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校勘与文学作品解读——从“做官”与“做馆”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作品论文,古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8)02-011-08
我国古籍汗牛充栋，在长期流传中，“后人习读，以意刊改”、“意有所疑，辄就增损”的现象屡屡有之，以致不少古籍失去原来面貌，从而有校勘之必要，以“克复其旧”、“归其真正”[1]。
古籍内容十分广泛，举凡文、史、哲、经、农、医、理、工等学科无不有大量古代著作传世，它们都是先贤从事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经验总结，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借鉴作用。我们在解读各类古籍时，自然也必需考虑不同学科的特点，即使文、史两类最为接近的学科也有很大差异。文学是形象思维的产物，而史学则是逻辑思维的成果，文学容许虚构，而史学则不能有违史实。虽然文史可以互证，但艺术的真实不等于历史的真实。在二者互证时必须注意它们各自的特点，以免混淆而致误读。
刘红军《“做官”还是“做馆”——兼论迟衡山武书的结局》(见《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3期)(下称“刘文”)一文既缺少必要的校勘，又未曾将文、史二者分辨清楚，以致误读文学作品，因此，该文的结论仅可视为一家之言，而不能成为定论。
刘文根据1988年中国书店影印之光绪十四年(1888)鸿宝斋《增补齐省堂〈儒林外史〉》(下称齐补本)六十回本之第五十二回《徽州府烈妇殉夫，泰伯祠遗贤感旧》文中所叙及的“迟衡山、武正字都到远处做馆去了”来校正早于此本的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下称卧本)，卧本第四十八回(回目文字与齐本五十二回同)中的文字为“迟衡山、武正字到远处做官去了”。刘文认为卧本“做官”误，而齐补本“做馆”是，但缺少必要的校勘根据。
由于《儒林外史》并无作者吴敬梓的稿本传世，自然无法与之对校；同时，在其他文献载籍中又寻不到有关《儒林外史》原作的辑录，也无法进行他校。但《儒林外史》全文俱在，可以进行本校，提出本证，而刘文作者未能注意及此，仅凭自己的识见予以推断，未免偏颇。
卧本之后亦有多种刊本行世，重要者有咸丰三年(1853)至同治元年(1862)间的黄小田评本(下称黄本)；黄本长时间未曾刊刻，后虽与天目山樵(张文虎)评本合刊，但大量评语被删，仅保留三条，署名“萍叟”，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发现，由黄山书社于1986年出版李汉秋辑本。同治十三年(1874)几乎同时有《齐省堂增订〈儒林外史〉》本(下称齐本)及天目山樵评本(下称天本)出现。齐本也为五十六回本。至于光绪十四年上海鸿宝斋所出之《增补齐省堂〈儒林外史〉》则为六十回本，其中四回显非原著。总之，这几种评本在《儒林外史》面世之后，是影响最大的几种刊本，不仅有批评，也有一定校勘。至于申报馆本、商务本、亚东本，大体不出以上几种刊本体系，不过取其所长、舍其所短而已，取舍之间全由编校者择定。建国之后重要刊本有：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张慧剑校注本(下称张本)；七十年代有南京师院整理本(下称南师本)；八十年代有李汉秋的会校会评本(九十年代增补为彚校彚评本)，笔者的《新批儒林外史》本(2002年增补为《清凉布褐批评儒林外史》本，下文称陈本)；九十年代有李汉秋校、杜维沫注的《精校精注卧闲草堂儒林外史》本(合前二种称李三本)。
