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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帝国的崩溃不仅仅作为社会主义的葬礼呈现在我们面前，而且标志着所有革命道路最终的死亡结局。革命的实践者们——罗伯斯庇尔和克伦威尔——和革命的理论家们——卢森堡和马克思——在后人的谴责中被混为一谈。从逻辑上讲，对彻底改造的思想的攻击本来是应当与对渐进主义、费边式策略和渐进式变革的赞扬联系起来的。用两句老生常谈的话连起来说，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崩溃”本来是能与“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联系起来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正相反，新斯大林主义体系瓦解之后紧接着便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严重危机，——这里是指现在流行的对社会民主主义的狭义界定，即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良主义式管理。
语词的实际意思并非不重要。我们知道把斯大林体系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所造成的破坏及其后果。让我们再明确一下社会民主主义一词的含义。最初它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代名词。列宁和马尔托夫，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都是第二国际即社会民主党国际的成员。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施坦和罗莎·卢森堡也是其成员。至少在理论上讲，革命者和改良主义者的最终目标是一致的——一个没有阶级、生产资料社会化和消灭了不平等现象的社会。原则上讲，甚至在使用暴力上他们也没有根本的区别，因为使用暴力的程度要根据少数特权者的抵抗程度而定。他们真正的不同之处在于运动的持续性。改良主义者主张，循序渐进地在现行制度的范围内去达到那个（与现在）不同的社会。革命者则认为，如果不打破现行制度的框架并从根本上重新建立一套制度，就无法达到目的。
尽管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双方的目的在纸面上仍保持一致，尽管事实上，共产主义政党与莫斯科结成联盟，而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已日益成为既定制度的拥护者。但是，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主义政党还要花费大量时间去使它们的正式宣言与实践取得一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1958年在哥德斯堡修改了他们的章程，而英国工党到1995年才除去了其宪章中著名的第4条中提到的“生产手段、 分配和交换的公有制”。但很明显这些都是陈词滥调。法国社会党人也许走在最后，直至1981年，他们仍在口头上提倡“废除资本主义”，而我们很清楚密特朗当政的头两年之间在这一方面发生了什么。今天对此已不可能再有什么误解了。社会民主主义不再声称以废除资本主义为目的。它唯一的目标是在现存的社会结构中进行改良。
但是显而易见，现在在西欧已不再有机会进行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改良主义式管理，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民主主义目前的危机会如此严重。为了理解其重要意义，我们将看看战后空前发展的、有改良机会的30年；看看由繁荣得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结论，包括共产党的转变；看看历史的嘲弄，即这一转变是与经济危机的开始同时发生的；看看接下来调整、改革的20年；最后看看由此产生的结果，即西欧左派面临的困境。
一
二战后的30年对西欧来说是经济罕见地快速发展和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期。这种前所未有的变化由多种因素造成。战后需要调整，也有吸收美国工业在战争期间所取得的进步成果的机会。由于与俄罗斯的对抗，美国的投资和援助更为慷慨。50年代中期以后，作为经济一体化逐个阶段的结果，西欧扩展了内部市场，也就有可能扩大美国的批量生产方式。最后是第二次工业革命，这一革命尤其在法国、意大利等国令人吃惊，那儿的集中还未达到英国或德国19世纪时的程度。
