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论辩和我们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宏观经济政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宏观经济学的新近发展，使以其为理论基础的宏观经济政策大量被提出。这些宏观经济政策对整个经济的影响究竟怎样，需要切实进行探究和论证。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曼奎(G.Mankiw)概括了当前西方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存在着的五个主要论辩（注：曼奎著：《经济学原理》，1998年英文版，第34章。），他们的论辩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对于我们颇有参考价值。
一、当前西方宏观经济政策方面的主要论辩
1、政策制定者是否应力图稳定经济。赞成者认为，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已表明，政策制定者是如何减少经济波动的严重性的。通过对经济变动逆风向而行，财政货币政策会稳定总需求，从而稳定生产和就业。当总需求不足以保证充分就业时，政策制定者就应促进政府支出、减税，并扩大货币供给。当总需求过多、存在较高通货膨胀时，政策制定者就应削减政府支出、提高税收，并降低货币供给。这样的政策作用由于能导致更加稳定的经济，大家受益，于是宏观经济理论的指导作用最佳。
反对者认为，虽然财政货币政策就理论而言能用于稳定经济，但在实践运用当中却存在极大障碍。问题在于，财政货币政策并未立即影响经济，而是同重要时滞一起运行。货币政策通过变动利息率来影响总需求，这种总需求转而影响支出，特别是影响住房和工商企业的投资。然而许多居民户和企业都是预先确定他们的支出计划，因而通过利率变动来改变商品和劳务的总需求是需要时间的。许多研究已表明，货币政策变动后的半年之间总需求很少受到影响。政府在支出和税收方面变动的长过程（财政政策变动的议案必须由参众两院通过，总统签署）决定了财政政策运行的时滞性，因而提议、通过、执行财政政策的较大变动可能需要几年时间。长期的时滞，决定了欲稳定经济的政策制定者必须对经济形势及其影响有着前瞻性审视。遗憾的是，经济预测是高度不准确的，这部分地缘于宏观经济学是这样的一门原始科学，部分地缘于引起经济波动的冲击是内在而无法预言的。这使力图以变更财政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的政策制定者往往适得其反。
2、货币政策的实施应按规则性还是相机抉择。赞成货币政策应按规则性来实施的经济学家认为，货币政策行为要实施相机抉择将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权力的无能和滥用未受到限制。当政府授予中央银行有维持经济秩序的权力时，它给中央银行家们毫无指导线。货币政策制定者被允许任性地相机抉择，从而导致权力的滥用，如中央银行家们有时被诱导利用货币政策来影响选举的结果。因此，到了中央银行家们与政客们完全结盟的程度，相机抉择的政策会导致反映选举日程表的经济波动。经济学家把这种波动叫做“政治上经济周期。”第二个问题是，它会导致超出预想的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家们，由于知道长期决不存在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关系，往往宣告他们的政策目标是零通货膨胀。然而，他们却是很少实现物价稳定。因为一旦公众形成通货膨胀预期，政策制定者就面临短期的通货膨胀与失业的交替关系。为了实现较低失业，他们被诱导放弃所宣告的物价稳定。这种宣告和行动之间的差距被称为“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政策制定者说的和做的在时间上前后矛盾）。因此，当中央银行家们宣告他们要降低通货膨胀率时，公众是怀疑的。人们总是预期通货膨胀大于货币政策制定者所自称的达到水平。较高的通货膨胀预期使得短期菲利浦斯曲线向上移动，从而造成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短期交替关系更少有利。
