，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的性质和方向就是由这些内容决定的。就是说，由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集中体现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和方向”[4]，也即体现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性质和方向，所以我们必须把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作为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这样才能保证先进文化的性质和方向。这应该说是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对于发展先进文化的最重要的意义。
（二）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才能抵制腐朽文化的侵蚀。所谓腐朽文化，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某些腐朽思想文化。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在上升时期，在与劳动人民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神权的斗争中，曾形成了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人道等观念以及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哲学思想，使人类精神获得了一次大解放。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剥削阶级属性，由于它无法克服市场经济的某些消极影响，所以在它后来的历史发展中，把民主和自由、平等、博爱、人权、人道等变成了虚伪的口号；而在思想道德方面，则由对“神”的崇拜变成了对“物”（金钱）的崇拜，形成了拜金主义，同时，奉行享乐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是伴随着商品经济（其现代的发达的形态是市场经济）而产生的，是商品经济消极方面的表征。马克思说：“自从有可能把商品当作交换价值来保持，或把交换价值当作商品来保持以来，求金欲就产生了。”[5](P151)商品经济极其强烈地刺激人们的求金欲，从而诱发出拜金主义。在封建社会，普遍表现为对“神”（在西方）或对“人”（在中国；这里的人指少数封建统治者）的依赖或崇拜，因而使人普遍变成依附型人格，失去独立性。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在拜金主义的侵蚀下，人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失去独立性。因为“金钱是财产的最一般形式，它与个人的独特性很少有共同点，它甚至还直接与个人的独特性相对立”[6]。比如说，“我是一个邪恶的、不诚实的、没有良心的、没有头脑的人，可是货币是受尊敬的，所以它的持有者也受尊敬”[7](P153)。这样，人们就会用金钱来衡量人、代替人、压抑人，从而使人仍旧不成其为“人”。就是说，“人已经不再是人的奴隶，而变成了物的奴隶”[8](P664)。可见，拜金主义使“人”被金钱所淹没，从而使人性失落，人格扭曲，仍然成为片面的人，因而是极端有害的。享乐主义是对人的理性和社会性的一种否定，是对人的自然性、本能、欲望、感官追求的非理性的放纵，是对他人、社会、人类甚至自我的遗失。人们一旦奉行享乐主义，就会追求腐朽的东西，就会失去进取心、事业心，就会忘记义务、责任，失去理想、抱负、伟大和崇高。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享乐主义是一种向动物的复归，是一种反文化现象。所以，“现在，就是在西方国家，有些政治家和有识之士对享乐主义泛滥、思想堕落、精神颓废之类的‘西方社会病’也深感忧虑。”[9]极端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核心。它坚持一切为了个人的人生目的和人生态度。它把个人与他人、集体、社会对立起来，片面强调个人利益；当个人利益与他人、集体、社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为了个人利益，可以牺牲他人、集体和社会的利益。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然后才考虑他人、集体或社会。不言而喻，这种极端个人主义正是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资本主义社会“利益实质上是主观的、利己的、私人的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利益仍然保持着彻头彻尾的主观性和纯粹的利己性的时候，把利益提升为人类的纽带，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彼此隔绝，使人类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8](P663)。如果每个人都从主观的、利己的、私人的利益出发去行动，那么就必然会失去任何共同的理想、信念、思想、观念等等，从而使社会不能向着文明、进步和真正人道的方向发展。所以，在极端个人主义支配下，资本主义社会大量的财富聚积在少数人手里，形成两极分化，“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摆脱百万富翁的超级利润，不能摆脱剥削和掠夺，不能摆脱经济危机，不能形成共同的理想和道德，不能避免各种极端严重的犯罪、堕落、绝望。”[10]就是说，极端个人主义盛行是资本主义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穷途末路的重要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
上述可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是资产阶级朽腐文化的集中表现，是现代人类社会暴力、犯罪、颓废、堕落、绝望以及其他一些丑恶社会现象（如黄、赌、毒等）的最重要的根源。而由于对外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弱点与消极影响，这些腐朽思想文化也会传入我国或被诱发起来。“我们实行对外开放，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增加见识、活跃思想，但国外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也会乘机而入。”[1](P60)“市场经济活动存在的弱点及其带来的消极影响，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关系上来，容易诱发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1](P60)。而为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使人们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从而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这些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和影响。