社会景象发生变化最明显的标志是农民在欧洲的西半部消失了。二战结束时，法国将近1／3的劳动力是在田里干活，意大利的比例更高一些；1／4世纪以后，这一比例已接近了英国人的水平。这种由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造成的由乡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迁移并不能充分满足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于是外国工人便被输入，先是从南欧，然后从海外。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在增加，从事卫生、教育、商业和办公室等领域的工作。如果将这30年视为一个整体，你会看到农业工人急剧减少，蓝领工人基本稳定，白领工人迅速膨胀。
虽然如此，国民产值快速增长仍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如果将英国除外，国民产值年复一年以5%的平均水平增长。 这样的速度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使得有可能同时也值得将部分增值惠及劳动人民。因此，在那30年里，生活水平罕见地提高了，消费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汽车、电视、电冰箱、洗衣机——这些与美国梦联系在一起的奢侈品在这一代变得相当平常，而在欧洲——与美国大不相同——这种耐用消费品的普及伴随着集体成果的获得。国民保健计划逐渐扩展到全地区的所有人口。对雇主在雇用和解雇方面的权力作了一些限制。法定最低限度工资被采用，虽不公平却有意义。疾病和失业救济与养老金同样被提高了。在资本主义的欧洲建立它那种模式的福利国家的时候，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取得了成功。
我们不能将法国人在怀旧时称之为辉煌的30年的这段时期理想化。它也有阴暗的一面：对移民工人的压迫，对妇女的双重剥削，背井离乡的农民的贫困，过分拥挤的工业化郊区的紧张与不安全，如此等等。在体面的消费社会华丽外表下郁结的严重不满于1968—1969年被法国和意大利的大学生和青年工人公开揭露出来，他们占领自己的系科办公室，使工厂瘫痪，走上街头提出问题：什么样的发展？为了什么目的？为了谁的利益？为了哪种社会、哪种生活？这些问题今天仍未得到回答，但比那时提得更加有条理了。
那时仍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设法抵抗反对浪潮，而今天看看它以什么理由来为自己辩护是很有趣的。这种辩护并非只是消极地说，因为古拉格恐怕是唯一可能的替代选择（所以我们必须容忍这个制度）。当时是以这个制度自身的价值来为它作宣传的。他们争辩说，资本主义已找到了永葆青春、持续发展的秘诀。随着经济危机的消失，并由商业盛衰周期中较少的变化取代，失业的祸根已被挖出。一个社会已经设法摆脱自身最坏的祸患，苛刻的市场规律已被凯恩斯微调政策和由国家的社会保障提供失业救济的长期路线所取代，为什么还要废除这个社会呢？甚至在社会党没有执政的那些国家里，大气候都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情绪是有感染力的。到70年代中期，由于长期没有创立自己的苏维埃模式，又无法用自己的方案去替代它，共产主义的孤儿们（指东欧各国——译者）也跟着转变。甚至他们的长期抱负都不再是去改变社会，而只是在那一社会内部进行一些改良。
也许有一天历史学家会有兴趣地说，共产主义向历史性妥协转变恰恰是发生在导致这一战略性改变的时期已告终的时候。也许有人会争论西方的结构危机是从利润率的下跌开始还是从石油价格的暴涨开始，但战后历史的剧变是在70年代中期左右发生的。空前发展的30年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气候都结束了。在经济重组的背景下思想和政治上开始向右转，迄今已有20年了。