避免相机抉择政策存在上述问题的一种方法是，使中央银行承担一种政策规则的实施。例如，假定美国议会通过要求中央银行确切按照每年3%来增加货币供给的法律（这是因为美国真实GDP平均每年约增长3%和货币需求随着真实GDP而增长，所以货币供给增长3%大致是引起长期物价稳定的必要比率）。这样一种法律会消除中央银行方面的权力无能和滥用，并使“政治上经济周期”不可能。此外，政策可能不再有时间前后矛盾。由于低的通货膨胀预期，经济就会面临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的更有利的短期交替关系。货币政策的另外一种更积极规则是，当失业上升超过自然失业率时，要求中央银行按超过的百分率同样增加货币供给率（这样就可使失业率降低到自然失业率水平），即不管规则的精确形式，都使中央银行通过承担限制权力的无能和滥用以及货币政策行为的时间上不一致的政策实施，而产生有利作用。
反对实施按规则性货币政策的经济学家认为，政策规则的设计者不可能考虑到所有意外事件和预先指定正确的政策反应，更多地是让普通民众来传导货币政策，从而有利于货币政策的执行。而且，提出相机抉择的问题大部分都有假设性。虽然大多数人怀疑中央银行的宣告，可是中央银行家却通过用行动支持他们的诺言而能随时获取信誉 而用规则替代相机抉择的任何企图必定面临制定精确规则的困难任务。尽管许多研究检查了各种不同规则的成本与收益，但经济学家们并未达成关于良好规则的一致意见。可见，给予中央银行家相机抉择来实施货币政策，仍是合适的。
3、中央银行是否以零通货膨胀为目标。许多经济学家已识别了通货膨胀的六种代价：(1)与减少货币持有（因通货膨胀，人们都积极抢购实物）相联系的皮鞋成本；(2)与更多次数的价格调整相联系的菜单成本；(3)增加相对价格的变动率；(4)由于税收准则的非指数化而形成未预期到的税收债务的变动；(5)由于记帐单位的变动而造成的混乱和不方便；(6)与标名美元债款相联系的财富的任意再分配。
一些经济学家争辩说：以上那些代价是微小的，至少就温和通货膨胀说来，在90年代上半期，如3%通货膨胀率在美国已经历过。但是其他经济学家却认定，即使就温和通货膨胀而论，以上那些代价也是重要的。而且，无疑地，公众厌恶通货膨胀。尽管零通货膨胀的利益必须考虑实现它所面对的代价，降低通货膨胀通常需要有一个高失业和低产出的时期（如短期菲利浦斯曲线所说明的），但是这种拒绝通货膨胀的经济衰退只是暂时的。一旦人民开始了解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正在为了零通货膨胀，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就将下降，这样便改进短期交替关系。所以，降低通货膨胀是具有暂时代价和永久性利益的一种政策。即一旦拒绝通货膨胀的经济衰退过去了，零通货膨胀的利益就会持续到未来。如果政策制定者都有远见，那么他们就应乐于为永久性利益而承受暂时代价。反对者则认为，虽然价格稳定是可以想望的，但是零通货膨胀的利益与温和通货膨胀相比较是微不足道的，而达到零通货膨胀的代价却是很大的。据估计降低1个百分点的通货膨胀率就需要放弃1年产出量的5%。尽管经济学家们可以列举通货膨胀的不少代价，但这些代价是否都重大在专业学术界并未取得一致意见。经济学家们懂得，生活标准取决于生产力，而非取决于货币政策。因为名义收入的膨胀与价格的膨胀密切相联，所以降低通货膨胀不会引起真实收入更迅速地上升。当通货膨胀率降低时，几乎总是经历着高失业和低产出的时期。因而，有的经济学者（如Alan Blinder）断言：“更好地要学会与温和通货膨胀一起生活”。
4、政府是否应平衡其预算。赞成者认为，政府债务的最大直接影响是把负担寄托在未来几代纳税人的身上。当这些债务和累积的利息到期时，未来纳税人便面临困难选择。实质上，当政府处于预算赤字时，这就允许当前纳税人把他们的政府某些支出帐单传递到未来纳税人。继承如此庞大债务，必然降低未来几代人的生活标准。此外，预算赤字还具有各种宏观经济效应。因为预算赤字体现负公共储蓄，它们降低全国性储蓄（私人的和公共的储蓄之和），从而引起实际利率的上升和投资下降。而投资下降随时导致资本存量减少，劳动生产率、实际工资的降低，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当政府增加其债务时，未来几代人就被带入更低收入和更高税收的经济状况。然而，在经济衰退期间，如果政府试图平衡其预算，那么政府就必须在高失业时刻提高税收和削减支出。这就势必压低总需求，而恰在此时正需刺激总需求，所以，这样一种政策必将增加经济波动的幅度。反对者认为，预算赤字问题往往被夸大了。虽然政府债务确实体现为未来几代人的税收负担。但与一般人的终身收入相比，这种税收负担并不是很大的。而且，预算赤字恰是一部大影片，表现政府如何选择增加和支出货币。在实施财政政策方面作出的这些决定时，政策制定者要采用许多措施来影响不同几代的纳税人。预算赤字应与其他一些政策一起加以考虑。假定政府通过削减教育支出来降低预算赤字。政策的这种变动的影响是，当年轻人进入劳动力时期，政府债务就会少些，这意味着较轻的税收负担。然而，如果年轻人受到良好教育较少，他们的生产率和收入就将是较低的。可见通过削减教育支出来降低预算赤字会使未来几代人的情况变得更坏。因此不能孤立地关心预算赤字，而应注意到跨几代人的再分配收入的各种其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政府预算赤字的负效应可能通过有远见的父母而加以扭转。假定父母忧虑政府债务对他们的后代产生影响，父母就会通过储蓄和留下较多遗产以抵消这种影响（使后代有能力承受未来税收的负担）。这使有些经济学者认为，由于父母事实上的这种抵消，预算赤字就不会影响经济。
