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增长论文,技术进步论文,制度创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同志科技思想的精髓，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兴国战略已成全党共识和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际行动和强大动力。如何看待技术进步与制度创新的相互关系及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好地理解和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和科教兴国的战略无疑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此作初步探讨。
一
什么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先后形成了四大观点：资本积累决定论、科技进步决定论、人力资本决定论、特殊知识积累和专业化学习的人才资本决定论。每一后起的观点都是对前一观点的进一步补充和深化，反映了经济增长理论内在发展逻辑由宏观向微观更加精细化和具体化的客观趋向。资本决定论是自明之理，但资本积累本身有赖于经济的增长，而且资本的边际收益呈递减趋势，因此，仅有资本积累保证不了经济的长期增长。科技进步决定论通过分析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水平效应”（即在不增加要素投入的情况下，科技进步可以通过改变生产函数来提高增长曲线的位置，从而实现长期经济增长），指出了科技进步具有巨大的收益递增特点，因而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甚或唯一源泉。但科技进步决定论主要强调了生产过程中“物”的因素而忽视了“人”的因素。因此，作为补充，人力资本决定论强调人力资本的收益递增特点，能克服资本和劳动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的弱点，进而确保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以，主要通过教育而获得的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而特殊知识积累和专业化学习的人力资本决定论则指出，与生产分工有关的特殊知识积累和在生产过程中经过专业化学习所提高的人力资本，不仅本身有收益递增特点，而且能使资本和其它生产要素都发生收益递增，因而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内在动力。这实际上是将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进一步微观化和具体化，从而在更深的层次上论证而不是否定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至此，我们可以对经济增长作如下概述：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本条件，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是关键因素，而特殊知识积累和专业化学习的人力资本则提供了经济系统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但它最终也是通过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质量提高而发生作用的，因此，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长期增长的最直接的动力。
然而，近年来兴起的新经济史理论（其代表人物认为也是“一个有用的经济增长理论”〔1〕）认为，技术、教育、 资本等因素本身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只有有效的制度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因为特定的制度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框架，规定了人们的选择集合，构成了人们的行为制约，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机会，从而影响经济绩效。有效的制度安排通过恰当的激励机制，激发了人的潜能，促进资源的最佳配置和使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二
是技术进步决定着制度变迁，还是制度变迁决定着技术进步？表面上看，制度与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属于同一层次，制度一般属于组织的范畴，而技术则只在生产阶段起作用，因而前者先于后者，是更根本的东西。制度创新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技术创新更有效率，使技术得到更充分有效的利用。因此，没有一定的制度激励和保证，技术的作用就无从发挥。然而，要真正理清制度与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必须对中外经济史作广泛深入的实证分析，本文对此作一初步分析。
1.制度对技术的制约
制度对技术的制约是不言而喻的。 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成果表明， 17世纪职业科学家和专门科学研究机构在西方的最早出现，即科学的体制化，是现代科学在西方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而且，各国在科技体制方面的差异实际上导致了世界科学中心在西方各国之间的转移。如今，所谓“国家创新体制”在西方各国的兴起，以及席卷全球的科技体制改革和科技政策调整浪潮都显示了制度对科技发展的重大制约。