巴黎是观察这一令人惊奇的思想大转弯的有利的地方。正是在巴黎，1968年的大学生和工人骚动之后，我们社会的文化和政治支柱所受的震动看起来最厉害。由于各种反对运动不能结合起来发动联合进攻，所以这座大厦依然矗立。经济危机现在却有提供使它们统一的因素的危险。尽管反抗也许是正义的，但从反抗发展成大规模的集体活动，既是危险的，又是一种潜在的犯罪，——对于现有制度来说，使年青人相信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这一启示必须由与1968年5 月运动有模糊联系的年青的使徒们来传达。新哲学家给了他们帮助。正如你们所知，他们的伙食（精神食粮）既不新鲜也并非意味深长的。它是陈旧的和进口的：一小片波普尔，一段冯·海耶克，和一大块索尔仁尼琴；只由年轻的法国厨子加一些低劣的肉汁。从思想上讲，这是不足道的。但作为一种宣传运动，它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借助于媒体，革命只能导致古拉格以及“全体”就等于极权主义的观点很快传播开来。从“任何决裂都是危险的”很容易转变到“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最后到“历史已经终结”。调子是相似的，因为出钱资助的人是相同的。
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知道，统治思想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我们不应真正感到意外。总而言之，运动失败了，政权生存下来，并且维持住统治地位。实际上，思想体系的变化已经如此显著，以至于不能只用现存制度及其追随者的聪明手法来加以解释。为了明白这一点，我们现在必须看看资方进攻、劳方退却、失败的左派目前处于进退两难境地的最近20年。
二
要想看看这20年我们已经走了多远，听听新消息就足够了。社会民主主义关于具有人情味面貌的资本主义的神话一去不复返了。最严酷的旧的资本主义准则再一次得到鼓吹。利润是全能的上帝，任何事物都必须服从对它的崇拜。私有制是美好的，公有制就定义来说是浪费的。国家的作用始终应该被降低，除非在它能帮助生意获利的情况下，而这是一种极大的例外。我们再也无法姑息和纵容无所事事、不称职和无所节制。即使体制恰好对富人有利而使穷人更穷——也无法补救，这是它的原则的一部分：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马太福音，第25章第29节）。当尊敬的左派勉强接受幻想破灭的现实时，右派正大举进攻。
工会在维护其会员的利益时处于弱势，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对这种进攻没有精神准备。他们没有利用较早时期使自己适应这种劳动力结构的深刻变化：他们没有从移民或女工中大批吸收新会员。现在这种重组击中了他们的要害——矿山、钢铁厂和造船厂——这些都是过去工会力量雄厚的地方。诚然，有人告诉我们，这是过渡性的困难，只是老工业受到影响，失业将因服务机构扩充而得到补偿。确实，有一个时期情况是这样的。但接下来是计算机和自动化影响了银行、保险和分配，在那些地方都以同样的方式削减工作。大量失业是目前欧洲危机的中心。我们先看看危机发生的环境，过一会再回过来说这个问题。这个环境并不是偶然地强加于我们的，它是用来加强资方权力的有意识的政策的产物。
贸易障碍已经在早些时候被削弱了，近20年的重点被放在几乎全部解除对资本国际性周转的限制上。计算机和调制解调器加速了通讯的步伐，使每天24小时的操作容易了，使发明各种障碍系统成为可能，但是让财富自由流动的决定是政治性的。结果，现在每天日常的国际贸易额平均超过了一万亿美元的天文数字，也就是说，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全体成员的所有黄金和外币储备还多。即使考虑到重复计算，这也说明面对这样巨额的潜在的国家间流动资金，单个的政府显得相对软弱。金融资本是最高统治者，中央银行只是它的工具。各国都知道，货币和财政政策受到资本抽逃的威胁的抑制。工会提出条件的权力也因为资本获得为寻找廉价劳动力而自由流动的能力而遭到削弱。
西欧也远非是这种趋势的例外。当欧洲经济共同体（现称欧洲联盟）起初向单一市场发展，现在又为统一货币而吃力地作好准备时，单个的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许多保护领土、控制资本流动、左右本国经济管理的权力。但这些权力并没有转移到一个更大的能从布鲁塞尔来行使它们的欧洲国家。那些年代实际上是向公共干预全面进攻的、放松控制的年代，而布鲁塞尔却担当着全国性和国际性的自由贸易即资本的规律守护人的角色。在作为欧洲统一体指南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中，加进了有关社会的一章，包含对劳动人民的一些最基本保证，因而可以宣称劳方并没有被完全忽略。尽管甚至这种极为适度的让步对英国保守党政府来说也证明是太多了，但是如果你阅读了整个条约就会很清楚，各方为之斗争的不是针对为了人民的社会进步，而是应当赋予大企业的欧洲以什么形式。