5、税法是否应改革以鼓励储蓄。赞成者认为，一国的储蓄率是其长期经济繁荣的主要决定性因素。当储蓄率较高时，更多资源就可用于新的厂房和设备的投资。较大的厂房和设备的存量依次提高劳动生产率、工资和收入。所以，国际资料已表明，全国的储蓄与经济福利之间存在着强相关。如果一国的法律使得储蓄具有吸引力，那么民众的储蓄就将占其收入中较高份额。但税收准则（如在美国等）由于两次征收资本所得税而阻碍储蓄。双重征税极大地减少股东的利得，因此降低储蓄的动力。如果某人要将积累的财富留给后代（或其他任何人），税法就在另一方面阻碍储蓄。例如，遗产税免征本人死时留下的最初60万美元，但要按高于55%以上比率征收其超额的遗产税。这也是为了保证未来几代的经济繁荣。除税法而外，在美、英等国，许多政策和制度都降低了居民储蓄的动力。美国税制的核心部分是所得税。获得1美元，无论是花掉还是储蓄，都同样要抽税。许多经济学者提倡选择消费税。在消费税制下，居民只根据所花掉数额而纳税。被储蓄的收入是免征税的，直到储蓄后来被提取并花费在消费品上为止。这样，从所得税转换为消费税会大大增加鼓励储蓄的动力。反对者认为，虽然增加储蓄可能是值得想望的，但这并不是税收政策的唯一目标。政策制定者还必须确信，公平地分配税收负担是有意义的。无可否认的事实是，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储蓄份额高。因此，有利于储蓄的任何税收改变也势必有利于高收入阶层。而对富人减低税收负担，就迫使政府提高对穷人的税收负担。而且，设计鼓励储蓄的税收政策是否能有效地达到理想目标并不清楚。许多研究已发现，储蓄数量对储蓄报酬率并非十分灵敏。根据经济理论观点，较高报酬率是否会增加储蓄取决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两者相对大小。一方面，较高报酬率提高储蓄收益，今日储蓄产生将来更多消费，这种替代效应势必增加储蓄。另方面，较高报酬率降低储蓄的需要，家庭必须储蓄少些以达到未来的消费目标水平。这种收入效应势必降低储蓄。如果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大约相互抵消，那么当较低的资本所得税提高报酬率时，储蓄将不会变动。
全国储蓄是私人储蓄和公共储蓄之总和。为替代试图改变税制来鼓励更大的私人储蓄，政策制定者只能通过降低预算赤字以提高公共储蓄。也许通过提高对富人征税来减低预算赤字，可为增加全国储蓄和增进未来几代繁荣提供直接方法。而降低资本所得税的税收变动会减少政府收益，因而增加预算赤字。为了增加全国储蓄，税收准则的这种改变对私人储蓄的刺激必须大于预算赤字的增加。不然的话，所谓“储蓄鼓励”可能潜在地使问题变得更糟。
二、面对西方宏观经济政策论辩的思考
以上关于西方宏观经济政策的论辩对于我们如何正确运用财政货币政策，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将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事业胜利地推向21世纪，是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的。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西方经济学及建筑其上的西方宏观经济政策，我们切不可照抄照搬，而必须依据我国的政治经济状况吸取于我有益的合用的积极成果。
1、西方经济学者中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提倡者把经济看成是内在的不稳定的，并认为政策能管理总需求，以便抵消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对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的批评者则强调政策影响经济具有滞后性，而人们预测未来经济状况的能力却是相当低的。因此，试图稳定经济却会以不稳定而告终。这是西方经济学者关于经济政策制定是否应将稳定经济、减少大的经济波动作为首要政策目标的论辩，对于我们很有参考价值。