江泽民同志在要求领导干部要做到“三讲”时，就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他说：“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1](P100)毫无疑义，江泽民同志的这一思想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即是说，不但领导干部为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要树立正确的即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任何人也都是如此。可见，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才能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这些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侵蚀和影响，（注：关于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对于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影响的重要意义，请参阅穆文荣《邓小平关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思想的伟大意义》一文，载《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5期。）从而顺利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三）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才能克服落后文化的影响。从文化学上讲，文化具有两个最根本的特性，即民族性和时代性。民族性是指世界各民族文化千差万别，具有多样性。“各国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1](P184)时代性是指人类文化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因而有先进和落后之分，这在世界文化范围内是如此；在各民族文化内部也是如此。当前我国社会存在的落后文化，主要是指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残余精神文化，这类文化，带有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甚至反动（经过某种变形演变成的反人类文化）等色彩，但从本质上看，这类文化是属于落后的文化存在。这类文化之所以在我国还继续存在，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第一，一般说来，人类的精神文化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就是说，人类的精神文化虽然根源于一定的经济关系、经济生活，但它并不会随着某种经济关系和经济生活的改变而立即消失。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有过一段至理名言：“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魔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11]这里的“传统”，就是指精神文化传统。列宁也曾采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12]这里的“死尸”，就是指旧的精神文化。第二，我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在现实社会还大量存在。这些文化典籍一方面其本身精华与糟粕并存；另一方面，后人对它们的理解（接受）由于接受主体自身的状况不同也会产生两种效应，即正效应（批判继承）和负效应（吸取糟粕，受其毒害）。第三，作为精神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思想道德文化，与其他方面的精神文化相比，则具有更大的惰性。特别是一些风俗、礼仪、习惯等等，如果说它们本身就属于思想道德范畴，（注：罗国杰、夏伟东就把风俗、礼仪等视为道德规范：“从原始人的道德规范到现代人的道德规范，如果仅仅从纯形式上来进行抽象，大体可以把这些数不清的具体规范，集中概括为图腾、禁忌、风俗、礼仪、准则、箴言、义务及责任种种。”见罗国杰主编《伦理学》，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183页。）那么它们的难以破除性就足以说明思想道德文化确实是难以破除的；而如果不把它们归入思想道德范畴，那么则可以说它们是某种旧的落后的思想道德文化的最后避难所。第四，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纳国家于伦理，合法律于道德，而以教化代政治（或政教合一）。自周孔以来二三千年，中国文化趋重在此”[13](P139)。根据这一特点，人们将中国传统文化概括为伦理政治型文化。而如前所述，由于伦理道德方面的文化是最难以破除的，所以就决定了彻底克服中国旧的带有某些封建主义残余性质的落后的思想道德文化成为难事。正如梁漱溟所说：“久据中国而不可去者，是伦理理念。”[13](P259)第五，作为旧的落后的精神文化尤其是思想道德文化之所以在我国还继续存在，除了精神文化自身的一些原因外，还有着经济方面的原因。就是说，一方面，如前所述，由于精神文化自身就有着相对的独立性，所以以某种经济关系或经济生活为基础的精神文化，即使其经济方面的基础已经破除，这种精神文化也不会立即消失；但另一方面，如果产生这种精神文化的经济基础本身没有彻底破除，那么根植于这种经济条件之上的精神文化当然就更不能彻底消失了。从中国的情况看，自近代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以来，长时期没有形成并经历完整的现代发达的商品经济，只是近二十年来才逐渐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这对彻底克服旧的落后的精神文化尤其是思想道德文化是极其不利的。因为市场经济有利于增强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使“追求个人正当利益、重视个人价值、讲求效率、开拓创新、平等竞争、崇尚科学、尊重知识和人才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14]。上述这些思想意识和观念如果被人们所接受或在人们头脑中形成，实际上就意味着现代人格的生成。可见，市场经济能够为彻底克服旧的落后的精神文化特别是思想道德文化提供经济方面的基础和条件。但我们长时期恰恰缺乏这方面的基础和条件，这是旧的落后的精神文化特别是思想道德文化未能彻底克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上述一些原因决定了我国社会还存在着旧的落后的封建主义残余的精神文化。这类文化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文革”期间，曾借助政治运动进行了顽强的表现，其在思想道德方面的表现主要是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忠君思想、宗法观念、血统论盛行（“三纲五常”的遗存），蔑视民主和法制（“以教化代政治”），扼杀个性、抹煞个人利益，张扬禁欲主义，等等。前几年，邪教“法轮功”泛滥成灾，这也说明我国封建主义残余精神文化还严重存在。“法轮功”的“教义”中虽然也点缀着一些现代科学的概念、名词、术语，但它的反动理论骨干则是经过改装的中国古代佛教、道教和气功文化。