以上各本虽然均以卧本为祖本，但在“做官”与“做馆”进行本校时亦可参照。以卧本“做官”而言，仅齐补本改为“做馆”。但连刘文也承认齐补本“历来以代为修饰、擅改原文为论者所诟病”，李汉秋就曾指出数例，如“匣上”被改为“闸上”，“惣成”被改为“总成”等，“率以己意删改”，而“校改者识力不够而误改反致错误的也不少”[2]。总之，齐补本中不乏点金为铁之处，即如改“做官”为“做馆”也显系擅改。但刘文却认为“就‘做馆’这一个案而言，不当视作擅改原文，而是正确的校勘”。此说其实并无根据，不妨以卧本为底本试求本证如下。
先查“做馆”。
第二回：
王惠问周进：“去年在谁家作馆？”王惠接着又说：“足下莫不是就在我白老师手里曾考过一个案首的？说这几年在顾二哥家做馆，不差不差。”
(按：齐本、黄本、天本、张本、南师本、陈本均同；唯李汉秋1999年8月之彚校彚评本将第一个“作馆”改为“做馆”，但李氏1984年9月之会校会评本及1999年11月之精校卧本均未改动，仍依卧本为“作馆”)
第三十六回：
祁太公对虞育德说：“你还该去买两本考卷来读一读，将来出去应考，进个学，馆也好坐些。”
虞博士对娘子说：“我自从出来坐馆，每年大约有三十两银子……”
武书对虞博士说：“……因是后来穷之无奈，求个馆也没得做……”
(按：以上各本均同)
第四十一回：
沈琼枝回答杜娘子所问，说：“家父历年在外坐馆……”
(按：上述各本均同)
第四十四回：
萧柏泉对汤镇台介绍余特说：“……今年在一个盐务人家做馆，他不甚得意……”
(按：以上各本均同)
余特对萧柏泉说：“小弟因有一个故人在无为州做刺史，……他若帮衬我些须，强如坐一年馆。”
(按：上述各本均同，唯齐补本改“坐”为“做”——齐补本为第四十八回)
第四十六回：
杜少卿对余特介绍汤镇台时说：“便是请表兄做馆的了”；对汤镇台介绍余特时说：“这便是表兄余有达，老伯去岁曾要相约做馆的。”
(按：上述各本均同)
第四十八回：
“话说余大先生在虞府坐馆……”
(按：上述各本均同)
以上各例或为“作馆”、或为“做馆”、或为“坐馆”，都是教书之意，未曾错为“做官”即出仕之意。至于第二十七回倪廷珠对乃弟廷玺所说：“我自从二十多岁时候就学会了这个幕道，在各衙门里做馆”中的“做馆”则为做幕僚之意，不会与意为教书的“做馆”相混。至于写成坐或做或作也并无不可，但一般当写成“坐馆”，因坐在人家授徒，第四十六回唐二棒椎对虞华轩说及余特，认为“这先生最好，只是坐性差些，又好弄这些杂学……”。正因为此，二思堂在翻印增补齐本时，将鸿宝斋齐补本的“做馆”又改为“坐馆”，越改越失去原真。
虽然上述各例中之“做馆”，有的出自叙述者(作者)之口，有的出自书中不同人物之口，但均未有将“做馆”误为“做官”之意。唯齐补本第五十二回(卧本第四十八回)中将“做官”改为“做馆”，但均为各本所不取。
再查“做官”。
第二十回：
匡超人对他的娘子说：“我如今贡了，要到京里去做官……”他的娘子说：“你去做官罢了……”匡超人又说：“……我而今是要做官的……”
(按：上述各本均同)
第四十八回：
“那知因虞博士选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寻他去了；……迟衡山、武正字都到远处做官去了”
(按：除齐补本外，上述各本均同。齐补本为第五十二回，将后一“做官”改为“做馆”——即刘文认为改得对的“个案”)
第五十三回：
聘娘说：“……难道做官的、有钱的女人都是好看的？……”聘娘问陈木南：“……你几时才做官？”聘娘说：“我是好人家儿女，也不是贪图你做官……”
(按：以上各本均同)
以上各例所用“做官”一语均为出仕之意，语义明确，未曾与“做馆”相混，特别是第四十八回余特劝说乃弟余持同赴徽州府学训导之任时说：“……料想做官自然好似坐馆”，将“做官”与“坐(做)馆”并举，并无混淆，而且各本均同。