我们早就提出要坚持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持续”，意味着尽力避免经济波动或经济的大起大落；“快速”，意指从实际出发，发掘潜力，争取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以振兴中华；“健康”，即指认认真真、切切实实地提高经济增长率，在经济增长中实现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合理性，从而保持效益增长高于速度增长，绝不搞泡沫经济，切忌被虚拟经济的一时扩张而冲昏头脑。所以，“持续”、“快速”、“健康”这三个方面的经济发展特征正是经济稳定的本质特征，它显示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我们的财政货币政策目标也应将其确定为首要实现的任务。
一些西方经济学者鉴于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不稳定性而提倡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来加强总需求管理，从而稳定经济，保证生产增加和失业减少，进而力图达到充分就业水平。然而，尽管他们的管理总需求的政策主张对缓和经济波动起过一定作用，但由于他们未能真正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基本矛盾，因此充分就业水平的思想就始终不过是幻想而已。而另外一些西方经济学者则相信市场解决一切问题，因而认为自由市场过程本身将会指引国民经济沿着令人向往的经济增长路线发展，主张对经济管得愈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他们的这种观点实际上忽视了在任何市场经济中，必定存在如下基本弱点：失业威胁，导致投资失误的不确定性，过度的收入差距，周期性经济波动和危机，贪得无厌精神的刺激，等等。（注：参见彼得·诺兰等主编：《社会主义经济学再思考》，1986英文版，第77页。）最近，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等也指出：“我们已经看到，竞争市场具有显著的效率特征。但是，我们并不能说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带来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程度满足。这样的资本主义不一定导致各种资源的最公平合理的利用。为什么并非如此？因为人们没有被给与相同的购买力。一些人非常贫穷，然而过错并不在他本人；另一些人非常富有，然而并没有他们自己的功劳。因此，个人需求曲线背后所具有的货币选票的权数，就不可能是公正和平等的。”而且，“竞争市场的结果，即使有效率时，也不会是社会方面值得想望的，竞争市场本身并不必然保证符合于收入和消费公平分配的社会理想的后果。”相反，它使“赢者会夺取市场，吸引过多的参与者，导致无效的消费和投资，并且经常使文明堕落……”。（注：保罗·萨缪尔森等著：《经济学》，1998年英文第16版，第151、152、13页。）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高级副行长斯蒂格利茨也认为：“市场的职能是不完善的，常常受人们的破坏，原因是市场参与者得不到充分的信息。所以政府和其他机构必须灵活地干预，以便使市场适当运转”。（注：《参考消息》1998年7月24日，第4版。）
由此可见，我们确应密切联系我国国情，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程中，定要谨记“不审时度势，既宽严皆误”这句格言，将稳定经济的财政货币政策目标的制定和实施这一首要任务做得更好。
2、西方经济学者中货币政策的规则性的提倡者争辩说，相机抉择的政策可能遭受权力的无能和滥用，以及时间的不一致性。对货币政策的规则性的批评者则断定，相机抉择的政策对反应经济状况变化是更加灵活的。这是西方经济学者关于货币政策应按规则还是相机抉择的论辩。
由上所述，已知所谓“规则性的货币政策”无非是以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的平均每年真实经济增长率为准则而定为货币供应总量（银行以外的通货加上所有商业银行的活期与定期存款，即M[,2]）固定不变的每年增长率。例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根据美国长期统计资料计算出美国GDP平均每年约增长3%，此外美国人口和劳动力每年平均增长1-2%，因此，他主张美国货币供应量每年增加4-5%，按此规则性的货币政策实施，就可以使一般物价水平趋于稳定。规则性的货币政策的另一准则是以“自然失业率”来衡量。“自然失业率”这一概念也是弗里德曼首先提出的，其意指：让劳工市场和商品市场的自发供求力量发挥作用，从而使经济中的总需求和总供给处于均衡状态的失业率。弗里德曼断言：“自然失业率水平”不是用数字表示的常量，而是取决于与货币因素相对立的“实际因素”，就是说，“自然失业率”水平是由劳工市场的结构所决定，而与通货膨胀率无关的。因此，当失业率上升超过自然失业率时，中央银行就应按其超过的百分率来增加货币供给量，照此规则行事则有利于控制通货膨胀，稳定经济。