专利制度的建立对技术进步的巨大作用也是人们常引用的一个典型事实。如果没有有效的产权制度，就不可能有工业对技术的广泛应用和技术的巨大进步。诺斯甚至走得更远，他指出：“直到现代，不能在创新方面建立一个系统的产权仍是技术变化迟缓的主要根源。”〔2〕
现代企业制度的发展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是又一个典型事实。钱德勒认为，美国企业职业经理的出现及其所领导的企业管理革命在推动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完善的同时，也促成了现代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化，而这反过来又增强了现代技术进步对企业组织的依赖性。
总之，虽然“知识和技术存量规定了人们活动的上限，但它们本身并不能决定在这些限度内人类如何取得成功。政治和经济组织的结构决定着一个经济的实绩及知识和技术存量的增长速率。”〔3〕其实， 作为一个合理推论，技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内生性质本身实际上已包含了类似意义，只是人们似乎没有作出这种推论。
2.技术对制度的促进
在新制度理论中，引起制度变迁的原因主要有技术进步、市场规模和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市场是制度与技术的混合物，市场规模的大小既取决于特定的制度安排，也取决于技术的变化，如新技术对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新技术产品引起的新的市场需求等。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由外生因素引起，如人口变化、战争等，也可能是经济内在因素的改变所致，如新技术的生产改变了对要素的相对需求等。因此，技术变化是制度变迁的一个主要来源。
企业组织变革本身也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决定企业组织变革及其边界的因素有四个：资产专用性、技术、市场和交通、通讯条件。但资产专用性不具有独立意义，因其是后三者联合决定的〔4〕。 技术乃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钱德勒指出，美国现代工商企业的兴起基本上没有受公共政策、资本市场或企业家能力的影响，而是对由新技术的应用引起的生产和分配中的根本变革在组织上的反应〔5〕。 库姆斯等人也认为，技术变化是企业变革和跨国企业形成的原因〔6〕。
现代信息技术进步对包括生产方式、交易方式、决策方式、管理方式、传播方式等在内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广泛影响代表了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作用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3.制度与技术的“溶合”
说两者“溶合”似有不妥，但它表达的是这样一种意义：在较深的层次上，制度安排与技术安排等价。比如，在技术作为制度方面，技术系统本身构成了一种社会建制；对一个企业来说，其所处的技术结构、技术水平等技术环境无异于一种新的制度，约束着它未来的技术行为；技术范式也可视为一种制度规则等。在制度作为技术方面，有效的制度安排通过对人的激励，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决策水平的提高，以及管理、组织的完善等，可以归入广义技术进步的范围。诺斯对此指出：“用于解释技术变迁的理论也可以用于分析安排的变迁。一项安排毕竟仅仅是使得资源以某一特定的方式进行组织的一系列安排中的一种，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们不过是技术流程的另一种形式（尽管或许是一种更为一般的形式）。大多数人都同意，装配线的引进（这一创新应归于亨利·福特或他手下的生产经理索雷生）就是技术变迁的一个例子，但它只涉及现有劳力与机器的再安排。如果说装配线是技术变迁的一个例子，那末，涉及现有职能的制度再安排的一套法人控制办法的发展，如果不是与一个技术变迁完全相同的话，也与之非常类似。”〔7〕因此，我们很难确切地说，诸如泰勒制、福特制、卡特尔之类究竟是一种制度安排，还是一种技术安排。这恐怕也是诺斯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了“制度技术”一词的原因。
两者所以能“溶合”，在于其深层次上的统一性。简单地说技术有三个层次：工具或机器、规则或方法、文化或观念。制度也可分三个层次：界定产权的国家（它是暴力统治的工具）和作为制度代理实体的组织（它是追求使制度提供的效用可能性最大化的工具）；正规规约；非正规规约（如价值观、意识形态、习惯等）。这样一剖析，两者的相似，乃至相通相溶就容易理解了。
三
要想真正弄清是技术决定制度，还是制度决定技术，这本质上是个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它在理论上是不能解决的，在实践上要求追寻历史的起点，而这也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找到了历史的起点，还是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技术与制度之间不仅有很多共同点，而且有很强的相互依赖性。首先，“技术变迁与制度变迁是社会与经济演进的基本核心，两者都呈现出路线依赖性的特征”〔8〕，而且， 在经济增长分析的演变中，两者都经历了从外生性到内生性的曲折。其次，制度和技术都是稀缺性资源，两者的创新都需要费用，都面临搭便车问题。再次，“导致技术变迁的新知识的产生是制度发展过程的结果，技术变迁反过来又代表了一个对制度变迁需求的有力来源。”〔9〕此外， 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往往有着共同的诱因，如“土地（或自然资源）价格相对于劳动力价格的提高诱致了用于减少对由土地的无弹性供给所导致的有制约的生产技术变迁，同时也导致能更准确地定义与配置土地的产梳的制度变迁。劳动力相对于土地（自然资源）的价格的提高，导致了能使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变迁，同时也导致了能增进代理人的生产能力并增进工人对他自己的就业条件进行控制的制度变迁”〔10〕， 等等。