在世界观方面，它鼓吹精神物质一性论、灵魂不死（元神不灭）论、神创论、真善忍是宇宙特性论，主张人应该放弃现实社会理想，追求“圆满”即成“佛”；而在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方面，则纯粹是封建主义反动思想的复活，它咒骂人类低贱、脏脏，攻击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进步，鼓吹禁欲主义，强调应该放下名、利、情，等等。“法轮功”宣扬的上述一整套唯心主义和有神论的歪理邪说，表面上看来似乎很玄虚、神秘；但其本质则是封建主义文化的沉渣泛起。“文革”期间封建文化的复活和前几年“法轮功”的封建文化沉渣泛起，说明我们克服落后文化即迷信、愚昧、颓废、庸俗甚至反动（反人类）文化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彻底完成。而要想彻底克服落后的作为封建主义残余的精神文化，就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就是说，只有真正解决了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问题，才能彻底克服落后文化的影响。
（四）只有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才能实现发展先进文化的根本任务。“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1](P158-159)把培养“四有”公民规定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体现了对文化与“人”辩证统一关系的正确运用；也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知道，文化是人创造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文化就是“人化”；但同时，文化也模塑人。就是说，某一民族、某一性质的文化，对某种人格的生成即人的内在素质的生成，起着模铸、塑造的作用。这就是文化与“人”的辩证统一关系。而把培养“四有”公民规定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这就把培养“人”作为了发展文化的最终立脚点和最终归宿，这不但是对文化与“人”辩证统一关系的正确运用；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关于“人”的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在其早期就曾提出“完整的人”[7](P123)的概念，后来又强调共产主义社会在“人”的方面是“个人全面发展”[15]、“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5](P649)。但马克思并没有详细地规定“完整的人”或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应具有哪些具体的人格素质。而江泽民同志则把社会主义文化培养的“人”应具有的内在素质进行了具体规定，规定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完整的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的内涵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具体展开，是马克思上述思想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具体实现。“四有”中，有理想、有道德、有纪律三者是内在统一的，都属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范畴。具体说来，“理想”是指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未来实现共产主义（这是社会理想；而个人的一些具体理想则融入这种社会理想之中了）；“道德”则是指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具体要求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纪律”则为上述理想和道德所规定，是为实现上述理想和践履上述道德所自觉遵守的一些规章、制度，因而是与上述理想、道德内在统一的。而“四有”中的“文化”，显然是指精神文化，但其内涵则较宽泛，是指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总和。从人文文化的层面来说，这里的“文化”是指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因而它是与“四有”中的理想、道德、纪律等同的。而从科学文化的层面来说，则是指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科学知识。上述“四有”，概括起来就是指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提高这两方面的素质，实质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所以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P179)这就是说，提高人的素质也就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但在这两方面素质中，思想道德素质是起统领和主导作用的。因为第一，它决定科学文化素质的方向；第二，它又能够促进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即它能够为这一素质的提高提供精神动力。可见，要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注重提高人的上述两方面素质，尤其要注重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因为如果一个人在思想道德方面出问题，轻者会使其科学文化素质失去方向和动力；重者，则会造成其人格残缺，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会使其走向毁灭。“法轮功”信奉者中，有许多人是高级知识分子，拥有最前沿的科学文化知识（科学文化素质），但由于他们没有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即缺乏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道德素质，所以被“法轮功”所毒害。这一惨痛教训足以说明思想道德素质对一个人来说是何等重要。所以，要想实现发展先进文化的根本任务，培养“四有”公民，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注重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从而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说，不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就无法实现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根本任务，从而也就使发展先进文化失去了最终立脚点和最终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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