我们认为，无论实施以上哪种规则性的货币政策，经验已经证明，并未实现倡导者所预断的理想境界。须知，目前，西方经济学界正反省GDP这项指标的计算问题，他们认为，“GDP将好的、坏的产出都一视同仁算在经济指标中”，于是，环境污染越严重，投入治理环境的花费越高，同时因污染而使人体产生的疾病、医疗费用也随之增加；还有社会犯罪越恶化，防盗设施和治安机构的经费就越多。由于这些项目均计入GDP中，因此尽管GDP这个数字指标表示经济增长了，但它并不足以成为代表国家进步的最重要指标。（注：参见《参考消息》1999年5月14日，第4版，《从新角度看GDP》一文。）由此而定，按照根据GDP计算的经济增长率相等同的货币供给增长率来实施的这样一种有规则性的货币政策，其真实科学性和有益政策效应确是令人怀疑。至于说到“自然失业率”，这实质上不过是把西方传统经济学中所谓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失业”综合在一起，改变一下名称而已。60、70年代，西方政客和经济学家认为失业处于4%即为充分就业。90年代初，大多数经济学家把自然失业率定在5.5-6%之间。有经济学家估计，自80年代中，美国的自然失业率下调1个百分点，原因有三：(1)年纪较大的员工增多，他们较少转换工作，因此失业率也随之下降。(2)临时工介绍所增加。(3)囚犯人口上升，1980年，囚犯人口有316000人，到1998年，已增加到130万人。现在，约九成犯人是男性。这些男性在收监前，失业率奇高，把他们从劳动人口中扣除，公布的失业率自然下降。（注：见《参考消息》1999年7月17日，第4版。）可见，自然失业率并非是常数，在很大程度上是猜测的。如果以实际失业率大于自然失业率的差数作为货币供给增长率，这种按规则性货币政策的理论根据不过是建立在短期菲利浦斯曲线的存在假定前提下。然而，现今西方许多经济学者都对菲利浦斯曲线（无论短期或是长期的）的存在持怀疑态度。所以，实施上述的规则性的货币政策实际上早已无规则了！
无数事实和经验早已证明，财政货币政策的短期效应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人们理解市场的情绪、预期和信心的转变，以及理解私营部门对公共政策的感觉变化的反应的无能为力，由于经济在高新技术的推动下，波动幅度更大，再加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无常，经济学家们即使对短期预测也会经常犯错误。为此，为顺利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我们一定要适时、谨慎、正确地相机抉择来实施货币政策，并寻求切合我国现实情况的新的规则性的货币政策作为补充。
3、西方经济学者中零通货膨胀目标的提倡者强调，通货膨胀使社会经济要付出许多代价，如果有什么利益，那也是很少的。但消除通货膨胀的代价（压低了产出量和就业）却是暂时的。如果中央银行宣告降低通货膨胀的可信计划，因此直接减弱通货膨胀预期，那么甚至这种代价也可能被减少。零通货膨胀的批评者则声称，温和通货膨胀只把微小代价强加于社会，而降低通货膨胀所必然出现的经济衰退却是代价非常高的。
70、80年代，西方一些经济学家如托宾(J.Tobin)等就论证道：“零通货膨胀下失业不完全是自愿的，不是最适度的，我甚至可以说不是自然的。换言之，整个经济有通货膨胀倾向：当劳工市场提供工作数量与情愿有工作的工人数一样多的时候，就有通货膨胀，或许有加速度的通货膨胀”。这是因为“失业是失衡现象，货币工资并未迅速调整，足以出清每天劳工市场。……不论什么时候，市场在过度的需求或供给中广泛地变化，整个看来，经济显示既有空位又有失业。”而“空位和失业的全面平衡决定于总需求，从而原则上受到全部财政货币政策所支配。”虽然“总需求可以是稳定的，但是在它的稳定之下，涨潮从来没有终止；新产品，新制造法，新的嗜好与风气，土地与自然资源的新开发，快要废弃的产业以及正衰落的区域”。所以，“由于不断的产业部门流动，零过度需求就带来通货膨胀，零通货膨胀就带来纯粹的过度供给，失业便多于空位”。（注：《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一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72-278页。）。