正是在自由贸易的框架中，欧洲又重新出现了大量失业的灾难。再也不能搪塞说这种现象是暂时的或归咎于经济周期的变化无常。当然，繁荣时期无工作的人数比不景气时少，但在每一周期末失业人数都比上一周期的相应阶段要高。劳动力中失业的比例，从在这个问题上总是具有欺骗性的官方数据来看甚至达到了两位数。这就是关于没有危机的资本主义的神话的结束。我们又回到了熟悉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用死劳力代替活劳力以及在发展进程中创造失业后备军的领域。
关于人们熟知的说法的第二部分，即这种制度需要提供其他工作，以使它能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情况似乎更加复杂难懂了。有许多迹象表明它正在失去完成这一切的能力。我们也许越来越接近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这就是当我把我们在工业技术发展方面的创造能力与我们的社会组织的荒谬性进行对比时想到的事情。如果我们只局限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只从提供论证的角度出发——我们今天已经可以着手以全新的方式去研究劳动和闲暇之间的界限了。实际上，面对失业问题，像面对所有其他关键问题包括那些与我们的环境有关的问题一样，我们既需要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也需要把这种组织以民主方式应用于世界范围。
请原谅我离题了。这不是欧洲各国政府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得到的有关失业的信息。他们联合起来推荐的是极为简单的：以美国为榜样。这并不是战后穷困的欧洲人所想象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妙的美国，而是今天真正的美国：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差距日益增大，荒谬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资，“有工作的穷人”，和数百万人没有健康保险。
这难道不是各种模式中最杰出的一种吗？你不喜欢它，也必须容忍它。你别无选择。我们共同建立的这个失控的世界——我们这些国际组织是这个世界的监察人——再也负担不起可承受的法定最低限度工资、一定程度稳定的职位、还算像样的失业救济金或养老金了。再也没有财力去支付国民健康服务了。你们将必须越来越依赖于个人保险和私立学校，依赖双重健康服务和双重教育。简言之，就是将必须加速摆脱福利国家。由于这是社会民主主义据以获得拥护和成功的主要主张，因此这次它的危机是真正来临了。
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并非只是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和工会领袖们背叛的结果。这是一个普遍心态问题，而这种心态显然是受在现行社会中满足民众要求的范围制约的。在战后空前繁荣的30年中，大气候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功极为有利。相反，在近20年中，形势变得越来越不利。但只是在目前，危机才到了最严重的关头。
有人会反驳说，法国人所说的 la gauche respectueuse ——“对现有秩序抱尊重态度的左派”的领袖们已经在粉红色的葡萄酒中掺入了大量的水。执政的社会党——法国在弗朗索瓦·密特朗、西班牙在费利佩·冈萨雷斯的领导下——在放松控制、削弱国家权力以及为他们当前的困境作准备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而那些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政党的情况也并不好一些。一份作为国家财政权力机构代言人的周刊（《经济学家》，1995年9月2日）报道英国工党已经发现了“社会撒切尔主义”以及意大利的原共产党即左民党“已经找到了自由市场经济”。
尽管如此，这种反对意见是不恰当的。我从没有暗示过欧洲的社会党领袖们是渴望改造社会的大激进分子。差得太远了。他们已经忍受了许多，也许已准备好忍受更多。但是现在人们希望他们的并不是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改良主义式管理者，甚至不是没有任何改革地去管理社会。人们对他们说，他们得摆脱战后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成就，而他们自己的声望和吸收力却是建立在这些成就之上的。他们的命运正处在存亡攸关的时刻，这是迄今为止存在于欧洲而不是存在于美国的那种左派是否能存活下来的问题。