制度与技术的这些性质决定了它们都不能完全独立地解释经济增长。诺斯是主张制度决定论的，然而他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者归结为技术变化，正如他批评资本决定论和技术决定论一样，这将陷入循环解释的困境；或者更主要地归结为一些不确定的外生定量，这也会使人想起内生经济增长理论者对技术进步外生性的批评〔11〕。马克思是倾向于技术（生产力）决定论的，他把技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简单地归结为人的本能的和不断增长的需要及其与自然界的矛盾运动，但这种矛盾是如何运动的，显然需要制度的安排。不同的社会制度安排能满足人的需要的不同程度无疑也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更大的分析框架，它至少包括技术与制度两方面。例如，我们曾提到专利制度的建立对技术进步的巨大推动。但为何要建立专利制度，在于技术变迁所释放的新的收入流所产生的需求；而技术变迁何以能释放新的收入流，又是基于现有制度安排的激励。一些发展中国家专利制度发展缓慢和企业缺少技术进步动力的状况就说明了这点。一个更大的分析框架不需要追寻历史的起点，但它需要给定或假定一个起点，即初始均衡（其含义类似于诺斯的制度均衡〔12〕）。初始均衡的性质，即是制度均衡，还是技术均衡，往往就决定了它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变迁的方向。如果处于技术均衡，即现存技术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任何个人或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那么，就需要新制度安排的激励。相对应地，如果处于制度均衡，即现存制度安排的任何改变都不能给经济中任何人或团体带来额外的收入，那么，就产生了对技术变迁的需求。
各国或各部门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长期差异，即所谓“增长率之谜”，是增长理论中的重要难题。用资本、技术和劳动力的差异都难以解释它〔13〕。用制度的差异也许可以解释一部分，即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增长率的差异；但仅用制度解释不了其它更多的方面，如制度几乎相同的国家之间增长率的差异，特别是同一国家内不同部门之间增长率的不同，以及不同的制度或技术导致的相同的增长等。而用上面给出的更大的框架就可以解释这些：制度和技术的差异和特性（比如，对技术而言，不仅有水平高低，也有范式之别），及两者相互匹配的状况是产生增长率差异的根本原因。比如，所谓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增长之所以不同，就在于技术特点不同而产生的技术机会不同，而不是组织制度不同。因为原则上，一个有效的组织制度应适用于任何产业部门，即使不能适用的话，那也是由于技术特点的限制。钱德勒在分析为什么有些产品适合大量生产和大量分配，而有些却不能时，就指出了这点〔14〕。 C·弗里曼等在分析经济增长的波动时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即：技术与制度的匹配状况决定了经济的繁荣和萧条〔15〕。
本文的结论：技术和制度的进步及其相互作用是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根本保证，两者不可偏废。它提醒我们，在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同时，要高度重视制度创新的作用。
注释：
〔1〕〔7〕〔9〕〔10〕〔12〕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68、306－307、327、338、297页。
〔2〕〔3〕D·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85、17页。
〔4〕张春霖：《企业组织与市场体制》，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 第118－124页。
〔5〕〔14〕A·钱德勒：《看得见的手》，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第440、427页。
〔6〕R·库姆斯等：《经济学与技术进步》，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7、144页。
〔8〕D·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138页。
〔11〕张宇燕在对同一论题的分析中，实际上也指出了这两点。 见张宇 燕《经济发展与制度选择》，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第192 －196页。
〔13〕杨宏儒：《工业组织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1页。
〔15〕G·多西等；《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第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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