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N.Kaldor)认为：“货币需求，从一开始就是商品需求的一种反映，而不是商品需求的根源。因此，流通中的货币供应的增加是反映已增加的需求，而不是自发的事情”。他强调指出：“在信用货币经济中，货币与收入或者货币与价格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与货币数量论所假定的关联完全相反的；货币主义者关于相对于需求的过度货币供应将是迫使价格上涨的原因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注：见胡代光主编：《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第218-219页。）
当今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参考以上一些经济学者的论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经济运行进程中的货币化和信贷化的程度与广度必须不断提高和扩大，我们应遵循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如果流通速度已定，流通手段就只是决定于商品的价格。因此，价格的高或低，不是因为有较多或较少的货币在流通，相反，有较多或较少的货币在流通，倒是因为价格高或低。这是最重要的经济规律之一。”（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9页。）所以，既然我们的货币政策目标要保持物价稳定，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那就要实施适度货币供给政策，尽量避免零通货膨胀所付出的代价。当然，我们也还须吸取世界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高通货膨胀，一旦持续若干年，就难以降低，以致需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方面付出沉重代价。因此我们切忌在这条道路上启程。
4、西方经济学者中平衡政府预算的提倡者辩论道，预算赤字把不合理的负担强加于未来几代人（通过提高他们的税收和降低他们的收入）。平衡政府预算的批评者则争辩说，赤字只是财政政策的一小部分。专心关注预算赤字可能掩盖许多情况，其中包括各种支出计划方案在内的政策所影响的不同世代。
为弥补预算赤字，有关国家的政府一般都采取发行公债（或称国债）的办法。据此，西方经济学者便提出了所谓“公债哲学”，其主要论点是：(1)公债是一国人们自己欠自己的债，债权债务互相抵消，只是一种想像负担，不是真实负担，因为像从某些人皮包里把钱借出放到另一些人皮包里，就整个国家说来却既未富也未穷。(2)只要公债的增加速度不超过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那就没有什么担忧。由于偿清公债，国家却既未富又未穷；况且，公债决不会偿清，政府总是以新债换旧债。(3)后代子孙得益于生产增加和生活改善，他们就应负担还债，而且子孙不会增加负担，因为公债从未偿清过，所以子孙后代也不必偿清我们所欠的公债。以上的“公债哲学观”是否能完全成立，似乎还需对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西方许多经济学者强调指出：一般说来，政府预算赤字直接影响总需求水平及其构成，而较间接地通过影响国民储蓄和投资量也影响长期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他们认为：当经济发展迅速的时候，赤字便可能加快通货膨胀而不是促进产出量；而当经济比较呆滞的时候，赤字便可能增加产出量而不是加快通货膨胀。因此，他们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结论：“在通货膨胀的风险比较低的时候，赤字是国家经济政策的一项有用的工具；在通货膨胀的风险比较大的时候，赤字便是一个很危险的工具。”他们进而断言：“在正常年景中，我们赞成有‘赤字’，我们说的赤字指的是一个资本预算中能促进经济增长的各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3%。”（注：罗伯特·海尔布朗讷等著：《国债和赤字》，中文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48、81页。）