总之，《儒林外史》全书在涉及教书与出仕时所使用的“做(作、坐)馆”与“做官”两个语词，各自所表述的意义明白准确，并无含混，没有一例可以作为齐补本将“做官”改为“做馆”的佐证。可见齐补本显系“率以己意删改”，并无版本依据。
刘文在认定“迟衡山、武正字都到远处做官去了”应为“做馆去了”的前提下，对《儒林外史》的思想主旨和形象意义做了一番解读。但由于改“做官”为“做馆”，并不如刘文所说是“正确的校勘”而是“擅改原文”，因此也就连带误读了《儒林外史》。
刘文认为“‘做官’还是‘做馆’，虽说只有一字之差，但毕竟反映了人物的不同追求，对人物形象的分析评价也应该有所不同。如果是‘做官’，便说明迟、武二人直到最后仍留意于科举功名，他们的精神追求的脚步始终徘徊于新旧思想之间，其价值取向便不会与高翰林、施御史、万中书如此扞格不入了(第四十九回)；如果是‘做馆’，便说明他们和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保持一致，‘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成为‘中流砥柱’(闲斋老人序词)”。这段解读至少有两点可以商榷：一是沿袭闲序所言，将虞、庄、杜三人一齐归之于辞官行列；二是将是否出仕视作评价人物思想境界高下的唯一标准。
先说第一点，虞育德并无辞官不就的言行。当他在中进士之前，尤资深曾劝他去求康大人推荐应征辟，他不愿意。尤资深进一步说：“老师就是不愿，等他荐到皇上面前去，老师或是见皇上，或是不见皇上，辞了官爵回来，更见得老师的高处。”虞育德回答说：“你这话又错了。我又求他荐我，荐我到皇上面前去，我又辞了官不做。这便求他荐不是真心，辞官又不是真心。这叫做什么？”虞育德不愿求康大人推荐，并不是因为不愿做官，而是不愿如此做秀。当他中了进士，授了“闲官”南京国子监博士后，他便“欢喜道‘南京好地方，有山有水，又和我家乡相近。我此番去，把妻儿老小接在一处，团圞着，强如做个穷翰林。’”全无辞官之意，不过以平常心态对之而已。在国子监博士离任后又去外地做官，杜少卿与之话别时，他说：“少卿，我不瞒你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的一块田。我此番去，或者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二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我要做这官怎的？”显然，他之所以做官并不是求去富贵而是为了生存必需。须知在科举社会中，读书人除了做官、做馆之外，就很少有其他的出路了。至于庄绍光在面见圣上之后辞去征辟，是因为朝中小人作祟。杜少卿则是因为“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而宁可不出去的；少卿此言又是他回答迟衡山所劝“替朝廷做些正经事”而发。可见庄、杜之所以辞官不就，原因就在于无法“做些正经事”。既然他们“做官”的目的并不在于追逐富贵，而是要“做些正经事”，即使他们做了官，又有何可苛责之处？
这些正面人物的理想是倡导礼乐兵农，借以为朝廷培植人才。集中体现这一理想的行为则是祭泰伯祠，而主祭者即是虞育德，其时正任国子监博士；亚献则是认为“君臣之礼是傲不得”的庄绍光；三献却是一向劝导士人“总以文章举业为主”、“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的马纯上。虽然他们在不同程度上都重视仕途，也由于不同原因而未能功名得手或辞官不就或为官不久，但并不影响他们倡导礼乐兵农的思想和作为。至于在青枫城实践礼乐兵农理想的萧云仙也是现任千总，虽在仕途上一度受挫，但最后依旧被任命为“应天府江淮卫的守备”。而作者吴敬梓对他的出仕经历，一如对虞育德离开国子监之后又去浙江“做官”一样，并无微词。既然如此，可见作者对人物的品评自有他的准则，并非仅着眼于他们是出仕抑是辞官。
