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难起步，万险征途——试论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主义革命发生论的双要题（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马克思论文,征途论文,试论论文,发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打从社会主义从空想的梦寻转化为科学的理论之时，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建者——马克思、恩格斯就日益深入地运用最彻底、最完善、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当时在西欧北美日臻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去考察资本主义或早或迟总要发生的崩溃，和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用列宁的话说：“马克思没有丝毫的空想主义，就是说，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下引该书同此版），第31卷，第45 页）列宁着重指出马克思考察、研究对人类解放具有特殊重要性的这一历史过程的科学态度。他说：“这里所根据的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像一个自然科学家已经知道某一新的生物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才提出该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同上书，第81页）科学就是力量，马克思主义对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客观规律的科学论证，不断深入人心，为觉悟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和各国的有识之士所掌握。但是，从总体上认识、把握这一客观规律之后，还得合乎规律地具体判明从何起步，抓准突破点，即在什么地方去凿开资本主义的坚冰，打通通向作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的航道，这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理论探讨与实践尝试。
这一类的探讨与尝试，在马克思、恩格斯亲自指导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的日子里，已经陆续展开，结合资本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里整体发展水平及其自身的矛盾运动的具体状况，结合欧洲各资本主义文明国家的国情，两位导师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哪一个国度，以何种方式、何等规模率先起步作过深思与预测。同时，他们关于率先起步的革命如何以其感染力、吸引力自然而然地（决非强加于人、强行输出地）成为邻近的资本主义文明国家（特别是其中文明程度最高的首富之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使革命拓展、深化，开辟走向同时胜利的征途提出自己的设想。必须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的起步问题与革命走向同时胜利、或相继胜利的征途问题，是既相区别又相关联的两个层次的问题。可是，长期以来，在国内外的许多相关的论著中，两者往往混同为一。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受斯大林的一个颇为流行的理论概括的影响。斯大林写于1926年的《论我们党内的社会民主主义倾向》、写于1950年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都曾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的特点，概括为所有的或大多数的资本主义文明国家里无产阶级同时发动进行共同攻击以期达到同时胜利。很清楚，同时发动，同时胜利，是这一理论概括并列的两个关键词。为了更准确地理解原意，理论结合实际地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那些脍炙人口的论断大有必要（对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论的研究工作者来说，尤为如此），以取得温故而知新之实效。
先温习作为马克思主义形成期奠基作品之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它的第一卷第一章有这样两段常被引用的话：一是“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下引该书同此版），第1卷，第86页）另一是“……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同上书，第115～116页）第一段话，综论社会主义革命（当时通常称为共产主义革命）的世界性的本色。注重揭示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国际交往的日趋广泛、密切，正为革命的同时发生、同时胜利提供现实的可能性。力求证明：“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同上书，87页）第二段话，在开始探讨历史冲突的根源与主要矛盾的发展、激化时，是由共性到个性，说明由于国际交往的广泛、密切及其伴生的经济竞争激化的结果，使工业发达程度有所差异的国家，仍有可能产生同样导致国内冲突的类似的矛盾。把这第二段话与第一段话互相参照，细加揣摩，还不足以说明那时马克思、恩格斯已试图从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两个层次谈论社会主义革命的发生问题；革命将从何起步，克敌制胜的征途又在何方，仍是若明若暗。何况作者的笔锋一转，由个性到共性，明确提示：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一旦产生与工业较发达的国家相类似的矛盾、酿成相类似的国内冲突，就有条件、有资格与资本主义文明国家中的佼佼者去同时发动革命，同时取得革命胜利。可以断言：当时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动、胜利的理论，是以内在联系的两个“同时”（即同时发动、同时胜利）为主旋律。重提主旋律时莫忘副旋律。上引的两段话中包含着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样一个思想闪光：一个资本主义文明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的高低，与其社会矛盾激化程度的强弱、与阶级冲突和革命爆发的早晚，并不一定有直接的机械的关联。值得注意的是，两位导师在五十年代后的论著中一再重提或发挥这个闪光的思想。