这里可以再一次提到，欧洲左派领袖们已经准备好接受我们的美国化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克林顿总统在他第一次竞选胜利之后成为伦敦、巴黎、罗马的对现存秩序抱尊重态度的左派中最受敬仰的人。在经历了四年的失败、蒙受耻辱和连选“成功”之后，他成为一个含糊的典型。然而，工党圆滑的领袖托尼·布莱尔、法国社会党中接替了密特朗职务的莱昂内尔·若斯潘以及意大利左民党的新领袖马西莫·达莱马都仍旧没有认真考虑把他们的运动变成为与美国民主党相当的党。意想不到的困难是，甚至在今天这样的行动也将涉及决定性的改变：打破与工会的有机联系；将一度依靠富有战斗精神的人的政党转变为纯粹的竞选机器；在福利事业方面的重大退却。普通党员也许会感到迷惑并且完全陷于混乱，但他们是某种政治传统的产物，并深深地依恋他们已经争取到的权益，尽管他们自然会为自己的福利国家担忧。换句话说，问题并非是托尼、莱昂内尔或马西莫是否愿意去做，而是他们能否做得到。
为了公正，必须补充说，并不是要在投降与一如继往地坚持下去之间进行选择。我的主要论点是，要简单地继续下去是不可能的。社会党领袖们在有意或无意之中，也许曾对发生对抗的领域的改变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游戏已不再相同，规则也不再相同。我这里不是在谈论任何革命活动，那不是在议事日程上的事。工会和左派仅仅为了保护其成员的工资袋和就业、为了维护他们的社会利益，一般说来必须为大幅减少工作时间并且将这一斗争迅速地从一国层次转移到欧洲联盟的层次而奋斗。换言之，仅仅为了防御行动，左派将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动员，并从国际的角度思考一些他们已经很多很多年未做的事情。
西欧的左派是追随其领袖沿着美国的道路走下去，抛弃传统，政治上自杀呢？还是起来反叛，发挥它的想像力——抛弃斯大林主义的罪行和社会民主主义的软弱无能——并且在试图保护其眼前利益时，为我们的时代重新设计一个社会主义方案呢？早晚都将面临这样的选择。我要断言，由于西欧传统与被强加的美国模式之间的悬殊差别，西欧应是先驱者；选择将在欧洲作出，战斗将在这儿，在太平盛世的转折时期进行。当1994年底西尔维奥·贝勒斯科尼抨击意大利的养老金制度时，意大利举行了示威活动，接着当雅克·希拉克试图要执行财政机构的命令时，发生了使巴黎陷于瘫痪的罢工并触发了法国外省有史以来最大的示威，而这些仅仅是这次大战役的最初的冲突。
能够断言，想像力将要掌握权力，社会主义将在西欧旧有模式覆灭的废墟上复活，是令人高兴的。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因为这将意味着历史整整转了一个圈。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未能符合众望而去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的失败，这是我们的过错，这一过错导致了东欧的马克思主义的悲剧。现在，在悲剧的最后，终于去开始完成自己任务的西方左派，将会给全世界一个榜样和希望。可是，合乎愿望的事也并非是注定必然的事。我既不是一个先知，也不是一个说教者，我无法预言未来，尤其当那个未来并不是预先确定的时候。在某个范围内，我们可以自己设想一下未来。
三
向前看，我想谈谈据我个人所见运动将必须解决的问题。我将只提一下小标题。第一个问题将谈谈民主以及我们从苏联的实验缺乏民主中汲取的教训；在精心制定规划时的民主；不仅存在于议会，而且存在于从车间到最高层的所有层次的民主；作为反对新剥削制度的一种保证的民主。第二组问题是关于使社会主义方案具有最新时代特征。这里将首先提出工人（一个对消灭所有阶级有兴趣的阶级）是否仍旧被看作历史的主要动力以及对工人阶级现在是如何界定的？建立在工人基础上的社会解放运动是如何与妇女解放或生态运动联系起来的（不是指后二者松散地附加在前者之上，而是指这些运动具有共同的观点）？
第三组彼此紧密相关的问题是关于人们可以称之为现代性的东西。这里我能看到两个陷阱：一个是，在受到资本主义现代性排斥时，倾向于将过去理想化；另一个是，将现代性与资本主义等同。困难是要设计出一个现实的乌托邦，并考察每一个技术发明，以便将那些只能促进统治的与那些可适用于另一个社会（指社会主义社会——译者）的区分开来。最后，有一些与国际主义相联系的问题：民族国家仍然是彻底变革的首要地盘吗？运动必须以多快的速度扩展以及能在中间层次例如欧洲联盟中存在多久？原则仍是一样的：正如在一个人民受剥削的国家里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一样，在剥削别国的国家里也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真正的问题在于过渡。这种过渡也许很快，因为资本主义现在已经遍布全球，运动——如果想继续存在的话——已经将国际主义强加于自身。