当然，小说中也出现了一批为作者所深恶痛绝的“父母官”，例如诸暨、德清、江都、彭泽等地区的“县太爷”，他们昏聩无知，贪得无厌，蒙混朝廷，欺压百姓，正如庄绍光所指责的那样“近来的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虚应故事”，作者对他们讥讽有加。但小说中又出现如同乐清知县李本瑛、安东知县向鼎那样的官员，他们大都敬重斯文、爱惜人才，作者在叙述他们的故事时，赞扬之情透露在字里行间。这正说明作者对朝廷“官员”并非不问青红皂白地一律贬斥，认定他们都是思想情操卑下的士人。
自然，吴敬梓在小说中也透露了意图寻求一条与学而优则仕的不同途径的士人出路，在故事一开始所塑造的王冕形象中，在故事行将结束时所添写的“四客”形象中都蕴涵着这样的意思①。然而生产力的发展尚未能形成新的阶层、社会的进步尚未达到新的阶段之前，能够与传统思想坚决绝裂的新人是不可能出现的。作者的理想也不可能十分明晰，必然会呈现出一定的局限。然而吴敬梓却能“心有依违”[3]确非易事，在当时条件下可谓是一定程度上的超前意识，自应大大肯定，而不能用当代的标准苛求于他。基于这种认识，对《儒林外史》中人物的品评也应该避免绝对化，不宜将是否出仕视作人物思想品格高下的唯一标准。果如此，不但《儒林外史》中找不出几个品格高尚的人物，即连整个科举社会中怕也找不出几个值得充分肯定的人物。
刘文还以《明史·选举志》所记载的读书人出仕资格和铨选程序来考证文学作品中的人物迟衡山、武正字二人之不可能“做官”，因为他们只是“秀才”身份，不具备“参与铨选的原始条件”。须知《儒林外史》是文学作品，正如本文开始就说到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是各具特点的，虽然艺术的真实离不开历史的真实，但这并非说文学艺术作品中所描写的每一故事、每一故事的每一细节都要与当时社会的规章制度完全一致。《儒林外史》毕竟是小说，而非历史人物的真实传记，它自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按照现实生活中的考选规定去交代书中所有人物的出仕经历。作者的着力点在于塑造一些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借以反映科举社会中士人的命运而已。在艺术形象的塑造过程中，自然容许虚构成分的存在，《儒林外史》毕竟不是史籍的翻版。其实在整部《儒林外史》中交代一生经历的人物仅有一人，即张文虎批语所说的“特为立传”的、以“名贤”身份“主祭”泰伯祠的国子监博士虞育德。作者在小说中虽然交代了他的家世、祖父、父亲状况，叙写他的出生、命名、丧母、开蒙、坐馆、进学、成亲、中举、做幕、中进士、出仕南京国子监博士，最后又去浙江“做官”的经历，但文笔也很简洁，不过集中在少数几回书中叙及。至于对其他人物的描写，文字虽有多少之分，但均未交代他们的一生经历，只是撷取他们生平中的某一片段、剪裁他们生活中的某一侧面予以突出生动的刻画，以展示他们的某种性格，透视他们的心灵深处，甚至让他们突然闯进舞台中心来表演一番，而后便又悄然消失，甚至长时期不见踪影，隔了若干年后方才虚写一笔交代他们的下场，甚至一无交代。迟衡山、武正字二人的仕宦经历并非表述作品主旨的必需情节，略而不写也并不影响作者创作意图的反映，自不必因此而断定“做官”为“做馆”之误。