事隔两年多，《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阐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取胜之道，又在另一部名作中得到强化。1847年脱稿的著名的《共产主义原理》，有一个著名的设想。恩格斯在回答共产主义革命能否单独在一个国家内发生的问题时，明确地说：不能。理由是：大工业建立了世界市场，把全球各国人民、尤其是各文明国家的人民彼此紧紧相联，以致每一国家的人民都受到另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大工业使所有文明的社会发展大致相同，以致在所有这些国家，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它们之间的斗争成了当前的主要斗争。基于此，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革命将不是仅仅一个国家的革命，而是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的革命，在这些国家的每一个国家中，共产主义革命发展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较发达的工业，较多的财富和比较大量的生产力。因此，在德国实现共产主义革命最慢最困难，在英国最快最容易。共产主义革命也会大大影响世界上其他国家，会完全改变并大大加速它们原来的发展进程。它是世界性的革命，所以将有世界性的活动场所。”（同上书，241页）
考虑到准确阐述导师思路逐步拓展深化的需要，故夹叙夹议如下三点：一、在《共产主义原理》之后，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重提见诸《原理》的这一著名设想。《共产党宣言》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纲领性文献，是在《共产主义原理》脱稿之后两个月左右写成的，尽管距离如此之近，作者并没有简单复述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动、同时胜利的论断，而是作了这样的表述：“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同上书，291页）二、 涉及革命同时发动的方式，相比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有着一个细微的然而不应忽略的差别，后一著作不像前一著作那样预计革命将成为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动、同时胜利的壮举，倒是估计到同时发动、同时胜利的运作不一定是“一下子”而可能是连续的几下子；并断言，就实现革命而论，英国将是最快最容易，德国将是最慢最困难。既有快慢易难之分，肯定会拉开一定的距离，因此，这同时发动与同时胜利，其同时二字就难以从严格意义上加以理解了。三、同属资本主义文明国度，实现革命的快慢易难有所不同，关键在于工业发达程度、财富积累程度、生产力发展程度有所不同，《共产主义原理》如是说，又与我们前面引用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二段话出现了又一个细微的同样不应忽略的差别，至少不如前一个见解那么辩证，这在两位导师四十年代的著作中仅是一种偶见的现象（顺便说一句，马克思主义形成阶段，在理论整体推进的主流中，偶而出现这个那个论点或踏步、或略退一步半步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
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两个相关层次的问题，我们在重温马克思、恩格斯写于五、六十年代的名著时，将得到新的启发。正当人类刚刚跨过五十年代的门槛时，我们的两位导师就敏锐地预见到美国正在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头号的经济强国。他们认为，欧洲要避免处于对美国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和发展工业优势。在当时的欧洲列强中，最担心沦为美国附庸的莫过于英国；最有能力联合欧洲资本主义文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出新生产力以保证和发展工业上的优势的，也正是英国（当然应是社会主义的英国为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利益而致力于新生产力的创造与工业优势的发展）。但是综观英国的国情、民情，特别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矛盾的激化程度与两个阶级的力量对比，它究竟能不能起革命的带头作用？乍一看来似乎能，深入地看只得承认不能。马克思在五十年代初问世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说得透彻：“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还是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总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缔造者。资产阶级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因此，如果危机首先在大陆上造成革命，那么革命的原因仍然始终出在英国。在资产阶级机体中，四肢自然要比心脏更早地发生震荡，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要大些。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显示出，这种革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真正危及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资产阶级的政治设施。”（同上书，第470页）读者一定记得，《共产主义原理》 在论及与同时发动社会主义革命一事成败攸关的四个文明国家时，美国名列第二，英国位居榜首。然而世事多变，不得不重新掂量这类希望。