我还想强调一下相互矛盾的时间概念：我们所需要的时间和正在耗费掉的时间。我们需要时间，特别是在东欧，将社会主义从苏联坦克、古拉格、斯大林主义以及由联盟而产生的罪行中分离出来。但是我们也需要时间在全世界完善我们的计划，唤醒我们的幻想，从我们迅速变化的环境中而不是仅从过去汲取教训。
然而与此同时还有一项紧要的事。自然界憎恶空虚，如果我们不用理性的、渐进的计划去填补空虚的话，那么非理性的力量将会利用人们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他们已经这样做了。危险在东欧更加厉害，那里的社会形势紧张程度已接近于爆炸的地步。在西欧也同样地令人担忧。法国仇视外国人的种族主义者让—玛丽·勒庞的国民阵线的巩固，意大利新法西斯主义者詹弗兰科·菲尼和电视业巨头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的联合给我们一种启示，即著名的鼹鼠正在挖掘，但却是在错误和危险的方向上挖掘。这就是时间日益不多了，而我们必须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加快事情的进展的意义所在。
我想谈的第二点是关于我们知识分子——无论这个词现在作何解释——在这样的社会主义复兴中所能扮演的角色。当然不是那些法律条文中所说的官话。我们永远希望，把制定好的蓝图交给群众的这种想法已经一去不复返，关于运动是由具有严明军纪的队伍组成的观念也是一样的。另一方面，人民确实需要幻想。在经历了这么多破灭的希望和破碎的幻想之后，他们仍然能在愤怒中爆发。指望他们从事持久的政治活动是没有用的，除非他们了解目的和手段、了解我们将走向哪里和打算如何到达那里。在精心制定的计划和路线——自然将随着我们的知识和政治觉悟的提高而加以修改——中，知识分子将扮演某一角色，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可以担当历史回忆的守护者、新动向的分析者以及各次实验之间的联系者。他们可以大胆地提出新想法并根据先例提出警告。
他们手中还有一项更早期的任务。我们必须着手解决的难题可以归纳如下：一项计划只有当时机成熟的时候，也就是被一种真正的社会运动所鼓舞的时候才能够形成。另一方面，这种运动需要一种幻想去使它真正起步。但是今天在着手解决那一难题之前，我们还有一项预备任务。我们必须再一次使人民相信，集体政治行动是值得去做而又可能做到的，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依我之见，这是当前的意识形态的斗争，是我们时代的文化斗争，我们都将根据我们在这一斗争中所持立场而受到评判，因为各种结盟的力量看上去是令人难以置信地不均衡，至少从表面上看如此。
现存制度拥有大批自己的鼓吹者、权威人士以及其他效劳者。它可以依靠那些反叛者，他们的人数近几年已经增多；还可以依靠那些怯懦的人，他们不必受贿或被扭曲，但他们的背弃和沉默是巨大的财富。它可以依赖惯性力量和刻板日常生活所起的削弱战斗力作用。最重要的是，这一制度已经拥有供它自由支配的强大的传媒机器，它们这几年来一直在以不同的形式重复宣传着同一主题。其主要宗旨是，除了资本主义没有别的能够赎救人们：据他们说，他们曾努力过，但失败了，并在这一过程中制造出一种畸型。因此甚至连去寻找一种不同的社会也是有罪的。你们这些已经加入这个世界的人并不需要喜欢它；你们必须服从这一事实，即没有出路，你们终生都没有。最赤裸裸的一种说法是历史已经完全停顿。更加老干世故的人则提出，在很久以后的某一天，人类将再次开始探索，因为这是人类的天性，但这一切却不会也不应当发生在我们的时代。
正是在这种无孔不入的宣传方式的背景下，我们必须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去斗争，必须在任何可利用的讲台上去发言。由于过去的挫折和失望，我们变得小心而谦恭，我们充分认识到目前与对方强大势力相比我们还只是很少数，但同时也充分意识到，一旦历史加快步伐，这种力量对比将很快转变过来。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地去说服人民，尤其是年轻人，相信一度似乎不言而喻的事，即通过集体政治行动去改变社会、生活。是的，生活是有可能改变的。
注释：
〔1〕丹尼尔·辛格是美国《民族》杂志的欧洲通讯员， 本文是他于1996年1—2月在墨西哥国立大学所作的4次演讲中的最后一次。 这些演讲稿后来成为一部专著的第一部分，该书分析了左派必须竭力找到根本解决办法的一系列问题。
〔2〕原文误为第4场。译文见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莎士比亚戏剧集》。——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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