刘文还从小说中对迟衡山、武正字的称谓来说明此二人之不可能“做官”。该文举出第四十九回“亦即所谓‘辞官’归来之后，参加了高翰林的一次宴会”为例，说他们宴会的“席次如下：‘高翰林奉了万中书的首座、施御史的二座，迟先生三座，武先生四座，秦亲家五座，自己坐了主位。’”根据这段文字，刘文认为“显然，相对于在朝者称官衔，未任官的诸生只能叫‘先生’了。”刘文这段文字可注意者有二：一是“辞官”云云，在卧本以及其他各本包括齐补本中，均未有所谓“辞官”情节的叙写，甚至连“辞官”这一语词也未曾出现。二是高翰林与秦中书均是有官衔的，不过二人都已致仕在家而已，何以在上引的文字中不出秦中书官衔而仅称“秦亲家”，这不是与刘文所言相悖？再说迟、武二人固然在此节文字中被称为“先生”，但在第四十九回开始，高翰林的家人奉主人之命前来请武正字做陪客时，高家家人对武正字说：“家老爷多拜上老爷，请的是浙江一位万老爷，是家老爷从前拜盟的弟兄，就是请老爷同迟老爷会会，此外就是家老爷亲家秦老爷。”无论是当面的武正字还是不在场的迟衡山，都被高翰林的家人称呼为“老爷”。而刘文又说：“明清时期，相对于已入仕者或举人以上者称‘老爷’，秀才是称‘相公’的。这一点，作者心中一清二楚自不待言，即使在作品里的一个市井屠户的心目中也是有着严格区分的。……由此看来，武书也并未‘做官’，而是和迟衡山一样，只是‘做馆’去了。”当然，刘文此种说法在一般意义上是正确的，但何以应该较胡屠户更为熟悉官场应酬的高翰林家人，却一再称呼迟、武二人为“老爷”呢？由此可见文学作品的叙写，自不能以现实状况来刻板比对，作者如此安排情节、描叙人物都是其创作个性的反映。如果不考虑文学创作与史学典籍的差异而立论，就难免胶柱鼓瑟，难求实情了。
《儒林外史》在我国古代几部著名的长篇小说中，是比较难以读“懂”的一部巨著。鲁迅就曾慨叹“伟大也要有人懂”[4]。而它的难“懂”，不仅仅是题材问题，如胡适所言“书里的人物又都是‘儒林’中人，谈什么‘举业’‘选政’，都不是普通一般人能了解的”[5]，而且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有它难“懂”之处，笔者曾连续撰文就它的讽刺艺术、结构艺术、人物描写艺术、景物描写艺术以及人物进退场的方式等加以研讨②，以期有助于读“懂”这部小说。在上述各文中也程度不等地涉及到它的独特的叙事手法，而在《新批儒林外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出版)的夹批回评中，也不乏论及叙事手法特点的文字，此不赘述。但有关迟衡山、武正字二人到远处“做官”一节，在上述诸文中未曾专门论及，此处不妨略作探析。且看小说原文：
(王玉辉)一路来到南京水西门上岸，进城寻了个下处，在牛公庵住下。次日，拿着书子去寻了一日回来。那知因虞博士选在浙江做官，杜少卿寻他去了；庄征君到故乡去修祖坟；迟衡山、武正字都到远处做官去了：一个也遇不着。
首先，细阅此段文字的前后，均未见有二人“到远处做官”的具体描写，自然也没有如刘文所肯定的齐补本所改的“做馆”叙述。这句突兀其来的话语，从上下文的语气考察，只是王玉辉四处寻访这几个人物不遇的结果。但这几个人物的去处，是王玉辉从何处打听得来的，是否确实可信，书中一无交代。况且，迟衡山、武正字二人也从未自言要去“做官”，如同匡超人所反复声言的“要到京里去做官”云云。同时，除了王玉辉寻访他们不遇时言及二人“做官”外，书中未有其他人物说及迟、武二人去“做官”。既然迟、武二人未曾言及“做官”，当然也不会言及“辞官”，而且书中其他人物也同样未曾言及迟、武二人“辞官”，如此，刘文所说的“辞官”云云就未免落空。至于第四十八回文末所云“邓质夫打听得武正字已到家”，只不过表明其外出归来而已，并未说明因何外出、又因何归来。由此可见，小说中关于迟衡山、武正字二人“做官”“辞官”(或如齐补本所擅改的“做馆”)均无具体叙述，留下极大的空间要由读者去寻思，从而作出合情合理的补充诠释。因此，在第四十九回回评中，涉及迟、武二人“做官”一节，笔者的评说是“即使出仕，亦不能安于位。”这里，“即使”一词实有两层意思：一是是否确实出仕；二是就是做官，也不能做久。这其实也是对迟、武二人“到远处做官去了”的一种解读。