很明显，欧洲1848年革命后工人运动一度转入低潮的“难忘的十年”里，当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革命的起步、拓展、深化进行再思考时，不能不面对伴随变动的新实际而出现的系列的新难题，并为解决新难题而呕心沥血，这在他们的论著、信函中时有透露。就在上引的著作中关于法国（当时被一大部分共产党人认为有可能成为革命“突破口”的法国），有这样一段至今读来仍发人深思的话：“在法国，小资产者做着通常应该由工业资产者去做的事情；工人完成着通常应该由小资产者完成的任务；那么工人的任务又由谁去解决呢？没有人。它在法国解决不了，它在法国只是被宣布出来。它无论在本国范围内的什么地方都不能解决；法国社会内部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的任务才开始解决。革命在这里并没有终结，而是获得有组织的开端，它不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很像那些由摩西带领着通过沙漠的犹太人，他们不仅仅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位给那些善于对付新世界的人们。”（同上书，第450页）
事情确实复杂微妙得令人伤神、费解：人们期待法国无产阶级迈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步，起个发动的作用，而它却无动于衷，安然扮演着理应由小资产阶级扮演的角色；比起法国无产阶级来说，貌似较为“成熟”、“强大”的英国无产阶级，虽说没有充当小资产阶级的替身，但它从大不列颠“世界工厂”的垄断地位沾光的那一部分——正日益资产阶级化的部分，却蜕化成为工人贵族，成为阻碍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消极因素。这样，革命能否首战告捷、能否全面展开、能否完满结束，还是一连串待破的怪迷，一系列有待于革命实践解答的难题；在特定的历史时期里，勇于“夺取一个新世界的人”，是否命定地要让位那些善于对付新世界的人，还是当时社会发展中的哥德巴赫猜想。时至1858年10月8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再度谈到这一大难题。 他写道：“对我们来说，困难的问题是：大陆上革命已经迫在眉睫，并将立即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但是，由于在极为广阔的领域内资产阶级社会还在走上坡路，革命在这小小角落里不会必然被镇压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下引该书同此版），第29卷，第348页）
大量事实证明，马克思这封重要信件的科学预见性，以及他在信中表露的沉重担心并非无缘无故的忧天。五十年代末和整个六十年代，欧洲工人运动从一度沉寂走向新的觉醒，国际工人协会诞生并迅猛发展，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文明各国成为无产阶级谋求自我解放的主导思想。战斗的无产阶级的觉悟普遍有所提高，而提高最快的是法国无产阶级。它已经不再扮演理应由小资产阶级扮演的角色，而开始承担自己应承担的历史使命。各国社会主义者一再呼唤法国开始，它在1871年3 月18日举行震撼世界的起义，义无反顾地开始了，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起步与创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当时通常的说法是“法国人开始，德国人继续，英国人完成。”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法国人明白无误地开始了。可是德国人没有“继续”，虽然德国无产阶级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声援巴黎公社，但未能迈出作为继续最关键的步骤——夺取政权，而俾斯麦的军队公然参与镇压巴黎公社；虽然英国无产阶级也关注着巴黎城内两个阶级的搏斗，可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工人贵族并不仅仅是隔着海峡观火，还搞了一些反对巴黎公社的小动作，英国人远未负起“完成”的职责。孤军作战，寡不敌众，起义被绞杀，公社被淹没在血泊之中。马克思说：“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巴黎公社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在一切主要中心，如柏林、马德里以及其他地方，没有同时爆发同巴黎无产阶级斗争的高水平相适应的伟大的革命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80 页）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年度代表大会（即海牙代表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在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讲的这一段语重心长的话，着重阐述国际的基本原则——团结的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进而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指出欧洲一些主要文明国家的无产阶级未能适时地以具有决定意义的行动响应巴黎公社的义举，功败垂成。马克思从这个特定的角度这样说，似乎会给人以再度强调革命务求同时发动、同时胜利的论点。其实不然，因为马克思聚焦之点，已不是再论证两个“同时”的必要性、必然性，而是实现两个“同时”的前提，而且摆到前列的前提条件已不是相近的工业发展水平，或相近的矛盾激化程度，而是相近的工人运动的组织、觉悟水平。既然法国的工人运动达到的高度明显地超过其他资本主义文明国家，那么它的率先起步尽管没能引发德、美、英等国无产阶级的同时发动或相继发动；尽管没能保住初战告捷的成果，以构建促进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进一步革命化的基地，为日后夺取同时胜利作更充分的准备；尽管马克思、恩格斯考虑到七十年代初法国无产阶级面对着复杂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交叉而驾驭的本领有待提高，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相比较又不占有明显的优势，因而事先并不赞成这一率先起步，但是，我们两位导师以洞察事变的全程、历史的全貌而著称，不以一时成败论英雄，而给予巴黎公社以崇高的评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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