由上所述可见，政府是否应平衡预算，其关键在于如何对待赤字及其规模。关于赤字规模的衡量，世界各国通常使用赤字比率（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赤字依存度（财政赤字占财政支出的比例），国债负担率（国债余额占GDP的比率）和国债依存度（当年国债发行额占当年财政支出的比率）这些指标。就赤字比率而言，1991-1995年，发达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和英国）平均为3.8%；发展中国家（包括印度、巴西、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平均为6%；我国的赤字比率为2%，故比较适度。就赤字依存度而论，1990-1995年，发达工业化国家平均为11%；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3%；我国的赤字依存度接近23%，可见比率是偏高的，西方一些国家常以赤字依存度不超过15%为准则来判断财政状况的好坏。以国债负担率看，1991-1995年，发达工业化国家平均为30%；发展中国家平均为34%；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到1998年底，国债的累积额约为10846亿元，占同年GDP（79553亿元）的13.6%，可见我国的国债规模还不算大。从国债依存度看来，1991-1995年，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平均为10%；发展中国家平均为25%；我国的国债依存度为53%，1998年已提高为74.39%。总之，我国赤字比率不高、赤字依存度偏大以及我国的国债累积规模不大和国债发行规模偏大是同时并存的。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密切关注当前我国国债规模变化潜伏着的一定风险，应当适时作出正确的政策选择，改善财政状态。（注：参见《经济活页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年第10期，高培勇、赵志耘分别撰写的论文。）
1998年7、8月以来，我国已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今年还强调要进一步加大这种政策的力度。这是针对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有效拉动经济发展而采取的政策措施。正如朱镕基总理1999年3月5日在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特定政策。从中长期来说，仍然要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的原则，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严格控制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所以，我们对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正确理解，切勿误解、误导、误用了！
5、西方提倡储蓄税收鼓励的经济学者指出，我们的社会有许多方法阻碍储蓄，例如从重征收资本所得税，对那些积累有财富的人们减低津贴。他们赞同通过由所得税转换到消费税而改革税法以鼓励储蓄。反对者则认为，许多提出刺激储蓄的建议将主要有利于那些无需减税的富裕者。他们还论证道，这样的改革对私人储蓄只会有微小效应。通过消除政府预算赤字来提高公共储蓄将会提供更为直接的和公平的方法来增加全国性的储蓄。
就当前我国财政状况而言，其财务分散化，收费非规范化，费大于税，偷税漏税，乃至骗税多退出口税等均是严重的，据统计部门披露，我国每年被截留、漏失的税款至少达1000亿元，至今未见根本好转。所以，为增强财政宏观调控能力，我们必须下决心加强税收征管，严格国家预算管理。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中，都是把国家财政预算作为“计划文件”来实施的。这点很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的。现在，我们为促进消费、增加投资、扩大内需，正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与发达工业化国家情况不同。但工业化国家经济学界出现是否应改革税法以鼓励储蓄的论辩，我们也应积极了解、研究，并探索如何借鉴，从长远考虑，这将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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