其次，再从王玉辉寻找南京几位贤人不遇前后的情节来探析，也有可以深思之处。在第四十六回“三山门贤人饯别”回中，庄濯江等人在南京相约办一登高会，“五百里内贤人聚矣”。会前，庄濯江在家等候，庄征君已先在，“少刻，迟衡山、武正字、杜少卿都到了”。而第四十八回“泰伯祠遗贤感旧”书中，王玉辉寻访诸贤时，提及迟、武二人“去远处做官了”，但到本回回末又云“邓质夫打听得武正字已到家”，这一情节的进展为时极为短暂。据朱一玄《〈儒林外史〉故事编年》[6]，这几回书中的故事都发生在第四十七年即同一年内。迟、武二人何以要在短短一年内去“远处做官”(或如齐补本所云“做馆”)又匆匆返回？这其间究竟有什么隐情、关节呢？这又是一个值得寻思的问题，也留待读者去解读。总之，关于迟衡山、武正字二人去远处“做官”的描写，显得扑朔迷离，耐人寻思。
再次，王玉辉寻访迟衡山、武正字一事发生在第四十七年即小说的第四十八回书中，我们不妨探析一下次年即第四十八年间万中书拜访迟衡山、武正字的情节，即小说第四十九回“中书冒占凤凰池”有关情节，或许对于我们理解王玉辉寻访迟、武二人不遇的叙写有所启示。在第四十九回书中，万青云“去拜迟相公，迟衡山家回‘昨晚因修理学宫的事，连夜出城往句容去了。’只得又拜武相公，武正字家回：‘相公昨日不曾回家，来家的时节，再来回拜罢。’”二人均避而不见。拙作《新批儒林外史》于此处批道：“不赴宴”。何以迟、武二人不愿赴宴呢？当施御史得知万中书拜访二人而不遇时便道：“这两个人却也作怪。但凡我们请他，十回倒有九回不到。”《新批儒林外史》中于此批道：“薰莸不同器也。”既然不愿与这般人同席，那就不会如刘文所云“其价值取向便不会与高翰林、施御史、万中书如此扞格不入了”。之所以不愿赴秦中书之宴请，因为此前迟、武二人已赴高翰林之宴请，在席上与高翰林、施御史的交谈话不投机，自然秦中书邀请“还是我们照旧六个人”的再次宴集，“迟衡山、武正字不曾则一声”，就已显露出他们不会与宴的态度。既然如此，聚会前万中书来拜访时自然要托故不见。
从迟、武二人不愿与高、施这般人聚会，托词回避的作为来揣度，王玉辉来访，他们也完全有可能借故不见。王玉辉鼓励女儿殉夫一事，即连徽州府学训导、被他认为是“大名士”的余大先生听说后也不免“大惊，不胜惨然”，离徽州不远的南京士人也可能知晓此事；再说王玉辉的妄自尊大，就是“本学老师”，他“也不过是公堂一见而已”，其傲慢师长之言谈举止，更不是重视礼乐的迟、武之辈所能容纳；何况王玉辉到南京寻访南京几位贤人，无非是希望他们“赞扬”他自以为可以“嘉惠来学”的三部书，以便书坊刻印。对于这样一个自称“迂拙”其实“伪妄”③的老秀才，迟衡山、武正字二人完全可以像回避万中书那般拒而不见。当然，这种诠释也只是一种可能，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从自己的审美认识去解读，而不必为笔者识见所拘。
《儒林外史》中如此般叙事的情节非仅这一“个案”，可以举出不少。作者常常重笔浓彩地描绘出某些情节，而至于这一情节所显示的意义，作者的态度或倾向有时潜藏不露，有待读者自行去发掘寻思，甚或有待读者去补充解读。如第二十七回“王太太夫妻反目”中，叙及鲍廷玺再婚之后，备受继母鲍老太及其女婿归姑爷的虐待和欺压，以及新夫人“喇子”王太太的絮叨和折磨，生活状况“苦不堪言”。作者对此详描细写的用意何在？笔者在《新批儒林外史》该回回评中试图予以解析：“抑或因其父丧未满服即行婚娶故以此报应之焉？抑或借此写其出嗣后种种遭遇之需焉？抑或二者兼而有之焉？《外史》读者亦可自行体味，不必为批者识见所拘。”对笔者这一做法，有学人发表文章予以肯定，说：“评点的首要目的是发掘作品的潜藏意义，填充意义空白，帮助阅读。而阅读对象的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对于同一阅读对象，不同时代的读者有不同的解释，同一时代的读者也会见仁见智。因此，在多项意义中如何选择一个最佳(最基本)的意义项，使不同的读者易于接受，是新评点面临的一个严重挑战”。该文还举出此例说明“当最佳意义不易择定时，批者便提出几种不同的接近创作本意的理解义，让读者思考选择”。该文认为笔者的《新批》对此“作了有益的探索”[7]。其实这三种诠释都各自有一定依据，并非出自笔者臆想。如第一种解读，在第二十六回回目“鲍廷玺丧父娶妻”的文字中就潜藏着作者的批判倾向，并已预示着与第二十七回“王太太夫妻反目”情节的因果关系。在第二十六回回评中笔者就曾指出：“至于回目大书‘鲍廷玺丧父娶妻’亦为诛心之笔……不仅回目文字皮里阳秋，而其后叙及廷玺之文笔，亦多有微词矣。此亦为作者伦理观念之显露，并不足取。”至于第二种诠释，即出嗣为人子之后的种种遭遇，作者在《移家赋》以及其他诗文中均有所流露，有关文献亦不乏记载④；同时在《儒林外史》中也多有叙写夺产、出嗣等情节，如第六回之严贡生、严监生，第十六回匡超人之三叔与其兄等等，在第十六回回评中，笔者指出“由于文木老人自身有此经历，……才叙写得如此真切。”而第三种解读，则是一、二两种诠释的掺合。总之，《儒林外史》所叙及的不少情节，作者吴敬梓只是“直书其事”，而“不下断语”，如何理解他所描写的情节，读者可自行寻思、解读。小说中有许多可由读者去思索、去补充的空间，而作者没有具体叙写的情节有时比已然详描细绘的故事更令人深思，如同人际交往中有些未曾明言的事较之已说出口的话更为重要。这固然让一般读者感到难“懂”，却又同时可以激起读者的不断探寻的兴趣，唤醒读者的生活体验，激活读者的审美眼识，与作者共同完成接受《儒林外史》的“伟大”意义。这一类的描叙尚可举出一些，限于篇幅，不能详论。仅以此例说明“迟衡山、武正字去远处做官”的叙写，也须读者认真去寻思。
总之，无论从文本的校勘上，还是从文学作品的解读中，不必强行将“做官”改为“做馆”。段玉裁在《重刊明道二年国语序》中说：“校定之学，识不到则或指瑜为瑕，而疵类更甚。转不若多存其未校定之本，使学者随其学之浅深以定其瑕瑜，而瑕瑜之真固在。古书之坏于不校者固多，坏于校者尤多。坏于不校者，以校治之；坏于校者，久且不可治。”[8]齐补本改卧本“做官”为“做馆”，二思堂印行齐补本时又将“做馆”改为“坐馆”，越改越失其真，遂令后之读者必以为“做官”为误，真是“不可治”矣。笔者以为在没有版本依据之前，齐补本之擅改可视为一家之言，不能判定其必是、而卧本及其他诸刊本为必非，可由学识深浅不同之学人自行寻思、解读。
注释：
①参见拙作《试论吴敬梓对科举制度的批判及其对知识分子出路的探寻》(《明清小说研究》1991(4))，《“隐括全文”的“名流”王冕》(《文史知识》1991(7))、《“述往思来”的四客》(《明清小说研究》1997(3))
②如《论〈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儒林外史〉的结构艺术》(《吴敬梓研究》一卷本)；《论〈儒林外史〉的人物性格》(《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论〈儒林外史〉的景物描写》(《美育》1982年第3期)；《试论〈金瓶梅〉对〈儒林外史〉和〈歧路灯〉的影响》(《金瓶梅研究》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③参见拙作《自称“迂拙”其实“伪妄”的老秀才王蕴》，载《淮海文汇》1996年4期
④参见拙作《吴敬梓评传》有关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